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社会治理思想积淀的历史逻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上的行动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远目标与整体布局。
【关键词】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 社会治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7.009
【作者简介】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史、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中共党史学概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辉煌4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社会建设卷》《新中国70年城乡人口流动》等。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还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创新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1]的发展目标后，有关社会治理思想新见迭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近年来，学界对社会治理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为重视，众多学人从不同学科介入，对社会治理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因素的探讨，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但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社会治理思想的阐发上，[2]虽有个别研究专门关注了这一课题，[3]但其对思想内涵的挖掘止步于党的十八大后的五年，且对相关文献的发掘较为单薄。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社会治理现代化相继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因此，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既有深化的空间，也有拓展的必要。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新的认识判断，将历史、现实、未来相贯通，系统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进，不仅有利于学深悟透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同时也为繁荣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提供了重要契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生成的逻辑起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始终将改造社会、创新社会、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积淀了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资源。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取得辉煌成就，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由低到高、层层深入的阶梯式社会治理思想发展脉络，其治理理念与关注焦点在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了由生存权、发展权到提升生活质量可能涉及的更高层次权利的过程。[4]
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目标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进步，更符合其自身社会治理思想积淀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资源。尽管如果仅从概念出发，最早可以发现的中国共产党有关社会治理的文献出现得较晚，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有了社会发展层面的思考；也不能据此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有了社会问题治理的实践；更不能据此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才有了社会治理的目标。在这个重大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问题上，有继续深化思考的必要，其中“总结国内成功做法”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点。[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是“砸烂旧社会”。这一时期，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在革命与战争交织的特殊环境中有所展现，伴随革命大潮向前推进，呈现出明显的“革命化”特征。党的一大把“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作为党的任务，明确“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6]。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又明确党的最终目标是“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7]。可见，“阶级斗争”与“渐次达到”的社会改造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体现。随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党开始扎根各大革命根据地开展社会治理，在苏维埃根据地提出“自由光明新天地”的社会愿景，颁布劳动法，提出工人福利改善方针，整治社会习俗；在抗日根据地强调“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丰富发展一系列社会优抚安置政策；在解放区以恢复生产为中心，提出推行平民文化教育的普及方针。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创建新社会”。这一时期，党在新政权建立伊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社会治理的许多具体实践以政治活动的形式表达出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也往往以政治思想的形式予以表达。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宣示中国共产党要以“组织起来”的管理原则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相适应，一系列由国家与集体大包大揽的社会治理新制度纷纷出台，主要体现在“包下来”的方针与失业救济思想、社会病态的治理与社会控制思想、扫盲运动的开展与社会教育思想、单位制度的构建与城市社会整合思想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治理的计划性随着“五年计划”的接连实行而愈加凸显，社会治理思想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人口控制思想的萌发与变化、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城乡分治思想等。此时期社会治理的主题聚焦于保障民众的生存权和健康权益，在社会生产的有限物质资源难以有效保障广大民众发展权的时代条件下，站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长期执政的政治高度关照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党的相关思想与实践体现在社会救济、基础性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公共卫生建设、基础性保障住房等诸多方面。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这一时期，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在致力于经济腾飞的同时，蕴含着总体性的社会变革追求，中国共产党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社会治理也予以特别关注，如同邓小平同志强调的，“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具体而言，一是提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要求社会发展不能落后，由此开始推进政社分开，把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二是在满足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上，积极落实民众发展权，注重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具体包括促进充分就业、提供公平合理的流动渠道、进一步完善教育、卫生医疗改革等。三是开始下放各种权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注重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着眼于民众的需求，将治理实践细化到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以行政或政治控制为主的政府行政模式转向政府进行宏观社会管理而微观自主活动的社会治理模式。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进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积极回应，集中反映着党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因应之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便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针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非同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补齐社会建设的短板，调动各种力量，探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创新思想认识，以“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凝练和升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明确社会治理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突出现实针对性，强化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具体民生问题为导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是确保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升人民获得感的重要表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强化住房问题的民生属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明确“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致力于“实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的引领下，我国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房建设投入力度，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逐渐成为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9]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显著提升。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与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0]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四个最严”为基本遵循，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动建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为新时代食品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11]这些与国情若合符节、富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针砭时弊、行之有效，破除了许多不合时宜且难以为继的思想禁锢和惯性思维，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发挥指导性作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的旨归是“实现公平正义”，突出价值取向，并视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突出问题这一社会现实，在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创新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规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13]，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教育是民生焦点和社会矛盾滋生点，教育公平关乎千家万户和民族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努力让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特别要针对贫困地区进行教育精准扶贫。这一系列有关教育的举措，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尤其是增加了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享受教育公平的机会。医疗公平深刻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前景，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将迎难而上，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基本医疗卫生资源均衡配置等问题”[1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及时推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收入公平为社会和谐稳定创造物质基础，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解决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明确提出“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6]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探索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这些新思想突破了妨碍社会公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是破解当前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对症良方，使社会治理朝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方向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明确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认识与精准把握社会治理规律，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积极构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7]，党的社会治理有关主张既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也彰显出治理实践不断取得的新成就。“社会治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要求在社会总体层面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城市社区、农村社区或小型村落等基层场域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效果由人民检验，重视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效应，明确政党组织、政府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公民个体等主体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权责边界与角色定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强调共建共享，反映了党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愈加深入，是重大的思想创新。这些新思想不仅描绘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建设目标，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21世纪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发展，对于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维系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未来指向
统筹推进与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未来指向。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新境界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大创新性要求，并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明确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涉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基层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领域。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8]从总结历史、开辟未来出发，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高度总结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亦明确了今后几十年统筹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宏观思路与整体布局。
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要以社会治理社会化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我国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心在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就是应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所明确的，要健全党组织领导、村（居）委会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依法厘清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权责边界，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建设。[19]从基层社会治理中可以看到，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仅依靠政府的主导远远满足不了社会成员的多元需求。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力量和公众自发参与的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社会组织行动灵活、敢于创新，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提供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护理、社会交往等广泛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更加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不仅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政府在社会中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使得社会更加具有凝聚力，社会治理由此具有一种自发的引力。为此，《规划纲要》指出：“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全面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培育规范化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加强财政补助、购买服务、税收优惠、人才保障等政策支持和事中事后监管。支持和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壮大志愿者队伍，搭建更多志愿服务平台，健全志愿服务体系。”[20]依循这样以社会治理社会化开拓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清晰路径，能够在今后一个时期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社会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结构性转变，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日趋完善。
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保障。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则，要以社会治理法治化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形成符合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21]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具体而言，需要依法加快市级层面实名登记、社会信用管理、产权保护等配套制度建设，深化城乡社区依法治理，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开展法治乡村创建活动，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进基层单位依法治理，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面对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繁重任务，科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好地突出法治在其中扮演的引领、规范和保障角色，是开拓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2]这一以社会治理法治化开拓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清晰路径，为今后一个时期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平安中国”提供了基本遵循。
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智能化是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要以社会治理智能化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新时代背景下，以新型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蓬勃发展，极大改变甚至重塑了社会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客观上要求与时俱进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拓展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空间和格局，确保社会治理始终与时代发展和群众需要同频共振。基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3]确立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向。当前，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正因如此，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多领域协同并进的局面。正如《规划纲要》提出：“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高运行效率和宜居度。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物联网感知设施、通信系统等纳入公共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推进市政公用设施、建筑等物联网应用和智能化改造。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推进城市数据大脑建设。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涉农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24]这些以社会治理智能化开拓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清晰路径，为今后一个时期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大潮，让社会治理过程更为科学、智慧，保持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指明了发展方向。
提升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专业化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要以社会治理专业化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我国社会治理向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方向稳步推进，按照专业化标准运用现代治理手段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对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深远价值。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和社会治理各类人才队伍，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其次是大力推进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专业化，提高综合运用专业化工作方法的能力，熟练运用从事前预测预警到事后责任追究的一套系统流程治理专业机制，借助信息化手段，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高城乡社区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管理能力。推进审批权限和公共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就业社保、养老托育、扶残助残、医疗卫生、家政服务、物流商超、治安执法、纠纷调处、心理援助等便民服务场景有机集成和精准对接。”[25]再次是坚持专业化工作精神与态度，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扬劳模精神，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采取多种措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述以社会治理专业化开拓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清晰路径，为今后一个时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提供了重要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26]归根结底，社会治理与人休戚相关，因而不能对本国的国情民俗、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熟视无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社会治理无论如何创新都不可脱离“中国性”或“中国特色”，不能将中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置于西方知识和话语体系中来评判。在蹄疾步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的社会治理思想守正创新，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结合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件，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求变、主动求变，目的是探索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30020）
注释
[1][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2页。
[2]参见丁元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魏礼群：《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沈荣华、刘洋：《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创新与贡献》，《理论探讨》，2019年第3期。
[3]参见王国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生成逻辑、理论要点与时代价值》，《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4]宋学勤：《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的逻辑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5]宋学勤：《我党有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资源》，《人民日报》，2015年4月21日，第7版。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33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9]习近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9月1日，第1版。
[10][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5、127页。
[11][13][2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7、32、14页。
[14][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5～366、40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
[17]《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8页。
[1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0页。
[19][20][24][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2、153、49～50、152～153页。
[21]《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人民日报》，2020年12月8日，第2版。
[22]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2月6日，第1版。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Song Xueqi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ood and grasped the new changes in China's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strengthened and innovated social governance, and formed a social governance ideology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hese new ideas,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propositions conform to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CPC's own social governance ideology, reflect the logic of the CPC's actions on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demonstrate the CPC's visionary goals and overall design for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new er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cial governance id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