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商品要进入市场交换，前提是有明确的产权界定。若产权不明确，没有监护人，意味着该商品可以免费享用。既然可免费享用，人们当然不会花钱购买。同样道理，发展数字经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也需界定产权，不然数据无法交易，长此将导致“公地悲剧”。
时至今日，对界定数据产权的重要性，学界似乎已无异议。然而问题在于：数据不同于一般的有形商品，并且数据可同时供多个用户使用而不排他。在这个意义上，数据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相对于有形的私人品，界定数据产权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
举个例子：张三从网上购买了一块名表，价格10万元。平台企业将张三的购买行为记录下来，便形成了数据。请问此数据的产权怎样界定？是归张三还是归平台企业？难点是，要是没有张三的购买行为，不会产生数据；若平台企业不记录，也不会有这个数据。
读者不要以为讨论此数据的产权界定是小题大做。不错，一个孤立的数据确实没多大用处，但若将它们累积起来变成大数据，则用途无穷。比如根据客户交易数据，银行可建立征信系统、降低信贷风险；平台企业则可根据客户偏好，针对性地推送商品。
事实上，经济学研究现实问题，通常需要从个案入手，然后由个案推导到更复杂的层面。假若我们能以个案为样本，对数据的产权作科学界定，并从中提炼出产权界定的一般规则，此类难题皆可迎刃而解，比如将张三替换为制造企业，产权界定的规则也同样适用。
回到前面的例子。对张三购买名表的数据产权归谁？每个人的利益站位不同，答案往往不同。但如果借助经济理论作分析，也许能帮助我们达成共识。问题是借助什么经济理论？研究产权界定，当然绕不开科斯定理，让我们先来看看科斯是怎样分析的。
科斯定理说：“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将产权界定清晰，产权的初始分配与经济效率无关。”此为何意？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述：假若界定产权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将产权最初界定给谁并不重要；只要对产权作了界定，市场便能引导资源配置达到高效率。
当年科斯提出此观点后，曾遭到众多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指出，现实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科斯定理不成立。其实，这是对科斯定理的误解。科斯的意思是：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产权怎样界定都不影响经济效率；但若交易成本不为零，则会影响经济效率。
交易成本不可能处处为零，这一点科斯当然清楚，所以他强调要重视产权界定。他举过一个经典的例子：甲与乙两家相邻而居，甲家养牛，乙家种小麦，不料有一天，甲家的牛吃了乙家的小麦，乙要求甲予以赔偿，而甲却不肯赔偿，于是两人产生了纠纷。
在科斯看来，甲与乙所以产生纠纷，原因是产权没有明确界定。假若政府明文规定，甲有自由放养牛的权利，甲则无需给乙赔偿；相反，若规定乙的麦地具有不被牛进入的权利，那么甲就得赔偿乙的损失。由此看，避免纠纷的关键，是明确界定产权。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产权界定如此重要，可科斯为何说产权的初始界定与经济效率无关呢？我的解释，是因为科斯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他作此假定，目的是要推出产权界定的第一规则：谁使用效率高，产权就界定给谁。
不妨设想一下：假若养牛与种小麦不是两个人，而是乙自己，他是否会让牛吃小麦？乙与甲不存在利益冲突，即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为零，此时乙只需权衡种小麦与养牛的收益：若种小麦的收益高于养牛，他不会让牛吃小麦；反之则可让牛吃小麦。
当然这是乙一个人的选择。若回到之前的设定，甲与乙分别养牛和种小麦，两人间存在利益冲突，界定产权必产生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应该怎样界定？科斯的观点，要看交易成本。产权界定给谁的交易成本低，就界定给谁。
写到这里，让我们再来讨论数据产权的界定。根据科斯定理，可作两个推定：推定一，若交易成本为零，谁使用数据的效率高，产权就界定给谁。在前例中，张三购买名表产生了数据，而平台企业使用数据的效率无疑比张三高，则产权应界定给平台企业。
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假若张三认为自己购买名表的行为属于个人隐私，相关数据不同意让平台企业记录（使用），否则将平台企业告上法庭，于是产生了交易成本。这样，便有了第二个推定：若存在交易成本，界定数据产权应以交易成本为依归。
在理论上，第二个推定肯定没错，困难的是怎样比较交易成本。我的观点，可从数据使用的外部性判断。若某数据使用对张三有损害（负外部性），张三又无法规避损害，显然，将产权界定给张三的交易成本会相对低；反过来，若对张三没有损害，则不存在交易成本，产权应界定给平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数据的初始产权界定给了张三，并不代表张三的个性化数据别人绝对不能使用，只要给张三支付相应的对价（如通过提供某种服务）购买产权，签订“用户协议”后，平台企业可以将个性化数据整理脱敏，合并为大数据使用。
归纳上述分析，有四点结论：第一，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要进入市场交易，必须界定产权；第二，若数据使用不存在负外部性，产权应依据效率规则界定；第三，若数据使用存在负外部性，产权界定应看交易成本；第四，数据初始产权界定后，应允许自由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