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与积极引领者。但由于人口多、体量大等原因，和其他经济体比较，我们在节能减排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难也不小。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任务，不能搞“一刀切”，要因时、因地制宜，统筹兼顾节能降耗与可持续发展：加强节能降耗的技术研发，加速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构建“碳税-补偿”等机制，用市场化手段倒逼能源结构优化。
关键词:“双碳”目标 能源结构 产业分布 新能源 碳税补偿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202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双碳’目标是全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的措施还要增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针对于内蒙古这样的能源大省和碳排放“大户”该如何科学践行“双碳”目标，他进一步指出：“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既要有一个绿色清洁的环境，也要保证我们的生产生活正常进行。”这表明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任务。
推进“双碳”战略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既要统筹整体推进与部分差异之间的关系，又要把握长远利益与当前困境的协调，要深刻认识到“双碳”目标的艰巨性，更要适时把握“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的难得机遇和重要窗口期。正确把握“双碳”目标要求，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减排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中国推进“双碳”目标遇到的发展机遇、现实困难及应对策略来展开。
当前实现“双碳”目标的有利形势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此后不久，《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重要文件相继出台，共同构建了中国“双碳”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这标志着中国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双碳”目标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综合国情和省际差异，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实现“双碳”目标正在有序推进。
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稳增长、稳就业成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及至2022年，又迎来国际上的乌克兰危机叠加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国际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国际、国内供应链更趋脆弱。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经济体均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受上海疫情封控连带影响，4月份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速下滑，接近2020年同期水平。因此，当前所有的工作都要为稳增长、稳外贸、稳就业让路。尽管经济发展从来不是单线条运作的，但每一个阶段有其核心任务。经济高涨繁荣时期，产出增加，能耗增高、碳排放提高，有压力、有动力、有冗余的经济条件来推行节能减排等中长期任务；反之，经济低迷时期，节能减排的工作节奏和力度都要有所变化。因此，推行“双碳”目标不能教条化、简单化，要结合国情和省情差异，合理把握降碳工作的节奏和力度，有序推进。要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深刻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既要统筹域内协调，又要有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担当。
煤储丰富为实现“双碳”目标筑基铺路
煤炭的碳排放系数远高于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清洁能源，而中国近80%的碳排放量是由煤炭消费造成的，中国以煤为主的现实国情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根本性转变，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总量短期内难以大幅度下降，煤炭占比高着实为中国的节能减排带来不小的压力。但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也为中国逐步实现碳中和提供了机遇，降低了能源依存度较高的潜在风险。在当前国际政治动荡、全球经济低迷、乌克兰危机持续、全球疫情防控压力未减的情况下，国际供应链、价值链异常脆弱，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趋高的现状对中国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均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本土丰富的煤炭储备兜底保障，稀释国际能源市场动荡带给我们的负面冲击，从而为“双碳”目标筑牢根基，稳定能源供给，加固“护城河”，维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煤炭“清洁”技术研发投入的增加，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得以实现，因此，完全有可能将煤炭占比高的禀赋劣势转化成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出增加与节能降耗的双赢。
新能源高速发展使实现“双碳”目标迎来重要窗口期
截至到2021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6万亿元人民币，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6000亿元，余额达1.1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可以说，“双碳”目标的推进恰逢迎来一个绝佳的窗口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均在大规模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动力等新能源产业，对新能源的重视程度和投资力度前所未有。近年来我国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大幅度提升，2021年中国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光能发电等清洁能源的占比已升至25.5%，比上一年提高1.2%。这表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清洁能源占比持续上升。随着发达经济体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投资扩张，中国也加大了对新能源车、新能源电池等“绿色”投资的政策倾斜，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以及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产业已步入快车道，呈“弯道超车”趋势，正逐步占据较高市场份额，并打造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车“链主”、新能源动力电池“链主”等。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经历了从追赶绿色领跑者向成为绿色领跑者的角色转变，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处于竞争核心地位，为实现碳中和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清洁能源发展虽取得较大进步，但清洁能源占比仍然相对较小，难以对传统能源实现有效替代。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清洁能源这条道路上要上下一心、坚持到底，更加积极地推动技术研发与商业应用，不断扩大绿色投资，规范和引导资本更多地流向新能源产业，将“双碳”目标落到实处。
产业结构趋优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助力
自2012年起，中国总体产业结构逐步从“二三一”的工业化阶段转向“三二一”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我国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显著，截至2021年末，除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等省份之外，全国其他省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均已超过第二产业，北京、上海第三产业的产出占比维系在七至八成左右，而山西、内蒙古、陕西等能源大省的第二产业比重介于45—50%。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碳排放息息相关，第二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能源消耗强度大、碳排放高。因此，优化产业结构也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之一。
20世纪70年代全球短期内相继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为保证能源安全，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狠抓节能减排、发展绿色技术等手段，基本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对中国而言，我们既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大幅度降低碳排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二产业长期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们对其存在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中国第二产业能耗高、污染严重、调整慢、转型难等依然是节能减排下一阶段的攻坚任务，一定要想方设法降低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强度，提升其能源使用效率。从长远的时限来看，能耗低、附加值高、就业密度高的第三产业产值不断升高是大势所趋。即使随着“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战略的推进，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升高，德国、日本等经济体也是能耗低、污染小、附加值高的精密制造业的回归，其第二产业的能耗占比还是逐年下降的。因此，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及第二产业的“清洁”生产，我国的“双碳”目标将会取得预期进展。
当前实现“双碳”目标的不利条件
很多西方国家经历了近200年的自由碳排放，是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总量的主要来源。这些经济体先后在1990年代实现碳达峰之后着手推动碳中和计划，像德国、法国等纷纷宣布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碳达峰与碳中和相距60年。而中国向全球做出的“双碳”目标承诺，实现碳中和与碳达峰之间的时间比西方国家缩小一半时间。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行动中做出的庄严承诺与具体实践表明，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与积极引领者。但由于人口多、体量大等原因，和其他经济体比较，我们在节能减排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难也不小。
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居于高位
首先，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截至2021年末，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119亿吨，占全球总量的33%。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仅绝对值高，且增速快。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中国的2倍，及至2006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截至目前，中国的排放量是美国的2倍多。其次，中国的碳排放强度相对其他经济体处于高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提供的数据，现阶段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为0.8千克/GDP（2015年美元），是同期美国的3倍、日本的近4倍、巴西的4倍，略低于印度、俄罗斯。近20年来中国与美、日、德等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几乎是等幅下降，降幅30%左右。比照德国、日本的碳排放强度，中国还有较大的碳减排空间，待我们赶上德国的碳排放效率指标值（0.21千克/GDP，2015年美元），基本上就完成了“双碳”目标。所以实现“双碳”目标，我们有足够的追赶空间，但同时也表明中国要达到前述经济体的排放效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压力不小。
中国碳密度趋高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7年中国的碳密度是3.3千克（二氧化碳排放/千克石油当量），是美国的1.45倍、日本的1.5倍、法国的2.6倍。事实上，近20年来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碳密度几乎没有变化，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能源结构没变。碳密度与一个经济体的能源禀赋息息相关，除非进口低碳能源或者开发出相当比重的可直接用于生产的风能、光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否则短期内很难出现较大变化。因此，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碳密度趋于稳定。而中国的碳密度却是增加的，折射出我们对煤炭的依赖性没有走弱，反而增强了。
煤炭等高碳能源是中国短期内无法绕开的“单项选择”，要满足这么大的经济产出总量，就必须投入相应体量的能源投入，别无他法。事实上，我们这样做既维系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主要贸易伙伴的总体福利。“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渐进推动“双碳”目标不等于匀速推进，只有节能技术取得颠覆性创新或者清洁能源有效取代传统能源之后，“双碳”目标才会加速推进，甚至是“蛙跳”式推进，因此，推进“双碳”目标，要实事求是，要避免“碳冲锋”和“运动式”减碳。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现状
中国在能源储备方面存在明显的“富煤、贫油、少气”能源禀赋特征。中国的煤炭资源储量丰富，位列世界第三，而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等优质化石能源相对不足。2014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指出，中国优化能源结构的路径是：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根据《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2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52.4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量占56%，比2020年下降1%左右；而风电、核电、光电以及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不足三成。这表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业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煤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清洁能源占比稳中有升。但是高碳能源诸如煤炭、石油仍是中国能源的“主力”，“一煤独大”的能源格局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伴随着产出增加，碳排放总量将继续攀新高。
资源分布、产业分布不均衡
从全球层面来讲，实际产出和碳排放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捆绑”固着状态，相关性极高。中国的碳排放和实际产出呈双向因果关系，要实现经济产出的提高，就要以相应的碳排放为代价。因为在现有的节能技术水平条件下，无法实现在不增加碳排放的情况下增加经济产出。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就必须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承载碳排放的巨大压力。中国各省区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布不均衡、错位特征凸显。煤炭储备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山西、内蒙古等省份，两省煤炭储备合计占全国60%。石油主要分布在新疆、黑龙江、陕西等省份，三省石油储备合计占全国50%还多，这些省份大多位于中国西北、东北等地区，南方省份无“油”可取，南北差距明显。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极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显而易见，中国的资源大省和经济强省不是叠加分布的，资源大省不是经济强省，经济强省反倒是资源匮乏。
资源大省承担着一盘棋意义上的全国能源供给，经济大省担负着较大份额的全国税负功能和就业重担。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能源产出大省的碳排放权初始空间盈余低、碳减排潜力小，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但是不能因为要实现“双碳”目标，能源大省就采取“运动式”减排，导致全国的能源供需失衡。反之，沿海地区的发达省份也不能因为节能减排的指标压力，违反经济发展固有规律，片面推行“一刀切”式减排，造成经济产出的大起大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双碳’目标是全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的措施还要增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
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协同推进压力较大
不能因为节能减排而误了经济增长，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不能将能源大省的节能减排与中东部经济强省的增长对立起来，没了经济增长，节能减排毫无意义。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清洁能源稳定有效替代传统能源之前，要确保传统能源总供给量不低于预定产出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在中东部省份能源自给自足之前，西北地区能源大省和中东部能耗大省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的组织协调下，要科学规划、协同设定能源供给方和能源需求方的“明细账”。要依据各省区实际产出和“双碳”目标分解任务，合理切分能耗“总蛋糕”，在满足能源够用的同时又要避免能源供给过剩。要综合考虑国家层面及省级层面的“双碳”目标分解任务和推进计划，各省区依据节能减排路线图协同推进“双碳”目标，又要“保供”中东部经济大省的能源供给量，要确保能源供给足量、够用。做到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协同推进，实现全国一盘棋意义上的能源供需出清、产出与能耗协同，完成GDP预定增速与节能减排双目标。能源供给大省固然有节能减排的压力，但也不能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地拉闸限电，虽然保全了本省的节能降耗“小”目标，却误了国家的稳增长、稳就业等总体目标。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叮嘱能源大省：“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既要有一个绿色清洁的环境，也要保证我们的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中国额外担负全球近三成碳排放
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及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背负着大量的组装加工、物流配送等生产环节。这些生产环节不仅要消耗中国大量的能源，而且会引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大量货物贸易顺差实际上带来了隐含碳排放的“逆差”。部分研究认为，仅仅“入世”十年，中国净出口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就已经超过30%（李丽平等，2008）。中国生产供发达国家消费商品所产生的碳排放占自身工业排放总量的25%—30%（Liu等，2016；Cezar和Polge，2020）。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可以说中国兜底全球民生福祉，却把污染留给了自己。
事实上，欧盟、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侧碳排放均显著高于传统的生产侧碳排放，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国家15%—20%的消费侧碳排放是由中国、东盟等经济体所承担的。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海外商品需求，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使用量迅速提高，进口量逐年递增，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3%和43%。显而易见，诸如煤炭、石油等进口的高碳能源无疑会加剧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枢纽，为全球提供消费品，甚至钢铁、有色金属等高碳产品，直接延缓了“双碳”目标的有效推进。
美国垄断世界能源的负面效应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垄断，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较大的挑战，要尽量减缓国际能源价格剧烈震荡给我们造成的冲击。作为第一批签署并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家，为了积极履行协定中的承诺，将绿色低碳发展的蓝图和愿景化为现实，也为了更好践行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国责任，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并“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构建低碳社会的基本方略，是中国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举措。为了尽快实现“双碳”目标，从中央到地方，我们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地推行节能减排战略。为了优化能源结构，减少对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依赖，中俄两国克服重重困难和国际风险，铺设从俄罗斯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旨在最大程度地降低高碳能源使用比例，降低碳排放，为全球的节能减排贡献中国力量。乌克兰危机导致德国等欧洲国家放弃俄罗斯低价天然气等能源，转而购买价格近乎翻倍的美国灌装燃气。美国以其能源体量及综合影响力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拥有较高程度的垄断和支配地位，这会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天然气等能源购买方的利益，不利于中国“双碳”目标的有序推进。
中国位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吃劲阶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包括“双碳”目标等在内的很多国家战略都要围绕着经济可持续发展来协同推进。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奇迹”的根源和注解。实践证明，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新问题，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拉美很多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提醒我们，在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吃劲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由快转慢，各种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掩藏起来的潜在问题和社会矛盾在经济下行时可能会“集成”凸显，诸如生态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经济脱“实”向“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等，一定要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同前述各种新问题、新业态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要妥善处理，就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一定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因噎废食，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去换取“水至清则无鱼”的绝对清洁、“零碳”指标状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经济增长机会。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抓住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市场活力，要尽可能地实现较高幅度的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门槛。
新发展阶段实现“双碳”目标的相应策略
综合前述“双碳”目标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认为“双碳”目标的推进一定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强统筹协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贯穿到“双碳”全过程，相应策略如下：
加强节能降耗的技术研发，降低单位产业能耗
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是要降低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强度。截至目前，中国碳排放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近4倍、德国的4倍、法国的6倍，甚至也是巴西的4倍，略低于能源大国俄罗斯。我们今天的能源利用效率不及20年前日本、德国及法国的一半，这是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国情。加强节能降耗的技术研发，千方百计降低单位产出能耗是核心要务。国际能源署最近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现有节能降耗技术能实现碳达峰90%的减排目标，但也只能满足碳中和目标50%的减排要求，无法完全实现碳中和目标。还有相当数量的节能减排技术囿于成本过高，无法进入实质性的商业化阶段。所以，一定要聚焦前沿技术，只有在节能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缩小直至追赶上发达经济体的节能降耗技术，才能实现“双碳”目标。
优化能源结构，加速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
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们的石油及煤炭在总能耗中的占比较高，燃气占比偏低。中国化石能源中石油及燃气占比分别为87%和7.5%；而美、日、德等国家的石油占比介于40—60%，燃气介于15—25%。显而易见，能源结构优化是我们收窄与前述发达经济体碳排放效率差距的关键。在当前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条件下，片面地对能源消费终端进行电气化改造，只是将碳排放向产业链前端迁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碳排放总量过高，能耗强度居高不下等顽疾。只有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并广泛使用核能、风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将清洁能源在总能耗中的占比从目前的25%提升到50%，甚至更高，才有可能完成“双碳”目标。
构建碳税—补贴机制，倒逼能源结构优化
对高碳能源企业收税，补贴低碳能源企业，用市场化手段激励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碳税和补贴政策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两个减排方案。单一的碳税或者补贴政策无疑会加重能源支出的上行压力，“蒸发”社会公共福利，抑制消费，阻滞经济增长。因此，可以在碳税与补贴政策之间采取一个折中办法，对高碳能源征税“反哺”低碳能源，即实行“碳税-补贴”政策。该政策近似“税收中性”，能够在有效减排的同时尽量减少价格扭曲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既能够依靠碳税“挤出”高碳能源，倒逼节能减排，也能够依托“碳税-补贴”政策“挤入”低碳能源，减缓能源价格上行压力，加速能源结构优化，最终实现产出增加与节能减排的双赢。
加快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畅通新能源跨区交易
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能源供给与能源消耗错配严重。东部沿海地区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将近40%的经济产出，可开发能源相对匮乏。不仅仅是煤炭资源，水能、风能及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也主要集中在我国西部地区。而将西部地区大量的清洁能源高效、低损耗地输送到东部地区，一定要借助于“特高压”等新基建工程才能变成现实。所以，新时期一定要优先建设新能源快速“车道”，加大对新能源的投资力度，完善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够破解我国投资“乏力”，协同稳投资、稳产出，又能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新能源产能利用，缓解我国东西部能源供应失衡的局面。
先立后破，杜绝运动式“减碳”
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长期的现实国情，能源结构转型不能急于求成，“双碳”目标的推进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任务。现阶段中国电力供应以煤电为主，传统能源产量急剧收缩，很容易导致煤价上涨、电力供应不足。“拉闸限电”不仅严重影响了工业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而且会负面冲击营商环境，严重影响稳外贸、稳外资。所以，一定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富煤、贫油、少气”资源禀赋特征，在清洁新能源有效替代传统能源之前，务必确保煤炭资源的稳定供应，要分阶段、渐进推行能源脱碳计划。
【本文作者 陈诗一，安徽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郑义，中国（安徽）自贸区研究院研究员。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治理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72121002）的资助】
参考文献
[1]《“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人民日报》，2022年3月6日，第1版。
[2]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统计数据（2015年美元标准）》，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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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诗一、祁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技术路线、制度创新与体制保障》，《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15—23页。
[5]李丽平、任勇、田春秀：《国际贸易视角下的中国碳排放责任分析》，《环境保护》，2008年第6期，第6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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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iu,Z.,S. Davis and K. Feng.et al. “Targeted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ClimateTrade Dilemma in China” [J].Nature Climate Change，2016（6）：201-206.
[9]Cezar,Ｒ. and T. Polge.“CO2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Bulletin de la Banque de France，2020， 228 (1).
责编：李 懿／美编：王嘉骐
Situation of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Achieving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Chen Shiyi Zheng Yi
Abstract: China is a major participant,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and an active leader in promoting global ec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compared with other economies, we are facing quite a few difficulties i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due to the large population and size. It is a long-term, arduous, and complex task to achieve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We should avoid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but should adapt to the changing times and local conditions, and balance energy sav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jor measures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saving and consumption-reduction technologies, accelerating the effective substitution of clean energy for traditional one, building a “carbon tax-carbon offset” mechanism, and leveraging the market to forc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nergy mix.
Keywords: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energy mix;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new energy; carbon tax-carbon 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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