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国际话语权研究受到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厘清其学科谱系是国际话语权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将有助于从学科发展的维度寻求原理和方法论的支撑。研究发现，20世纪话语哲学的理论基础源于维特根斯坦的“话语游戏”、福柯“话语与权力”、德里达的“解构”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不同哲学流派对话语的论述。这为以文本为导向的话语分析提供了指导原则，但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颇具学科特色的国际关系、语言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丰富和夯实了话语分析作为研究工具的使用。同时，伴随计算机辅助话语分析软件的使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日益明显，加之全球化时代国内热点国际化、国际热点国内社会化的特征，使得多元化的研究主题具有更为深远的国际影响。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 学科谱系 哲学 文本 学科
【中图分类号】D820/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1.009
【作者简介】郑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外交学、中美关系、政治传播。主要著作有《首脑外交：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1969-1972）》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如何在短短几十年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验是否可复制、可推广”，“中国的未来会怎样”，这些成为国际热点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担忧“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周边国家担忧中国是否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学习治国理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核心的“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和实践。
何为“国际话语权”？从哪里来，渊源在哪里？在“国际话语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学科特征和发展趋势？厘清“国际话语权”研究的学科谱系，将有助于从学科发展的维度寻求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支撑。
哲学思想渊源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发现话语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且开始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变革，20世纪的哲学也因此被称为“话语的哲学”。后现代话语哲学是对现代的反叛，又名“批判哲学”。无论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对“语言游戏”的反思，还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权力与话语”的论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倡导的“解构”以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诠释，均充满独立的批判和反思精神，从而极大丰富了后现代话语的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思想为话语权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哲学思想根基。
语用学话语哲学。维特根斯坦被称为“20世纪话语哲学怪杰”，其早期著作《逻辑学原理》（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21）开创了现代话语哲学，而后期《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53）则是后现代话语哲学的先锋之作，是对其早期著作的反思和批判。在《逻辑学原理》中，维特根斯坦关注逻辑的实证本质，把世界区分为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部分。他认为语言可以解释世界，是“命题与世界之间的逻辑关系”，他所秉持的“我语言的范围就是我世界的范围”（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are the limits of my world.）内在推理线条是：语言是由命题（propositions）组成的；世界是事实（facts）的总和，而不是事物（things）的总和，事实由对象和对象间关系命题构成。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如地图是世界的图像。客观事实和语言命题之间有逻辑对应关系，因而语言可以揭示世界的逻辑关系，这些为可言说部分。相对应地，那些不可言说的神秘部分，因不能描述命题，故而其语言是无意义的，例如“杀戮是恶劣的”。因此，他认为“我语言的范围就是我世界的范围”。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关于宗教和道德伦理的讨论是无法用逻辑说清楚的，即便说出来也没什么意义，因而，对这部分应该保持沉默。语言和世界均有一定的逻辑形式，当语言能清晰地描述世界，且与现实相符，那么这种逻辑是一致的；但当语言被当作工具，与描述的现实不符，语言就会欺骗世界。[1]
维特根斯坦《逻辑学原理》中的这些论断引发强烈反响。即使是逻辑学这一维特根斯坦的主要研究工具，也不能完整诠释世界。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观点就像哲学天梯上的台阶，帮助我们一起攀爬，超越正在讨论的哲学问题，一旦攀升到一定阶段，便可抛弃。在完成《逻辑学原理》之后，维特根斯坦曾一度认为已没有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了。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质疑自己早期的思想，质疑曾一度坚信的“语言只包含命题”，认为这一观点忽略了我们日常的语言，如开玩笑、哄骗、责备等。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反思自己早期提出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分离和对应”的观点，他提出“语言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一种生活形式”，是使用的简单例子和语言所编织的行动，一个词甚至一个句子的意义只是作为正在进行的“游戏”的“规则”的结果，是“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德语：Sprachspiel）。不同的语境会赋予相同的词不同的含义，例如“水！”，这句话可能是一个命令，一个问题的答案，或者其他形式的交流。在对“语言游戏”的考察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发现正如游戏一样，语言没有共同的公共特征，唯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德语：Familienähnlichkeit）而已。他认为，那些可以被看作是由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联系起来的事实，实际上可能是由一系列重叠的相似性联系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特征是所有事实都有的，即：语言使用的多元性被比作游戏的多元性。游戏有共同的特征，但没有一个特征在所有的游戏中都能找到，就像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相似性，身材、眼睛的颜色、步态，等等，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错在一起。[2]维特根斯坦的话语哲学思想从早期的“人工语言学派”到后期“日常语言学派”，既探究了“语言与世界通过逻辑表达的图像关系”，又剖析了“语言在不同语境的动态展示，和其中语言游戏规则的相似性与边界”。其中涉及的关键词——逻辑、语境、游戏规则和边界等，为日后的话语哲学研究作出了先锋式探索，亦为话语分析和话语权的研究提供了索引。
后结构主义话语哲学[3]。以福柯与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话语哲学对现代话语的批判与穿透最为深刻。
其一，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论述。福柯对“社会话语”“权力关系”“人权”“社会保障”等相关概念作出了新的诠释。他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其思想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时期（1970年以前）和系谱学时期（1970年以后）。
福柯在考古学研究阶段针对“话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第一个是“话语”的建构功能，即“话语”可以在不同的层面积极地构成或构建社会，话语构成了知识、社会主体和形形色色的“自我”、社会关系和观念框架；第二是话语实践在社会和组织中具有重要的相互依赖性。陈述、话语事件、观念、话语的形成规律等是福柯在“话语”的内涵研究中着重探讨的基本概念。
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statement），包括口头与书面的，话语就是由那些彼此关联的陈述构成。它们共享一个空间，共同建立语境（discursive field）；它们也可能会共同消失并被别的陈述所取代。一个话语虽然可能包含无数的陈述，却通常只有少量陈述可以构成某种话语。在该话语中，这些陈述会被反复提及。这些反复被提及的事情就构成了“话语事件”（discursive event）[4]。话语事件的描述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具体的陈述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出现在其位置上的不是其他陈述。[5]
福柯强调话语对观念的建构作用。他认为：一种观念可以在一个确定、完整的话语体系上重建。话语的完整性（discursive totality）既包括隐藏在陈述背后的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即有意识的行为（conscious activity），又包括说话人公开表露话语时那种难以察觉的无意识行为（unconscious activity）。总之，要重建另一种话语，需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的声音以活力、无声、悄然和无止息的话语；重建细小的和看不到的文本，这种文本贯穿于字里行间，具有隐蔽性。相对观念分析使用的话语来说，观念分析总是富有寓意的（allegorical）[6]。
进入系谱学时期，福柯转入对权力运作的研究，即侧重对真理体系与权力模式的探讨，[7]聚焦话语控制的外部规则。福柯对“话语”和“话语外部规则”的研究可以被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权力的话语本质——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权力（biopower）在一定程度上是指“话语”的实践和使用技巧；第二，“话语”的政治本质——权力的斗争总是发生在“话语”中或由“话语”而产生；第三，社会变革的话语本质——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福柯对权力作出了全新的诠释。现代权力是通过建构新的机制和行为模式而运作并存在的，而不只局限于控制已存在的事物。福柯认为，权力并非来源于主权国家，也不是某个人或阶级的特有财产，它不仅是一种具有抽象性的可以获取的物品。权力具有网络的特征，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生活各个方面，无处不在。福柯提出，对权力的研究应更加关注其运作，换句话说，应将研究视角从“谁拥有权力”或“权力拥有者的目的何在”转向“运用权力、建构主题的过程”。
其二，德里达的“双重阅读”。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倡导重读文本——解构（deconstruction）。他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稳定性、概念和社会的完整性，一切都是相对的。因而，要以一种解构的方法解读、反思甚至改组理论框架和社会体制。具体的阅读方法是解构所有核心文本，使它们支离破碎，然后，对它们进行重读，给予新的解释，或者从中揭示它们的缺陷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最终打破文本的核心成分，突出被忽视或压抑的含义。重读文本时可采用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的方法。从根本上讲，双重阅读是一种“既忠实又反叛”的两重战略[8]。第一次阅读是对占主导地位的解释进行评论或重复，也就是表明文本、话语或制度是怎样获得稳定地位的。在论述中通过建立同样的假设，重复传统的步骤，忠实地重复或模仿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文本、话语和制度是怎样连贯一致的。第二次阅读是通过向文本、话语和制度中的不稳定因素施加压力，质疑和解构占主导地位的解释。第二次阅读是为了揭示文本、话语和制度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表明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双重阅读作为解构的一种方法旨在了解话语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因自身的不完善而使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解构的目的并非试图得出一种观点或结论，不是为了说明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而是为了揭露已存在的解释自身内部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使该解释更具同质性、连续性和稳定性[9]。
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论述和德里达“双重阅读”思想犹如思想巨擎，辐射到国际关系、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各学科领域，掀起了“建构”与“解构”的学术浪潮。话语、文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权力运作引起的话语变化，以及知识与权力的联系受到关注和重视，从而将知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相关学者大胆质疑传统理论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对传统理论的完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批判的解释学话语哲学。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的解释学话语哲学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第二代的中坚力量。他认为现代社会发展不仅依靠科技进步，更有赖于我们集体批判和探究自身传统形成和发展原因的能力。探究原因，哈贝马斯认为是日常交往的内核。当某人做了某事或说了某些话之后，我们会问：为什么要那么做？为这么要这么说？继而需要寻求理由。这就是哈贝马斯谈论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不是发现抽象的真理，而是证明我们自己正确的必须。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哈贝马斯认为在“沟通理性”之间有一种联系，称之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18世纪之前，欧洲文化主要是“代表性”（representational），统治阶级试图在其臣民面前展示自己的权力，而这种展示不需要任何理由，因而出现了一些奢华的庆典或宏大的建筑项目。但是在18世纪，出现了不受国家控制、形式多样的公共场所，如文学沙龙、咖啡馆等。这些场所是私人聚集讨论时政、辩论正当性的空间。公共领域的增多导致质疑“代表性国家文化的权威性”机会的增多。“公共领域”成为私人空间与国家控制空间之间的第三空间，也是缓冲地带。伴随公共领域的增多，公众有更多的机会逐步意识到我们与其他个体之间共有的，但国家可能未能提供服务的利益。这就导致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增长是诱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自18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的扩张促成民主选举、政治党派、司法独立和人权法案，等等，但哈贝马斯认为，很多制衡权力的滥用使其自身面临挑战。比如，报纸可以为私人的理性对话提供空间，但如果报纸被大公司所掌控，这种机会就消失了。关于实质性问题的知情辩论会被社会名流的八卦新闻所替代，我们从具有批判精神、理性的代理人转变为无意识的消费者。[10]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倡导的是国家公权力与私人权力之间的民众“第三空间”，且多为将民生与国家大政相连接的议政空间。伴随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公共领域已从18世纪的咖啡馆转移至21世纪的网络之上，但由于网络言论私人化特征明显，网络议题的聚合性以及讨论结果的有效性面临新的挑战。然而，“公共领域”的核心要旨——证明某种言论、某种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justification）成为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中之重。
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科烙印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在哲学思考的基础上，从话语的维度对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权力、安全、身份、规则等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诠释，认为权力通过话语建构游戏规则，约束人类的社会实践，且权力与话语之间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迈阿密国际问题研究小组（Miami International Research）探究话语的建构功能，认为权力通过话语建构规则，进而约束行为；话语可以建构安全、身份和语境。[11]
“国际话语权”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推介与案例探索。国内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国际关系学者在梳理和推介国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用深度案例分析的方法，解构文本，研究话语与权力建构的互动模式，通过聚焦事件，为“国际话语权”研究刻上了鲜明的国际关系专业学科烙印。笔者所著《首脑外交：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1969-1972）》[12]以尼克松解密总统档案为支撑，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探讨在中美关系解冻谈判中，双方如何运用话语的建构功能，提升谈判中的权力地位，未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却又最终实现了暂时便利的双赢。孙吉胜所著《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在对既有西方话语理论进行扎实梳理的基础上，以伊拉克战争为案例来分析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语言，探讨行为体实现交流意图的主要语言途径，为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话语与意义建构提供发展思路[13]。同时期开展此项研究的刘永涛，历经多年沉淀，撰写了专著《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14]，该书从哲学理论基础层面、概念和观念层面以及经验分析层面，考察了冷战后美国政府对伊拉克、伊朗及朝鲜的政策，揭示了这些政策如何在话语政治和符号权力的作用下建构了一个“邪恶轴心”世界。
“国际话语权”内涵与在中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党中央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对国际格局、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精准的战略判断。该判断得到现实发展的充分验证，我国外交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其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话语权”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针对美苏之间的对抗，党中央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判断，且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确立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二阶段（1979～2008年），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这是对国际形势作出的基本判断。在苏东剧变之后，党中央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在遭遇西方特有内涵的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观念主张，以及所谓“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民主和平论”“失败国家论”等话语对冲时提出的战略考量。21世纪以来，包括“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在内的相关政治话语亦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15]
第三阶段（2008年以来），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产生的辐射效应，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且此后连续多年保持稳定增长，国际出现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种发展模式的讨论，亦有学者著书立说阐释“中国模式”[16]。中国根据自身改革开放经验，向国际社会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我国加强金砖国家的机制化建设，[17]积极开展主场外交，[18]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积极倡导全球合作抗击疫情[19]等。
综观以上三个阶段以及其中中国政治话语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国家发声的权力，更是所提出的倡议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反馈的影响力。同时，学者也认识到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20]分析其原因，[21]提出完善公共外交顶层设计，[22]创设良好的政治表述，[23]实现符合国际规则的话语转换，[24]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话语建设，[25]加强信息传播平台和传播能力建设[26]等议题。
语言学和传播学领域的探索
批判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视角。后现代哲学家“话语和权力”的论述辐射语言学领域，催生了批判语言学的产生。语言学家们认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总是与利益密切相关的，这种透过话语来分析权力运作的语言学视角的分析被称为批判语言学，其中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对社会实践的分析较为突出。CDA重在探讨具体话语和其存在的语境、公共机构及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话语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关系，包括一个文本是怎样被确立的？确立的文本是为谁服务的？否定了谁的利益？确立的文本的结果是什么？关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学者众多，成果庞杂，大致可以分成几个分支，具体见表1。
其中，费尔克拉夫倡导的三个分析层次——分析目标、认知主体和社会历史，分别对应的是三种不同层次的话语分析，即文本分析（描述）、过程分析（解读）和社会分析（解释），三个层次之间相互依存和包容。[27]深受伯恩斯坦（Bernstein）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影响的维也纳话语分析学派主张在话语分析中将CDA和哲学、社会学的批判理论进行有机结合。这一学派认为在分析历史和政治的某一具体文本和专题的时候，应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考量话语的变化。
詹姆士·马丁（James Martin）倡导的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PDA）是在批评话语分析（CDA）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倡导积极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家[28]认为，作为一种带着“态度”的话语分析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动机和方法过于消极，这种分析范式只是对社会组织、社会行为和相关的人进行批评，而忽视了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改善或解决问题，话语分析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活动”，而不是“消极活动”[29]。马丁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带着“批评”的态度揭露社会现实，但仅是揭露和批评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主张话语分析应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追求“和平语言学”[30]。那么，话语分析的对象不应局限于“坏消息”，而应以积极的态度倡导平等和平的“好消息”[31]。
语言学家常常以政治话语和媒介话语文本为载体，探究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微观话语分析与宏观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32]解决分析工具与分析客体之间“刀小牛大”的困境。[33]其中有代表性的深层次话语分析框架详见图1。这种对话语生成和表述背后因素的探究，为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注入了活力。
媒介话语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传播学研究中对媒体报道文本进行分析时普遍使用的方法。[34]伴随CDA对媒介话语分析的逐步延展，开始有学者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针对传统纸媒报道中的具体议题，如战争、读者来信等展开分析，并试图弱化句法和语篇，加强对事件的描述。[35]在解构文本内在话语逻辑和叙事风格的时候，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常常因研究目标被交互使用，加之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效果，隐藏在文本后面的叙事结构和手法得以被挖掘出来。[36]此外，修辞分析（Rhetorical Analysis）也经常在文本分析中使用。[37]
胡春阳所著《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38]是我国传播学领域系统探讨话语分析的先锋派作品。此后，探讨提升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无论是在宏观战略层面，[39]还是在中观以议题为牵引的操作层面，又或是在微观话语表述层面，相关研究成果均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如互联网和新媒体建设、[40]公共事件、[41]“一带一路”相关报道[42]，等等，学科交叉的特征愈发明显[43]。
国际研究的新趋势
研究议题日趋多元。伴随福柯“权力与话语”哲学理念向国际关系、语言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辐射，研究议题呈现多元化特征，尤其以探讨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和话语塑造国家间关系的议题居多。
国外学者关注话语在社会互动中的建构作用。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它的体现方式就是通过语言进行互动，建构新的认知从而影响行为。所以也有很多学者关注话语权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例如，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挪威的和平形象是一种建构的过程，通过在和平进程中施加影响力从而塑造挪威和平方面的话语权；[44]也有学者研究俄罗斯大国身份的建构，通过对俄罗斯精英教育的研究，发现话语对于构建俄罗斯强国身份的重要意义；[45]有学者用以色列立法问题作为案例，进行话语权的批判性检验；[46]还有学者通过研究波兰总统、总理和天主教堂的大主教等重要政治人物的演讲，从中发现话语对于政治形象、民族身份构建的重要影响[47]。
“安全”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亦是国际话语权研究的重点，不少学者研究战争中的国际话语权问题并试图使用新的理论框架，在不同的语境下探讨安全问题。[48]国际话语权的另外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分析话语权对于国与国之间，或者国家与组织之间的影响，例如，有学者研究在普京上台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利用8年的文本材料剖析北约与俄罗斯的动态变化关系；[49]有学者研究加拿大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问题，发现加拿大利用话语策略合理化其在阿富汗的行动，但是其建构国际话语权的行为仍存在问题；[50]也有学者利用新闻媒体研究英国对欧盟改革进程所持态度[51]。另外，很多国外的学者倾向于研究选举中的话语权问题，在选举中不同的政党和代表有不同的演讲材料，通过研究这些竞选文本可发现不同的权力内在结构问题。[52]还有学者研究腐败问题，[53]以及一些近年来新出现的新兴国际政治问题，例如环保谈判领域的国际话语权问题[54]。
学科交叉特征明显。近年来，学界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出现了学科交叉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文理交叉和文科内交叉两个方面。学科交叉的研究为彼此提供给养，丰富了原有的理论内涵。早在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提出了“新文科”的概念，即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中。当今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便是从旧文科向各学科大融合的新文科的转型。
文理交叉最突出的表现是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CSS）的兴起。2009年，以大卫·拉泽（David Lazer）教授为首的美国学者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文，正式提出计算社会科学的学术概念。其实质是以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近年来，学界更多地将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中，话语权研究与系统科学、控制论等科学交叉，并跨越多元学科领域。[55]通过量化研究进行社会模拟，利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建立人工试验环境，研究复杂的社会系统，从而进行更加精确的信息计算、战略评估，构建传播效果反馈机制，尤其是通过语料库建设的突破，在软件自动抓取的基础上，减少人工主观判断，[56]从而使话语权研究更加科学和客观。
国际话语权研究中的文科内交叉源于国际关系、语言学、传播学等多学科对某些议题的共同关注，这种“议题牵引”的方式激活了研究方法的取长补短，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运用媒介话语的分析方法，解读国际热点议题、媒介话语与对外政策。
话语分析软件的使用。国际话语权研究在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同时，大量的定量、定性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软件被引入其中，从而使得该研究更科学、有效，可视化效果更强。
从语料库的静态和动态变化分析国际话语权变化成为当前学界较为成熟的研究路径。经关键词或具体议题检索，科学取样形成语料库，存放大量在社会实践中被应用过的语言资料，形成电子文本数据库，[57]并通过相关软件，如AntConc、Wordsmith等开展数据分析。此外，扎根理论因其客观呈现和归纳总结的优势，也广受国际话语权研究学者重视。研究者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概括经验，通过开放性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最终上升到系统的理论。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文献计量软件、词频分析软件、自然语言理解软件等（人工智能、计算语言学、以及图书情报）被广泛应用到国际话语权研究中，例如，SPSS软件集数据录入、整理、分析功能于一身，可开展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再如，文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因适用大多数数据库格式的数据、可视化效果好并且可以根据需要绘制多种图谱，吸引了众多国际话语权研究人员使用。Nvivo质性研究软件，其整理、分析和提炼非结构化或质性数据（尤其国际话语权研究中所收集的文章、社交媒体和网页内容）能力强大，编码可视化的展示灵活多样，并且能够深入挖掘信息，发现细微关联，这是手动分析几乎无法完成的，这使国际话语权研究结论更加严谨。此外，当今在国际话语权研究广泛运用的分析软件还包括R语言统计分析软件、Python爬虫软件、Wordle、Tagxedo等词频分析软件等。通过这些新工具的运用，国际话语权研究基于统计和实证的优势进行理论建构和阐释，其科学性和严谨性将得到更好的提升。
启示
综观中外学者在国际话语权领域的研究成果，其在理论内涵、哲学思辨方面均有重大贡献，其中对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的探究较早开始，形成了丰富的流派。从发展趋势上看，从早期研究国际关系中传统议题，如安全、权力等，到后来受到建构主义的影响，研究更为丰富的议题，如软实力、话语建构等，再到关注更多非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的话语权。
国际关系、政治传播、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的滋养丰富了“国际话语权”发展的学科谱系，为具体研究的理论架构和方法论提供了重要指引。从学理层面看，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论述奠定了国际话语权研究的哲学基础，提出了权力建构话语，进而德里达的“双重阅读”提出了对既有话语模式的挑战和解构。因而，此项研究的实质是在“解构”与“建构”之间游走，且对话语形成之后的效果进行评估的过程。
由于“国际话语权”的应用场域主要为国际事务，因而，无论是官方外交，还是民间交往，均需遵循外交的基本原理。“外交即为谈判”的理念为“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物。国际谈判是现代外交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发声”的权力，更是在多边和双边谈判中提出倡议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倡议产生的影响力。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中，需更多讨论外交谈判的基本原理，依托具体案例，开展实证研究。此外，公共外交中的第一原则——“倾听”（Listening）、[57]政治传播中的目标群体分析（Target Audience Analysis）、公共关系ROPE（Research, Objective, Programming, Evaluation）四部曲，以及“认知即为现实”（Perception is Reality.）为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基[58]。
外交学研究中的谈判话语分析、文本分析，政治传播中的内容分析、修辞分析，以及语言学研究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等等，综合构建了当今国际话语权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伴随计算机辅助话语分析软件的应用，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呈现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趋势，且依托具体个案的深度案例分析，依据研究目标和研究资源而选择性使用研究工具，使得研究过程愈发规范，研究结果颇具吸引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FGJA001）
注释
[1]L.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lated by D. F. Pears & B. F. McGuinness,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2.
[2]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BVI: Basil Blackwell Ltd., 1958.
[3]详见郑华：《首脑外交：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196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36页。
[4]J. 丹纳赫、T. 斯奇拉托、J. 韦伯：《理解福柯》，刘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0～41页。
[5]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27.
[6]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1973, pp. 26-30.
[7]A. I. Davidson, "Archaeology, Genealogy, Ethics," D. C. Hoy (ed.),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 224.
[8]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9]J. Derrida, Positions, Chicago: Athlone Press, 1981, p. 6.
[10]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lated by T. McCarthy, 1981;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F. G. Lawre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0.
[11]详见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2]郑华：《首脑外交：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196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15]赵可金：《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
[16]郑永年：《中国模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17]朱杰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前景》，《当代世界》，2021年第10期。
[18]刘宏松：《二十国集团的功能拓展、议题设置与中国角色》，《当代世界》，2020年第12期。
[19]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张志洲：《新冠疫情下的中国“话语处境”与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20]陈正良、王宁宁、薛秀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变》，《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21]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红旗文稿》，2010年第14期；梁玉春：《实然与应然：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困境与提升策略》，《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张占斌、董青、卢晓玲：《从讲好中国故事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和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4期；张宏志：《突破西方话语体系障碍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6期。
[22]张忠军：《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理论视野》，2012年第4期；檀有志：《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
[23]毛跃：《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蒋新卫：《论国际话语权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4]张朝钊、梁一戈：《试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新闻世界》，2013年第12期。
[25]张志洲：《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今日中国论坛》，2012年第8期。
[26]李智：《再论国际话语权及其提升路径》，《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14年第1期；吴贤军：《基于两种逻辑向度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问题审视》，《东南学术》，2015年第5期；方兰欣：《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制约因素、战略机遇与核心路径》，《学术探索》，2016年第9期。
[27]F. Norman, Media Discourse, New York: Bloomsbury USA, 1995; Teun Adrianus 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8]C. R. Caldas-Coulthard; M. Coulthard, Text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G. Kress,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Gunther Kre,"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5-31; J. Martin,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 2004(49).
[29]G. Kress,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Gunther Kre,"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5-31.
[30]田海龙：《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应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
[31]J. Chen; J. Zhang,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Queen's Christmas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raisal Theory," World Scientific Research Journal, 2020, 6(9).
[32]J. B.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UK: Polity Press, 1990.
[33]F. Norman, Media Discourse, New York: Bloomsbury USA, 1995; M. Talbot, Media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a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D. Riffe; S. Lacy; F. G. Fico; D. Riffe; S. Lacy and F. G. Fico, Analyzing Media Messages: Using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2005.
[35]M. Macdonald, Exploring Media Discourse, London: Bloomsbury, 2003; J. E. Richardson, Analyzing Newspaper: An Approach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6]B. F. Liu; J. S. Horsley, "Th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Decision Wheel: Toward a Public Relations Model for the Public Sector,"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007, 19(4)；郑华、黄曦：《政府国际公关的话语策略研究——基于〈纽约时报〉对新疆“7·5”事件报道的分析》，《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郑华、刘津芳：《从“他者”认知析完善政府危机公关策略——以〈纽约时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学术界》，2012年第7期。
[37]S. K. Foss,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04; J. Fahnestock, Rhetorical Style: The Uses of Language in Persua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 A. Kuypers, Perspectives in Ac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
[38]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9]张宏：《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构建》，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吴瑛：《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力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翟石磊：《当代中国世界观话语建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40]王庚年：《建设国际一流媒体，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中国记者》，2009年第8期；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胡泳：《互联网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三个维度》，《对外传播》，2012年第11期；敖阳利：《关于提升我国媒体国际话语权的思考》，《新闻世界》，2016年第3期。
[41]周锡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报道中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中国记者》，2009年第7期；何舟、陈先红：《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8期。
[42]陈伟光：《“一带一路”建设与提升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钱莉：《中国一带一路网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新闻战线》，2017年第6期。
[43]方芳：《恐怖主义的媒体话语与中美国家身份》，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艾喜荣：《话语操控与安全化话语机制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
[44]Øystein Haga Skånland, "'Norway is a Peace Nation': A Discourse Analytic Reading of the Norwegian Peace Engagement," Internasional Politk, 2009, 45(1).
[45]M. Martin, "Making Great Power Identities in Russia: An Ethnographic Discourse Analysis of Education at a Russian Elite Universit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1(9).
[46]S. R. Shenhav; G. Rahat and T. Sheafer, "Testing the Language-Power Assumpt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ase of Israel's Legislative Discours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2012(45).
[47]Dariusz Galasiński, Katarzyna Skowronek, "Naming the N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Names in Polish Political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01(18).
[48]H. Lene,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B. Buzan; O. Weaver;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49]M. Martin, "NATO-Russia Relations under Putin. Emergence and Decay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An Analysis of the Russian Discourse on NATO (2000-2008)," Osteuropa, 2012(62).
[50]Jean-Christophe Boucher, "Selling Afghanistan: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anada's Military Intervention, 2001-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9, 64(3).
[51]B. Hawkins, "Nation, Separation and Threat: An Analysis of British Media Discourses on the European Union Treaty Reform Proces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2(50).
[52]P. Chaney, "Elector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Civil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Case of Northern Ireland in UK Statewide Elections 1970-2010," Irish Political Studies, 2013(28).
[53]Blendi Kajsiu,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orrup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orrup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17.
[54]René Audet, "Climate Justice and Bargaining Coalitions: A Discours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2013(13).
[55]Salomone Rosemary, The Rise of English: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Power of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2.
[56]M. M. Roslyng; G. Larse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Power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21(6).
[57]胡开宝、王晓莉：《语言智能视域下外语教育的发展——问题与路径》，《中国外语》2021年第11期。
[58]C. J. Nicholas, "How We Got Here," Philip Seib (ed.), Toward a New Public Diplomacy: Redirecting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23.
[59]陈霓：《公共关系在中国：30年的观察与研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1年。
Exploring the Disciplinary Spectrum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tudies
Zheng Hu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its spectrum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which will help to find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rom the dimension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20th century discourse philosophy are derived from Wittgenstein's "discourse games", Foucault's "discourse and power", Derrida's "deconstruction" and Habermas' "public sphere". This provides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text-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 but in the specific analysis process, the rather discipline-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enrich and solidify the use of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research tool. At the same time, along with the use of computer-aided discourse analysis software,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s are increasingly pronounced,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omestic hotspots and domestic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otspo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make the diversified research themes have a more far-reaching international impac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disciplinary spectrum, philosophy, text, discipline
责 编／桂 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