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是中国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下，站在全局性、长远性角度作出的重要判断。面对网络太空力量、导弹防御、快速常规打击力量以及常规威慑等方面跨越性发展带来的巨大安全挑战，以及新兴领域力量与传统核力量、常规军事力量相互联系在一起对国家战略安全造成的体系性军事压力，中国要建强多元化、有区别、分层级、有弹性的常规性战略威慑力量。当前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的核威慑力量建设发展，二是聚焦新兴领域和新兴技术的常规战略威慑力量构建。
【关键词】战略威慑力量体系 核威慑 常规威慑 战略稳定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的复杂性挑战，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道路面临的现实压力，当今世界安全问题特别突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性军事能力的最终依靠。
什么是战略威慑力量体系
国际学术界对威慑的关注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冷战期间，在美国和苏联相继拥有可靠的核力量之后，威慑理论家主要关注如何建立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威慑关系。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托马斯·谢林等美国学者对运用核威慑缓解核困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诸如“彼此恐惧核突袭”“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等威慑思想，这些核威慑思想首先在美国继而在苏联决策层的核战略和政策中得到了充分讨论与反映。随后，威慑理论研究又扩展到关注使威慑起作用的复杂心理、文化和其他现实因素等方面。21世纪初以来，非传统安全领域、新兴战略领域尤其是网络空间的国家间威慑在新型威慑理论中的角色等日益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常规威慑”“网络威慑”等新威慑概念不断涌现并在世界主要国家政策层面得到反映。
威慑的实质是避免危机与对抗升级成为大的冲突或战争。所谓战略威慑，是指具有应对国家间安全对抗和防止大战争的能力，从而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到危及国家自身生存的战略性威胁，进而确保地区与世界和平。战略威慑力量，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在对抗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战略性军事斗争中具有最终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可以依靠的战略性军事力量，能够用以确保自身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受到对手重大威胁或讹诈，也确保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受到根本破坏，进而能够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不受到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根本损害。所谓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是指国家为了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发挥战略威慑作用而建设的一整套既能各自独立发挥威慑作用又在总体上相互补充而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的系列性战略军事力量，该力量体系能够使国家战略安全最大程度免受战略脆弱性的困扰与外部战略安全威胁，使大国战略稳定与全球战略平衡得到最大程度保证。例如，美国在冷战时期构建了传统的“三位一体”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主要包括以洲际弹道导弹为基础的陆基核力量、以潜射弹道导弹为基础的海基核力量和以战略轰炸机为基础的空基核力量。当前美国海基、陆基、空基“三位一体”核力量正面临全面更新。此外，冷战结束后，美国还极力打造新“三位一体”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主要包括核与非核的打击系统、主动与被动的防御系统和灵活反应的基础设施三个部分。美国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已经由传统核力量进一步拓展到包括新型战略核武器、常规全球快速打击武器、导弹防御武器、反卫星武器、覆盖全球的一体化、网络化的战略信息系统等组成部分的全域制胜型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俄罗斯也在冷战时期构建了陆基、海基、空基“三位一体”核力量，冷战后也对其战略核力量进行了全方位、现代化升级。相比起美国，俄罗斯在“三位一体”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中偏重发展陆基战略核力量。俄罗斯在保持其强大的核威慑能力的同时，也高度重视非核战略力量建设，积极发展和运用远程常规精确武器特别是高超声速武器等进行战略威慑。
因应世界强国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和路径，以及我国当前的战略性军事力量发展情势和技术现状，我国当前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传统的核威慑力量建设发展，二是聚焦新兴领域和新兴技术的非核常规战略威慑力量构建。
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政治与战略意义
世界主要核大国都建设有包括核与非核战略力量的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在当前美国不断更新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加大对华战略威慑的情势下，我国要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反制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建设，提升自身战略威慑力量的有效性。
中国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是为了坚决反对外部霸权力量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的干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面临极少数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以及外部霸权日益明显地操弄“以台制华”企图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险恶用心和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武力的使用仍然是不能放弃的选项，因此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就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牌，这也是清晰明确地告诉外部干涉力量，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任何外部干涉都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击，任何外部干涉都不会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建设的另一重大使命价值，是有助于维护国际安全环境，有助于增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底气，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仅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更追求地区与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中，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得到基本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将持续获得外部良好环境的助力。特别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致力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根本利益需求。这就需要中国拥有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中坚、发展中坚的基本力量保证，拥有应对破坏世界和平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强大力量。因此，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不仅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是基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相关实践活动的需要。
从战略意义上说，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建立起有区别、可控制性的战略能力，包括最终的核能力，将使国家在与霸权强权的战略对抗博弈中获取重要的弹性战略能力，同时可给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施加压力和慑阻，也给最终赢得自身安全提供了空间。在国际政治博弈过程中，那些在战略性能力上拥有更大弹性、灵活性的一方，即在总体战略力量框架中拥有更为充足、更加多样、更加适用的多重战略力量选项的一方，将在战略上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
中国发展最低限度战略核威慑力量的政策
传统上，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基本和主要构成部分。中国拥有长期一贯、明确而坚定的核政策，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国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政策观具有明显的自卫性、防御性。
从核战略稳定的角度看，当两个核大国中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势下都没有对另一方发动核进攻的动机时，这就实现了核大国关系上的核战略稳定。这说明，由于中国明确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愿意在与任何国家的战略军事关系上放弃以先发制人核突袭、核进攻为目的的核威慑战略，也就说明中国坚定地致力于维护大国之间的核战略稳定和全球战略稳定。因此，只要对手国家也在与中国战略军事关系上明确宣布放弃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核威慑战略，任何有核国家都可以与中国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但是，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仍然坚持在极端情形下可首先动用核武器。而且，美国巨大的核武库和中美之间在核武器数量上的悬殊差异，使美国不愿意真正承认与中国之间存在战略稳定关系。由于美国在政策上存在对中国首先发动核进攻的动机，那么就必然地形成中美战略不稳定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推行一种全面威压战略，在战略军事层面表现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核常威压，战略进攻性意图日益增加，中国面临的战略稳定压力也就更大。由此，为了确保自身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应对霸权强权的压制和外部干涉冲动，中国要建强自身的战略威慑力量体系。
中国向来反对进行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核军备竞赛。在核力量上，中国政府一直秉持精干高效的原则，认为核力量是维护战略稳定的基本手段。《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强调：“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中国军队严格核武器及相关设施安全管理，保持适度戒备状态，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确保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在核力量发展和运行上，中国核力量运行采取的是弹头和运载工具分开存放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美苏（俄）“基于预警的发射”的高戒备状态。学者樊吉社认为，如果按照美苏或者美俄军控条约的标准和计算方式，中国处于战斗值班状态的核武器数量为零。他指出：“对中国而言，核武器是政治工具，而非军事武器。它既不能用于在战场上赢得战争，也不能用于在和平时期赢得军备竞赛，开发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其他国家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中国常规战略威慑力量的构建
常规威慑的原理是，未来信息化、智能化作战体系总是存在着脆弱和难于防御的关键节点，在战略对抗中其作战体系的脆弱和关键节点极易被摧毁而导致体系性失能，从而造成难以承受的全局性损失。这样，基于多元化新兴技术的发展，国家总有可能在常规威慑框架内构建特定的针对某种关键节点进行打击的二次打击能力，从而对对手形成某种常规性战略威慑。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战略性技术的加速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大国战略竞争的范畴。自从美国里根政府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后，美国作为冷战核对抗的一方，试图改变传统上美苏战略稳定关系中相互确保摧毁这一基本的战略博弈逻辑，不仅强调进攻性战略力量的优势，而且强调要通过战略防御性力量全面布建来实现美国全面战略优势。战略稳定不再是传统的陆上、海上、空中领域的战略竞争，而是跨越到网络、太空等新兴战略领域，而且这些新兴领域与传统领域已经密切地通过网络而融合到一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政策研究中心学者格雷戈利·科布伦茨指出，新的武器技术发展构成对战略稳定的挑战，其中导弹防御在近期、常规打击力量武器和太空技术在中期、网络武器技术在长期等不同时段意义上对战略稳定构成了挑战。也就是说，冷战后战略稳定内涵的发展使得大国战略稳定关系建立在一种更复杂的战略博弈基础上。
现实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确实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情势，由于美国迅速增强的常规打击能力、网络和太空作战能力的显著优势及其加剧军事化的发展趋势，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网络、太空、导弹防御、快速常规打击力量以及常规威慑等方面力量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战。美国推进太空武器化和太空作战构想，加快推进太空威慑体系建设，给我国太空资产安全造成威胁，而太空资产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国防等各领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美国崇尚进攻性的网络威慑战略，鼓吹进行“持续交手”“前置防御”，并在实践中不断威胁和破坏我国国家安全，这迫切要求我国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大力建强网络防御力量，建设具有强大抗毁伤能力的国家战略性网络。特别是当这些新兴领域与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相互联系在一起时，美国对我国可能造成的战略安全危害往往会更为复杂严重。这些新兴领域力量建设越来越密切地与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测和侦察系统（C4ISR）等融为一体，一旦受到网络攻击，国家整体战略能力将大为受损。此外，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定向能武器、生物技术、量子技术等新兴军事技术对未来战争和战略稳定的影响复杂多维，新兴军事技术的跨越性发展甚至会引发颠覆性变化，可能导致未来数十年间攻防平衡的反复变化，引发巨大的战略动荡效应。因此，面对霸权的巨大外部干涉压力和新兴领域技术的巨大发展需求，除了维系和发展传统核威慑力量外，建强多元化的常规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也日益迫切和必要。
通过新兴颠覆性技术的战略性运用，建立其与传统战略武器平台相互联接融通和组网运行的作战能力，也就是通过网络构建“系统的系统”之能力，从而发挥网络化的整体战略威慑力量，这是新兴战略性力量技术快速发展视阈下非核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构建的必由路径。但是，如何在基于新兴技术运用的战略性力量建设中，尽可能减少指挥、控制和通联等方面新兴技术运用带来的战略脆弱性，如何通过技术手段的多元化、层次化、区别化，以及力量建设的分散化、精干化，在大力发展智能化武器等新型可替代性手段的同时，保留发展一些具有强大抗毁性能力的传统技术路径，尽可能多地在战略性领域建立冗余技术路径，大力增强关键战略性基础设施的抗毁能力，从而打造具有高强弹性的防御性常规战略威慑力量，仍然是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构建需要遵循的思路。
除此之外，还要致力于建立分层级威慑能力，既要在一定层级、地域、程度内具备对于强大对手的战略性防御能力，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威慑阻止敌方随意升级对抗的能力。防止对抗升级，也要逐步建立起共同防止升级的机制性关系。无论是从常规力量斗争领域到核力量领域，还是从网络领域到物理斗争领域，抑或是从单个领域升级到跨领域的对抗，都说明在关键的单一领域拥有足够的战略性防御资源和手段，是保有自己在战略对抗中掌握主动权、不率先开启跨域升级的必要保证。因此，除了传统的核力量及其核技术领域，在一些极其关键的领域，特别是在网络空间、太空这些新兴战略力量和颠覆性技术领域，建设强大的具有弹性的战略威慑力量，对于发挥国家整体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强大战略效能尤其重要。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罗曦：《美国战略威慑体系的调整与中美战略稳定性》，《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6期。
②《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中国政府网，2019年7月24日。
③李彬：《中国核战略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
④樊吉社：《中国核政策的基本逻辑与前景》，《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
⑤贾子方、王栋：《人工智能技术对战争形态的影响及其战略意义》，《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6期。
⑥Gregory D. Koblentz,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1, November 2014, p.21.
责编/靳佳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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