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百年大变局其实是研究“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与百年变局”这两个课题。当前世界疫情和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在国际秩序与发展范式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把握大局，抓住机遇期，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探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世界发展、人类社会演进等方面的影响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崛起 百年大变局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5/F11/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9.001
对于百年大变局，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从研究的角度，既然是百年大变局，对于许多问题需要从长远的发展看，需要着眼于大局。作为对策，当然有其即时性，即必须提出应急性对策，但许多看似需要应急应对的，也需要有大视野、大设计，这样有利于推动大的转变和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变化，任何大的变局都是由变化不断累积而成的。大变局变什么，如何变，结果如何，这些世纪之问，的确值得深入观察、分析和研究。
国际秩序之变
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各国相互依存，国际秩序之变无疑是最令人们关注的大变化之一。所谓国际秩序，简单地说，是指世界相对稳定的一种结构状态，建立在一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国际机制体系和国际规则基础之上。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国际秩序特征，如今的国际秩序主要是二战后建立的，大变局主要是指该国际秩序的大转变。
二战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战后开启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1945年正式成立了联合国。由此，一种新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基础建立起来，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GATT，为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前身，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和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分别承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和发展融资的职能，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联的国际机制先后建立起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构建，其突出的特点是包容性，逐步把所有国家纳入到这个体系之内，通过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现代国家地位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尽管联合国体系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但是其职能与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言，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1]冷战是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严重冲击。以美苏为首，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陷入分裂。冷战持续了几十年，尽管以非战争方式结束，但“和平红利”并没有用于构建更加包容与合作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一家独大”的优势，极力推动构建“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并且联合西方其他国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强制推行价值观和制度构建，结果激发了新的矛盾，引发了暴恐势力崛起，也对国际秩序造成严峻挑战。
国际秩序的转变来自多种因素的变化。对国际秩序影响最大的是力量（power）对比格局的变化。世界力量格局的形成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两层结构之上。第一层是国家力量，特别是大国力量，第二层是团体（集团）力量。国家力量的对比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的对比，综合实力强的一方对于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发展具有引领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团体力量主要体现为利益、价值观等相近的国家结成集团，或者在行动上协同，形成集体的影响力。二战后，美苏曾是两个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从力量对比和对世界基本秩序构建的角度看，对二战后国际秩序机制、体系和规则构建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诸多国际机构建立、规则制定上，起到了引导和主导的作用。这也是为何美西方国家面对变局一再强调要其他国家遵守现有国际规则的重要原因。
国际秩序的大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协调秩序的组织机构总是变化的，事实上，国际秩序结构和运行方式的调整与变化是一种常态。当今，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受到力量对比变化的驱动。力量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美西方国家主导地位大幅度下降，其他国家的综合力量不断增大，美国综合力量的地位大幅度下降，主导地位和能力降低。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看，非西方国家的力量会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国的综合力量可望超越美国，几个发展中大国，像印度、印尼等综合实力会进入世界前列。这种大势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大变局。
从联合国机制体系的发展看，由于世界发展变化、成员国利益和诉求变化以及力量对比变化，原来的组织结构、治理方式以及运行规则都要进行变革。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全球问题凸显，要求增强联合国治理效能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局势的不稳定和冲突与战争泛起，改革安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对全球治理承担重要职能的国际组织进行大变革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显然，世界需要新的国际机制体系来适应变化的世界。尽管新的国际机制体系并非要推翻现行国际机制体系重建，但是，重大的变革是必要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从本质上讲，国际秩序的变革要适应变化的格局与形势，现在的变革主要是降低美西方在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中的主导性，大幅提升其他国家的参与度、决策与行动的影响力。对于这样的变革，美西方是不情愿接受的，甚至是阻拒的，而维护其现有的地位与左右能力，是其抗争的聚焦点。特别是涉及后起综合力量提升大国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对于被认定为竞争对手、特别是敌手的国家，美西方不仅保持战略警惕，而且会采取措施加以阻止。当今，美国之所以要开展“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并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围堵、封堵、脱钩、遏制等政策行动，就是怕中国会改变机制和规则。[2]
事实上，尽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美西方存在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差异，但是，中国参与了几乎所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放心，主要还是惧怕失去主导权，担心由美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基础会被改变。其实，变是大趋势，大国竞争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关键在于各自的战略选择，在当今时代和未来的发展中，采取零和战略与行为是难以取胜的。美西方的问题主要在内部，面对变化的环境，需要进行调整与改革，并且利用好其他国家崛起带来的机遇增强自身综合实力。[3]
总体而言，国际秩序的变局大体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突变，往往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另一种是渐变，是在进程中发生改变并逐步得到完善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是一种突变，是在二战结束的基础上，由获胜方主导建立的，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引导和主导的作用。现行的国际秩序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没有以战争的方式进行，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实现一种和平的演进过程。事实上，渐进的演变早已开始，比如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包括美元本位向多货币并行体系的转变，新的货币形式（如数字货币）出现，IMF职能转变和权重调整；又如国际贸易体系的变化，包括由GATT到WTO的转变，国际贸易方式与结构的转变，等等。有些还在酝酿之中，如联合国职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等，都在不断转变中。
不过，应该看到，国际秩序的变革处在一种非协调性的竞争状态，在利益地位、改革方向、未来秩序框架等方面，各方存在分歧。特别是美西方，把改革与价值观联系起来，推行排斥性机制构建，不仅使得变革难度增加，而且也会激化矛盾冲突。国际秩序转变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是世界发展变化、力量对比结构等诸多因素变化推动的。如果二战后建立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所取得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那么，在世界变得紧密连接，各国生存和发展变得相互依存，同时面临前所未有共同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人类应该探求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构建一个包容性与参与度更强的新秩序。[4]
国际秩序的变局处在转型期，充满风险。面对复杂的形势，人们不免发出疑问：未来会发生类似20世纪上半期的大战争吗？世界能否以“非战方式”走向新文明，实现一个开放、合作与共建的新秩序呢？也许现在难有确定的答案，但在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只能靠实践来探求和给定答案。[5]不过，面对变化的世界，研究国际秩序变局，还是要对一些大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比如，由力量对比变化所推动的结构变化，未来会如何落定？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世界由一个大国权势主导或者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新的结构可能不是主导国家的新旧替代，而是力量结构的分解、分散与重构。[6]那么推动格局转变的核心问题将是如何实现力量结构变化有序与和平转变。按照这样的认识，国际社会（包括守成大国和被认定为挑战者的大国）就可以寻求共同的话语与利益，容许和支持更多的角色参与，助推竞争与合作并行，而不是仅仅聚焦在两个大国的对抗。为此，在理论上、舆论上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推动新的国际共识。[7]
又如，随着世界力量结构发生转变，思想文化的因素也会发生转变。近代以来，西方综合实力上升并且在现行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引导与主导的作用，其中思想文化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尤为明显，美西方在宗教、价值观、理论、文化等诸多方面获得了话语主导权。随着非西方力量的上升，被边缘化或者被压制的思想文化必然复兴，并且在其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中体现出来。在未来的变局中，是不同文化的互学互鉴、共同发展，还是会发生文明的冲突？[8]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需要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
发展范式之变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特别是二战后，通过建立共同参与的国际机制，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使得以传统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然而，随着工业化范式向世界拓展，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膨胀，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自然资源消耗快速增大，越来越多的不可再生资源被开发殆尽，导致资源枯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污染，引发生态危机，世界发展面临不可持续的挑战；工业化范式带来的综合效应（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对全球生态造成灾难性破坏。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如今，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在加快，综合影响更为凸显，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加快向新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变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强烈。[9]
在现行发展范式导向下，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传统的产业链延伸，即把现行结构向下端转移和扩大，通过进一步扩大下游产业规模而获得经济的动力，形成传统发展范式的复制与扩大。转变发展范式就要改变这种传递扩大的方式，即截断传统生产链条的延伸。转变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产业必须被新产业替代，后发经济体不能再靠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经济“起飞”。
如何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特别是构建利于世界总体发展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实中，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主要靠把传统工业转移出去，消费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接续者生产的廉价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使消费者以近乎浪费的形式扩大消费，这反倒扩大了传统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从世界发展的总体态势看，传统结构不仅没有转变，反而进一步扩大，而这正是现行全球发展范式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样的产业转移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结构失衡，产业和社会政策缺失，产生了衰落的“铁锈地带”和失落的群体，从而导致诸多社会矛盾。
从传统发展范式拓展的结构看，尽管社会经济总体得到了发展，但也导致了两极化的分裂，尤其是财富积累与分配的两极化，这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市场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让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与布局，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规模效益，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快速集中，许多地区因“没有竞争优势”而变得“空心化”，许多人甚至国家被边缘化。财富集中化和分配两极化是社会动荡、极端势力滋长的重要根源。
新发展范式的建立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高，向社会的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创建基于以人为本为基本价值的新理念。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进程。工业化范式延续数百年，几乎所有现代进步，包括财富积累、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取向等都以其为基础，受到其导向影响。因此，转变并非完全抛弃原有的，而是对其进行修正与改进。特别是传统的利益集团会维护旧范式，许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也会缺乏转变的能力，要么被旧范式拖累而落后于时代，要么被再次边缘化，进而引起矛盾或者冲突。
在向新发展方式的转变中，一个利好的因素是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它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这场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新科技革命，犹如一场“风暴”席卷各个领域，预计会在21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与以往科技革命的技术不同，会开启发展的新境界，造成经济、社会，甚至是文化的大变局。
工业化开启了人类由农业范式向工业化范式的转变，这次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科技的持续进步，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发展向真正的“后工业化”新范式转变。智能化不仅能够创造更高的效率，而且能够创造更新的方式，即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可以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乐观的预测认为，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累的问题会得到缓解，并最终得到解决。如，废弃排放问题，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就像任何新的技术开发和利用一样，智能化发展会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技术的开发利用更会向少数领先的国家与公司集团集中，由此会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智能化技术会比以往的自动化技术更需要和更可能打造超国家的地区与全球网络，因此，会把更多的国家吸纳进网络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能化会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如，智能化会更多地替代人的工作，造成“去就业化”趋势，智能化技术被“非道德化”利用（包括基因编辑的滥用，智能化武器与战争），等等。鉴于新技术具有很强的超国家特征，如何凝聚国际共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规则并建立国际监督与执法机构，都是新课题。在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发展范式的进程中，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深度思考的，也会涉及到有些现在就需要做的。因为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进程，是由不同的变化累积而成的。
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这已经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和最紧迫的挑战。2016年签署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是人类社会的共守公约。但现在的形势比此前预测的更为严峻，温度快速上升，极端天气多发，北极冰盖加速融化等，都需要人类以更大的决心加以应对。应当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开展更为紧密和有效的合作，特别是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实现碳中和的规划，但落实中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些国内和国际的复杂形势也可能会使一些规划与承诺落空。人类需要走出“丛林法则”的传统思维与行为方式，为了共同生存凝聚共识。为此，也许需要召开新的全球气候大会，签署新的《巴黎协定》。
又如，城市化问题。在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下，工业吞噬农业，城市消灭乡村，人口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样的发展是适应大工业规模制造方式的，也有助于提高生产的效率和经济运行的便利。但是，高度城市化也产生许多问题，出现了“城市病”特别是“大城市病”，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与此有关。发达国家把绝大多数人口集聚到城市，承载世界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能走发达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道路。现代化交通设施网络的建设、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探寻一条新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提供了可能。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新科技使得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趋向分散化和小型化，人口无需集中到城市，城乡可以实现同步发展。
百年变局与中国
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综合力量最强的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中国逐渐走向衰落。新中国的成立终止了中国的“下行线”，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到2000年，按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经济总量衡量，中国已重新列于世界大国之林。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预计到2035年，中国GDP可望跃居世界首位。事实上，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这个变化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是意义非常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建立在两个重要基础之上：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加入现行国际秩序体系。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前者使得中国有别于美西方所走的道路，引发美西方对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战略担忧，并为此采取行动；后者使得中国与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看似矛盾和冲突的“二元性”，实则反映了世界发展的现实，即多样性与共处性。自西方崛起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与发展范式的影响力一直在上升，特别是冷战结束，有人认为“历史终结”，从此世界会走向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的时代。但实际发展并非如此，而是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与发展并非异类，只是多样性世界的一个突出案例。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影响会突出地体现在自身发展对世界的作用上。如，在经济上，由于规模大，无论是总量的增减还是单量（领域）的增减，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在政治上，中国走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道路，对于多样性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成功为世界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推动现行国际关系与秩序的变革，包括经济关系与秩序、政治关系与秩序的调整和变革。但是，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自然不会将其推翻或者“另起炉灶”。中国的影响与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通过新的倡议或行动作出新的贡献，发挥重要的或者引领性的作用。
为了处理好国际关系转变带来的矛盾，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国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寻求共同利益，协商合作，结伴而不结盟，是在后冷战时期推动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创新，也助推了冷战后世界走向非对抗的新格局。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要义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目的在于推动构建一种有别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称霸的新关系。中国一再表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扩张、争霸的老路；中国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所遵循的原则是协商共建，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所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所有参与方提供开放的大平台，旨在推动构建新型的发展合作关系与秩序；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旨在推动构建一种和谐共处，合作发展的新世界。面对大变局，人类需要以新的理念面向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当然，一方面中国需要以实际行动实践这些倡议，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良性互动。[10]
推动百年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需要新理念、新行动。“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与百年变局”，这两个大课题都值得深度思考和深入研究。
注释
[1]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IX页。
[2]有的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规范是以西方思想为基础的，物质力量可以改变国际格局，但不一定必然改变国际规范，关键是中国能否向世界提供建立新国际规范的思想观念。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3]有的学者提出，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变化，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而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See F. Kempe, "A New World Order is Emerging and the World is not Ready for It," April 3, 2022, https://www.198chinanews.com/2022/04/03/a-new-world-order-is-emerging-and-the-world-is-not-ready-for-it/.
[4]美国外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若改革或者创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必须开展合作，尽管世界上的竞争、争夺看似变得更为激烈，但是大国间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See P. B. Stares, Q. G. Jia, N. Tocci, D. Jaishankar, and A. Kortunov,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June, 2020, https://media.carnegie.org/filer_public/10/97/1097d838-f88c-47ba-a686-cd5502364570/discussion-paper-collection_stares-et-al_final-with-cover.pdf.
[5]参见张蕴岭主编：《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第8页。
[6]有的学者提出，面对世界新的发展和变化，不能用传统的权力政治的逻辑看问题，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将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多而增强，要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局限。参见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7]参见张蕴岭：《关于权势转移的思考》，《东亚评论》第3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第1～8页。
[8]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中就曾指出，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游戏方“强加”予其的文化价值。他提出，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9]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特别报告认为，若要将全球变暖控制在高出工业化之前水平1.5ºC以内，避免地球生态灾难的发生，必须采取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各国所做的承诺难以达到《巴黎协定》所限定的这个目标。See Masson-Delmotte V., P. Zhai H.-O. Pörtner, et al. (eds.), "Global Warming of 1.5ºC," 2018,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22/06/SPM_version_report_LR.pdf.
[10]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既是他者的疑问，也是中国需要用实践给予以证明的问题。参见张蕴岭等主编：《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发展的脉搏》，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第12～14页。
责 编∕李思琪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主要著作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主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国际区域学概论》（主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