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工具论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使得价值成为对技术进行哲学解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也是技术发展的一个必要考量。对基于技术驱动的数字中国的价值意蕴解析既是对技术的价值审度和数字化背景下技术与价值关系的新阐释，更是对建设数字中国所应遵循的价值逻辑的厘清。数字中国所蕴含的民族复兴、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三重价值意蕴体现了我国在数字化转型中关于技术之力与价值之义二者应当有效契合的高度关注，而对数字中国多元价值的逻辑厘清则是上述价值意蕴得以充分彰显的必要条件，并可为我国在数字时代的价值引领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智慧。
【关键词】数字化 数字中国 技术价值论 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N02/F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2.011
【作者简介】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设计哲学、 数据伦理、技术社会学。主要著作有《技术过程的价值选择研究》、《技术有病，我没药》（合著）、《数据赋能的伦理基质》（论文）、《数据挖掘与技术伦理学的内在路径构建》（论文）等。
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使得在20世纪末基于技术发展推断所提出的数字社会经历了从构想到现实、从空间概念到国家战略、从基于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到数字化生存与数字化生活的进程。就我国而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等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与人类社会的构成之中。毫无疑问，技术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必要条件，而对技术的哲学解码是厘清人与技术的关系、描绘人类未来与技术未来图景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这种解码中，因价值观在人类社会中的根基性地位而使得关于技术价值论的探讨备受关注。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基于技术驱动的数字中国的价值意蕴解析既是对技术的价值审度和数字化背景下技术与价值关系的新阐释，更是对建设数字中国所应遵循的价值逻辑的厘清。
价值意蕴：建设数字中国不可或缺的要素
技术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焦点，且技术发展越快，各界关于价值在技术中的地位及其效用的态度也越发耐人寻味。在技术社会化与社会技术化的双向并轨过程中，技术中立论、技术工具论等遭遇了来自现实与理论两个维度的质疑，技术价值论成为了对技术进行哲学解析的一个重要理论。
技术发展若无正义的价值意蕴，则必将造成人的异化。然而，人类恰恰又离不开技术。在技术占居主导地位的语境中，关于价值这一人特有属性的研究虽然必要，但却似乎是在借助技术批判技术，也正因此，单纯地对技术进行批判的价值论研究范式遭遇质疑。那么，价值意蕴应该以何种方式在技术理性的逻辑中出场呢？恰如英国皇家学会前任会长、著名天文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里斯（Martin Rees）所言：“我们需要理性的思考，我们需要运用21世纪的科技，在价值观的指导下长远地思考。”[1]价值观作为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属性，是人类发展的锚定桩。“价值观的指导”凸显了价值观在技术发展中的重要性。
这种指导的理想模式应当包含对技术的价值审视和价值观作为一个要素被纳入到技术发展的全过程之中这两个维度。其中，前者意指从价值观的视角解析技术，后者意指将价值观融入到技术之中。这两个维度通过从不同的路向但又可交互的方式共同指向关于技术与人类未来的规划，且两者缺一不可。若缺少前者，则容易走向技术对人的异化或技术统治论；若缺少后者，则不能有效实现技术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初衷。因此，价值意蕴是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物质意义的技术建设离不开非物质意义的价值观建设，且非物质的建设更具有根本性与引领性。同样地，建设数字中国离不开技术，但这并非意味着只需要技术，而是更需要对技术进行深层且系统的思考。如：需要从价值论的视角展开对数字技术及其所带来的价值观错位、价值观缺失、价值观不安全等问题的审视、应对与探究，进而厘清技术发展的逻辑与宗旨，规避由技术的不确定性、风险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因此，数字中国的建设应当在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一方面，价值观作为顶层架构指引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价值观作为一种底层设施对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引导、调节与修正。通过上述两个方面，价值观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不同的路径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智慧。易言之，价值意蕴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要素之一。
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若价值意蕴缺失，可能出现由技术支配人类的数字化裹挟场景，进而背离数字中国的建设是通过充分释放数据的潜能来为人民构建美好生活的初衷与愿景。以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旨在通过人与数字技术的和谐共融，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进而确保数字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的数字中国，而不是使得“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2]将“不同的价值观、原则与理念简化为数字”[3]，更不是将人困在数字技术之中，甚或人类被全盘数字化式的数字化转型。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来看，数字化是当下全球各国角逐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种角逐包括物质意义的技术和非物质意义的与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价值话语体系。
数字中国价值意蕴的解析视角
在全球化的数字化浪潮中，我国将增进人类福祉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这既是对我国数字技术未来图景的描绘，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愿景。因此，关于数字中国价值意蕴的解析，应当至少从如下六个视角展开（如图1）。
其一，全球视角。结合数字中国产生的语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视角出发，以数字中国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展开对其价值意蕴的解析。
其二，中国视角。虽然全球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但数字中国的建设有着其独有的优势、特色与内涵。只有从中国视角出发，展开对中国范本的研析，才能通向数字中国价值意蕴的准确阐述。
其三，人与技术共融的视角。将人与技术置于两端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充分揭示出了技术与人的紧张关系，但数字化转型在人与技术共融的模式中展开，因此，该模式不能有效地指导数字化转型。特别是“数字劳动”“数字人”等新型概念的涌现，亟需转换原有的人与技术关系思考视角。
其四，技术价值论视角。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以技术为判据的文明形态的出现，充分体现了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旨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技术却又被视为一种冲击人类本性、打破自然静谧、极具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危险力量，且技术越发展，这种观点越被关注，并成为了一个“悖论”。伴随技术的发展，数字文明开始进入人类视野之中。特别是考虑到当前数字技术在全球竞争力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数字技术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日益全面深度的介入，如何破解这一“悖论”是全球数字化转型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技术价值论对技术工具论局限性的反思与应对为这一“悖论”的破解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其五，调节理论视角。调节理论作为一种对人与技术关系进行哲学考察的有效框架，为赋予技术的各种相关要素以价值调节功能，以及价值容错机制、反馈机制的建立等构筑了理论依据，为将价值和伦理考量嵌入到技术实践之中、进而缓解技术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方法论框架。
其六，数据伦理学视角。从关于数据伦理的已有成果和国内外的研究出发，聚焦中国语境下的数据伦理问题，通过跨学科协同攻关模式，凝聚价值共识，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技术伦理框架，为我国数字化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价值基础与实践智慧。
数字中国的三重价值意蕴
从技术价值论的视域来看，当下的数字化转型以将人类社会进行重塑的方式，将技术与价值意蕴联系在一起。然而，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发展的逻辑，更是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同时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形态的一种探索。如，新加坡于2006年推出“iN2015”、澳大利亚于2009年发布《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未来的方向》、日本于2009年7月制定《i-Japan2015战略》、欧盟2016年发布《打造欧洲数字化社会创新（DSI）生态系统》报告等。
就我国而言，数字中国有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并形成自己的理路，彰显着中国特色独有的力量。早在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就已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2015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5]从数字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来看，经历了从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到数字中国的历程。在此历程中，技术作为必备的要素呈现出了超越其自身价值的多重价值意蕴。这种现象的出现，究其本质而言，是技术的价值逻辑在数字中国语境中的某种表征，而这种表征的源头在于数字中国的价值意蕴。就数字中国的价值意蕴而言，结合数字中国相关的政策、规划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等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从国家战略的维度来看，数字中国彰显了民族复兴的价值意蕴。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数字化成为了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并开启了全球数字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国相继出台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重大战略规划来规范与引导数字化转型。在这些规划中，民族复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意蕴。如，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将信息化驱动现代化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6]。近年来，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数字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但建设数字中国不仅是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划部署，更是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适应。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建设数字中国”[7]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在“十三五”时期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成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球领先”[8]。因此，我国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处于并跑且呈现出趋近领跑的趋势。
从人民生活实践的维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一直渗透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惠民、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价值理念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从未缺席。如，“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9]。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从2017年起所发布的系列《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中，信息惠民、便民、利民，以及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一直是其核心要素。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与民生不断进行有机融合，数字农业、数字校园、数字社区、数字政府、数字减贫、数字扶智、数字抗疫、智能小区等已经逐渐进入人民生活的实践。这种融合在有效推进数字化生活实践的同时，也助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是数字中国建设在人的维度所彰显的价值意蕴。在全球数字化的进程中，数据自我、数字异化、数字人格、数据画像、数据主义等与其说是凝练出了人在数字时代的新特征，倒不如说揭示了人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呈现了由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形塑所带来的对人的全面发展构成的挑战。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形塑源自技术逻辑、资本逻辑与价值理念三者的共同驱动。其中，价值理念以一种基础性或曰根基性的思想力量导引着技术与资本的逻辑，因此，对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相关问题的解决以及挑战的应对必须追溯到思想的力量。在当下，“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10]过程中，“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11]“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个人信息保护”[12]、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对算法治理与管理等一系列规范正在以正向导引与反向规约相结合的模式破解着数字技术及资本给人带来的异化，进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多重保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上海市数据条例（草案）》《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网络数据分类分级指引（征求意见稿）》等正在以多种途径保障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中国多元价值的逻辑厘清与其价值意蕴的充分彰显
在我国的数字化转型中，技术是构建美好生活的强劲力量。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构想的那样，“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1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处，“可以”虽然呈现出了“更和谐的世界”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非等同于必然性。如，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基础上，遵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框架所提出的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14]等，就直接指向了在数字化的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新异化，揭示了在通向上述必然性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和谐现象。
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以数字化生活为例，某项技术因其在设计环节对部分群体关爱的缺失或不足、对某些价值观念的忽视或淡忘而带来的困境等已经成为了数字化转型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数字中国的三重价值意蕴虽然体现了对于技术之力与价值之义二者应当有效契合的高度关注，但是该如何使其充分彰显则有待进一步探究。
技术之力与价值之义的契合问题源自技术与价值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在于多种价值之间逻辑的模糊性，如：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位阶逻辑、不同主体价值需求的位阶逻辑、技术手段与价值目的之间权重、顶层设计逻辑与底层逻辑之间的契合等。价值逻辑是政策制定、技术发展等的理论基础。因此，对数字中国多元价值逻辑的厘清是民族复兴、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三重价值意蕴充分彰显的必要条件。目前，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至少需要厘清如下四种价值逻辑。
数字中国建设中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的逻辑。在技术、伦理价值以及社会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个寻找的过程既是技术发展与经济、政治等的相互融合与冲突的过程，也是技术与人文之间张力展示的过程。技术狂热、技术恐惧、技术焦虑等与其说是以不同的词语反映了对技术与人文之间张力的态度，倒不如说是对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二者逻辑的探寻。
在全球数字化的进程中，数据裹挟、数字资本主义、数字人文、微粒社会等的出现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之间的逻辑纠缠。但与以往不同，数字技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对人类所展开的全面重塑使得对技术与人文之间价值逻辑的厘清成为人类自身本质与人类社会发展样态的理论基础。
因此，数字中国的建设需要基于技术但却不囿于技术，更不能将技术的价值逻辑作为发展的唯一标尺，而应将人文价值作为技术发展的内置要素，在技术与人文二者互通互助的共在模式中推进数字化转型，“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15]。
数字世界的价值观与现实世界的价值观之间的逻辑。数字技术自身的逻辑及其便捷性、易传播性、及时性、超时空性、易获取性等技术特性正在催生着新的价值观念，以及价值观形成、传播与扩散的新面相。
卢恰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等在关于“在线生活倡议：重新思考数字化转型中社会关注的概念重构”研究中指出：“数字化转型至少以四种方式动摇了已经建立的参考框架：模糊实在与虚在的区别；模糊人、机器和自然的区别；信息从匮乏逆转为过剩；从实体优于交互转换为交互优于实体。”[16]如表1所示，从价值观的视角来看上述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意味着价值观形成与存在场域的变化，第二种意味着价值主体新形式的出现，第三种方式意味着价值抉择将面临更多的变量，第四种方式意味着价值形成机制与形成理路的转换。这一切将迫使人类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现有的价值观构成及其逻辑。人类社会现有的价值观由数字世界的价值观与现实世界的价值观组成。其中，现实世界价值观的数字化表征和数字技术所形成的价值观是数字世界价值观的两个来源。
因此，数字世界的价值观与现实世界的价值观之间的逻辑除了厘清现实世界已有价值观与数字世界价值观的差异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寻求二者之间的融合逻辑。在人与数字技术共塑未来的进程中，数字技术本身与现有价值观之间的非同步性、不完全兼容等已经是当下数字化转型不得不面临的主要问题。
数字化转型中已有价值问题在数字技术中的呈现与数字技术自身所特有的价值问题之间的逻辑。近年来，数据正义、算法偏见、数据歧视、数据信任、数字鸿沟、数字霸权、数字福祉等逐渐成为了数字技术与价值讨论的热点问题。社会各界围绕社会问题也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如：欧洲议会（EP）公民自由、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LIBE）出台的《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及对其的几次修正就是一直在技术与伦理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点；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数字伦理研究实验室力图通过处理由数据引发的伦理挑战，提升数据创新作为一种善的正效应，避免或者减轻由数据革新所带来的风险和缺陷。然而，偏见、歧视、正义、信任等并非首次或仅仅出现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因此不能直接单向地将其归因为数字技术的出现。
事实上，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或消除了已有的某些价值问题，如，数字技术抗疫、在线教育、数字化养老等对人类福祉的增进。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数字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已有的价值问题以新的方式呈现。如数据分析过程中的偏见、App使用过程中的知情同意、数字技术的分布式特征所带来的责任主体多元化与隐匿化等问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自身也带来了新的价值问题。如，数字身份的界定、算法垄断、数字阴影等问题；虽然上述两类问题产生路径不同，但其后蕴藏的逻辑均为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之间的契合度问题。对此，可以从如下四个视角展开讨论。
其一，整体的视角，即作为整体的技术与作为整体的价值；其二，数字技术对具体价值观的影响，如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在数字化进程中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安全价值评估，隐私问题在数字化进程中所带来的价值冲突与隐私观的重新界定等问题；其三，数字技术衍生的数据情景与价值的视角，如日常生活中的数据画像与人的生命价值认同等；其四，具体的数字技术以及技术过程与价值的视角，如数据挖掘技术收集、编码、解码等过程中的偏见与歧视。
与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价值观创构逻辑。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产物是人类以往历史与智慧的积淀，更是人类未来的行为指南。价值观一经形成，作为一种深层、隐性且极具根基性的社会范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深刻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由其引发的问题延续时间漫长且不易识别，而一旦爆发却极具冲击力。价值观的缺位与错位等对于整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在数字化进程中已经面临挑战，“来自模拟技术和模拟的双重异化迫使对于文化形成的基础进行重新认识。那些被不精确地称为‘数字文化’的事物要通过数字化的框架来进行思考，以获得新的视角”，[17]因此，数字技术自身所带来的从本体论层面展开的价值观革命使得价值观的创构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应有之义，且这种创构虽然需要数字技术的框架，但却不应囿于以及仅为了数字技术的逻辑，而是要在充分体现价值观要义的基础上走向对数字技术发展规划的引领。
因此，就我国而言，与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价值观创构逻辑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主线，在基于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论深度系统解析，以及对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应对数字技术的可能性及可行性、我国现有的价值观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呈现方式及融合路径、数据主义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等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展开，进而确保数字中国价值意蕴的充分彰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045）
注释
[1]马丁·里斯：《人类未来》，姚嵩、丁丁虫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1页。
[2]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3]Lorenzo Fioramonti, How Numbers Rule the World: The Use and Abuse of Statistics in Global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2014, p. 207.
[4]《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1年9月27日，第1版。
[5]《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1089.htm。
[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7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7/27/content_5095336.htm。
[7][9][10][11][12][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6、49、46、50、52、50页。
[8]《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2021年7月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3/content_5622668.htm。
[13]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231页。
[14]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7～143页。
[16]Luciano Floridi (eds.), The Onlife Manifesto: Being Human in a Hyperconnected Era, Springer: SpringerLink, 2015, p. 43.
[17]Robert Hassan, The Condition of Digitality: A Post-Modern Marxism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Life,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20, p. 129.
The Triple Value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China and Its Enactment Approaches
Yan Hongxiu
Abstract: The validity and limits of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renders value a necessary component for th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of technologies. Meanwhile, value is also a key consideration f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xplicating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China as driven by technologies presents a new interpretation 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echnologies and values in the digital era. It doubles as a new clarification for the value logics of building a digital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the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deserve attention d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larifying the logics behind the diverse values of digital China constitute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highlight of these value implications. We offe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s well as practical wisdom for value cultivation of China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digitization, digital China, technological value theory, value implications
责 编∕李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