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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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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治理的价值主张及其实现方式

【摘要】国家规模是影响治理策略的关键变量,影响着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也决定着管理和服务的内容与方式。简约主义针对大国治理的现实需要,提出了简政放权、降低成本和适度治理等理念,包含了简洁、克制、包容和自信等基本精神,对于防治国家治理中的职权膨胀、形式主义和内卷化等弊病具有建设性意义。简约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可以从权威、职权和效率等路径进行落实,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引领性和启发性意义。

【关键词】规模因素 简约主义 国家治理 简约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和领土大国。巨大的规模作为国家的基本事实,直接影响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样态,也决定了治国理政的结构、过程及其方法。①特别是面对现代社会愈发复杂化的趋势,包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行动过程的精致化、利益冲突的细密化、制度规则的繁杂化等,政府的职责权限也越来越庞杂,需要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服务的过程越来越细致,一些工作人员可能由此陷入事务主义的怪圈——空劳忙碌,自我消耗,出现内卷化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简约主义的主张应运而生,提出了减轻国家治理负荷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思考和主张。

规模驱动的简约治理诉求

规模是直接影响政治活动的关键变量。国家规模是由人口和领土等要素定义的,而国家规模的大小直接规定了国家治理的负荷,也影响了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构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底色。虽然具体的治理形态及其策略有所不同,但规模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嵌入到治国理政的结构、过程及其方法中,不仅影响着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也决定着管理和服务的内容与方式。

国家规模的内核是人的数量问题。人是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社会主体,是决定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变量。国家治理覆盖到方方面面,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但最重要的是对人的治理,即通过对人的安排来组织社会活动,协调利益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从个人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的生产生活等,人的需求及其问题定义了国家治理的任务,国家治理最终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人口的规模越大,管理和服务的总量就越大,成本也随之增加,能力要求也更高。

作为人的问题的重要维度,规模问题是不同个人或群体问题的集成,是对于人口数量多少及其相关治理问题的“加减乘除”。各种数量化的指标,包括生活物资需求量、矛盾纠纷数量、意见投诉量、公共需求指数以及公众支持率等,都具有呈现问题多少、大小、范围、影响以及复杂性和严重性等丰富含义。具体而言,人口的规模问题既有量的维度,具体包括总量、比例或概率等数量化指标;也有质的维度,主要是指难以测量的素质、品质和倾向等质性指标。②

通常而言,人口规模越大,社会要素的分化越多,社会的异质性程度越大,社会互动的频率就越高,更容易形成各种摩擦或冲突,带来碎片化、难以协同、无法沟通和难以形成共识等问题,造成较高的社会运行成本。相对应的,国家治理的任务也就更多,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化更加细密,相关法律制度越来越繁密,投入的人财物力更多,解决问题的过程被拉长,其中职权的界定、权责的明晰、流程的安排、利益的损益和结果的处置等变得更加庞杂琐碎,更容易滋生过度干预、形式主义以及繁文缛节等问题。

简约主义的前提正是规模治理及其难题。正是有了规模化的社会事实,存在规模治理的负担,出现了规模因素引发的各种问题,才需要简约治理来给予矫正。“复杂的现代国家结构需要简约的治理机制”,③越是面对复杂的现实,越是需要删繁就简,采用简单直接的方法,实施适度而简便的治理。虽然简约与庞杂是相对立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很难给出明确的界线。庞杂治理与简约治理的辩证性关系,呈现了大国治理中的规模变量及其紧张性问题,表明了规模难题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

简约主义治理的价值定位

中国自古就有微言大义的文化精神,也有约法省刑的法制传统,更有无为而治的政治传统,其中都蕴涵了简约治理的精神。简约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是传统无为而治思想的精神传承,表达了规模约束下的治理策略,是具有本土性价值的治国理政思想。

自黄宗智提出“集权的简约治理”概念以来④,简约治理的概念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相关研究大多以基层治理为场域,从两种相互关联的途径阐释了简约主义:一是从国家治理的宏观结构上探讨如何减轻国家治理的负荷,具体涉及到压缩国家的职权范围、缩减政府的宏观规模以及理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二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基层治理应该如何落实简约主义,包括引入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公众的参与,以非正式官员化解管理和服务的压力等。

简约主义治理的精神元素是非常丰富的:一是简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打造简洁高效的治理体系,减轻国家治理的负荷;二是克制,保持对公共权力的克制,承认国家权力的边界和限度,避免权力的膨胀及其恶性后果;三是包容,给其他社会主体更多的空间、资源和力量,激发社会主体自我管理的潜能,实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四是自信,相信简单的才是有效的,有效的治理来自于适度的治理,适度的治理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

现代社会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干预的领域越多,干预的程度越深,各种难题、挑战以及弊病就越多。这些都使得简约主义看上去似乎是难以落地的理想。但这也反过来促使我们认识到简约主义的精神价值,积极主张和践行简约主义,充分拓展大国治理的想象力,探索有效实现简约治理的途径,寻找超越庞杂治理的可行道路。

简约治理的多层次实现路径

“规模问题是大国政治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共同情境”,⑤提出了反庞杂化的批判思维和改革诉求。正是规模治理及其困境引起的质疑和反思,酝酿了建构精简高效的治理体系的要求,也实质性地推动了治理体系的简约化改革。诸如市场化改革、社会化改革、“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和一网通办改革等,都是简约主义治理主张的具体实践,促进了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以及民众办事等多方面的简约性。

简约主义的治理主张作为大国治理的思想工具,为治理变革和创新提供了方向。这可以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来进行阐释:战略上,这涉及到大国治理的战略选择,即限定国家的功能及其边界,明确国家与社会、市场以及个人的关系,使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各归其位,发挥各自功能及优势;战术上,即奉行“奥卡姆剃刀”原理,做到化繁为简,理顺治理关系,明确权力责任,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比如引入市场或社会力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具体而言,实现简约治理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权威的问题。国家规模越大,社会的异质性程度越高,就更容易形成摩擦和冲突,因此规模治理首先要解决的是权威的统一性和有效性问题。大国治理往往需要一元化的权威,以为社会确定规则、分配资源和赋予意义,避免规模负荷带来的挑战。而且,权威必须行之有效,才能响应社会民众的需求,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落实公共利益。其中基本的方法就是强化国家的权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统筹协调社会各方,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分裂势力,实现均衡发展,也有利于简化社会事务,减少社会活动的不确定性,提升国家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是职权的问题。人是具有差异性的,社会是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更是高度不规则的,很难将其简单纳入到标准化的治理公式中来,国家通常也无法描述全部社会事实,因而只能将兴趣和精力锁定在有限的任务中,如通过征税、管控和服务等方式保持国家治理的简约性。简约主义主张确立相对有限的政府职能,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减少政府的成本和负担。现代国家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国家治理的负荷呈直线式增长。因此,简约治理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严格划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使政府保持必要而有限的职权,同时推动分权化或放权性改革,分散国家治理的责任和压力,简化公共服务的流程和步骤,灵活而机动地应对治理需求,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

三是效率的问题。效率是简约主义思想的核心,简约主义的主张必须能够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效率方案,才能落得了地。面对多样性和差异化的问题,简约主义的主要方案就是根据整体性和类型化的思维,以集约化的方式来处理规模难题,特别是要简化管理和服务的流程,比如采用“批发”或“打包”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不是去逐个考察个体单元的情况。当然,对于相对静态的传统社会而言,采用“批发的”或“打包的”方式来处理个人完全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率的,但在差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集约化的治理机制可能造成失准和错位等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面对日益复杂化的治理现实,各种简约取向的改革和创新方案,实际上是在不同单元间分配成本与代价,寻找适宜和可接受的平衡点,比如“兜底办理”就是把方便留给群众,而将难题留给政府,主要还是负担合理分配的问题。理想的简约治理应该是全方位、全过程和全领域的简约,是精神气质和举措行动相统一的简约,其中,社会需要简约的治理,政府应该是简约而高效的,治理的结构和过程也都应当是简约的。

简约主义的局限性与展望

简约主义包含了淳朴而朴素的理想,为大国治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价值资源。对于解决治理成本高昂和形式主义等难题来说,简约主义很容易获得广泛的支持,触发改革和创新治理方式的反思。但是,简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很多问题并不完全是复杂性的问题,简约也未必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某些简约主义改革只是转移了庞杂治理的负担,改变了复杂性的呈现形式及其时机,而未必真正能破除庞杂治理的困局。作为简约主义方案核心的分权或放权举措,固然有利于发挥多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减轻单中心治理的负担及其弊端,但其他社会主体也可能存在能力短缺或激励不足等问题,而且更多的参与主体必然需要更多的组织协调,反而会导致治理过程的复杂化,增加治理的成本。

大道至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简约主义的主张为治理创新提供可能的出路和方向。面对社会复杂性及其带来的治理挑战,未来不仅仅是简约主义和庞杂治理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两者相互取消或替代的问题,而是要直面规模治理的约束,根据国家治理场景及其管理和服务事项的需要,在保证高效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增加治理体系的负荷,降低治理过程的成本,优化治理过程的体验感。简约主义是饱含理想主义元素的,为治理变革和创新提供了批判的武器,甚至仅仅是对简约的关切和期许,也警醒人们注意到治理体系的弊病,以尽力调整和优化治理过程,最终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②韩志明:《规模焦虑与简约治理——大国治理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③任剑涛:《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开放时代》,2020年第7期。

④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第2期。

⑤谢岳:《联邦主义——大国繁荣的政治抉择》,《探索与争鸣》,2012年9月。

责编/马宁远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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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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