不久前，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开学典礼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王琦书院开展岐黄学者培养，进一步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当代中医药人才应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和素质？如何让中医药走进寻常百姓家，更好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怎样理解、如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琦。
王琦表示，中医药振兴发展离不开战略思维，中医岐黄学者聚焦包括战略思维能力在内的四种能力培养。他呼吁全社会共建共享，大力推动中医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切实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战略思维”的两个层次
《经济参考报》记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明确的岐黄学者培养方案，聚焦进一步提升岐黄学者四个能力，即中医经典研究能力、临床研究能力、多学科交叉创新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如何培养这四种能力？
王琦：大家知道，国家培养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的“进阶路”，包括全国优才（全国中医药优秀人才）、岐黄学者、全国名中医、国医大师。如果说，从中医药临床一线骨干优选出来的全国优才，是中医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那么，岐黄学者则在中医药高层次人才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岐黄学者的培养有独有的特点。对应于进一步提升四个能力，岐黄学者的培养分为四个模块。
一是研读经典。学中医的人都要研读经典，但岐黄学者研读经典还承担着为当代科学和医学前沿寻找源头的使命。比如说《黄帝内经》有五运六气、天干地支这方面的重要内容。岐黄学者研读《黄帝内经》，不是再去学什么是五运六气、天干地支这些基础知识，而是要研究这个时间医学和生命、疾病的发生有什么关联。就是要把对经典的研读，融会到当代科学、当代医学的前沿上来。
二是寻求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路径。对某一类疾病怎么辨证治疗，并不是岐黄学者培养的主要目的。对某一类疾病的治疗，总体上遇到了哪些难题没有解决，如何以新思路解决当前的临床困惑，才是岐黄学者使命所在。如慢性萎缩性胃炎病人，相当一部分有癌变的可能，是当前临床治疗的难点。因此，深入了解、把握疾病变化的全过程，从而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案，从总体上减少乃至阻断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癌变可能，就成为岐黄学者区别于临床医生的重要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讲，培养岐黄学者，就是要把医生培养成中医临床家。有了这样一大批中医临床家，中医药对疑难病症的解决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度就会进一步大大提升。
三是走出中医药自身的文化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释中医药。就是要提升中医药的解释能力，不仅要用中医药自身的话语体系，如调理脾胃、活血化瘀等，还要用当代科学的话语体系，把中医药的疗效说明白、讲清楚。比如，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特价值，为世界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但要和外国人讲寒湿疫、湿毒疫，讲扶正、祛邪，他们听不懂，更不明白中医药怎么就能控制发烧，把重症变轻症，把新冠患者治愈。那就要同他们讲炎症风暴控制、病毒载量控制，讲对病灶影响，讲对病理损伤的修复，这就是中医药的解释力。
就像我做中医体质研究一样，会用基因组学、肠道菌群等检测技术，用流行病学调查等很多方法来阐述，这样很多人就容易明白、接受并运用其中的道理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用现代科学、多学科知识对中医药进行解读，并不是用科学把中医药“西化”了，中医药的内核仍在。这不是“中医西化”，而是“我主人随”。
四是培养战略思维。这一点，对于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对于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经济参考报》记者：怎么理解这种战略思维能力？
王琦：具备良好的战略思维能力，就会对解决长期困惑的问题另辟蹊径。举个例子，有一堆垃圾箱飞出很多蚊子，如果我们只研究如何驱赶和消灭蚊子，那蚊子没有了还会来苍蝇；我们又开始研究如何驱赶消灭苍蝇，苍蝇好不容易赶跑了，还可能会来蟑螂、老鼠……这样下去，还有个完么？
对于医生而言，各种疾病就好比蚊子、苍蝇、老鼠等等。如果医生具备了良好的战略思维能力，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处理好垃圾箱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解决好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问题。否则，反反复复地消炎、抗病毒、杀肿瘤细胞……究竟效果怎样？
以抗过敏为例。对于过敏的患者，一种治疗方法是测试过敏源、找到过敏源、隔绝过敏源。可常见的过敏源至少数十种，所有过敏源更可能数以万计。一个个找，一种种排除，不仅成本高昂，更可能无效，因为除少部分吃的喝的过敏源，大部分过敏源是无法彻底隔绝的。如花粉过敏源，患者能不呼吸么？但中医通过扶正祛邪、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方法，就能应对多种过敏源，使过敏症状得到有效控制。
《经济参考报》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培养战略思维能力，与中医药整体观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
王琦：的确如此。同时，我们讲中医药发展需要战略思维能力，还有第二层含义，即要从宏观上、顶层架构与政策设计上推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换言之，中医药振兴发展，除了需要一大批具有战略思维能力的中医医生，还需要中医战略家。
我们希望，从岐黄学者中能走出这样的中医战略家。当然，从人数上讲，具有战略思维能力的中医师是占到大部分的。中医战略家，从人数上讲是少部分，但不可或缺。
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战略思维
《经济参考报》记者：2019年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提出，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您如何理解“事业”和“产业”这一对概念？应如何推动二者高质量融合发展？
王琦：事业是一个大概念，广义的概念，涵盖了产业这个概念。但如果把事业和产业放在一起，那么就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一对概念。
简言之，中医药事业，应该是那些不以市场机制为主要驱动机制的，不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导向的范畴。比如说大医精诚、悬壶济世，比如说人才培养、基础科研，比如说以治病救人为首要目标的基本医疗等。中医药产业，则应该是以市场机制、经济利益导向为主的范畴，有供给能力、服务能力、产业链，强调市场份额、营收利润，比如药食同源、中医美容减肥等。
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医药事业和产业二者结构、功能是有区别的，但二者不是泾渭分明、互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
《经济参考报》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医药振兴发展，离不开市场、离不开产业，有经济基础才能够持续发展。反过来，如果说搞中医药只是为了挣钱，那方向就会走歪甚至走反了。中医药产业必须要有事业引领，只有这样产业才能行稳致远。
王琦：你说的很对。同样，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战略思维，离不开顶层设计。
让中医药走进寻常百姓家
《经济参考报》记者：您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已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教育部批准高校自主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中医体质辨识法已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这是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此外，您还牵头编制了评价中医体质类型的测试工具中医体质量表，帮普通人读懂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我健康管理。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中医体质学么？
王琦：体质指人体生命过程中，人类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人体个性特征。其表现为结构、功能、代谢以及对外界刺激反应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性，对某些病因和疾病的易感性，以及疾病转变转归中的某种倾向性。
遗传因素的多样性和后天因素的复杂性，形成个体体质的差异性。另外，同样社会背景、同一地区、同样饮食习惯和日常生活方式的人群表现出体质的群体趋同。
由于个体差异和群体趋同，我们进行了大量流行病调查和组学科学研究，将国人体质分为九类，即平和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气郁体质、特禀体质，并将这些体质可能对应的疾病进行分类。
很多人知道自己的体质后，就能知道自己容易得哪些疾病。然后，根据这些病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自我调节和健康管理。
《经济参考报》记者：能举个例子么？
王琦：比如说，脸上油呼呼的、肚子大大的、晚上睡觉打呼噜的人，属于典型的痰湿体质。这一体质的人群，容易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高，女性还容易得多囊卵巢病。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个体角度而言，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这一套体系，并指导自己的日常饮食起居，肯定对自己的健康大有帮助。从国家角度来说，不仅有助于健康中国建设，而且有助于国家整体发展和进步。可以这样理解吗？
王琦：多年来，我们运用现代医学双盲对照实验等手段，对中医体质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比如，经过中医体质学的干预，高血压、高血糖等人群健康水平均有明显改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为40万社区居民进行中医体质辨识，提供个体化健康调养方案，门诊均次费用降低7元。
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从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我经常在各种场合呼吁，我们不仅要重视医院发展，比如对各种医疗仪器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更要重视推广包括中医体质学在内的各种中医药宝贵财富。对后者投入产生的效益，丝毫不亚于甚至优于前者。
我们对中医体质学走进千家万户的前景充满信心。2009年4月《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入选中华中医药学会行业标准，此后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体质辨识法被全国二级以上中医院的235家“治未病”协作组、1000多所高校及医院采用。体质辨识和调理被纳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在老年人群中已应用3.13亿人次。目前，我们还在研究利用移动互联、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利用动漫等互联网传播形式，让中医药、中医体质学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让更多人掌握这种“自主自助式”健康管理体系。
其实，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中医药走进千家万户，全社会共建共享，本身就是通过战略思维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