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世界百年变局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科技—经济因素是世界五百年变化的基本动力，人类历史的变迁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决定的。在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型生产力的驱动下，世界百年变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直观来看，世界百年变局首先是世界力量发生重大调整的变局，表现为经济力量“南荣北衰”、政治权力中心“东升西降”；在基本社会制度关系上，世界百年变局呈现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体系日趋均衡的特征；从更高历史站位来看，世界百年变局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向更高级阶段迈进的大变局。
【关键词】唯物史观 百年变局 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9.0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百年变局”的重大判断揭示了当代世界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和敏感脆弱的走势，这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主体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不乏有人唱衰人类发展前景，甚至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黯然神伤。倘若从唯物史观的视域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解读便会发现，人类历史发展并非毫无章法可寻，诚如有的学者所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迷恋于国际权力结构今天出现的‘东升西降’的基本态势，不是一味地‘唱衰西方’，更不是简单地强调‘新时代’的中国力量。”[2]而是要在变局中厘清历史发展线条，洞悉世界发展特征，明晰人类文明发展前景，在盘根错节中走出一条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科技—经济因素是世界五百年变化的基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四个事实：首先，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人们只有能够生活才能创造历史。其次，人们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新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而后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3]人们所处的历史起点是由当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最后，在现实基础上形成反映客观对象的意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强调从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理解社会的钥匙。一言以蔽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更直接的表述就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5]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在这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进阶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究柢的因素是经济。“人类进步的一切大的时代，是跟生活来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6]世界百年巨变，其基本动力仍然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从世界五百年的宏观历史来看，真正引起世界巨变的动力因素是经济和科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市民、城市、手工业、阶级等因素破土而出，传统的自然经济关系被商品经济关系取代，在原始共同体的边缘滋生出了现代资本的幼芽。“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生产工具、通讯手段、交通方式以及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蒸汽机缩短了地球的距离，机器描摹了世界市场图景，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新航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自此，割裂的民族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球的人类文明相互交融，世界迎来了现代的巨变。
由现代资本力量推动的世界变迁并未就此止步。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占据了工业革命的高地，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曾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书写了蒸汽时代的神话，世界的政治经济权力中心落到了欧洲。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电气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至金融垄断阶段，西方开始“群起模仿”，曾经落后的德国、法国分别效仿英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抓住了战争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一举成为超级大国，世界政治经济权力中心由大西洋彼岸转移至美国。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构筑了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体系，绘制并主导了影响当代世界发展的政治经济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和政治民主的虚伪性暴露无遗。虽然美国在经济上依然保持着强国的地位，但是“脱实向虚”的经济现实加重了美国经济负担，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打碎了“美国梦”，最后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的统治神话逐渐暗淡失色，即便自诩超级大国也无力挽救疲软乏力的经济局面，甚至在新兴国家崛起之际，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掀起“逆全球化”浪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释放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国际格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统治衰微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复兴对比中出现了变动，钟摆开始逐渐向东方世界倾斜，人类社会历史在科技和经济的驱动下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洗牌。
马克思曾用“动荡”二字描述资产阶级时代。“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这个描述不仅适用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也适用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世界。但这并不是说历史的发展与变迁是无迹可寻的。世界变局的基本动力蕴藏在经济和科技中，这是社会变量中最大的不变量，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要遵循的规律。“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9]也就是科技—经济这个“不变量”的存在，为厘清当代世界变迁的实质、判定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拟定改造世界的方案提供了线索和现实基础。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10]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不可捉摸、难以确定的时代，更是一个大有作为、大显身手的时代。
百年变局是世界力量发生重大调整的大变局
科技—经济因素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动力，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和历史起点。从生产力自身来说，它是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随时变动。这似乎说明了科技—经济因素自身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倘若将其放置于世界大变局的历史坐标中便会发现，科技—经济因素是变局中最大的不变量参数。因为它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遵循的客观规律，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说到底，它是根本上的、决定性的力量，嵌在人类历史的肌体中，塑造了能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世界图景。无论世界图景如何变幻莫测，都能在科技—经济因素中找到答案，破译世界变局的难题。当然，科技—经济因素背后是客观需求力量在起作用，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何种程度，世界变局调整至何种状态，表现为世界力量的重大调整。也就是说，世界百年变局最直观的表现是世界力量的变迁与调整，而世界力量又体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
首先，百年变局体现为经济力量“南荣北衰”的重大调整。在世界市场诞生之前，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呈现出碎片化、相互割裂、各自为阵的特点，形成了以河流为生命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新航路开辟之后，彼时的世界经济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构筑了以西欧为中心并向四周辐散开来的经济关系格局。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发展不平衡加剧，引发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被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取代。英国国力逐渐式微，法国经济改革困难重重，德国战后赔款经济实力一落千丈。纵然西欧各国采取了抱团取暖的政策，也难以遏制欧盟内部分裂形势的恶化。最后英国选择了脱欧。美国抓住了战争经济的契机，同时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经济中心由西欧转移至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疲软乏力。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国丢卒保车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曾经引以为傲的北方发达国家却自身难保。
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1]南北问题又是核心问题。中国倡导以“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再到成立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举办进博会等经济实践活动。南方新兴市场国家正竭力释放发展活力，尝试给全球经济一剂强心针。在2018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就对金砖国家的世界贡献作了说明：“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12]另根据相关机构的估算，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将是全球经济的领跑者。[13]可见，当代世界的经济格局正呈现出“南荣北衰”发展态势，经济权力中心不断由北向南迁移。
其次，百年变局呈现出权力中心“东升西降”的重大变动。就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胜利之后转而寻求政治统治地位一样，世界政治格局也会随着经济关系的变迁而发生重大变动。当资本力量席卷全球之后，传统的政治统治关系被颠覆，现代国家在资本地带应运而生。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成了经济强国。经济上的蜕变连带政治上的震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新篇章。自此之后，全球各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已然摇摇欲坠，在血与火的激战中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以西欧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统治秩序。在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纠纷中，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脆弱性为重塑世界政治格局打开了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了以国际联盟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击碎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代之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同国际政治体系更替的背后，反映的是国际权力中心的东移现实。这意味着美国和苏联成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一去不复返，世界权力中心的接力棒由美国接手。当美国取得美苏争霸赛胜利之后，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纵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经济滞胀的危机中走向崩溃，美国的霸主地位却不可撼动，更何况，沿用至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仍然掌握在美国手中。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政治文明和全球治理能力受到各方的质疑。特别是当西方世界无力招架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时，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美其名曰“自我保护”，不仅没能引导全球重建衰败的治理秩序，还试图转移矛盾。有人将其形容为：“今天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14]在此背景之下，东方国家开始积极寻求新的出路。全球的治理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崭露头角，敢于发声，由发达国家垄断的全球治理话语权被改写。所有这些变化都证明了，“发达国家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完全垄断国际规则”。[15]西方势力逐渐式微，东方力量逐渐崛起，国际世界的政治权力结构呈现出“东升西降”的局面。
百年变局是两大社会制度日趋均衡的大变局
从根本上来看，百年变局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其最直观的表现是世界力量的大变动。更进一步来看，在各种力量的综合发力下，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并以社会制度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百年变局也是社会制度进行重大调整的大变局。有学者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现实，把社会制度之间的调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十月革命后到‘二战’前，是新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一个国家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较量。第二个阶段就是‘二战’后到冷战结束，是两大阵营的较量。‘二战’后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16]目前，社会制度大调整已经步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壮大，与资本主义阵营在共处中进行各种形式较量的时期”。[17]但若从大历史观出发考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两大社会制度日趋均衡的大变局。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社会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部出现了贫富差别，出现了阶级。但整体而言，整个社会并没有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而是牵扯诸多利益主体，互相牵制，甚至出现了政治立场摇摆不定的“第三方”势力。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绝对的统治地位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也顺势成了统霸全球的社会制度。自此，整个世界都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肆掠中，传统的制度基础濒临崩溃，后发国家也逐渐沦为资本增殖运动的附属品和蹂躏的对象。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建立了强制全球遵循的统治规则，还一并消除了落后的制度基础，建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力量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8]资本主义制度曙光所照射的地方，都体现为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资本主义将铁蹄踏入印度境内，摧毁了当地人的生存根基，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制度基础。也就是在资本力量不断扩张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一枝独秀，以绝对的碾压优势傲视群雄。
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迭起、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内忧外患下，苏俄趁机退出世界战争，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新生政权的诞生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格局演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较量，进一步升级为世界级的冷战。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得超级大国的地位，美苏之间的争霸以美国胜利、苏联解体告终。由于苏联留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星星之火”，世界格局仍然没有重返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期，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角逐。在这场角逐中，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占据主动权，主导了发展与治理的话语权，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力量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把发展中国家排挤在中心圈层之外，同时不断扩充其政治版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进行围猎。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持续发展，但还是难以与资本主义抗衡，在被动和挣扎中艰难前行。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深化，为了抑制总体性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开启了自救之路。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到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但仍然没有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反而在经济“脱实向虚”的进程中陷入了全面的、系统性的危机之中。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熵的时代”，[19]其显著表现就是人类社会将进入到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资本主义秩序在我们眼皮底下分崩离析，但是我们望穿秋水也看不到它的‘接班人’的踪影”。[20]可预见的未来是混沌不明的，资本主义仍将存在，但又是如此脆弱和不可靠。
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内耗的同时，社会主义已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进入逐渐走出低潮、在发展变革中谋求振兴的时期”。[21]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22]中国在经济总量、国际政治地位、价值理念的树立、国际安全的保障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等方面都作出了表率。“一带一路”倡议造福沿线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中心—边缘”等级化的国际体系，进博会抵挡了逆全球化浪潮，为唤醒世界经济活力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近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社会主义确实已经从低潮走了出来，正向着复兴迈进。资本主义已然无法继续充当拯救世界的英雄角色，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就在这“一降一升”的态势中，社会主义逐渐与资本主义平行，形成两种制度竞争合作的局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是暗淡世界中的一抹曙光。
百年变局是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形态的大变局
百年变局的最直观表达是世界力量的大调整，南北之间的发展态势以及“东升西降”的政治格局阐明了当代世界的力量天平逐渐地倾向社会主义一侧。从各力量的综合情况来看，世界变局蕴含着世界两大制度趋向均衡的要义，昭示着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但仅从表象上对百年变局的特征进行考证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核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对百年变局的审视，还需要上升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生活资料把每个时代都分为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并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主要时代。从中可知，人类文明的划分根据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所决定的生活资料水平。生活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会根据现有的物质力量塑造具有时代特质的人类文明。在生产力驱动下，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身和自身所处的人文环境。纵观人类百年历史发展进程可知，百年变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大变局。
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在采集时代，人类并没有对抗自然的条件，只能被动地从自然界中采集生活资料，这就导致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动性。当人类能够从采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创造物质资料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时候，便开始了定居式的农耕生活。由于农业发展需要肥沃的土壤和充分的水资源，早期的文明集中于河流地区。比如：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文明等，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出板块化、碎片化的特征，但其经济基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发展，经常性的剩余产品出现，贫富分化与阶级关系形成，人类历史迈入了商品经济阶段，开启了商业文明的历史新篇章。在资本支配生产之间，商业文明主要依托商品的销售与贸易。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破除了海陆之间的阻隔，推动海上贸易活动的发展。自此，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曾经相互割裂的民族史演变为世界历史。当资本力量支配生产之后，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取代了初期的商业贸易活动。经济上的变革引起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变动。自由、平等、博爱等具有现代文明的口号响彻世界，资产阶级的繁荣文化洗涤了封建迷信，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诞生孕育了现代文明的社会气质。“这些基本社会制度特征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先进发展阶段，简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它引导和统治了世界两三百年之久，以超越过去农业文明和封建制度文明几十倍甚至千百倍的效率和速度，推动人类社会向前飞跃式发展。”[23]马克思对此也曾毫不吝啬地称颂，“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4]
令人唏嘘的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被绊倒在资本主义矛盾面前。金融危机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内核中最不堪的一幕，债务危机、产品过剩、贫富分化、积累极限、民主陷阱、文化霸权等现实难题，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无所遁形。新自由主义的输出不仅没有重建脆弱的经济秩序，还引发了更严重的国际灾难。“那些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财富和权力都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集中局面。”[25]西方发达国家还一度利用长臂管辖权，转嫁国内矛盾。资本主义文明早已面目全非，甚至血腥粗暴。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本质是垄断和剥削。因为它已经把“发展”模式化，“导致其掌控了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应对之策。发展似乎是西方道路的一个隐喻；这个词代表了以自己的形象建构的一个世界”。[26]
虽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仍然还有喘息的机会，现实却是，其下行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它已经从原来的绝对优势转变为相对优势了。相对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放眼于人类未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发展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让接近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摆脱了绝对贫困；坚决贯彻执行反腐败决策，打造清朗的政治环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财富和根本利益；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助力共同富裕的伟业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发展的共享性。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全球治理体系失灵的背景下以身示范，发起建立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红利。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发展的和平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创造性破坏”的属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国库是通过剥削和掠夺的方式填满的。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始终流淌着和平、和谐、共生的血液。中国发展崛起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追求和平发展的历史。“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造福了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更是为那些既想独立自主又想保持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全人类昭示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这个前景就是由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显示的一种大格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种由不同文明传统创造出的不同的现代社会形态所共同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美美与共、不齐而齐的人类新文明。”[27]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但是它昭示了：在矛盾的辩证运动中，人类社会始终会保持“变”的状态，而无论这个状态如何变幻莫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推动下，人类文明终将迈向更高阶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党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ZD008、19JJD710006；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龚嘉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9日。
[2]朱锋：《近期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综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4月上。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4][8][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34～35、36页。
[5][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2、30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5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12]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26日。
[1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第8页。
[14]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15]谢长安、李时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16][21]海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态势研究述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17]辛向阳：《科学社会主义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0～861页。
[19][20]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贾拥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9、36页。
[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23]陈宗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更替演进——兼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加剧大变局进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7月下。
[25]江洋主编：《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矛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8页。
[26]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张英魁、王亚栋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27]张志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责 编／肖晗题
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基地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文明。主要著作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文化视野中的科学》、《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研究》（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