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时空从根本上说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并通过人的活动和社会运动而取得其现实性，是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通览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和生动实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的视角出发，对社会时空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题进行深刻的探讨和分析，阐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时代内涵。在基本矛盾分析的前提基础上对发展和安全进行科学统筹和精准匹配资源，深入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意义，全面、完整、准确、彻底地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为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关键词】社会时空观 发展 安全 时代阐释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8.008
【作者简介】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人才发展、社会治理、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主要著作有《集团化管控与企业文化建设》《互联网+青年创业社交平台构建、规划与运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第二版）》《青年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等。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1]，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这在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里是第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第五个问题谈的也是“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明确指出，“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2]。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3]，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障。保证国家安全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头等大事[4]，安全是立党立国的基础和保障，没有安全，党和国家就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发展和安全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发展和安全都作出过明确的战略部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始终把发展和安全作为两件大事来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均被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5]，立足全局，强化发展和安全工作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对发展和安全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健全发展和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能够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忽视安全的发展是存在隐患、不可持续的；忽视发展的安全是基础薄弱、不能长久的。前进道路上，我们既要以安全促发展，又要以发展保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要在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指出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6]。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科学论断和阐释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发展和安全实践的科学总结，站在战略高度分析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及现实依据，阐述了新时代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要求，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核心问题、重大问题。
时空观：从自然时空观到社会时空观
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科学都关注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的，物质和物质运动是以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存在的。这为自然界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实践的活动提供了时空，人类关于时空的认识也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传统时空观是指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绝对时空观和相对时空观，前者以近代牛顿力学为基础，把时间和空间看作物质运动的外在尺度；后者则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认为时间和空间会随物质运动而发生变化。两种时空观均把时空看作物质或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有其客观实在性。因而，作为物质运动存在形式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客观存在的、无限的。这两种时空观也被称为“自然时空观”。
时空不仅是具有自然意义的概念，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概念。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那么可以说，实践是使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联系、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社会运动在本质上体现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都需要在一定的时空中展开，并在社会时空所体现的各种关系中得以实现。由此，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形式。社会时间是指人类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延续性、久暂性，即各种人类社会活动存在和活动过程进行的久暂，一种活动和另一种活动依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间隔时间。社会空间则是指各种社会活动的开放性、广延性，表现为“一种人类活动发生所需要的场所，不同人类活动彼此之间的并存关系和分离状态”[7]。社会发展史也是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在空间上的展开和表现。如同物质时空的无限性和永恒性一样，实践时空也具有无限和永恒的特性。但实践是总体性概念，是建立在各个具体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而具体实践的规模和时空持续又都是有限的、暂时的。马克思正是从人类实践的这种永恒和暂时、无限和有限的对立和统一中来把握时空概念进而提出了社会时空观。他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虽然自然时空与社会时空有许多不同，但是二者之间却有着相一致的一面，自然时空是社会时空的载体和表现，社会时空则是自然时空的升级和抽象。社会时空源于人的实践并通过人的实践和社会运动而取得其现实性。基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和实践以及夺取政权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和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理论来分析在不同阶段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和安全问题的特点、任务和趋势，可以为唯物史观研究“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时间维度：统筹发展和安全
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变的有机系统，其内部各种要素、子系统之间既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又存在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利害关系。因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时间来界定，只有将其放置在社会发展的时间维度中，才能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从社会时间维度考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体现出两大属性：一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顺序性，即社会活动的先后顺序及其延续的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本身的久暂性，即社会实践活动存在时间的长短。由此可以发现，社会发展实际上是由各种社会事件组成的序列，它们之间的排列顺序和组合关系，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和安全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8]和新时代[9]不同历史时期的目标、任务和策略的历史连贯性、顺序性和久暂性（见图1）。
图1
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发展和安全。（1）1921～1927年大革命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在腐朽没落的清政府的统治下，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被称“老大帝国，积弱已极”，民被称为“东亚病夫，麻木不仁”。辛亥革命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依然没有摆脱任列强宰割的命运。巴黎和会强加给中国身上的不只是青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更是世界列强对于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集体不屑和轻慢。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先进分子深刻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没有尊严，更没有安全！只有发展才能保安全，只有安全才能更好地发展。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中，在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奋力斗争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10]。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发展与安全问题。从党的一大至党的三大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党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力量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仅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联合战线，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1923年党的三大确认，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通过党内合作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同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1]。以此为基础，我们党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帮助其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帮助其组建黄埔军校，开展北伐战争，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的58人，到1927年党的五大召开时已发展到57967人[12]。虽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我们党在群众基础、工人运动、组织机构、革命斗争等方面得以全面发展，但也应当看到，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安全”的认识还有不足，还不善于独立自主的根据中国的国情正确地领导革命斗争，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翼的突然背叛，党未能及时提出应对危机、化解危机以挽救革命的有效措施。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1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安全的问题。
（2）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未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4]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在“八七会议”上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5]的著名论断。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在严酷的斗争现实面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突破了城市暴动或进攻城市的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发展和安全相统一的道路。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一时期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以大力发展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经济建设为发展中心，厚植党的群众基础，掌握治国安民的本领，探索和积累初步的执政经验，不断发展、巩固、壮大苏区的革命政权。与此同时，以军队安全、政党安全、政权安全、根据地安全为安全主题，并与国民党集团展开斗智斗勇的反“围剿”斗争。1930年秋至1931年秋，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总人口达453万，红军发展到12万余人，共产党员总数约13万人，红军和苏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6]中央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血染湘江，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科学分析了内外部形势，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下一步党和红军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7]。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发展和安全作为核心主题的会议，在党内和红军中统一思想，准确地找到了应对危机、化解危机的正确路线和方法，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1937～1949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放下国共两党的历史宿怨，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践行初心使命的又一例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指出团结抗日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标志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时期党的发展策略是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根据地；安全策略则是以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民族独立为主题的国土安全、主权安全、国民安全。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不断建立、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军52.7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等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余万人，至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12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余人。[18]这为日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政权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军事基础。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了政治和军事两个战场的斗争。政治上，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刻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虚伪面目。军事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高度团结，军事技战术水平显著提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来犯之敌，并逐渐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的牢固基础。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在发展领域的策略决策是，党在乡村积聚力量，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结束，开启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19]。在安全领域的策略决策是，依靠工人阶级领导城市工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同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党要立刻着手各项建设事业，将恢复发展城市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1949～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发展和安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跌宕起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和安全的目标、任务和策略从过去注重党的发展和安全，向注重国家的发展和安全转变。从这时起，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主题。在发展领域，经历多年战乱的国家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急需恢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急需建立。在安全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反华势力面对新中国采取经济封锁、外交封锁、军事讹诈等手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国内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残余势力的反扑、党内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发生。新中国面临着空前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国土安全、政党安全等重大问题。面对困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统筹发展和安全，既制定并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又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时，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1951年12月～1952年10月，开展“三反”运动，[20]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廉洁而开展的自我革新运动，严肃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对于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到了很大警示作用，为清除党内腐败毒瘤建立了基础。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全国共产党员已达到1073万人。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21]。
此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政治上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政治安全；经济上大力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奠定了工业和民生基础，保证了经济安全；文化上掌握新闻出版、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改造，确保文化安全；外交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美、苏等大国改善关系，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双边关系，确保外交安全；科技上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22]，1966～1967年，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地球卫星成功发射，确保国防安全、国土安全、主权安全。
1978～2012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发展和安全。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和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向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按下了改革开放的启动键，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3]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车道”。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也从党的十二大时的3900万，到党的十四大召开时的5100万，到党的十六大召开时的6600万，再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时的8200万。30年间党员人数增长了1倍多，客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守理想为民所依，治国理政为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接续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政治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确保政治安全；经济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并逐步发展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经济安全；社会上，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管理，进行社会事业建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确保社会安全；文化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确保文化安全；外交上，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确保外交安全、外部安全；党的建设上，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确保政党安全。
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筹发展和安全。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会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同时，针对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机遇挑战，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和布局。自此之后，中国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中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25]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6]，论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职责使命、方针原则、重点任务等重大课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高度，对加强公共安全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就安全问题提出的结构严整、逻辑自洽的严密理论体系。
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基本方略被写入党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转化、实践和应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启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政治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斗争，确保政治安全、人民安全；经济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经济安全；外交上，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建设，确保外交安全；民生社会上，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安全。
空间维度：统筹发展和安全
任何社会的形成和演化都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地理、气候、生态等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外部物质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对人类社会空间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社会空间是由外部因素（即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因素（即生物的、技术的、文化的因素）共同决定的。而且，由于这些因素是变化发展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存在过一些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曾发生过数次社会空间形态的重大变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规模上由原初的小型社会发展成现在的巨型社会。但是，这样的变化绝不意味着后来出现的空间形态取代了前者，而只不过是后者在空间秩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进化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基本社会空间形态，有初始空间、地方性空间、国家空间和全球化空间[27]，这些空间形态都留存至今，它们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
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相对应的空间类型，而社会发展说到底就是通过争取时间，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空间类型可以分为实体的地理环境、虚拟的社会空间和交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因而，社会空间类型赋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伸张性，体现为向内的累积性和向外的拓展性[28]。从空间维度考察统筹发展和安全，可以揭示空间类型变化的逻辑轨迹以及空间内容上的辩证统一。
其一，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了空间类型变化的逻辑轨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经历了从政党空间到国家空间，再到全球化空间的空间类型变化，与此相适应，各种空间类型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一直到夺取全国政权，社会空间的形态是政党空间，即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时，首要考虑的是政党安全和发展，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时期，抑或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还是假民主、真独裁的蒋介石集团，在保证党组织、党员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党组织和党员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核心要务，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动群众，团结带领辖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政权，包括苏区、边区、解放区）人民应对各种敌人的进犯和挑战。因此就有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支部建在连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理论和论断，引导全党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社会空间的形态逐渐由政党空间向国家空间转型，这一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党空间的消失，政党空间的发展和安全是国家空间的力量源泉和理论指引。发展和安全的范围、界限和内涵得以空前拓展，发展领域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安全领域更加注重内外部安全的统筹，为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29]，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安全战略方针[30]。
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社会空间的形态也逐渐从国家空间转向全球化空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作为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指引：发展方面，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方面，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31]。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既要重视发展问题，也要重视安全问题，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从在国际上毫无话语权，受制于人，在一次次列强的侵略下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内忧外患，建立新中国，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并通过一次次斗争，在发展中壮大，在斗争中磨练，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空间类型经历了不断的空间拓展。从初始的政党空间层面的发展和安全，过渡到国家空间层面的发展和安全，再到全球化空间层面的发展和安全，这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带领的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社会空间的现实图景（见图2）。
图2
其二，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了空间内容上的辩证统一。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发展和安全所涉及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辩证统一的，二者皆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32]发展与安全从本质上来讲是辩证统一的，犹如硬币之两面、飞鸟之两翼，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两件大事。虽然二者的作用和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却是根本一致的。二者既相互促进，又互为保障，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保持发展和安全在各自领域的独立性，又要协调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既通过高质量的发展为高水平的安全提供物质基础，又要通过维护国家安全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历史和实践都表明，不发展、慢发展都会使我们的物质基础薄弱，各种矛盾频发，从而给安全带来巨大风险。在一定的时空中，物质财富是一定的，因而发展和安全在消耗物质财富的同时会挤占对方的空间。通过不断地发展以扩大我国的物质财富积累，满足安全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断发展积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诸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基本摆脱了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这些物质财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发展和安全所需。然而也应当看到，在发展的过程中安全问题是相伴而来的，在发展中可能遇到如“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等发展陷阱［33］，也可能遇到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这些陷阱和问题都是我们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面对这些问题，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用高质量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虽然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安全，但慢发展、不发展、低质量的发展、不科学的发展势必不安全，甚至还会催生安全问题。[34]
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35]安全是党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和生命线。回顾历史，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在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中逐渐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一次次不平等条约中被列强瓜分蚕食，领土之内租界林立、列强不法横行，百姓穷困潦倒、苦不堪言。国家和人民没有安全可言，何谈发展？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并在一次次具有不同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运筹帷幄、科学决策，不断取得胜利，中国人民才真正获得了安全的环境，有了安全的国家，才有了发展的条件和可能。
在新时代这一发展的新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36]。从国内来看，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开路前行的重要阶段，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发展阶段和历史任务等都发生了变化[37]。政治上意识形态问题、治理体系不完善、党内腐败问题等风险依然存在；经济面临着减速调档、从高速向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38]；社会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加，重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风险增高，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39]；在现代社会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风险的因果链和损害圈进一步扩展，这些风险相互交织叠加、相互作用，逐渐形成“风险综合体”[40]。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必须为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更需高度重视安全在治国理政全局中的重要作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只有具备全面的安全保障，才能有效防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安全风险，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既定的一系列重大发展目标，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结语
社会时空是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与物质论视域的时空观将社会历史时空等同于自然时空的同质性理解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实践把握社会时空，不仅实现了对自然时空的历史性超越，而且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社会时空的传统认识，形成了一种立足于实践的崭新的社会时空观，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与自然时空人的生存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时空的生存形式[41]。由此可见，人类之所以能创造出社会时空，从根本上说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并通过人的活动和社会运动而取得其现实性。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2]。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人的积极存在”这样一种人类实践活动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时空概念。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构成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是社会物质运动形式的最深刻的本质。
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的视角，从时间维度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阶段，解决不同阶段发展和安全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积累出来的。从革命时期统筹政党、根据地、军队的发展和安全，到建设时期统筹政治、经济、社会、国防等方面的发展和安全，到改革时期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和安全，再到新时代立足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发展和安全，有其历史连贯性、顺序性和必然性。
从空间维度来看，一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经历了从政党空间到国家空间，再到全球化空间的空间类型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首先要考虑的是政党的安全和发展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社会空间逐渐由政党空间拓展为国家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过去发展和安全工作的历史和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社会空间进一步拓展到全球化空间。这一过程体现了空间内容的累积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发展和安全所涉及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辩证统一的，二者皆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目标，不论内容如何拓展丰富，二者的本质是统一的。这体现了发展和安全在空间内容和目标上的一致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3]，因此应当更加科学、辩证地把握发展和安全的真谛，在基本矛盾分析的前提和基础上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精准匹配资源，既要摒弃单纯为了发展而不考虑安全的发展主体论论调，也要批判只注重安全而不考虑发展的过度安全化倾向，深入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意义，全面、完整、准确、彻底地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为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统筹发展和安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LLMLA009）
注释
[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11月3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7页。
[4][26][31]《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5][10][4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1月11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111/c64094-31996276.html。
[7]李荫榕、王彩霞：《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时空变革》，《学术交流》，2005年第11期。
[8]从党的文献看，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多次使用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个表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革命、建设和改革”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并以此将我们党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随后“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历史分期的表述逐步为学界所使用，逄先知（2009）、欧阳淞（2009）、李捷（2011）都表达了与党的文件相同的观点。此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和目前国内最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二卷），也将我们党的历史划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阶段。见秦宣、秦睿：《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改革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9]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视野、从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方位上，所作出的科学判断。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1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八卷 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8～19页。
[12][13][17][18][20][21][23]李忠杰：《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第63、75、110、137～138、271、325、46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6页。
[15]《党史百问 |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大意义是什么？》，2022年3月29日，https://www.12371.cn/2022/03/29/ARTI1648555346603771.shtml?from=groupmessage。
[16]谭琪红：《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载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页。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09～810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2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2015年11月3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5/1103/c64094-27772663.html。
[27]冯雷：《社会空间的成立及其不同形态——人类学哲学的视角》，《哲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28]翟媛丽、袁颖：《时空的社会视角及其当代意义》，《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9]《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http://www.gov.cn/ldhd/2011-07/01/content_1897720_2.htm。
[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7～363页。
[32]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
[33]舒家鑫：《防止三个“陷阱” 增强三种能力》，《学习时报》，2016年9月1日，第4版。
[34]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3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40页。
[36]周叶中、任澎：《新时代我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辨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37]高祖贵：《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性》，《学习时报》，2020年4月15日，第1版。
[38]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0年5月30日，第1版。
[39]温志强、李永俊：《国家重大安全风险化解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江淮论坛》，2020年第1期。
[40]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41]贾英健：《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实践维度与虚拟转向》，《理论学刊》，2013年第4期。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8、532页。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Based on Marxist View of Social Time-space
Xu Ming
Abstract: Social Time-space fundamentally originates from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and acquires its practicality through human activ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It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Marx in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Through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lea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can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theme of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social time-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view of social time-space, and explain its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fundamental conflicts, we wil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scientifically and match resources precisely, deepl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grasp the dynamic balance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omprehensively, completely, accurately and thoroughly. With these efforts, we will be abl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ensure a good sta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Keywords: social time-space, development, security,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