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0后”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群体。“60后”出生的年代，既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又是简单纯真的年代；“60后”成长的年代，既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又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年代；“60后”干事创业的年代，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年代，也是各显神通、英雄辈出的年代；“60后”老去的年代，既是国家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年代，也是将要真正实现从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化养老的转型年代。“60后”群体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所作出的社会贡献也具有独特性。从“60后”中走出了“第一代农民工”；“60后”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60后”为执行国家人口政策作出了独特贡献。我们可以从生命历程与国家发展、时代进步历程高度契合的角度看待“60后”群体及其所作出的独特社会贡献。
【关键词】“60后”群体 社会贡献 养老服务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60后”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群体。“不幸而幸运的一代人”“最不容易的一代人”“压力最大的一代人”，是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对“60后”的总体印象。客观看待这一群体，需要将其置于我国人口转型、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置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宏大背景下，从生命历程与国家发展、时代进步历程高度契合的角度客观评判这一群体的特征及其所作出的独特社会贡献。
生育高峰造就的最大人口群体
“60后”群体，也即1960年1月1日至1969年12月31日出生的人群。“60后”群体出生在我国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期。按年代出生人口计算，20世纪50年代约2.10亿人，60年代约2.47亿人，70年代约2.42亿，80年代约2.32亿人，90年代约1.95亿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约1.50亿人，第二个十年约1.63亿人，“60后”人口规模无疑是最大的。也正因为“60后”出生人口数的爆增，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实施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20世纪60年代以及随后两个十年人口的稳定增长，客观上造就了后来推动我国经济几十年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60后”群体的鲜明时代特征
社会科学有一种研究方法，即对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研究对象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研究，这就是所谓同期群研究。“60后”群体的时代特征，可以从“60后”群体的生命历程与国家发展、时代进步历程的高度契合角度来分析。网络媒体对“60后”群体的关注，大体上有两个高潮：一是2010年前后，一批“60后”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或成为两院院士；二是2020年开始，“60后”群体陆续进入退休生活，我国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从这两个时间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60后”群体的鲜明特征。
“60后”出生的年代，既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又是简单纯真的年代。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持续高涨，全球经济进入繁荣时期。二战结束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亚洲的日本在整个六十年代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都开始了工业化的起步，为后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我国经济建设起起伏伏，充满艰辛与挫折。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更加剧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性。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前两年的“60后”，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1962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结束，国家经济刚刚有所恢复，不久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都处于低速增长、徘徊不前的状态。为保障全体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国家推出了各种票证，如粮票、肉票、鸡蛋票、豆腐票、油票、布票和火柴票等，购买生活日用品都需要凭票证。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不笑破，不笑补，就笑日子不会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状况。“60后”就是出生在这个经济发展迟缓、物质极其匮乏年代的一代人。
“60后”的童年物质生活贫瘠，娱乐生活则简单而纯真。他们没有现在流行的洋娃娃、变形金刚、电动玩具和电子游戏，但跳房子、滚铁圈、打水仗、游泳、捉迷藏、接石子、跳皮筋、斗陀螺，这些今天近乎消失的游戏，恰恰是他们童年时的最爱。可以说，他们的童年纯真、质朴、简单而快乐。
“60后”成长的年代，既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又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年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时代。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部分“60后”未能接受正规的中小学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的经历。但“60后”无疑也是幸运的，他们在中学前后迎来了改革开放。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那个时候“60后”群体中最大的不过17岁。全国约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由于多数大学还没有恢复元气，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只有小部分人实现了步入大学校园的梦想。随着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60后”接受了高等教育。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开启，为了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我国又开始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当时大学升学率不高，只有少数人能够考上大学，更多的“60后”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无论是大学毕业还是高中毕业，他们基本没有面对就业压力。可以说，“60后”还是很幸运的，他们生逢其时，在开启人生的关键时期没有被耽误。
随着国门的打开，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想观念、文化艺术流派也随之进入思想文化领域，为“60后”的成长营造了一个反思、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社会环境。许多“60后”大量阅读哲学书籍，其中包括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在国内展开，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沙龙聚会、美学热、朦胧诗歌、校园歌曲等，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也许正是“60后”成长期的这一经历，使他们成为了具有成熟人性、理性思维和包容心态的一代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是成为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中流砥柱。
“60后”干事创业的年代，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年代，也是各显神通、英雄辈出的年代。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00年，我国实现了总体小康。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60后”全程参与了实现“第一步走”和“第二步走”目标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继而又投身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中。从年龄段来讲，“60后”是很幸运的，被历史选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伟大的事业给“60后”这一代人创造了无限的干事创业机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一大批“60后”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了农民企业家，甚至成为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CEO、董事长、总经理。在城市，一批从体制内走出来的“60后”下海经商办企业，同样成就了一批知名企业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60后”，迅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带头人，成为知名学者、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大国工匠，在不同岗位上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60后”老去的年代，既是国家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年代，也是将要真正实现从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化养老的转型年代。
2020年开始，“60后”陆续步入退休年龄。随着“60后”群体开始进入“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通道。2000年我国进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社会，2021年进入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2年前后将进入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从主要发达国家看，从老龄化社会到深度老龄化社会过渡时间最短的是日本，用时24年，我国只用了21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过渡时间最短的也是日本，用时11年，预计我国大体上也是11年，甚至更短。
与他们的前辈不同，“60后”的子女多为独生子女，家庭小型化，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他们不可能完全依靠“养儿防老”，除了依靠夫妇相互扶持、自我照顾和互助养老外，更多的需要依靠社会化养老服务来解除老年后顾之忧。
“60后”群体作出的独特社会贡献
社会的发展进步就如同一场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是不能缺少的一棒，每一代人都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同“60后”群体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一样，“60后”群体作出的社会贡献也具有独特性。
“60后”群体贡献了“第一代农民工”。这一贡献可能是被很多人忽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力价格低廉，成为吸引外资的巨大比较优势。这使得我国在短短几十年间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成为“世界工厂”。对“60后”“第一代农民工”的这一特殊贡献，我们应该牢记。
“60后”群体中的一批“4050”人员，为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特殊贡献。“4050”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指的是处于劳动年龄段中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本人有就业愿望，但是因自身就业条件较差、技能单一等原因，难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劳动者。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纺织、家电等为代表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发展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了把减员增效作为突破口的三年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脱困期间，3000余万国有企业职工成为下岗失业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60后”中的“4050”人员。随后国家又相继推出了下岗再就业工程和一系列就业扶持政策，他们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的这一特殊贡献甚至牺牲，我们不应该忘记。
“60后”群体为执行国家人口政策作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延续到70年代中期）的两次人口出生高峰，我国人口总量快速增长。为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1971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2002年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据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测算，“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传统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的历史性转变”，“我国计划生育的成功实践，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整整5年”。“60后”群体(也包括部分“50后”）正好赶上了最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大多育有一个子女。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时，他们已过了生育年龄，这可被视作为执行和落实国家人口政策作出了特殊贡献。
“60后”填补了我国人才的断层。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千万的城市初中、高中学生前往农村，成为“知青”，他们基本上属于“50后”。1977年高考恢复，只有少部分幸运的“50后”赶上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60后”虽然也有过“学工、学农、学军”的经历，但在他们高中毕业后正好赶上高等教育已经恢复的好时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奇缺的年代，他们迅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带头人、领军人。
根据2017年《财富》杂志评选出的50位中国最具有影响力商业领袖，“60后”占了四成左右，他们大多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业的。2019年，中国工程院公布新增选院士结果。在新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75人中，48名“60后”占新增选工程院院士的64%，成为新增工程院院士的主力。2010年前后，“60后”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报道多了起来。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本来是正常现象，但一大批“60后”能够迅速成长起来，进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对改善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渐渐老去的“60后”群体的重要社会作用与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
根据人体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把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青少年期、中年期、老年期。目前，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专家学者都是按照生理年龄来界定老年人的。联合国曾经在1956年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一书中，提出60岁及以上的人就是老年人，这一标准也被认为是国际上通用的老年人年龄标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在全国人口中，0岁—14岁人口2.53亿人，占17.95%；15岁—59岁人口8.94亿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2.64亿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1亿人，占13.50%。当时的60岁及以上人口，从时间上推算，都是20世纪5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2020年以后，随着“60后”群体开始进入“老年”时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通道，老年人口的规模将不断扩大。“谁来养老”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划分青少年、中年人、老年人的具体年龄标准并不是固定的。参考世界各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之差，人口预期寿命减15年，大体上就是各个国家的退休年龄标准，也是划分老年人的标准。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许多国家都在不断延迟退休年龄。所以，老年人的年龄起点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变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40岁，2021年已经提高到78.2岁。短短70多年时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倍。如果说在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才40岁上下时，60岁确实是老年人了，那个时候确实是“人生七十古来稀”。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人的年龄起点应该相应提高。60岁并不意味着就成为了要被养起来的“老人”。所以，有必要适当淡化60岁作为划分老年人的年龄标准。
其次，老年人可以继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相当多的老年人，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退而不休”，仍然在工作。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和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灵活就业机会，一些身体健康且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可以从事正规或非正规工作，继续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贡献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我国几亿老年人，包括渐渐老去的“60后”，是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队伍。他们年轻时，曾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年老并非意味着成为无用之人，他们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
最后，“以老养老”是“60后”老年人的优势。同以往年代出生人口形成的老年人群体不同，渐渐老去、即将加入老年人群体的“60后”，他们有更好的社会保障、更充实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保守、不拒绝新事物。一方面，从这一代人开始，“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他们更愿意、也更能接受现代养老服务方式，包括入住养老机构、“时间银行”、社区互助养老、“抱团”式互助养老和旅居式互助养老等。另一方面，“以老养老”既是他们这一代的无奈，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优势。发展养老服务，需要大量的养老护理人员。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大规模扩充养老服务专业人员队伍可行性不高，不过低龄健康老人可以有效补充养老服务人员队伍。低龄健康老人服务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既可以满足一部分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护理服务需求，以缓解养老护理人员短缺的困境，又可以实现低龄健康老人自身的社会价值。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湖州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参考文献】
①青连斌、江丹主编：《中国养老服务发展报告2021》，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21年。
②李婕：《退休人群规模有多大》，《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8月24日。
③程美东：《60后领导干部在坚持改革开放上会更加坚定》，《学习时报》，2012年8月20日。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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