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福龄（1929—2016年），江苏镇江人。1947年进入国立上海商学院学习，1951年起担任上海财经学院教师。1953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先后任该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庄福龄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参与策划、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该学科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巨著；他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创立者之一，担任该学会会长长达28年（第一至六届，1979—2007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哲人追“思” 】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是标志性的成就之一。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园地，尽管苏联和东德学者使用过“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等概念，但是，是中国学者明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方向。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并不断拓展和深化，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其中庄福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杰出贡献。认真回顾和总结先辈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对于在新的时代境遇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学科体系奠基
1929年1月17日，庄福龄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贫民家庭。1947年他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1951年起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适逢新中国开始系统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人才，庄福龄于1953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原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他参与了筹建工作，并先后任该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
这些看似简单而平淡的学术人生却与一门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密不可分。诚如在为《中国当代社科精华·哲学卷》撰写的学术自述中庄福龄所总结的：“在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思想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学科在我国酝酿起步、奠定基础和拓展深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推进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其中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和一个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却起步较晚。它的酝酿和准备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程，有计划、有组织的准备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随着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全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才在该所组建起来。庄福龄是这一研究室的负责人，他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理论积累、实践经验为基础，参与了学科建设的起步性工作。可惜的是，由于后来国内形势的变化，刚刚起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被迫中断。
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的。庄福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操旧业”，为学科建设做了以下工作：其一，重新组建被迫中断十余年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拟定了首先从基础性课题着手的研究计划；其二，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于1979年在桂林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庄福龄在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当前任务》的主题报告，把编写全国高校文科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通用教材的任务落实下来；其三，作为全国最早组建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之一，联合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
在教材编写组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推动下，全国第一本专业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于1981年出版。结合当时的情况，庄福龄认为不能满足于仅有的一本教材，还要有相应的文献资料书。于是他又同北京大学哲学系同仁合作，共同主编了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于1984年出版。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因此，为这门学科编写工具书的任务也摆在了庄福龄面前。庄福龄应《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会邀请，作为该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负责人，从拟定框架、选定词条、草拟编写纲要到直接撰写其中重要词条、审稿定稿，高质量完成了任务；在此基础上，他又主持编写了更全面、更丰富和更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辞典》，于1992年出版。
当然，要实现学科的系统性建设和科学性发展，更重要的还是学科研究范式的开辟和雄厚学术基础的奠定。为此，庄福龄进一步考虑团结全国同行、集中力量撰写一部资料翔实、覆盖面广、理论性突出的系统专著。1983年，作为我国“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科研重点项目，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1986年又将其列入“七五计划”。庄福龄与黄枬森、林利共同担任全书主编，此外他还兼任第二卷的主编，并独立承担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哲学思想的研究和相关章节的撰写。在三位主编的领导下，由全国57位学者参加，通过多年努力，这一宏大的学术工程于1996年共同完成，成为这一学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性成果。
这套规模达410万字的丛书，遵循历史发展的线索，通过对时代背景的梳理与经典著作的分析，分别梳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和中国的传播与演进，以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情况和嬗变过程，从总体上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萌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并且结合当代社会和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探讨了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原像背后的现实价值。编写者根据当时马克思主义著述的编译状况和文献条件，力图对重要的哲学著作及其观点都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反对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这一大型工程告成之日，庄福龄像长途跋涉者一样，回首研究和撰写之路上的深浅难易和曲折艰险，对于学科建设的难点、重点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此外，庄福龄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人才的培养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时，他最早倡导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向，其所在研究室也成为这一方向全国首批硕士点招生单位。随着学科建设的推进和博士点的建立，他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博士生的培养上，设置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潮、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哲学、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三个研究方向。他退休后直至去世，还一直在培养博士生。
庄福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之一，从通用教材、专业辞典的编撰到通史性大型专著的出版，从学术机构的创办到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付出了全部的心力。
由“内史”向“外史”拓展
学科建设永无止境，需要不断地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具有严密体系的科学理论，包含的领域极其广泛，哲学史虽然是其中相当重要的领域，但如果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不仅妨碍其研究水准的进一步提升，还会割裂或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所以，作为相对独立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探索向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拓展的途径和方式，即沟通、促进“内史”与“外史”之间的关联和融通。庄福龄对此有着自觉而深刻的认知。
在集体编写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庄福龄就前瞻性地注意到学科未来发展的这一趋势，开始作出尝试。八卷本问世后，他几乎把思考和研究重点都转移到“马克思主义史”的建构上来。如果说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体系奠基和八卷本编写时期，他与黄枬森、林利是“三驾马车”合作发力，作为共同主编带动全局前行；那么，这之后由于黄枬森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学、文化问题等领域的研究，林利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无法展开学术组织和科研工作，庄福龄就独立承担了多种重要著述的主编工作，借助向“马克思主义史”的拓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推进到新的层次，其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和《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中。
1997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是由庄福龄带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同仁共同编撰的。在由其执笔撰写的“导言”中，他强调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无法概括其所包含的其他丰富的学科领域和系统的理论体系，这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拓展到“马克思主义史”、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然选择。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史有别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拼凑与机械组合，而是一个在相对区分基础上进一步关联和融合的过程，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复杂变迁机制。
基于上述考量，《马克思主义史》在把握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整体性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功夫，作出了有益探索。从该书所反映的内容看，它几乎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而不是它的某个方面的内容；从时限角度看，它涉及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一直到当代的全过程；从研究视角看，它不仅全面地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把研究的视角延伸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经历和命运，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该书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和思想的阐释，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梳理，乃至对20世纪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思潮和派别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的评价，都尽可能做到客观、准确和公允。诚如有学者所评论的：“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它是一部篇幅巨大、内容系统、史料丰富的大型理论专著。”
在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基础上，庄福龄又主编了一卷本《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于1999年出版，之后更多次再版。本书在保持四卷本特色和深度的基础上，力图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奠基篇”“开拓篇”“发展篇”“创新篇”的结构，简明扼要地阐述了1842—1997年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基本原理、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其中“历史发展的必然成果”“历史转折的理论分歧”“捍卫真理的列宁主义”“实践呼唤的理论飞跃”“东欧的改革和剧变”等章节设计和具体论述，别开生面。
当然，必须指出，向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史”的拓展，并不能完全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化，为此，庄福龄在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方向，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进行了纵深探究。
早在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尚未出齐之前，1988年6月，由庄福龄主编的45万余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就出版了。他把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同实践相结合以及在理论上发展的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来研究。在他撰写的“绪论”中，就这一领域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和特点作出了具体阐释。该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放在广阔的社会实践、群众的革命斗争、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中去考察，注重同当时众多哲学流派的比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梳理，从政治上、哲学上、思想文化上的斗争中加以分析。因此，该书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年和史实的陈述与罗列，而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已有范式和成果进行的“国别史”探索和尝试。
三卷本《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则是庄福龄及其学术团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另一部厚重成果，于1990年出版。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的。该书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为核心，深入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征、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探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目前，有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传记、回忆录及其研究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然而，在这些斑斓的研究图景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仍以其明晰的历史线索、严谨的论证逻辑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独树一帜。
这样，由“内史”向“外史”的拓展，再加上“内史”本身的深化，庄福龄及其同行和团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推进到了新的层次和高度。
“史”“论”关系的系统阐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上述成就是由庄福龄带领同行和团队取得的，与此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他个人的理论思考和“历史意识”的建构，他将其结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中国体制改革的哲学探索》《庄福龄自选集》等论著。特别是《庄福龄自选集》中的很多论述，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理论家高深的学术造诣，而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史”“论”关系的理解和阐释更是其中的精华。
史论结合是人们在史学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则。那么，这一原则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也必须遵循史论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庄福龄从实践中概括、从思想史中考辨，进而在学理上展开了系统阐发。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它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如此系统化和完善化的程度，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庄福龄认为，脱离历史，孤立地抽象地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个具体观点和具体结论，都不可能正确认识这些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它们的历史作用又是什么，也不可能正确认识它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坚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发展。可见，离开了历史，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说，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离不开研究、掌握它的历史的。他引用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一句话来阐明这一方面的道理，即“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而从另一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给人类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第一次把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科学地反映出来了。它对社会矛盾的剖析、历史经验的概括、发展规律的揭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实践证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往往会成为不可捉摸的怪物、难以清理的疑团。而一旦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就成了一种有内在联系的有规律可循的研究对象了，甚至当历史事变初露端倪或刚刚终结的时候，“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整理、概括和总结。可见，科学地说明和研究历史，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综合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其正确性需要历史来论证，而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又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把科学地说明和研究历史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史论结合的特点，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结论，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范围内去考察和分析，同那种脱离历史、丧失时代气息的经院哲学、神秘哲学、僵化哲学划清界限，又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明社会历史，力求对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同那种脱离历史、歪曲历史本来面貌的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可见，史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基本要求。
据此，庄福龄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研究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科学，必须把史论结合的要求贯穿在整个研究过程之中。既不要脱离历史作抽象的逻辑推论，也不要脱离理论作历史的流年记录。那么，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达致“历史性”呢？对此，庄福龄又专门作了分析。
首先，“历史性”追溯应当有时代的高度。要站在反映时代精神精华、概括和总结实践经验的高度，开阔视野，把历史上影响和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社会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及对社会实践、科学发展的哲学概括和理论斗争的哲学分析等，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其次，“历史性”追溯必须尊重历史。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历史，绝不允许对历史进行任何的歪曲和篡改。历史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对于历史的进步固然应当如实地反映，而对于历史的曲折和倒退也绝不应当忌讳和掩盖。再次，“历史性”追溯的要旨是把握哲学思维的特点，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实践所决定的，但是它并不总是跟在社会物质条件后面亦步亦趋地前行，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巨大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范围，但是在这个历史范围内发展的又是一些概念、范畴、原理、规律和理论思维的逻辑形式。因而要从纵的历史发展和横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它发展的规律。最后，“历史性”追溯要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也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它是在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过程中发展的。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面向未来，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新的时代境遇下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社会革命的风云变幻中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当前正在一个动荡多变的21世纪中破浪前进，以自己的理论‘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是庄福龄对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对象的凝练概括。在21世纪初期，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如何“继往开来”。除了再度强调尊重历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原则，他更提出了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些具体思路和举措。
第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庄福龄认为，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挑战，对它的研究也存在着多元化的倾向，如何有针对性地使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提高其科学水平，不断占领更多的思想阵地并扩大其影响，应当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首要任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重要的是发挥其自身所特有的功能，对于过去的20世纪，要在充分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真而细致地去思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重要历程，既总结其应当肯定的重要经验，也揭示人们在理解和运用上的失误而导致的重要教训，让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真正成为指导我们前进的科学财富。
第二，注意学科划分的相对性和渗透性。庄福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在历史进程中自然要涉及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关系、与科学社会主义史研究的关系、与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关系等。彼此交叉和渗透是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相得益彰，一损俱损，学科之间不应相互争地盘，而应相互协作、补充和深化。对待学科的建立和变化要慎重严谨。各学科、各理论之间的融合并非易事，它绝不像儿童积木、食品拼盘、组合家具、活动房屋那样容易处理，而要通晓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彼此差别，研究其来源、现状和发展趋势，这本身就是一项严肃、细致的重大研究课题。
第三，下功夫解读经典原著。庄福龄认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治学立论的基本功”，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极其珍贵的理论财富，他们以半个世纪的艰辛奋斗和忘我精神创立的举世无双的科学理论，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都是需要永远传承和反复学习的理论经典。对于学界出现的轻视原著研究的现象，他指出，这些作品“均可称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理论成熟的著作”，需要认真解读、辨析和公正对待。下功夫读懂经典原著，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精髓。
第四，突出思想史特色。庄福龄多次撰文认为，深化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应注重突出其思想史的特色。既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连续性，把握思想精髓的一脉相承；又尊重其变革性，强调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具体而言，就是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本质和主流，严肃对待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献、文本和经过长期历史考验的典籍，严肃对待那些约定俗成的译文和译本，不纠缠个别细节和野史传言；坚持整体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拓宽研究思路，努力为其增添新的内容；尊重客观事实，把握时代流变，避免偏激冲动和个人好恶，努力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第五，同国外研究者展开深入对话。庄福龄认为，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既要总结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也要及时分析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所出现的流派分歧、所表现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向。要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注意彼此的对话，总结成功对话的经验，善于在对话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更多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21世纪世界的多极化将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必然使人们在接受和理解真理上形成多视角、多方位、多途径的局面。
在上述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庄福龄不顾年事已高，将这些思路和举措付诸科研实践。2007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列入重点教材项目，他作为首席专家之一主持了编写工作，参与了大纲制订、内容划分、初稿起草、难点讨论等各个环节，要求编写者特别注重总结以往同类教材编写中的经验教训、吸收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相关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2012年推出的这一新编教材，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庄福龄的构思和设想，凝聚了他的心血。
更重要的是，在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出版将近20年之后，在生命历程的最后两年，庄福龄提议并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科研项目——十卷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出任第一总主编。在他拟定的大纲中，全书将以700万字的篇幅，从整体性的视野梳理马克思主义170余年来形成、发展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成为目前为止世界上体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著作，反映和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发展。遗憾的是，十卷本启动不久，他就身患重病。病中他仍念念不忘工作进展，一直给予关注和指导，先后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在病榻上撰写了全书“总序”草稿。最终这一浩大工程成了他未竟的事业，只能留待后继者来完成了。
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对研究者知识、素养、能力的极大挑战；融文本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展开思考，是进行这项研究的内在要求。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开创者，庄福龄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一事业，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典范。作为后学，我们只有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在先辈奠定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谱写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篇章，才是对先辈最好的报答。
（作者：聂锦芳，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