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是国民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中小企业数字化的理论基础是数据化理论、工业互联网理论、商业模式创新理论和线上线下融合集聚理论。在实践中，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特点，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缺乏数据文化和数据管理实践、缺乏数字化转型意识和技能、缺乏足够的适合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具、缺乏明确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政策支持精准度不够等现实困境。由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就业、创新创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从顶层设计、政策性平台建设、政策精准支持等方面，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我国应在培训、资金、数据、工具、生态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 中小企业 工业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8.005
【作者简介】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与新消费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平台垄断、服务经济理论。主要著作有《人工智能——技术与伦理的冲突与融合》、《新中国服务经济研究70年》（主编）、《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等。
导言
中小企业是经济的基础。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企业数量达4842万户，其中99%以上是中小企业。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必经之路。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9.8%。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程度不断加深，需求大幅度增加，大量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产品营销，[1]进而推动其内部数字化转型。经合组织（OECD）、Facebook和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计划《商业未来调查》收集的数据显示，在OECD国家的中小企业（有Facebook主页的）中，有25%～62%在2020年提高了业务流程的数字化程度。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约40%）确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他们对数字技术的使用；但也有一部分中小企业（约30%）并不同意这一观点。Bloomberg Media Studios和IBM公司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数字化起到了明显加速作用。OECD（2021）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中小企业关键决策者认为，现在技术对企业而言比疫情之前更重要。还有研究机构指出，这种加速作用的影响将超过10年（Twilio, 2020）。这也导致咨询公司IDC在2020年时预测，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在2023年将达到6.8万亿美元，[2]而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10月，IDC的这一预测数据仅为2.3万亿美元。[3]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使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与员工、客户以及其他相关方沟通，并为其获得资源提供便利，包括资金（如借贷）、培训和招聘渠道、政府服务等，也有利于其与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其他企业协同，从而更深入地融入其中（OECD, 2021），还能够推动中小企业与银行业务相互嵌入，从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Accenture, 2022）。因此，数字化将推动中小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或称中小企业2.0阶段（SME 2.0），[4]这些企业正在大量利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其远距离交易、有效地交付货物和促进金融服务的获取。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数字化战略的重点。OECD（2020）的数据表明，有34个OECD国家已制定国家数字化战略，以国家战略全面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30年数字指南针》（Digital Compass）提出，到2030年，要使90%以上的欧洲中小企业至少达到基本的数字化强度（2020年仅有60%）。
整体上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仍面临很多实质性障碍，在实践中也明显落后于大型企业，甚至在过去的10年中，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在数字化方面的差距正在扩大。2015年对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土耳其、英国和美国员工人数少于5人的微型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没有网站（可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社交媒体平台中），22%的中小企业根本没有在线业务。欧洲投资银行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强调，只有不到30%的微型公司运用了至少一种数字技术，而约有80%的大型公司运用了数字技术（OECD, 2021）。OECD（2020）的另一项研究表明，2019年电子商务业务收入在大企业营业额中占24%，但在小企业营业额中仅占10%；有33%的大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改进其业务，但在中小企业中不足12%。
本文拟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出发，从数据化、工业互联网理论、商业模式创新、线上线下融合集聚等理论视角，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理论架构，通过分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障碍，借鉴中小企业转型的国际经验，提出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建议。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
在理论上，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是一个数据化的过程，有了数据，就可以利用数据模仿物理世界的操作，影响物理世界，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数据将成为一种核心要素。而实现数据化之后，中小企业可以将其内部生产过程，以及外部的供应链产业链、营销过程等进行联网，从而实现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的数字化。数据化与工业互联网既能使中小企业改变其商业模式，也能够让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服务的主体改变其服务模式。数字化改变了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小企业集聚模式发生了变化，由此形成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
数据化理论。中小企业数字转型的重要前提是拥有数据。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人们通过传感器等多种数字设备能够更精准地感知世界，并以数据的方式将物理世界复现出来，也就是说，能够以数据的方式对物理世界进行数字化搭建，并利用算力、算法等对物理世界进行模拟、控制、优化等操作。由于对数据进行传输、转换、改造、运用、模拟、共享等方面的成本要远低于对物理世界进行同样操作的成本，因此，数字化在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方面拥有极大的空间。
数据化使数字技术能够融入产品设计、生产制造、营销、售后服务的整个过程，给整个实体经济体系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例如，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与知名设计机构、设计师协同，采用“大设计、小试验”的研发模式替代传统的“试错研发”，促进产业快速升级，丰富产品品类。新“模式”的平台化、共享化，使用户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者实现柔性化生产、按需生产，提高企业的灵活性和快速响应能力，从而获得高水平的产品设计。数字技术也能够推动企业将内部的行政、会计、财务等职能部门的工作外包，对企业的组织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数据化能够超越物理世界的局限。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企业通过对物理过程的模拟，能够对制造过程进行更多维度的探索，从而为工厂、车间和生产线寻求最优的智能转型升级路线和方案，而不会对物理世界的资源造成浪费。在元宇宙中同步实施多种方案的模拟，也能够加快物理世界的迭代过程。另一方面，数据能够在网络空间内无障碍流动，其点对点运输成本极低，甚至接近于零成本。从本质上看，数据传输与空间距离、国家边界或其他自然障碍无关，它是反空间的，或者说是无重力的。这决定了数据的转移与物质资本的转移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数据产品在格式统一等方面，较物理产品更为容易。数据的这些性质，能够有效地降低中小企业融入产业链的成本，从而使中小企业能够与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快速耦合。
数据化意味着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在实际经济中，数据要素发挥作用需要运用相关技术，而与数据相关的技术非常复杂，既有通用技术，也有专用技术。对中小企业而言，部分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能力具有通用性，他们能够借助数据工具，从企业的数据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发挥优化价值链、提升制造生产效率、有效利用劳动力及改善客户关系等作用（OECD, 2013）。
工业互联网理论。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来看，数据化主要是解决模拟、可视化、分析等虚拟空间问题，而工业互联网则解决感知、连接、控制等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联系的问题。
工业互联网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入产业部门以实现深度融合，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内在的运作流程、运行机制、生产要素、研发设计、生产方式、组织模式等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能够推动中小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技术能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资源消耗、防范金融风险，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
自2012年通用电气公司（GE）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以来，[5]工业互联网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研究持续增加。唐国锋等（2021）对2012～2021年工业互联网相关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在此期间，相关中文文献有914篇，英文文献有858篇。
工业互联网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感知层面。要实现数字化，首先必须使系统能够感知到物理世界的状态。工业互联网借助大量传感设备、物联网等，实现对物理世界的实时感知，进而实现对物理世界的模拟、优化和控制等。在国外，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更多地被称为工业物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例如，在唐国锋等人（2021）统计的858篇与工业互联网相关的论文中，其中555篇关键字涉及工业物联网，168篇涉及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而关键字涉及工业互联网的仅有51篇。
二是在连接层面。工业互联网不单纯是将数据进行连接，还对人、机、物、系统进行深度融合，将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信息物理空间（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将数据与物理空间联系起来，不但能够实现对物理世界的实时感知，更能够实现实时控制和优化。这不仅能够替代劳动力、降低人员成本，更能够对各种流程、参数及工序等进行综合优化，从而减少浪费、降低库存，减少原材料、能源等投入，并节约土地，降低排放，从而更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三是在开放层面。在生产端，工业互联网能够与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主体进行实时动态连接，所有相关主体能够跨越时空聚集在虚拟空间中，各种相关数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共享，从而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新制造和服务体系，实现更高效的协同。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进行耦合，能够对消费偏好、研发、生产、仓储、营销、市场竞争、供应链等诸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工业大数据，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智能匹配，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更为精确的响应，从而协助解决生产过剩、供给效率低下等传统生产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
四是在平台层面。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平台化的趋势。平台化能够让企业在更大范围内汇聚资源，从而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和成本。目前，我国具备一定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超过100个，连接设备数量超过7600万台套，工业机理模型数量达58.8万个，服务企业超160万家（韩鑫，2021）。
在平台化演进过程中，产业互联网是从1.0阶段的资讯及信息撮合到2.0阶段的电商交易及运营，再到3.0阶段的打通闭环供应链（金融、物流、仓储），提升行业效率及黏性服务，最终将迎来以信息数据中心为基础的（产业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行业整合及高效匹配的4.0阶段。
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数字化带来了平台的扩张，因为在数字化环境下，虚拟空间存在无限扩张的可能。平台在扩张过程中还会积累大量数据，形成“数据—网络—活动”（Data-Network-Activitites）循环，或称“DNA”循环（BIS, 2019），这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性质的正反馈循环（李勇坚，2022），将推动平台商业模式快速创新。
一方面，中小企业可通过使用各种数字类型的平台，如工业互联网平台或云计算平台来促进商业模式创新。而且，由于中小企业战略更灵活，决策时间相对更短，其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甚至可能会高于大型企业（Cenamor & Frishammar, 2021）。例如，作为数字平台的最终用户，中小企业可以在制造系统中结合物理和网络组件，建立基于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灵活供应链，从而重新设计其商业模式。很多中小企业通过利用网络协同制造平台的能力，突出发展其在设计、品牌、营销等方面的能力，从而实现快速扩张。
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平台商业模式也持续创新。云计算使中小企业无须购置大量计算设备硬件和软件即可开始数字化转型。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和SaaS（软件即服务）等服务模式使中小企业能够以“即需即用即付”的模式获得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基础资源，这使中小企业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平台商业模式持续创新，例如，机器学习即服务（MLaaS）在灵活性和订阅计划的可扩展性方面提供与SaaS类似的优势，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使中小企业有可能自己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购买算法或租用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基础设施（OECD, 2021）。又如，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对某些中小企业以及初创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出现了“区块链即服务”（BaaS）提供商。BaaS提供商运行区块链系统的后端操作，使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能够专注于其应用程序的设计，拓展区块链应用领域，从区块链的独特功能中受益。
线上线下融合集聚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基于E集群（E-Cluster）（Davidovic & Latinovic, 2013）等新产业集群理论，诸如淘宝、京东等线上平台利用其完善的线上产业生态与创新能力，与线下集群深度融合、相互促进，推动产业集群实现由线下基于物理空间的集聚，全面转变为基于线下产业链、联动线上产业生态的线上线下融合式集聚形态（谭洪波、夏杰长，2022），实现更快速的产品研发、更精准的供应链整合、更高效的生产模式、更敏捷的消费新供给。
数字化支持下的线上集聚，实现了规模经济、信息知识溢出，降低了中间成本。其价值在于推动品牌塑造、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构建专业服务平台，实现产业链智能化、集群化，打造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实质是对传统集聚理论的深化。第一，数字化营销使得线上集聚空间内的企业可以获得任意数量的中间投入品，形成规模经济；第二，线上集聚推动传统劳动力“蓄水池”向分散在各地的劳动力“水源涵养地”演变，降低搜寻成本；第三，通过数字化，线上集聚推动隐形知识显性化、作用空间广泛化，使溢出效应更显著；第四，线上集聚显著放大Jacobs外部性，[6]实现技术互补和知识共享；第五，数字化营销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谭洪波、夏杰长，2022）。
线上线下融合集聚的产业集群，推动传统的产业地理集聚向线上集聚转变，推动全产业链集中、集聚、集约发展，实现从单一产业上下游集聚到线上融合集聚，再到产业生态的全面完善。而这种新的集群模式对中小企业数字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线上线下融合集聚，在线上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丰富的数字化工具，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工具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数字化。线上形成的数字化生态，集聚了为同类企业服务的众多服务商，也为中小企业数字化提供了更多选择。而且，基于线下产业集聚而产生的各种数字化工具，能够根据行业和企业特点进行持续迭代，更加适应中小企业需求。产业集聚所带来的需求规模效应，也将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2022）指出，7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12%的企业处于应用践行阶段，而达到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占比仅为9%。腾讯公司（2021）将企业的数字化分为四个阶段，即基础探索期、简单操作期、复杂应用期及全面实践期，经过量化打分可以发现，处于四个时期的企业占比分别为41.3%、38.1%、19.0%、1.6%，处于数字化初期的企业占比接近八成。数据表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仍面临着不少现实困境。这与国际上的一些调查结果具有类似之处。欧盟委员会对中小型企业（SME）的一项调查显示，[7]62%的欧盟中小企业面临数字化障碍，70%的中小企业表示，他们至少面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监管障碍或行政负担（55%）、付款延迟（35%）、融资渠道不畅（21%）和缺乏技能（17%）。从整体上看，缺乏数据意识和数据管理实践、数字化技能不足、数字化成本和收益不明确，影响着中小企业对数字化的需求；而在数字化供给方面，缺乏适合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工具；在外部环境方面，对中小企业数字化的支持政策缺乏针对性。
一是中小企业缺乏数据文化和数据管理实践。从总体上看，尽管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数据，但是，中小企业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的能力不足。例如，调研发现，很多中小企业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并不具备从外部收集数据的接口，或者这些数据的格式和收集方法并不一致，导致中小企业无法在现有条件下收集、保存、分析、利用数据（Bianchini & Michalkova, 2019）。在数据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数据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数据质量与数量问题同样体现在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同环节，这些环节的数字化基础差异较大，数据质量和数量也参差不齐，各个业务单元之间的数据连通性较差，容易产生数据孤岛，无法将数据的效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一般而言，中小企业在行政办公、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数字化入门较为容易，在基础数据等方面有着较多积累。但是，在生产数字化领域，如ERP（企业资源计划）、CRM（客户关系管理）、SCM（供应链管理）应用等方面，与大企业有着较大区别（Andrews; Nicoletti and Timiliotis, 2018）。大部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数据等基础资源不足（OECD, 2021）。2021年下半年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对企业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发现，90%以上的企业仍通过人工采集获得数字化所需的基础数据，基本未使用物联网；80%以上的企业ERP系统数据仍使用人工输入，基本没有结合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如果将中小企业内部生成和收集的数据与外部的免费数据资源或收费数据资源进行耦合，如行业概况、个人数字活动痕迹（消费者偏好、购买模式）、其他企业数据（定价政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或公共机构提供的数据，企业数据将产生更大的价值。但大部分中小企业缺乏这种外部数据获取、分析、利用的能力，因而无法充分发挥数据协同效应。
缺乏数据意识也将带来数据分析利用的困难。数据分析利用需要有长期的数据积累，且数据分析所带来的效益并不能立竿见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组织不完全信任来自大数据源的信息，则数据的分析利用在公司层面不太可能带来变化（Ross; Beath and Quaadgras, 2013），因此，对中小企业而言，要发挥数据带来的益处，需要完成从“直觉驱动”到“数据驱动”决策文化的转变，这要求对数据分析具有坚定的信念。然而，中小企业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数据分析方面难以坚持长期投入。这本身会导致数据积累的中断，以及数据效益无法进一步体现。
与数据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在数据安全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和能力。OECD（2021）的研究指出，收集和管理的数据量和粒度的增大可能会使中小企业面临更多的数据泄露风险，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中小企业对线上业务的依赖加强，但中小企业的数据安全能力并没有相应提升，在欧洲，2015年只有30%的中小企业制定了正式的数据安全政策，而大型企业中这一比例接近70%；在OECD国家中，大型和小型企业之间的数据安全能力与政策执行方面的平均差距为45%，最终导致很多中小企业的数据安全受到了黑客的威胁。数字安全攻击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网络漏洞，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经济和声誉损失风险。中小企业数字化使其脆弱性显著增加，也让整个供应链都面临更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一些黑客可以利用中小企业的数据安全漏洞，切入大型企业和政府的后门。这使中小企业成为连接基础设施系统中的薄弱节点（OECD D4SME Initiative, 2021）。从主观上看，中小企业一般缺乏本地部署数字化系统的能力，数字化转型意味着要将企业的数据、流程、技术资料等敏感信息放到云上，而企业往往对上云后的财务、技术等涉及商业机密的数据安全怀有疑虑，这种顾虑也会影响中小企业将企业活动数据化的积极性。
因此，在部分企业的战略规划中，数字化战略与业务发展是“两条线，两层皮”，企业发展战略对数字化部署方向的指导性差，数字化部署的重点与业务发展侧重关联弱。这种“零敲碎打”式的数字化建设往往难以触动企业转型的核心，难以发挥对业务的赋能作用。
二是中小企业缺乏数字化转型意识和技能。从主观上看，中小企业对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阶段缺乏了解或存在理解偏差，意识不到企业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未来转型的必然性。
从对国内企业的实地调研来看，很多中小企业主只知道数字化的基本概念，对其基础条件、具体流程、发展阶段等缺乏了解，企业缺乏转型的主动性。大多数企业领导对于数字化转型概念的认知都是十分模糊且片面的。有人认为智能制造就是数字化转型，也有人认为使用了一些工业软件就是数字化转型，甚至还有人将在线营销系统等同于数字化转型（腾讯，2021）。在国际上，OECD（2021）的调查也表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主动推进数字化的意识；而且，公司越小，采用新的数字业务实践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即使使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ICT）推动业务数字化，大多数也局限于数字化办公、网站、电子商务等领域，在复杂业务应用（如ERP）方面，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改进业务的中小企业更是凤毛麟角（OECD, 2021）。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小企业不愿意将其IT系统的开发和维护外包，在利用云计算方面远低于大中型企业。2021年下半年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对省内30余家企业的走访调研发现，仅有一家企业使用了云计算服务。
数字技能不足也是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方面。中小企业数字化基础差，数字化转型需要从其数据收集、生产流程、管理模式等底层结构开始，要求企业拥有既懂数字技术又懂业务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是非常稀缺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这方面的人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需要企业员工对算法提供的结果进行全面判断，这对其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有的员工往往缺乏这方面的技能（Agrawal; Gans and Goldfarb, 2019）。根据2015年一项对日本制造业的调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的一个重要障碍是缺乏数据方面的人才，且企业也缺乏获得这类人才的渠道（Motohashi, 2017）。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中数字化相关人才平均占比仅为20%，只有15%的企业建立了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李勇坚，2022）。
技能缺乏使中小企业无法充分发挥现有平台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潜力。在很多情况下，中小企业数字化是从利用平台能力开始，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社交媒体平台，都提供了大量低门槛的数字化工具，这些工具的技术含量低，前期投入小，能给中小企业数字化入门带来极大便利。然而，中小企业在挖掘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功能方面仍有很大的不足。McCann和Barlow（2015）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战略规划能力，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往往流于表面，很多企业仅限于建立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并将公司及其产品的一些基本信息发布到网上，对于后期的引流、获客、粉丝维护、数据分析等往往缺乏统一规划，这样，公司无法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作用。
解决技能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培训。OECD（2021）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使用社交媒体的公司比例与为其员工提供ICT培训的公司比例之间存在相对较强的相关性，对小公司而言，这种相关性更为明显。在小型公司中，非专业员工接受ICT培训的比例每增加1%，公司社交媒体使用量即增加1.1%，这一相关度要高于中型企业（0.7%）和大型企业（0.5%）。然而，中小企业为员工提供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企业担心内部人参加培训之后跳槽到别的企业。
三是供给端缺乏足够的适合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具。中小企业数字化基础较差，往往缺乏基础数据、信息化部门和数字化应用经验，因此，需要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开发出一系列门槛较低、见效快、易用性好的数字化转型工具，帮助中小企业开始数字化历程，并切身体验数字化的益处。OECD全球中小企业数字化论坛（the OECD Global Initiative on "Digital for SMEs"）第二次圆桌会议发表了一份政策文件《SME Digitalisa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 Digital for SMEs (D4SME) Policy Paper》，其中指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包括：高效远程办公和提高幸福感的数字工具（其核心是提供可持续的远程办公工具）、适宜中小企业快速收集与运用数据的工具。但是，现有的工具在功能设计和定价等方面，都没有参考中小企业的特性。
然而，从现有的数字化转型方案来看，大部分解决方案提供商都热衷于做面向行业大型企业的数字化升级改造通用方案，很少有服务商能够深入到中小微企业的实践之中，根据中小微企业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管理、服务等场景，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既有的方案都是将大企业运用过的方案进行缩微改造，在功能设计方面并不完全符合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在价格方面，也没有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定价，整体定价偏高。从开发成本上看，中小企业运用的设备比较繁杂，缺乏统一的数据接口和格式，无法统一生产制造过程的数据采集系统，增加了解决方案本身的复杂度。在方案运用过程中，还要根据中小企业现有的管理规范等对数字化方案进行适用性修改，增加了方案开发的成本，使很多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缺乏为中小企业提供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的积极性。
四是缺乏明确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对中小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成本，除了在网络、数字化设备、信息系统等资源方面增加投入之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涉及基础设施改造、系统建设、人才培训和引进、运行维护等多个方面的成本，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又涉及多种互补技术的协同，这些技术的应用需要企业持续投入资金。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数字化投资时，面临着在哪些方面投资、按照什么时序进行投资等问题。
在数字化转型的效益方面，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协调各方资源以及企业内外协同，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从一些咨询公司的调研结果来看，数字化转型项目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概率高达70%～80%（文婧，2022）。即使是一些有可能获得成功、有利于增强中小企业增长潜力的项目，其数字化转型所耗费的时间也非常长，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和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这将增加中小企业投资的沉没成本。以人工智能为例，已有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获得效益，其短期内的收益并不明确（Accenture, 2019）。金融机构对于不确定性较高的数字化转型项目投资也持谨慎态度，即使愿意进行金融支持，这类项目的融资成本也会相对较高（OECD, 2019）。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小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时，往往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而当前又缺乏收益估算的方法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收益难以确定，使很多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缺乏积极性。大部分中小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高，且收益不确定，预期回报较低。根据2014年对1000家德国中小企业的调查，年收入低于5亿欧元的企业中有70%没有进行生产流程数字化。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企业需要投入较高的沉没成本，还需要大量互补性投资，但其投资回报的可见性较差，缺乏明确的证据（OECD, 2021）。
五是政策支持精准度不够。中小企业复杂多样，涉及各行各业，需要精准的支持政策。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将整个生产流程数据化，带来了数据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数据本身也存在合规问题，在收集、存储和处理个人数据时，中小企业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和技术团队，会产生较大的法律风险。这要求政策更具灵活性，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减少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
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新型基础设施，包括宽带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区块链平台等。然而，调查表明，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利用新型基础设施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所有OECD国家中，大小企业在高速宽带连接方面的数字鸿沟在2011年至2018年间急剧扩大。在爱尔兰，2018年大小企业之间的连接差距是7年前的5倍。在比利时、德国或英国，这一差距为3倍。在云计算方面，大小企业之间也存在差距，2018年，OECD国家中，大企业购买云计算服务的可能性是小企业的两倍（Kergroach, 2020）。我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2021年下半年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对省内30余家企业的走访调研发现，在云计算的投入方面，中小企业仍处于起步状态。租用云服务的中小企业极少（仅1家）。在政策方面，对中小企业利用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也缺乏精准的支持政策。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由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就业、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各国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构建了多样化的政策体系。
一是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看，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国家战略层面重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合组织（OECD, 2020）的数据表明，OECD国家中有34个已经制定了国家数字化战略，这些国家数字化战略中都明确包含“中小企业数字化”的内容。
OECD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高度支持。2019年，OECD提出了“全球中小企业数字化（D4SME）倡议”（OECD Digital for SMEs Global Initiative），并已连续三年举办圆桌会议，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关于“推动更好地重建中小企业数字化”的政策文件《SME Digitalisa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 Digital for SMEs (D4SME) Policy Paper》。这是一份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政策进行系统讨论的重要文件，该文件由OECD秘书处、OECD各国政府与全球中小企业数字化倡议的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共同编写，总结了OECD关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析，并对该倡议自首次亮相以来开展的知识共享和网络活动进行了归纳总结。2021年10月，在OECD中小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委员会（CSMEE）第一届会议上提交征求意见，该文件说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趋势，讨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风险的举措，描述了中小企业数字化优先事项和复苏计划中的措施，并系统提出了促进私营部门中小企业数字化的政策举措。
二是重视发挥各类政策性平台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技术、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事项，单纯某一个方面的努力可能无法充分显现出转型的效益。因此，各国都重视以数字化的方式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问题，倾向于建设一些具有公共性质的平台，集成各类政策资源，从而为中小企业数字化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2018年，法国政府推出了一个在线平台FranceNum（www.francenum.gouv.fr），该平台汇聚了大量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公共与私人专业顾问，中小企业只需要登录该平台，并说明其规模、位置和业务领域，再明确所需要咨询的问题，专业顾问就能够提供相应的咨询意见。问题领域可以涉及创建数字化战略、增加在线业务、开发客户、在线销售、增强内部流程、培训和招聘、保护公司、更好地使用数据、整合不同的工作方式等。专业顾问还能够提供有关可用融资方案的信息。
澳大利亚政府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在线指南，为各种规模的公司提供有关数字化的信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该在线指南，获得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在线指导。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的在线平台可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运行设计系统指南，其中包括与数字团队管理相关的数字协作工具和平台目录，设计系统指南提供了每个工具的信息摘要，促使企业与在线平台互动，以实现更好的内部沟通。
丹麦政府于2018年启动了“电子商务中心”平台，该中心旨在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发展，2018～2021年政府就该项目总计拨款4500万丹麦克朗。
韩国政府也启动了中小企业数字化项目。2017年，韩国政府在国家信息社会局下建立了国家大数据中心（National Big Data Centre, NBDC）。该中心的目标是为中小企业、初创企业、IT风险公司和学术界提供大数据共享服务，以促进大数据分析在经济发展中的使用。其基本原理是将公共数据（来自公共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私人数据（来自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收集到大数据中心。该中心配备了必要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使中小企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大数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韩国政府更是将数字化作为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带来风险的重要手段（Bianchini and Kwon, 2021）。韩国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部（MSS）打造了一个电商平台，以帮助中小企业向海外出口。
三是各国出台了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类支持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小企业带来了不利影响，数字化为中小企业摆脱这种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工具。Sage公司调查发现，80%的中小企业认为数字化对于企业复苏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8]因此，各国政府都将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作为应对疫情危机的重要手段。在政策方面，既有对原有政策的强化，也有针对疫情的新政策出台，有些国家甚至对原有的监管架构进行变更。例如，智利对其《劳动法》进行了修改以规范远程办公。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广泛使用数据分析方法，各国在中小企业数据合规、培训、安全等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在数据合规方面，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特殊制度，以简化中小企业遵守数据保护规则的程序并降低其合规成本。例如，对一些需要报告监管部门的行为予以豁免。2018年5月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定，各国政府应为中小企业处理个人数据建立特殊制度。GDPR包含50多个所谓的开放条款，允许欧盟成员国制定国家数据保护法以对GDPR进行补充。例如，在葡萄牙，中小企业的违约罚款在500～2000欧元之间，而对大型企业的罚款在1000～4000欧元之间。
各国也在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例如，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建立了商业和地方政府数据研究中心（BLGDRC），该中心向微型、小型或中型企业等提供“数据分析创新券”（DAIV），创新券是面额为2000英镑的代金券，每个企业每年可以申请两张创新券，最长为三年，可用于获得专家的咨询服务，或通过数据分析培训提高员工技能。申请创新券的中小企业不需要具备数据库或数据来源，因为在咨询服务中，咨询人员将告知企业需要收集哪些最相关的数据以及如何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斯洛伐克创新和能源局（SIEA）2013年启动了类似的数据分析支持计划，中小企业提交了项目建议书，在通过专家评估之后，企业可获得价值5000欧元的代金券，用于支付中小企业与国家认定的知识提供者之间的数据咨询服务合同费用。
四是作为政府支持以及应对疫情的结果，各国中小企业对数字化水平的认知提升，整体数字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全球中小企业数字化倡议”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做的100多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OECD, 2021），疫情暴发以来，中小企业对数字化的认知提升，转型速度加快。巴西的一项调查表明，55%的受访中小企业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改善客户关系、提升流程敏捷性和获取客户；53.5%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远程操作能力。Sage公司对英国中小企业的调查表明，80%的中小企业认为，数字化技术对于企业主导的复苏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认知水平的提升在实践中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思科公司（Cisco）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自2020年5月起，中小企业对数字技术和在线销售的采用有所增加。高达70%的中小企业正在更多地使用数字技术，当然，国与国之间仍存在数据差异。Visa公司对8个国家／地区的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67%的中小企业已采取措施实现数字化。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2020年4～5月期间，将部分或全部员工转变为远程办公的小企业的比例从12%增加到20%，已经开始将业务的零售方面转向寻求数字化手段的小企业从10%增加到17%。
从总体上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各国数字化战略的重点，不少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政策平台，出台了特别支持政策，从而使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数字化涉及企业认知、技术方案、公共政策环境等多个要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从政府部门的视角，要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一整套政策，从而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创新培训机制，提升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提高数字化技能。如前所述，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存在意识与认知障碍，也缺乏相应的技能。因此，强化培训、提升认知、提高技能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在创新培训机制方面有着很多有益的探索。一些国家将企业培训费用作为税收的抵扣项目，从而以税收优惠激励中小企业参加数字化培训。另外，政府还重视利用企业主网络和行业协会来推动知识共享，促进数字化技能提升。政府也通过对“经纪人”或中介机构的奖励，来推动这些机构积极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培训（OECD, 2021）。英国、斯洛伐克等国则以“数据分析创新券”（DAIV）等方式，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培训费用方面的补贴。
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国际经验，我国应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训机制。一是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知识平台，平台汇聚各类知识提供者，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类数字化转型的知识培训。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类似于英国中小企业“数据分析创新券”的方式，对通过平台成交的培训服务合同进行定向支持。二是提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种免费诊断工具。中小企业往往对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缺乏认知，也不能确定其所需要的培训类型和培训知识要点。政府部门通过采购相应的诊断工具，免费为中小企业提供培训前的诊断，从而使中小企业能够更具针对性地选择其所需的培训课程，既有利于企业节省培训成本，也有利于提升培训效率。三是由政府主导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库，以鲜活的案例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分析和讲解，从而提升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四是推动关于税收政策的转型。将对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所支出的培训等费用视为研发费用，在税前直接抵扣。
创新体制机制，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往往面临着资金约束，无法为数字化转型提供额外的资金。而中小企业数字化基础较差，在转型过程中往往需要购置大量的硬件和软件，资金投入量较大。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都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直接资金资助，但整体上看，这类资金金额非常有限。在满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需求方面，重点是要引进金融机构的资金，建立体系化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融资系统。
一是要整合政府资金，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中小企业数字化涉及诸多政府部门，为了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很多政府部门都会提供政策性资金，地方政府也会有相应的配套资金，这些资金比较分散，难以对中小企业数字化的重点领域、重点问题进行大力支持，难以通过做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数字化转型案例，来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的投入。因此，需要对各个部门、各级政府、各类资金进行整合，从而形成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的资金支持合力。二是推动金融科技与中小企业数字化的联动。数字化能够打开企业经营管理的黑箱，使金融部门能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中小企业融资风险进行更精准地评估，从而为企业提供更精准可靠的融资服务。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要与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应用等深度融合，这不仅能解决企业数字化的融资困难，更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积极试点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要通过对中小企业数字化案例与数据的分析，建立起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模型，对其投入与产出进行精准测算，从而推动金融机构提供相关金融产品。例如，可以根据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收益，开发出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债券产品、优先股产品、结构化金融产品。
完善数据文化，推动数据相关的基础制度建设。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中小企业在数据意识、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安全等方面仍有不足。以数据收集为例，调研发现，中小企业的生产设备等规格型号不统一、出厂年限不统一，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导致数据格式、数据收集方法不一致，企业内部数据重复和数据孤岛现象并存。因此，需要完善与中小企业数据能力相关的数据制度。
一是要确立数据文化，提高数据意识。鼓励中小企业主动通过设备、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的数字化改造，从更多维度收集基础数据。推动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决策、控制、经营，从而形成良好的数据文化。二是推动建立数据共享、流通、交易、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推动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来自制造流程、物流或供应链管理的数据，鼓励大型企业、产业链龙头企业、供应链主导企业等共享数据，使中小企业能够利用这些数据与其自身所拥有的数据进行协同，使数据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效应。推动数据标准、数据定价、数据中介、数据使用等多个环节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形成有利于数据要素流通的交易制度体系。鼓励中小企业运用区块链、隐私计算、数据沙箱等技术，解决数据共享、流通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三是要积极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试点，鼓励提供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工具，建立宽容失败的环境。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鼓励中小企业先从一些规模较小的创新项目开始试点，在这些项目中获得数字化转型的经验，从而为整体推动数字化转型增加经验。
在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供应方面，要鼓励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行业龙头企业等，针对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提供一些门槛较低、前期布局成本低、上手快、效果明显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使中小企业能够快速观察到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从而提升其数字化转型的意识和主动性。
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组织形态、新的业务领域，这要求在监管上更为包容。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过度惩罚（McGowan and Millot, 2017）。
综上所述，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研究，将为中小企业数字化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从而为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提供更丰富的资源。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基于数字平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CJYB03）
注释
[1]社区社交媒体平台LocalCircles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12个月里，28%的中小企业通过在线渠道实现了100%-500%的销售额增长。See SMEs, "Digitalisation Helped SMEs Gain New Customers, Increase Transactions Amid Pandemic: Survey,"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small-biz/sme-sector/digitalisation-helped-smes-gain-new-customers-increase-transactions-amid-pandemic-survey/articleshow/85061551.cms.
[2]IDC,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vestments to Top USD 6.8 Trillion Globally as Businesses & Governments Prepare for the Next Normal," https://www.iot-now.com/2020/12/09/106453-digital-transformation-investments-to-top-6-8-trillion-globally/.
[3]IDC, "Worldwide Spending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Reach USD 2.3 Trillion in 2023, more than Half of All ICT Spending, According to a New IDC Spending Guide,"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91028005458/en/Worldwide-Spending-on-Digital-Transformation-Will-Reach-2.3-Trillion-in-2023-More-Than-Half-of-All-ICT-Spending-According-to-a-New-IDC-Spending-Guide.
[4]Business Today, "SME 2.0: Is It a Path to Recovery for India's Small Businesses?" https://www.businesstoday.in/magazine/economy/story/sme-20-is-it-a-path-to-recovery-for-indias-small-businesses-334195-2022-05-19.
[5]参见GE公司于2012年11月发布的白皮书《工业互联网：打破智慧与机器的边界》（Industrial Internet: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Minds and Machines）。
[6]Jacobs外部性，指行业间具有差异化的公司之间以及那些能对新知识产生较大回报的经济单元之间的互补性技术和知识溢出。由美国Jane Jacobs于1969年提出。
[7]"Internal Market,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s,"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internal-market-industry-entrepreneurship-and-smes_en.
[8]Stacey McIntosh,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Growth: A Report on the UK's Economic Recovery," https://www.sage.com/en-gb/blog/survival-resilience-growth-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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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Li Yongjian
Abstract: SM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SME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ME digitalization is the theory of dataficati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network, the theory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e theory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and clustering. In practice, due to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SMEs face real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ch as lack of data culture and data management practices, lack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wareness and skills, lack of suffici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ols suitable for SMEs, lack of a clear framework for 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and insufficient precision of policy support.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SMEs in national economy, employm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overnments of all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and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through top-level design, policy-based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inpoint policy support. China should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in training, funding, data, tools and ecology to create a favorabl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Keywords: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dustrial internet
责 编／陈璐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