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鸿英，系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深刻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历史自信、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刻展现了我们党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民康物阜、人间皆安，坚持人民至上，让人民幸福，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终体现。而营造社区共同体文化，提升社区生活的体验感，则是加强人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仓廪实，幸福感必然会“拾级而上”
“幸福感”既是宏大语境下的国泰民安，也是每一个人生活感受中的具体而微。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主观性色彩，但它又并非完全千差万别、飘忽不定的。从根本上，它是人在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馈。对人的幸福感带来影响的因素是多元的，也是有迹可循的，例如经济上的收入水平、身体上的健康状况、情感上的亲密关系、文化上的观念习俗、政治上的民主参与等。人对幸福的感受会呈现共通性的规律，“仓廪实而知礼节”，当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必然会沿着马斯洛经典的“需求层次理论”拾级而上，追求归属与爱等社会需求，以及受尊重和成就感等人性中对更高精神价值的需求。
国家和社会也是如此，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社会的文明进步必然要求更加人本和谐的经济发展规模。规律告诉我们，工业革命主要由自然科学所推动，关注的是人们“幸福—收入”模型下的客观指标，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幸福革命”则有意地借助社会科学，关注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国与国的竞争，也从“硬实力”的较量，发展为“软实力”的抗衡；从到“经济指数”的对照，延伸为“幸福指数”的评判。
从古至今，遑论中外，关注并满足人们对于幸福感的追求，体现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当“幸福感”这个词在今天被中国人民自然而然地谈起时，就说明这个国家已迈向新的历史时期，从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更加“富裕”，到更加“幸福”，第二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的不仅是延续向上的经济增长曲线，更是描绘经济、社会与文化繁荣共生的新景象。
礼乐兴，幸福感有赖于“以文化人”
人对幸福感的追求是多维的，层次也是不断提升的。不是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一定幸福，如果只关注经济这个单一的维度，就会陷入“伊斯特林悖论”的迷思。中国自古就有礼乐治国的智慧，民穷则以利诱之，民富则以志引之，“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自殷周始，至圣先贤便深知礼乐兴邦的道理。“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礼”的传统指向的是制度化的秩序之美，“乐”的传统指向的是生活化的和谐之美，而美是道德善的象征，是“仁者爱人”共通的精神追求。依于仁而游于艺，感受到善与美，是人更高层级的幸福。因而，文治教化的礼乐之邦，也必是理想的幸福之国。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礼和乐的传统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生活方式，存留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甚至包含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今天，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依然传承着我们的文化中关于幸福感的独特心灵符码。越来越多的国人带着孩子走进书香社区，走进诗书翰墨，走进乐府春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华夏子孙的幸福。
春秋名相管仲在《管子》一书“霸言”篇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既是国家治理层面“固国”的基石，更是民权思想层面对每一个人鲜活生命的尊重。礼之乐之，文以化成，何尝不是国家治理的“以人为本”；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亦可谓是中国赓续千载的礼乐传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更进一步地说，精神上有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的人民就是最美的江山。
谁与归，幸福感更需要“吾心安处”
千年前，苏东坡曾两次上书宋神宗乞居毗陵，毗陵即今天的常州，并非苏轼的家乡，但他唯愿终老于此，只因“眷此邦之多君子”。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中苏东坡实现了精神上的“还乡”，体验到了人生至乐。可以说，“幸福感”还来自“吾谁与归”，也就是人在社会互动中内心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众多经济和社会学者的研究中，当心理学、伦理学的内容被越来越多地纳入进来，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密切关联。对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社区营造的方式来创造社区共同体文化，这对凝聚居民共识，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而我国在构建人文美好社区的实践中，更是精彩纷呈，中国大地上一个个美丽乡村、智慧小镇、创意园区、文明社区不断涌现。
社区的本质是人们构建的“文化共同体”，它在个人与社会、国与家之间构建了桥梁。人们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和空间中，有着共通的经验，面临共同的问题，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 对自己社区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共建。而“社区营造”，是以社区共同体文化的存在和意识作为前提和目标的，它十分强调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的再造与重塑，能给予人们基于马斯洛“社会满足”层次的幸福与安定感。尤其我们的时代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转向过程中，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迫使人们需要追寻新的价值依托。社区所构建的精神共同体，所挖掘和活化的地域文化传统，能够承载人们新的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承载，使人能够安定于当下。这也是为什么，社区理念在后工业时代，比在工业时代更受重视的原因。因为它体现出的，是以“此在”生活为动力和源泉的后现代观念。每个人更加关注自身所生活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人们重新审视生活、审视人与环境的本原状态，唤醒共同的生活情感和集体记忆，传导对社区生活秩序和伦理的审美，表达人与人之间共识的品位、态度和主张。因而，社区共同体文化提升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敏感度，以及对幸福的感受力；社区生活的美好，使得“幸福感”成为人们身边时时可感知的实在物。
天人和，幸福感才能够“永续经营”
“社区营造”在实践中被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它不单指“营造社区”，更指向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建设思路，它将经济和社会议题与文化议题紧密地融合了起来。我们不难看到，众多城市和乡村的社区营造已经同时包含了地方产业振兴、地域文化活化、社区再造、人文更新的理念和技术。它实际上关注的是“人、地、文、产、景”的融合，“人”指的是社区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的创造；“地”指的是地理环境的保育与风土特色的发扬；“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的延续；“产”指的是产业与经济活动的聚集与经营；而“景”指的是公共空间的营造与生活景观的创造。深层次的社区营造，就是基于共同体文化的核心，将人的地域归属感与“在地”文化资源的开掘、地方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
社区本质上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受。 “先生态、后生活，再生产”，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环境与生活品质——“以人为本”来发展经济，在中国城市和产业规划建设者的心中，越来越成为共识。这反映的也就是“绿水青山”的理念。到今天，我们越来越相信，一个经济发展后劲十足的地区，必然有一个生活形态美好的社区，也是一个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感”的地方。
“幸福感”是贯穿公共领域与个体生存体验的本质性主题，它不仅关乎人生活的外部环境，也反映了人内在的情感指向。它是具体而个人化的，映照着每一个人最真实的平安喜乐。社区营造所强调的“人、地、文、产、景”的结合，实际上是倡导实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地域风貌与人的精神情感归属需求的和谐统一与永续发展。当宏大语境中的幸福还原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感受时，幸福感这个词就夯实了。
我们党始终如一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如一“给人民做好事情”，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就会无往而不胜，中国人民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