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 文
【摘要】中国自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后，仅一年多的时间便迅速完成了政策的顶层设计，行业与地方低碳发展的推进速度也超出人们的想象。“双碳”目标下的相关布局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站在生命共同体的高度进行考量设计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发展的文明性与持续性。在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碳中和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其深层动力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通过建立生命共同体迈进绿色发展之路，并为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分享中国经验，不断贡献中国力量。
【关键词】碳中和 生命共同体 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0.009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领域为智库研究、全球治理、宏观经济、绿色金融、大国关系。主要著作有《百年变局》（合著）、《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和世界未来》、《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的全球演讲》、《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等。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继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2020年中国向世界郑重作出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自此掀起了一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碳减排行动，推进了以生态文明为着力点的生命共同体构建。
然而，实现这些目标任重道远，国内一些地方出现绿色产能投资过剩、“两高”项目（即指高耗能、高排放的项目）缺乏调控、限电限产和“一刀切”式能源转型等“运动式”减碳迹象，致使一些人对中国承诺碳中和目标感到困惑、对以生态为重心的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产生怀疑，乃至由此引发对中国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在国际舆论中造成了负面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梳理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中国高效完善顶层设计的进程，评估绿色低碳发展带来的综合收益，进而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论述中国发展的深层动力，最终阐述中国发展区别于西方的文明性与持续性，为中国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大国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
碳中和顶层设计高效出台的深层动力
自1972年联合国首次讨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化问题以来，各国对气候变化应对方法与机制、温室气体排放份额等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博弈。2015年，在被称为人类命运“最后的窗口期”，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2016年4月22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代表中国签署《巴黎协定》。同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中国成为196个缔约方中完成批准协定的一员。
《巴黎协定》最大贡献在于明确了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硬指标”，而要实现这个指标，各国必须推行“净零排放”计划。21世纪20年代末，全球约110个国家制定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即“碳中和”的目标，[1]以积极开展并落实《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路线图。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首次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后两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碳达峰碳中和。中央多次重要会议都强调，“双碳”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如表1所示，中国全力推动“双碳”目标落实，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部署。这既体现了中国紧跟国际趋势、致力于全人类生命共同体事业的大国责任，也反映了中国决策层时不我待、分秒必争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治理的时代紧迫感，更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进入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阶段。
注：作者自制
探究“双碳”目标顶层设计高效出台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历史延承、国际趋势、战略逻辑、社会基础四个方面分析。
第一，从历史延承看，“双碳”目标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就有重视治水的条款。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提出变废为宝、防洪防旱、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疏浚河流等思想，成为改革开放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8年通过了重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法制化轨道。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96年，中央决策层第一次采纳了“环境安全”的提法，环保力度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中国对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2004年，中央决策层首次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我国开始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2]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两山”理论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表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新时代下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
从70多年来中国生态环保的思想演进与实践进展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发展事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实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3]从这个角度看，碳中和顶层设计高效出台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突发其想，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制度、实践基础。
第二，从国际趋势看，“双碳”目标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并能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开发绿色清洁能源、降低污染排放以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国家发展具备合理性与正确性。1972年6月，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各国政府首次多边对话环境议题，开始重视温室气体过度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成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IPCC于1990年发布第一次《气候变迁评估报告》，系统阐述工业化以来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4]，首次提出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原则要求各成员国自主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控制。[5]1997年，IPCC在日本京都推动拟定《京都议定书》，目标在20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2%。然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京都议定书》也没有达到理想效果，除一些欧洲国家的碳排放达到峰值外，2010年全球总排放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1990年增长了近46%。[6]该时间段的全球碳排放量的增长，折射的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此后，经历了数回合谈判，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195个成员国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了《巴黎协定》，取代《京都议定书》，设定“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较工业化前不超过2摄氏度、争取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硬指标，敦促各成员国努力在2050～210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7]自此，全球气候治理进入“碳中和元年”。[8]
半个世纪以来的气候应对史，不只是人类认知全球气候的思想史，也是一部国际政治曲折而艰辛的谈判史，还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生存权、发展权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史。通过一系列认知演进、谈判斗争，人类先是在气候变暖的逻辑、机理和原则上达成一致共识，然后在降低温室气候排放目标、持续发展进程上形成基本合力，最终进入“碳中和元年”为新起点的全球气候治理时代。[9]
随着碳中和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气候治理议题，截至2022年初，至少140个国家相继提出与“碳中和”相关的政策，国际产业、经济、贸易、投资格局随之发生转变，大国博弈的方式也出现新规律、新轨迹与新框架。[10]中国若能通过抓住国际“碳中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的国际合作机遇，在国际绿色产业发展中占据先机，对外把握绿色低碳“外循环”，对内促进产业升级“内循环”，加速资源合理、高效、安全流动，定能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牢牢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个角度看，碳中和的顶层设计高效出台不是与全球气候治理接轨的被动迎合，而是对未来国际体系、经济局势与产业格局的主动塑造。
第三，从战略逻辑看，“双碳”目标顶层设计是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框架的最高效方式，为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战略基础，也是中国在全球低碳竞争中占据后发优势的战略选择。从国内形势层面看，中国减排成效显著，2019年碳排放强度（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了48.1%，[11]但自“碳中和”目标提出后，中国的碳减排工作遇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需从产业到部门、从国家到省市重新探索更为安全可靠的方案和路径，挖掘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的潜在机遇，最终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12]
中国将碳中和顶层设计融入新发展理念之中，真正做到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高度谋划中国未来数十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转型的挑战中探索机遇，[13]并形成了中国碳中和发展蓝图，即力争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开展传统产业低碳升级、金融体系绿色转型、能源结构清洁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环境兼容和谐共生、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贸易流动绿色循环等全方位的低碳布局。
从国际形势层面看，2021年不仅是中国的“碳中和元年”，同样也是全球开启低碳竞争的元年。面对复杂的国际碳中和局势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政治问题，各国在2021年前后纷纷开启绿色发展政策升级与产业转型，不断扩大绿色投融资规模，广泛推动能源清洁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意图在国际碳中和局势中提升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中国碳中和顶层设计的出台，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碳中和竞争中占据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低碳竞争之中，中国承担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减排压力，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中国建立了先进、高效、科学的生态兼容与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通过碳中和顶层设计指导与“1＋N”政策体系系统性地为国内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低碳转型工作开展的时点选择和路径探索提供了行动依据，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碳中和发展之路，以应对新一轮的国际绿色低碳竞争和挑战[14]。
第四，从社会基础看，“双碳”目标顶层设计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生态文明与美好环境的向往和需求、企业在新发展模式下的转型需求，具有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随着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传播与政策宣讲，生态文明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升的基础上，对美好生态环境产生了广泛需求，这为新阶段中国产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顶层设计广泛融入各行各业的群众基础。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期待，助力中华文明实现永续发展。
从企业角度来看，“双碳”目标顶层设计在各行业与部门得到快速和高效的响应，也离不开企业迫切的转型需求：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在“双碳”目标下具有转变工业生产方式和企业经营理念的客观需求，低碳、环保、绿色是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必然选择，在绿色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企业在微观层面布局低碳生产与可持续经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在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下，面对各行业推动和实施的低碳政策措施与奖惩机制的密集出台，企业具有充分挖掘碳中和政策优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外，随着环境信息披露机制逐渐成熟和完善，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环境影响具备科学评估和量化的现实基础，而在碳中和顶层设计的引导下，企业融资越来越与其环境影响挂钩。改善和提升生产活动的环境兼容性是企业实现可持续融资和经营的切入点，同时，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创新也带动了企业对机遇的探索，例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的碳资产融资、转型金融下的工具创新。随着全球绿色低碳竞争的开启，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生态属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是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碳中和目标下各行业通过绿色转型以提升综合生产效率的方向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从历史延承、国际趋势、战略逻辑、社会基础几个层面看，碳中和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其背后是一系列思想创新、国际潮流、发展需求等因素的综合推动。
“双碳”目标不仅是一场国际竞争，从全球角度分析国际低碳发展局势，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15]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往往反映在其气候环境治理能力上，结合国内外碳中和形势，中国全力规划达成路线和实施方案，积极寻求更新的发展模式，为绿色转型和气候治理注入新动力。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中国“双碳”目标顶层设计的迅速建立和高效出台，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绿色转型的客观需求和必然结果，也为生命共同体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政策与环境基础，更是在世界大变局下助力中国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生命共同体助力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虚无的乌托邦，而是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思考，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不断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16]。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逐渐重构全球治理范式与格局。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生命共同体是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中国贡献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双碳”目标顶层设计带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过程中，构建生命共同体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最佳路径，至少可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积累中国经验。中国通过完善生命共同体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积累中国经验，为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贡献中国力量。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排放了约1.5万亿吨二氧化碳，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美国累积排放超过4000亿吨，占比高达27%，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7]。同时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贡献”了极高的碳排放，是现今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主要成因。
区别于“灾难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文明体系，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是独树一帜的。与生态环境的兼容性是中国开展生产活动与建立生产关系的核心属性之一。中国正充分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极为严峻的21世纪，先污染、后治理的高排放型的工业生产方式并不适合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全球低碳竞争出路的前提和基础。
由此可见，对中国而言，“双碳”目标顶层设计不仅是一次全面经济转型，更是中华复兴的一次观念、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革命[18]。中国建立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不仅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条生态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也是为全球积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的过程——以更低的成本（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和更高的效率（降低能耗与污染并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第二，提升国际影响。在气候治理主导的大国博弈中，中国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将开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边进程，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塑中发挥中国影响力。21世纪的大国博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气候变化正在塑造这一阶段的国际政治，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已逐渐占据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19]。近年来，在以气候治理为主的全球博弈局势之中，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资国，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与多个国家建立对话合作机制，中国正在借助绿色“一带一路”等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构筑中国引领、多边参与的生命共同体区域合作模式，在包括气候治理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在21世纪20年代，全球碳中和进程将成为重塑国际体系的重要转折点，合作关系不密切的国家间将有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下重新建立信赖关系。期间，中国将通过积极开展国际气候对话与生态合作，主动抓住国际气候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战略机遇，在国际碳中和竞争中占据优势，与国内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相呼应，进而实现国内与国际的绿色双循环。
第三，挖掘体制优势。中国在生命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通过充分挖掘体制机制优势、信守气候承诺，将持续对外讲好中国生态文明与碳中和故事。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历来信守承诺，充分挖掘并对外展现了体制机制优势。例如，中国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主要指标顺利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18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64.3%，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20]又如2022年，中国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联合多方机构共同服务，举办了历史上首届实现碳中和的奥运会，[21]推动绿色发展迈出新步伐，必将进一步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建立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对人类长远安全的关切与诚意，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实践，是中国推进多边主义进程的重要途径，这使得我国对新时代多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历史贡献。中国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在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正在不断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全球治理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在气候政治问题的国际舆论竞争之中争取优势。
第四，完善政策体系。中国在生命共同体下提升政策目标的方法智慧，将推动生态政策、绿色金融、低碳产业、能源转型等领域综合并进，并实现中央与地方协同发力。生命共同体的建立，对中国提出了政策升级要求，这同样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现实需求。中国提出力争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是联合国《巴黎协定》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大国承诺，[22]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探寻生命共同体出路的中国实践。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过程是一场持久战，生命共同体的建立也是一场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和历史进程，更是一场涉及各行各业且自上而下的全面绿色转型，不仅中央层面进行了宏观战略部署，更获得了涉及能源、工业、交通、环境、科技等近乎所有行业部门的全面配合，以及金融体系所提供的与之匹配的绿色金融资源支持。自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各级政府与各行部门均高度重视，积极探索行动方案，加快制定路径规划，将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工业生产与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升级、能源清洁可持续替代转型等领域的各种要素纳入到同一个生态经济系统之中，并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协同发力，在碳中和顶层设计中充分提升政策目标的方法智慧，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迈出稳健而坚定的步伐。
构建生命共同体攸关中国未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明确”系统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统筹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绿色循环发展等要素是探索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关键举措。
生态文明体制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目标，且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环节：从经济建设角度分析，生态文明理念在经济建设中承担并发挥了重要职责，将带动经济发展以不牺牲环境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从生态让步于经济转变为生态与经济协同增效，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各国绿色发展进程中探索中国路径与经验。
从政治建设角度分析，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也对政治建设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和谐友好的政治环境、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是提升决策议事协调能力和增强政治团结力的基础。
从文化建设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领域的生态实践，更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建立生态领导力、提高气候影响力和讲好中国碳中和生态文明故事提供了文化基础。
从社会建设角度分析，生态文明理念已广泛融入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群众的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意识显著增强，而生态文明理念又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健康中国等社会建设目标带来了理论指导和路径探索方向。
从生态建设角度分析，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建设的核心指引，更是资源环境领域最为深远和坚实的理论创新，为我国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三大层次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目标指向和实践动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23]
生态文明理念结合五位一体布局，为中国建立生命共同体并落实碳中和顶层设计战略框架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大国的工业文明体系往往是在逐利的基础上将生态环保视为社会责任或公共服务，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明显区别于“灾难资本主义”，更具备文明性和持续性。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中均是重要的增长极，而在生态领域的大国贡献更不容忽视。生态是21世纪气候政治时代中国赢得国际社会舆论认可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领域。
注释
[1]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使命》，2020年12月11日，https://www.un.org/sg/zh/content/sg/articles/2020-12-11/carbon-neutrality-2050-the-world%E2%80%99s-most-urgent-mission。
[2]汪希、刘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4期。
[3]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4日，第6版。
[4]J. Ashe; R. V. Lierop and A. Cherian, "The Role of the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1999, 23(3), pp. 209–220.
[5]万霞：《“后京都时代”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7][12]王文、刘锦涛：《碳中和元年的中国政策与推进状况——全球碳中和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上）》，《金融市场研究》，2021年第5期。
[8]王文、刘锦涛：《“碳中和”逻辑下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未来》，《当代金融研究》，2021年第1期。
[9]董亮：《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
[10][15]王文：《碳中和，新全球博弈刚刚开始》，《中国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
[11]高敬：《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9月27日，http://m.xinhuanet.com/2020-09/27/c_1126549274.htm。
[13]李俊峰、李广：《碳中和——中国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1年第1期。
[14]解振华：《从十个领域加速转型创新》，《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10月19日，第5版。
[16]刘伟、王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
[17]阳平坚：《这六项，美国必须做到！》，2021年11月3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5R6AnQ3lNY。
[18]王文，刘锦涛：《碳中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全球碳中和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下）》，《金融市场研究》，2021年第6期。
[19]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20]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2年5月27日，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202205/P020220527581962738409.pdf。
[21]王文、刘锦涛、赵越、葛敏：《北京冬奥背后的绿色金融力量》，2022年2月17日，http://www.cbimc.cn/content/2022-02/17/content_456963.html。
[22]解振华：《解振华：详解制定1+N政策体系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表、路线图》，2021年7月27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21-07-27/zl-ikqcfnca9266336.shtml。
[23]周生贤：《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求是》，2012年第19期。
责 编∕李思琪
Carbon Neutrality, a Community of Lif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Wang Wen
Abstract: Since China announced the "dual carbon" goals of reaching carbon peak by 2030 and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policy has been completed rapidly in just over a year, and the speed of industry and loc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has exceeded people's imagination. The relevant layout under the "dual carbon" targets is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desig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of life, which reflects the civilized and sustainable nature of China's development.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life, the efficient rollout of China's top-level design for carbon neutrality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China's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a deeper level. China has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b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life, and has shared its experience and continuously con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carbon neutrality, a community of life, green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