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以来，见义勇为就被视为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彰显而广受赞颂。历朝历代对于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从道德层面积极倡导，而且在司法实践方面也予以保护和鼓励。古代对于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和褒奖、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严惩以及对见义勇为过程中过激行为的防范，反映了传统中国明刑弼教、以礼入法的治理特点，对惩恶扬善、弘扬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见义勇为 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论语·为政》称：“见义不为，无勇也。”朱熹《论语集注》中也称：“仁者心无私累，见义必为。”即仁者不为私心所累，见到合乎正义的事情，一定会勇于实行，见到合乎正义的事而不做，就是没有勇气。在为国以礼、为仁由己的传统社会中，见义勇为既是个人优秀品德的组成部分，也是弘扬社会正义的重要内容，所谓“惩恶旌善本国家之要枢，见义勇为乃人生之至性”。正史、方志中也对见义勇为的人物和行为予以详细记载，用以表彰风化，昭示后人。清代乾隆《大理府志》设“忠烈孝义”卷，其中指出，“士以义称，上则见义勇为，次则好行其义，又次则守义”，把见义勇为作为践行道义的最为重要的行为品格。历朝历代对于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从道德层面积极倡导，在司法实践方面也予以保护和鼓励。清朝集历代法律之大成，更是将见义勇为的相关立法进一步丰富细化，体现了传统法律“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特点。
清朝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和奖励
在礼法结合的传统社会，历代法律严格保护敢于挺身而出、追捕盗贼者的正当权益。《唐律疏议》“被殴击奸盗捕法”条载，在发生“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等严重犯罪时，虽“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如有“持仗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仗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赋予“傍人”协助抓捕的权力，罪犯若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大明律》“罪人拒捕”条也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清承明制，《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刑律捕亡”卷载：“贼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嘉庆五年（1800），毛有孝夜间行窃王伦川家田稻，被轮值守夜的邱文林撞见，王伦川被邱文林告知后转向官府呈控，毛有孝企图制止邱文林前往质证，带人登门寻衅，用扁担扑殴邱文林，情急之下，邱文林用正在削竹子的刀回抵，将毛有孝戳毙。刑部题准，邱文林依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毋论律，无罪释放。另外，清朝法律严惩盗贼拒捕伤人的刑事责任，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切身利益。《大清律例》“强盗”条载：“若窃盗临时有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
为了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历代逐渐确定了相应奖励标准，并写入法典中。洪武元年（1368）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人不在此限。”也就是说，对勇捕盗贼者在物质奖励外，还实行赏官制，而且此类奖赏仅限于常人，意在奖励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行为。清代法律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办法，相关规定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常人捕获强盗的奖励。顺治四年（1647）议定，常人捕获强盗，将现获赃银“赏给十分之一，不得过一百两”，如果没有赃物，由官给赏银，不得超过二十两。康熙二十九年（1690），刑部议准进一步细化奖励标准，凡常人、邻佑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赏银二十两，多拿者照数给赏。康熙三十三年（1694），又定官兵擒拿盗贼，“被伤致死者”，照兵部定例内阵亡死难例给赏。
第二，对凶徒行凶杀人时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和奖励。清初，确定凶徒斗殴持刀杀人时，有能拿获者，除本犯妻儿外，将家产尽数给赏。顺治十八年（1661）议定，对拿获持刀行凶之人改照兵部定例给赏，因格斗受伤者，验清伤痕，在本犯名下各追银两调理。雍正三年（1725），继续细化奖励标准等次。对执持凶器伤人之犯，有能首先拿获者，官给赏银十五两，其次协拿者，给赏银十两，再次协拿者，给赏银五两。如罪犯患有疯疾，依过失伤人律收赎，将赎银给被伤之人。
第三，对水上救生中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由于内河沿海水运意外事件时有发生，清朝规定，能主动参与救援遭风船只者，边海居民及采捕船户由督抚给赏，营汛弁兵按次记功，照例议叙。光绪二年（1876），为了进一步规范船舶救助，清廷将福建省所定《中外船只遇险章程》推行全国，其中规定，文武汛官救护船货至一万两以上、中外人等救至十名以上者，由藩司“立即注册记功”，出力救护的小船每救一名，由通商局奖励洋银十元。福建省将该章程写在木牌上，到处悬挂，以让渔民周知“遇险之船救护为有功，不救护为有罪”，以期“人人有救船之念在其胸中，不致视为无足轻重之举也”。光绪十六年（1890），招商局富有号轮船在山东荣城县洋面触礁，船底洞穿，荣城县知县廉存等不避艰险，救起31人，捞获尸身11名，并救出船内中外客商54人，捞获货物折价3万两以上，“洵属奋不顾身，异常出力”，清政府准将廉存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在任尽先补用，山东试用县丞费邦俊以知县尽先补用等。另《约章成案汇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德国爱擂斯号轮船行至海南之东，见有华人船只遇险，救出华人七名，清政府认为，轮船管驾官群伯乐、裴特森，武员内德尔爱擂斯“洵属见义勇为，不分畛域”，因此，奖励以上三人各三等第二宝星。
清朝对见危不救行为的惩处
传统社会对于平民助捕不仅予以奖励，还将其作为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写入律文中。《唐律疏议》“邻里被强盗不救助”条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宋刑统》的规定更为详细：追捕罪人时，“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如遇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大明律》“同行知有谋害”中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挡、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大清律例》“刑律”下也设“同行知有谋害”条，内容与明代一样。另外，顺治十八年（1661），定强盗公行打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雍正五年（1727）又定，地方官应该严察盗贼，对失于举报者治罪，窝盗之家处斩，强盗窝主、邻佑知而不首者，杖一百。保甲保正、甲长牌头对为盗窝盗之人瞻徇隐匿者，杖八十。前述规定说明，地方官、保甲长等负有救助义务，“邻里”“同伴”在发生治安事件时，也负有互相救助的法律义务，如有见危不救行为，就要依法量罪。
除了助捕义务外，在救火、水上救生等紧急救助中，有见危不救、见义不为者，也会受到相应惩处。《唐律疏议》“见火起不告救罪”条规定：“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大明律》“白昼抢夺”条称，若因失火及行船遭风着浅而乘时抢夺人财物及拆毁船只者，按白昼抢夺人财物者议处，杖一百，徒三年。《大清律例》“刑律杂犯”也规定，地方文武官弁遇有恶徒放火，不迅速赴援扑灭，协力擒拿，应照例议处，地方保甲人等一并治罪。清朝水上救生机制比较系统，但见危不救的行为仍然时有发生。雍正九年（1731），河南巡抚田文镜奏定，出哨官弁兵丁在水上救生活动中不作为者，分具体详情予以惩处。如果遭风船只尚未覆溺，不仅不为救护，反而抢取财物、拆毁船只者，照江洋大盗例，不分首从，斩决枭示；如船只已经遭风覆溺而人尚未死，此时不速救援，只顾捞抢财物，以致商民淹毙者，为首照抢夺杀人律斩立决，为从照抢夺伤人律斩监候；如见船覆溺，并未抢取货物，但“阻挠不救，以致商民淹毙者”，为首照故杀律斩监候，为从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救护律，杖一百。乾隆五年（1740），又定边海居民以及采捕船户，如有乘危抢夺，但经得财、并未伤人者，均照抢夺本律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各杖一百、徒三年。
清朝对见义勇为过程中过激行为的防范
传统社会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予以保护和奖励的同时，强调见义勇为不是以暴制暴，应当避免过激行为。光绪三年（1877）七月十二日的《申报》登载一则消息，二人因为在饼店买饼发生纠纷，一船户前来助阵，把对方一水夫打死，本是小口角却酿成人命案件，《申报》评论说：“路见不平不能善为排解，动辄摩拳擦掌，帮人打架，此虽激于义愤，而究系不于己事，故君子弗取也。”为了避免以见义勇为之名而造成滥杀，唐律对于杀伤已经就缚或没有拒捕者的行为给予惩罚：“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断杀伤论；用刃者，从故杀伤法。”清朝初年，对于邻佑听闻事主失窃后前往协捕，将贼人殴打至死，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律，拟绞监侯。乾隆二十五年（1760），河南按察使蒋嘉年奏称，邻佑本就有协捕之责，若治以致毙重罪，反会导致遇到险情时观望不前，因此请准如系贼人携赃逃遁，协力追捕，仓猝殴毙者，或因贼势强横，不能擒送到官，殴打戕命者，照事主殴贼至死，减斗杀罪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驳案新编》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贯犯田金山到刘老汉家行窃，被发觉后逃跑，刘老汉的邻居张四、戴富、梁四追出后拿获田金山，在送官途中，田金山嚷骂不已，张四怒其屡次为匪，决心为村除害，与戴富合力将田金山勒毙掩埋，因张四在监病故，河南巡抚以谋杀人从而加功律，将戴富拟绞监侯，刑部援引前述蒋嘉年奏定条款，改将戴富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对相关条文的讨论和实践，体现了清代司法运作中情理法的实际适用。
在对于性侵犯罪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嘉庆二十四年（1819），确定妇女拒奸杀人，审有确据，“登时杀死者，勿论”，但是，如果防卫主体是“非应捉奸之人”，对妇女的性侵害行为基本上是没有防卫权的。非应许捉奸之人有杀伤者，如系听从亲属谋杀奸夫，实系“激由义忿”者，照擅杀律拟绞监侯。嘉庆年间，广西卢甲孙因听到邻妇朱梁氏被周桂明调戏叫喊，前往查看，梁氏求拿送官，卢甲孙上前捉拿，将周桂明踩踢身死，刑部认为卢甲孙为“非应捉奸之人”，杀由义忿，照擅杀率拟绞监侯。由此可见，清朝对于防卫行为的判定，需要立法者反复斟酌权衡，在防卫行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方面做严格论证，目的是将剥夺他人生命权行为的危害性降至最低。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法律对于防卫规定过于苛刻，忽视了对勇斗性侵犯罪的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总体来看，传统社会道德法律化的立法精神，有效支撑了见义勇为的价值理念。古代法律对于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和褒奖、对于见义不为行为的严惩、对见义勇为过程中过激行为的防范，体现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合力，反映了传统中国明刑弼教、以礼入法的治理特点，对惩恶扬善、弘扬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刑案汇览全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责编/贾娜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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