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的一定认同，但“太平洋时代”说提出至今已经170余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几经变换，已经呈现出与“太平洋时代”不完全相符的态势。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多极化格局，加之北极广阔的开发前景、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强国集聚以及太平洋沿岸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等原因，21世纪应该是“北冰洋—太平洋时代”而非“太平洋时代”。我国应重视和关注“北冰洋—太平洋时代”发展趋势。
【关键词】北冰洋—太平洋时代 世界经济发展中心 太平洋时代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7.006
【作者简介】李振福，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博导，大连海事大学极地海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北极及北极航线问题研究、复杂海运网络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北极观理论体系构建》《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北极地缘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兼论北极问题与南海问题的本质不同》《从“裂实力”到“通实力”：战后国家实力演变》等。
“太平洋时代”（或“太平洋世纪”）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中叶，1852年，美国政治家威廉·亨利·西沃德曾预言，“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广大土地”将成为“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的主要舞台”。“太平洋时代”说是指随着日本、中国、“四小龙”、“四小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经济中心将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转移，“大西洋时代”将被“太平洋时代”所取代。
“太平洋时代”说提出的重要依据是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转移。一些学者赞同经济重心东移的观点，李籁思（2009）认为，全球经济重心正由西方逐渐向东方转移，并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中将一直保持此趋势。[1]徐崇温（2012）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过程加速。[2]李长久（2011）认为，世界经济重心正重回亚洲，亚洲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3]但也有学者持其他观点，李向阳（2011）认为，由于受制于亚洲统一市场建立所面临的障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所带来的约束等因素，至少在中期内（至2021年）亚洲还难以成为全球经济重心，若无法实现突破，全球经济可能会形成由亚洲和欧美并存的“双中心”格局。[4]周岳峰（2017）认为，欧亚大陆具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加之“一带一路”对于欧亚经济的促进作用，欧亚大陆已成为新的具有活力的世界经济重心。[5]还有学者对“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持怀疑态度，伍贻康（1985）认为，不能凭借亚太地区经济崛起断言“未来是太平洋时代”，因为以地区阐明时代特征，不是一种正确反映现实的科学概括。[6]杨运忠（1987）认为，太平洋地区直到21世纪也不可能取代大西洋地区，当前和今后国际格局的根本特征是多层次、多中心的“网状”结构。[7]周荣耀（1996）认为，“太平洋时代”热是西方国家带有明显战略意图的产物，其长期目标是将亚洲带进他们所设计的“太平洋时代”中，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8]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迁移出发，探究“印太时代”到来的可能性。[9]
因此，有必要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变迁过程进行再认识，明确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及其态势，以辨析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还是“北冰洋—太平洋时代”，这关乎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战略，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过程的研究，提出21世纪是“北冰洋—太平洋时代”而非“太平洋时代”的论点，并就中国在“北冰洋—太平洋时代”背景下如何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历程
世界经济发展中心是指某一时期内经济发展较为活跃，同时能影响和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即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动力源。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并非永恒不变，在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旧的衰落的经济中心被新的繁盛的经济中心所取代，并不断重复这一过程。
经济发展中心第一次转移：亚洲至地中海沿岸。世界经济发展中心最早出现于亚洲，亚洲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均位于亚洲。古印度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发源地，古巴比伦拥有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同时也为西方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评价道：“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古代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交流融合的通道，是古代中国长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通道，中国的对外贸易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对外贸易最强大的国家。[10]据学者统计，公元1500年，亚洲地区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5.2%，其中中国占25.0%，印度占24.5%，是同一时期西欧国家总和的3.6倍。[11]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亚洲文明、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高，并且当西方处于文明衰落的“黑暗中世纪”时，亚洲地区的文明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虽然1820年中印两国的GDP仍高于当时的美、英、法等国[12]，但由于采取闭关锁国的国家政策、错失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等原因，亚洲国家已逐渐走向没落，渐渐淡出世界舞台中心，丧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经济才开始复苏。
11世纪至15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中心逐渐由亚洲转移至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欧洲经济在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后逐渐复苏并进一步发展，最先开始发展的区域是地中海沿岸地区。意大利是资本主义萌芽较早出现的地方，拥有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商贸城市。其中，佛罗伦萨是欧洲较早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威尼斯、热那亚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起庞大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东西方海运贸易的重要枢纽，获得了大量财富。威尼斯共和国控制了欧洲与东方之间的香料贸易，是11世纪至16世纪期间最富有、最成功的西欧经济实体。[13]除了繁荣的海上贸易外，威尼斯的造船业、毛纺业、玻璃制造业也较为发达，其发行的杜卡特货币流通于大部分欧洲地区。
经济发展中心第二次转移：地中海沿岸至大西洋沿岸。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一步拉动了欧洲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开始向大西洋沿岸地区转移。这次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始自新航路开辟，15世纪至17世纪是欧洲大航海时代，欧洲国家开始进行海外探索，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实现了原始资本的快速积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至印度航线的开辟等，拓展了大西洋沿岸国家的海外市场，世界主要贸易航线发生变化，意大利、奥斯曼帝国等地中海沿岸国家丧失欧洲商业中心地位，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国家开始了对海上霸权的争夺。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从中获利，占据海上霸主地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两个国家开辟了通向亚洲和美洲贸易的新通道，通过海上贸易和海外殖民获得巨额财富。据统计，16世纪最初的5年里，葡萄牙香料贸易金额由22万英镑迅速上升至230万英镑[14]，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15]
17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北移至荷兰。这一时期的荷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船队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商船吨位占欧洲总吨位的四分之三，垄断了近一半的世界海运贸易，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第一家上市公司、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银行，当时的荷兰掌握了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到了17世纪后期，荷兰的国民收入比英伦三岛的总和还高出30%至40%。[16]
荷兰之后，下一个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国家是英国。17世纪8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保持相对稳定，使其具备了发展工业革命的前提。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机器投入使用，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以纺织业为例，1850年至1870年，英国棉织品出口额从2800万英镑增至7100万英镑[17]，当时的英国有“世界工厂”之称。1860年，英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9.9%，1880年更是高达22.9%。[18]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完成，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的工业水平和经济实力，英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心脏。鼎盛时期的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地，海外殖民地遍布世界五大洲。
经济发展中心第三次转移：大西洋东岸至大西洋西岸。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变迁从未停止，19世纪末，美国以第二次技术革命为机遇，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欧洲资本的涌入以及海外移民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等迅速崛起，成功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774年至191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近175倍，增长率远高于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英国。[19]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德国，跃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开始从大西洋东岸转移至大西洋西岸。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损失惨重，经济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及削弱，无力再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而位于美洲大陆的美国本土基本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损失相对较小，在战后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出口贸易额曾占世界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20]，此后美国逐步成长为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开始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主导建立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新秩序。
世界经济发展中心转移的规律和特征
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历程为：亚洲（主要为中国与古印度）→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纵观经济发展中心的变迁，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和特征。
世界经济中心是以海洋为通道进行转移的。海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通道作用。世界经济中心主要在沿海国家和地区间进行转移，作为最早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中国和古印度分别为北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意大利为地中海沿岸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为大西洋沿岸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中心通过围绕大陆的大洋进行转移，世界经济中心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出发”，经红海、曼德海峡至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再经直布罗陀海峡至濒临大西洋的葡萄牙与西班牙，沿大西洋北移至荷兰，经北海抵达英国，然后横跨大西洋至位于大西洋西岸的美国。此过程中的每一次转移都通过海洋的通道进行，以海洋为转移媒介，并且海洋之间主要依靠海峡等海上通道连通。而按照“太平洋时代”说的观点，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将由大西洋沿岸转移至太平洋沿岸，其转移过程直接跨越美洲大陆，跳向太平洋，而非通过大洋的通道进行转移，缺失海洋这一重要媒介，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中心转移过程中所展现的客观规律。因此，取代“大西洋时代”的不应是“太平洋时代”，与大西洋相邻的北冰洋或可作为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通道，起到沟通大西洋与北太平洋的作用，并与北太平洋一起构成世界经济新的重心区域，也就是形成“北冰洋—太平洋时代”。
海运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古代中国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世界经济中心行列[21]，曾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以明朝郑和下西洋为顶峰，其海上力量称霸东亚，远至欧洲，与众多邻海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此后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海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经济实力明显下滑，逐渐退出世界经济中心行列。意大利位于地中海航线的中心，地中海区域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一直是东西方联系的纽带[22]，频繁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威尼斯、热那亚等港口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促使意大利成为当时的经济发展中心。新航线的开辟为西方殖民统治者带来了丰厚的资本积累，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末期，整个欧洲的黄金储量从55公斤升至119万公斤，白银储量从700公斤升至2140万公斤。[23]西方资本家依靠这些资本开设现代工厂，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出各种工业产品并通过海洋运输出口到其他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心脏，随之而来的是大西洋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渐趋成熟。西方国家通过海洋走向世界，逐渐征服世界。海运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古代中国借助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贸易范围，到地中海沿岸国家凭借区位优势成为东西方海运贸易枢纽，再到新航路开辟对西欧经济的促进作用，海运这一交通运输方式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一般会形成以世界大洋中某一区域为标志的时代。为更好地刻画与描绘在世界文明、经济发展史中曾经极度灿烂辉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通常在文明繁荣璀璨、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后缀以“时代”二字，如“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等。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并不会形成整个海洋的时代，而是形成以世界大洋中某一区域为标志的时代。最早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出现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有学者将其称为“印度洋—西太平洋时代”，用以表示互相吸引、互为表里的东亚文明圈与印度洋文明圈。[24]但就当时的经济、文明发展水平而言，称之为“北印度洋—西北太平洋时代”更为贴切。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之间的转移，构成了所谓的“大西洋时代”，这些国家均为北大西洋沿岸国家，而南大西洋沿岸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起“大西洋时代”，因而，更为准确的命名应为“北大西洋时代”。由于海洋的面积十分广阔，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出现及转移过程只对经济中心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拉动作用，并为其注入活力，对距离经济发展中心较远区域的拉动作用次之，因此，接棒“北大西洋时代”的将会是某一大洋的某一区域，或者是两个大洋的连接区域，并形成此区域的时代。
世界经济中心将围绕欧亚大陆进行转移。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主要围绕欧亚大陆转移，近代之前的经济发展中心均出现于欧亚大陆。虽然美国不在欧亚大陆，但在本源上美国是欧洲向全球扩张的产物，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在新大陆的延续与创新。[25]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也大多发生于欧亚大陆。欧亚大陆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幅员辽阔，陆地面积约为5476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40%，是面积最大的大陆，经济总量和人口总数约占世界的70%。[26]欧亚大陆一直处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并保持这一优势至今，曾涌现出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庞大的帝国，孕育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发展最快的文明，除古埃及文明之外的早期文明均位于欧亚大陆，且古埃及在地理区位上毗邻欧亚大陆，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诞生于欧亚大陆。欧亚大陆也是世界上唯一连通全球全部大洋的中心大陆，其经济发展空间、潜力及机遇巨大。[27]在经济、政治多极化背景下，拥有中、俄、印、法、德等世界强国的欧亚大陆必将焕发出新的光芒。
转移过程与“通实力”和“通权”的区域格局及转移相关。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与世界“通实力”和“通权”的区域格局及转移相关，中心地位与“通实力”和“通权”地位对应。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过程体现了地缘政治理论“通权论”与国家实力理念“通实力”的核心内涵——“通”[28]，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都是“通实力”“通权”强的区域或国家。古代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玄奘西行、郑和下西洋等，实现了与中亚、西亚、东南亚、东非、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在小范围内实现互联互通，但受制于技术与其他条件的限制，此时“通”的程度还是有限的。随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等国凭借地中海贸易航线，成为东西方贸易中心，拥有较高的“通实力”及较强的“通权”，是当时的经济发展中心。新航路的开辟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连通，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通过殖民侵略和海上贸易，拓展其“通”的范围即地缘生存空间，崛起为经济发展中心。工业革命后，汽车、火车、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与普遍使用，使英国、美国实现了对海陆空地缘空间的联通控制，不断扩展地缘空间[29]，其“通实力”与“通权”得到大幅提升，成为当时的世界中心。
因此，也可以将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视为“通实力”与“通权”区域格局的更迭，“通”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崛起会引发世界格局的转变，“通实力”与“通权”越强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更强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会愈加紧密，对“通”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新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必将转移至“通实力”水平较高并能有效掌握“通权”的国家和地区。
王逸舟在《论“太平洋时代”》一文中，将美国发展重心由东向西的变动作为“太平洋纪元”出现的原因。[30]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强劲，但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应是全球多种力量竞争、联合、博弈的结果，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能成为印证“太平洋时代”到来的依据。
“北冰洋—太平洋时代”的形成依据
“太平洋时代”说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经济、政治、安全格局几经变换，“太平洋时代”这一概念是否仍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是值得商榷的。
北冰洋开发前景广阔。北冰洋位于地球北端，面积约为1310万平方公里，是四大洋中面积最小的大洋。由于北极恶劣的气候环境和相关技术限制，北冰洋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层融化速度加快，据美国北极研究协会报告显示，2020年9月，北冰洋海冰平均面积为392万平方公里，是自1979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低值[31]，北极航线的全面开通以及北冰洋的开发利用前景可观。
北极航线连接的西北欧、北美洲、东亚地区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它的开通将促进这些地区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使用北极航线可以大大缩短东亚地区与欧洲、北美洲之间的运输距离，节约运输时间，从而大幅度降低海运成本。同时可以规避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的海盗肆虐、交通拥挤、政治变化等风险。海上运输承担了约90%以上的全球贸易运输量，北极航线货运量的增加，将会改变现有的世界海运格局，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32]
北极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发布的《北极地区油气潜力评估报告》显示，北极圈内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900亿桶，天然气储量为1669万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量为400亿桶，不亚于中东。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各国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能源资源储量日渐减少，许多国家将目光转向北极，开展北极能源的勘探开发工作。北极将成为世界油气资源主要供应源，而北极航线将成为海上油气资源运输的新通道。各国围绕北极权益的争夺也愈发激烈，为争夺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并在北极航线潜在的经济价值面前占得先机，北极国家与域外利益攸关方围绕大陆架划界、航道管辖权、资源开发利用、领土主权等问题展开博弈，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北极正在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热点地区。
由于北极航线的安全性、经济性和北极圈内巨大的资源储量，北冰洋地区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其开发利用过程带来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技术转移、贸易流量增加将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改变现有的海运格局与贸易格局。同时，北冰洋地区的“通实力”与“通权”将随着北极航线的开通及北极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增强。北冰洋已成为世界地缘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未来的时代中，北冰洋必将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北半球高纬度地区世界主要强国集聚。从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经济活跃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于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区，不论是曾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还是目前作为经济多极化格局中重要力量的美国、中国和欧盟，都基本位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区域，并且其影响力呈现出逐渐北移的趋势。
高纬度地区国家主要为北欧五国、加拿大（北部）、俄罗斯（北部）、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即北极八国。北极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除俄罗斯外均属于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202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挪威（第6位）、冰岛（第11位）、丹麦（第12位）、瑞典（第14位）、芬兰（第16位）排名靠前，北欧国家整体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33]，国民经济高度发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加拿大南部与美国接壤，在经济、军事领域高度依赖美国。2020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总额为2860.2亿美元，占加拿大出口总额的74%。[34]与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为加拿大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加拿大目前是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并且作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加拿大工业科技实力强劲。在北极八国中，俄罗斯虽然不属于经济强国，但国家综合实力较强，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截至2019年底，俄罗斯石油储量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6.2%，天然气占19.1%，煤炭占15.2%[35]，是世界能源出口大国；另一方面，俄罗斯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核能开发利用、航空航天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由于在1867年从沙俄手中购入阿拉斯加地区，本土远离北极圈的美国一跃成为北极国家。目前美国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一，虽然近年来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经济总量仍保持在首位，同时，美国还是世界科技中心、第一大军事强国。
总的来说，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强国集聚，区域内包含众多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强国。随着北极冰层的逐渐消融，北冰洋海洋资源、油气资源开发利用进程加快，加之北极航线的开通对北冰洋沿岸地区经贸发展的拉动作用，北极国家将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国家实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未来的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在世界舞台上将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太平洋沿岸国家中只有北太平洋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太平洋时代”说中涵盖的国家众多，太平洋作为世界第一大洋，其沿岸国家包括东岸的美洲国家，西岸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层次千差万别。
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如按经济实力进行划分，属于第一层次的国家为美国、中国及日本，这三个国家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属于第二层次的国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新加坡等国，均为发达国家；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属于第三层次，即经济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的新兴经济体；第四层次为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东帝汶等国，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人均GDP较低；最后一个层次为大洋洲的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等国，属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
可以看出，北太平洋沿岸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南太平洋沿岸国家。北太平洋与南太平洋以赤道为分界线，赤道以北为北太平洋地区，赤道以南为南太平洋地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均位于北太平洋沿岸，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也位于北太平洋沿岸，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同样位于北太平洋沿岸，北太平洋沿岸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数目也多于南太平洋沿岸。南太平洋沿岸主要为大洋洲和南美洲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其中，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虽然属于发达国家，但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及英联邦政策的影响，国际政治影响力有限[36]，而其他大洋洲岛国国土面积较小，经济基础薄弱。南美洲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贫困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慢、体量小。
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北太平洋沿岸地区经济总量、未来发展态势、军事实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均远超南太平洋沿岸地区。因此，“太平洋时代”说将整个太平洋作为未来世界发展的中心区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需重新界定区域范围，将焦点锁定于北太平洋沿岸地区而非整个太平洋地区。
综上所述，“太平洋时代”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及发展趋势。一方面，环太平洋地区发展的核心主要是围绕北太平洋的区域，并非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另一方面，“太平洋时代”无法涵盖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盟以及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强国集聚的北极地区。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北冰洋—太平洋时代”（简称“北—太时代”）。从地理区域角度看，“北—太时代”是对于“太平洋时代”地理范围的补充与修正，资源储备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的北冰洋地区与北太平洋地区（赤道以北区域）一起形成“北冰洋—太平洋时代”的重点区域。因此，“北—太时代”中的“北”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北冰洋的“北”，二是指北太平洋的“北”，也就是北冰洋与北太平洋的结合。基于此，“北—太地区”可以认为是“北冰洋—北太平洋”，北冰洋和北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以及北欧五国等。北冰洋沿岸国家中虽然只包含一部分欧盟国家，但北极航线的开通将颠覆传统海上贸易运输，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成为沟通东亚、北美及欧洲国家的最佳通道。借助北极航线这一通道，“北—太时代”间接辐射了整个欧盟地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北太平洋沿岸的国家位于北极航线延长线上，在北极航线全面开通后，“北—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互通互联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呈现出联动发展的趋势。
“北冰洋—太平洋时代”的初期表现
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形成。多中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是“北冰洋—太平洋时代”初期的重要表现。美苏冷战期间，世界经济呈现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极”格局，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格局演化为“一超多极”局面。[37]但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复苏，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相对下降，世界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多极化趋势，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同时出现于多个国家或地区。这也是“北冰洋—太平洋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主要特征，以往“时代”都是以某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唯一中心，而“北—太时代”是以多个国家或地区形成的多中心发展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美国主宰世界的时代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多极统治体制新格局[38]，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美国、中国、欧盟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格局。近年来，这三大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一半，2019年世界商品进口总额为192376亿美元，其中美国占13.35%，中国占10.80%，欧盟占28.73%[39]，三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经济多极化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腾飞。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经济体量不断扩增。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495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生产总值的14.75%，美国的6.40%。[40]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2010年，中国以6.09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率方面，自1977年起，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正增长的势头，在一些年份，经济增长率一度高达10%以上。[41]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速度之快，足以体现中国旺盛的经济活力。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目前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42]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巴基斯坦、俄罗斯、缅甸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将人民币纳入官方结算货币之中，人民币已逐渐走向国际化，并开始冲击美元的霸主地位。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正在不断扩大，已基本具备与美国、欧盟等国家抗衡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欧洲曾占据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地位长达四个世纪之久，但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国家元气大伤，经济结构崩溃，美国则异军突起。美国在战后实施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经济复兴，以遏制苏联的发展。同时，欧洲国家内部也开始着手推进经济一体化建设，消除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更好地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从最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现在的欧盟，欧盟国家内部已实现关税同盟、统一大市场以及经济货币联盟。目前，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经济实力足以与美国、日本等世界经济强国媲美。虽然由于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再加之欧洲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及英国脱欧等影响，欧盟经济相对萎缩。1990年至2019年期间，欧盟国家（不含英国）GDP总量的全球份额从23.90%下降至17.81%，但欧盟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2019年欧盟人均GDP为34913美元，远高于世界人均GDP的11433美元，同时约四分之三的欧洲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43]欧洲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有7个欧洲国家位列前十，美国位居第三位。[44]欧洲国家高科技产业竞争力较强，如法国的航空航天、军工核能，德国的机床工业、汽车制造，荷兰的半导体产业、生物制药，等等。目前为止，欧洲国家仍具有较为强劲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步入21世纪后，全球金融危机、“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发生接连对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力下降，不再是世界经济的唯一主导者。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滑，从1960年的39.67%到2019年的24.42%，已下滑超过15个百分点，未来十年，美国经济地位仍将下降，美国在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问题上积重难返。[45]据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中心报告预测，美国经济总量将在2032年之前被中国超越，美国将丧失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GDP增长率为-3.5%，是自1961年以来经济萎缩最严重的一年。同时，美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2020年财政赤字已经飙升至3.13万亿美元，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产业空心化、种族矛盾等问题不断加剧，对其经济发展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迄今为止，美国仍是经济实力最为强劲的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经济发展基础雄厚。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已不再拥有经济霸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潮流已无法逆转。
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凭借原材料价格低廉、劳动力充足等优势迅速成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发达经济体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砖五国，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2020年，金砖五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合计约为20.56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量的24.28%，且中国、印度、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稳居世界前十。[46]据世贸组织发布的《2020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新兴经济体的研发支出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世界经济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多极化经济格局的架构更加稳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将继续保持多极化发展特征。
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趋势。从全球范围看，亚洲国家经济总量与北美、西欧地区经济总量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不断增加，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渐上升，亚洲正在重回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亚洲濒临北冰洋与太平洋，东亚、东南亚地区国家更是“北—太时代”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其经济实力的提升为“北—太时代”拉开了序幕。
一方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完成国家重建并实现经济腾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从封建制国家到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转变，发展成为当时亚洲的头号工业强国。由于国内资源匮乏、军国主义盛行等，日本开始走向对外侵略扩张之路，并最终以失败告终。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受损严重，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经济极度萧条，经济规模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47]但依靠从战争中掠夺的大量资源财富、自身的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美国给予的资金技术援助，加之战后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至战前水平并实现飞跃。日本在战后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先后出现神武景气、伊弉诺景气、平成景气等经济发展高潮，195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1%[48]，1968年这一比重已提升至5.98%，日本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49]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1962年日本为582.63亿美元，是同一时期美国的9.52%，199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44万亿美元，为美国一半左右的规模。[50]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至今仍受其影响。但日本仍是世界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2019年日本GDP总量为5.0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51]
另一方面，相继赢得独立的亚洲国家利用体制与政策大步前进。自20世纪7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相继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踏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工业化国家受石油危机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时，“四小龙”仍保持着中高速的经济增长，1970年至1980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四小龙”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52]20世纪80年代中期，位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进入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发展步伐紧跟“四小龙”，被称为亚洲“四小虎”。1985年至1995年，印度尼西亚GDP年均增长率为9.01%，马来西亚为11.01%，菲律宾为9.20%，泰国为15.84%。[53]但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打击，“四小虎”损失惨重，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终结，发展陷入停滞甚至衰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增长显著，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极度贫困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方式，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
我国应积极应对“北—太时代”的到来
中国作为北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应积极应对“北—太时代”的到来，顺应“北—太时代”这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化新趋势，制定相应发展策略。
加快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提高沿线国家参与度。“冰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延伸及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7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正式达成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意向，该倡议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首个能源合作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已于2017年12月投入生产。“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我国提供了一条安全、经济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有助于破解我国“马六甲之困”，同时也为我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可能。现阶段“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主要为中俄两国就能源开发利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双边合作，建设核心是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即北极航线中的东北航线[54]，在合作规模、合作领域、合作区域等方面存在局限性。
中国应加快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将北极航线中的西北航线、中央航线纳入合作范围，使“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影响力延伸至北美、西欧、东亚地区，从而构造覆盖整个北极周边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建立“冰上丝绸之路”的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主动与沿途及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55]，以吸引更多的北极航线沿线国家参与其中，提高沿线国家参与度，进而推动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积极参与北极治理，提升北极事务话语权。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北极冰雪融化速度加快，北极地区的能源、航运、渔业等方面价值不断显现，北极正在成为全球战略博弈的热点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与北极事务的治理，制定本国的北极战略，北极治理展现出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从地理区位的角度出发，中国不属于北极国家，但北极气候变化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同时，北极航线的商业化、常态化运营和北极资源的勘探开发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因此，我国属于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
面对愈加复杂、紧张的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国应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北极治理，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高与北极国家以及域外国家间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加大在科学考察、气候变化、航线开发、资源勘测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从而提升我国的北极事务话语权。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将2018年1月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作为参与北极治理的政策指导，借助“冰上丝绸之路”这一平台，努力成为北极事务的参与者、建设者以及贡献者，为北极地区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促进国内各类团体走出去，在海洋经济发展中与世界接轨。海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心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经济强国都是通过海洋打开了发展的道路，或是通过海上贸易，或是通过海外扩张。我国是海陆复合型国家，应把握“北冰洋—太平洋时代”的发展机遇，发挥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近年来，我国陆续推出建设海洋强国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但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宏观调控，行业、企业、事业单位、教育机构等各类团体是真正的执行者，因此，应该鼓励国内各类团体走出去，与世界海洋强国接轨。
在渔业发展中，国内渔业企业应进行整合、建立联盟，与日本、挪威等水产大国合作，共同研发先进的养殖和捕捞技术，在保护海洋环境的同时收获经济效益。在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上，国内能源企业应与北冰洋国家的能源企业建立广泛联系，积极参与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相关产业人才的培养上，我国海洋经济起步晚于世界主要海权国家，在海洋相关产业的人才培养上量虽充足，但质仍待提高；而在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高产值服务业方面，人才数量还得不到满足。要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建立一批专业素养高、综合能力强的人才团队。为此，我国相关高校应该主动与国际先进教育机构合作，学习借鉴其培养经验，完善海洋经济的人才培养模式，丰富培养内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历史海域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通实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ZDA207、19FZZB013；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石雨萌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注释
[1]李籁思：《全球经济重心在东移 中国发展模式待转变》，《中国经贸》，2009年第8期。
[2]徐崇温：《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3]李长久：《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经济》，2011年第1期。
[4]李向阳：《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前景》，《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5][26]周岳峰：《“欧亚大陆”成为世界经济新活力重心》，《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11日，第7版。
[6]伍贻康：《“未来是太平洋时代”吗？——浅谈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亚太经济》，1985年第1期。
[7]杨运忠：《关于“太平洋时代”说的两点思考》，《世界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8]周荣耀：《“亚洲崛起”的真实含义》，《世界经济》，1996年第6期。
[9][36]陈邦瑜、韦红：《试论“印太时代”及中国的战略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2期。
[10][21]夏先良：《“一带一路”助力中国重返世界经济中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12月上。
[11][1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13][14][23]张胜哲：《地理大发现的经济动因探析》，《经济论坛》，2010年第2期。
[1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16]董正华：《“联省共和”与17世纪荷兰的崛起》，《科学与现代化》，2007年第4期。
[17]王铭：《英国工业革命与世界工业霸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8]程极明：《论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日本问题》，1990年第2期。
[19]夏东：《美国崛起因素考察及启示》，《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18期。
[20][47][48]卢荣忠：《试析战后美、日外贸地位沉浮的原因》，《国际商务研究》，1986年第1期。
[22]张椿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
[24]何芳川：《关于“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太平洋时代”的提法》，《哲学动态》，1995年第9期。
[25]王晓德：《对欧洲上层社会消极美国观的历史考察》，《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
[27]李兴：《论“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与实现亚欧发展共同体的建设》，《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
[28]李振福、邓昭：《“通权论”：新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学术探索》，2021年第12期。
[29]李振福、彭琰：《“通权论”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30]王逸舟：《论“太平洋时代”》，《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1期。
[31]ARCUS, "2020: Post-Season Report," Apr. 8th, 2021, https://www.arcus.org/sipn/sea-ice-outlook/2020/post-season.
[32]李振福：《北极地缘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兼论北极问题与南海问题的本质不同》，《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2期。
[33]陈佳鞠等：《中国生育水平回升的可能性：基于北欧国家历史经验的分析》，《人口与发展》，2022年第3期。
[34]赵红强：《全球价值链下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析》，《产业创新研究》，2022年第7期。
[35]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Apr. 14th, 2021,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0-full-report.pdf.
[37]范思齐：《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挑战》，《知识经济》，2015年第9期。
[38]黄苏：《90年代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新格局》，《世界经济》，1991年第6期。
[39]石琳琳：《服务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国际贸易学专业，2022年。
[40]吕庆喆：《中国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11期。
[41]雷达：《中国与世界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42]李俊峰、尉迟言秋、苏睿智等：《基于国际化战略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研究》，《国际贸易》，2021年第1期。
[43]贺之杲、巩潇泫：《经济收益、规范认同与欧洲差异性一体化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
[44]郑世林、汪勇、陈东敏：《新时代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前景、目标和建议——基于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的研究》，《科技导报》，2021年第21期。
[45]陈炳才：《百年大变局中的中美经济地位演变趋势》，《武汉金融》，2021年第2期。
[46]吴柳、郑洁：《金砖五国发展潜力对比分析》，《经济界》，2022年第1期。
[49]李毅：《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的中日比较——后起国家和大国视角》，《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
[50]徐梅：《市场开放与日本经济增长》，《日本学刊》，2002年第1期。
[51]郑易平、冯馨蔚：《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障碍及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1期。
[52]钟飞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升级》，《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53]傅缨捷：《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2015年。
[54]易鑫磊：《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目标、原则与路径》，《欧亚经济》，2019年第4期。
[55]姜胤安：《“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机遇、挑战与发展路径》，《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8期。
Shifting of World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and Arrival of "Arctic-Pacific Age"
—A Discussion of the "Pacific Age"
Li Zhenfu
Abstract: The view tha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Pacific Age" has been recognized to a certain degree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it has been more than 170 years since it was first proposed. During this period,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has changed many times. Therefore, the "Pacific Age" theory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trend. Because of the multipolar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Arctic, the gathering of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high latitude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the wide g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Pacific coastal states, the 21st Century is supposed to be the "Arctic-Pacific Age" instead of the "Pacific Age".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Arctic-Pacific Age".
Keywords: Arctic-Pacific Age, world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Pacific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