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核心观点和概念给予科学阐释，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经验。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应在坚持它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还要把握时代特征，正视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现实挑战，解答时代重大课题，以更好地推动理论创新。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经济全球化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170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历经从理论传播到革命运动、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从封闭建设到改革开放，这其中有高歌凯进也有低谷徘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断创造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再一次被激发。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社会主义也面临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惑。从理论上来说，对科学社会主义某些核心观点的片面性认知，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阐释力；从实践上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面临着能否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所遇到的难题，也面临着科学社会主义如何指导各国结合本国实际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些难题和问题或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或者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诉求。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解决这些难题和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厘清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当代挑战并给予科学阐释，既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也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力
当前，随着世情、国情的新变化，科学社会主义已有的一些研究范畴和思想观点面临着学术“尬”境，需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阐释。这些范畴和思想观点有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术话语转化，如“贫富差距”“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等，需要对其内涵作出新的学理性论述；有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新变化以及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原有对基本原理的研究逐步淡出学术视野，如“暴力革命”“争得民主、夺取政权”等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规律的观点、概念，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调整而阶段性地成为社会矛盾的次要方面，需要因时因势地对这些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观点以新的阐述说明，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力。
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要随着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思想理论最本质、最核心的观点，产生于一定时代又随着时代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恩格斯曾经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概括《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列宁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都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有自己独特的核心观点和概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反映它的基本立场、纲领策略和价值目标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核心观点和概念，或因经典作家在当时没有对其作出明晰的规定，或因时代条件和话语语境变化，原有的规定难以适应时代发展，导致人们在理解核心观点和概念时出现偏差、形成片面认知，因此需要给予新的科学阐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观念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着新的挑战。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1891年）、《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1895年）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等著作中，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以及经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作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分析、阐述；列宁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阐释，以及根据对帝国主义发展变化的研究提出“一国革命胜利论”的思想，都是正视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挑战，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释力的典范。
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力，要把握时代特征。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对时代课题的阐释和回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演进，其思想体系和核心观点应反映时代变化的特征。邓小平同志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②认识、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要在坚持它的核心观点、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实践中的问题作出符合国情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并赋予其时代内涵。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需要加以科学阐释的核心观点，最集中体现为“革命”和“自由人联合体”两个核心的概念。“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它同阶级斗争观点、矛盾观点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条件下，革命是一部分人“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③，即采用暴力方式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列宁也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要继续“革命”吗？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继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不断革命”是指多次分阶段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还是持续不间断进行社会政治革命？一个国家的“革命”是内生的还是外输的？这涉及到掌握政权后的革命阶级转变身份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一核心观点长期困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发展，赋予“革命”以新的内涵，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改革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它们“扫除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同志不把“革命”仅仅作为“争得民主”“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是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层次，阐明了“革命”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的社会方式。“革命”有不同的方式，有“非常权威的手段”方式，也有“坚持原则基础上”“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的方式。邓小平同志在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赋予“革命”时代内涵，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现实方法论，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涵。
“自由人联合体”是对《共产党宣言》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简称”，用以指代马克思关于未来的“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进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被设想为三个阶段：首先，必须掀起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革命”和“不断革命”，消灭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实现人类解放；其次，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从经济上实现人类解放；最后，实现真正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建立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研究经济落后的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时，提出落后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重要论断，但他们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研究总体上仅仅限于原则性设想的层面，并未能指出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道路。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有人认为“自由人联合体”不过是毫无实践性的空想，即使像苏联那样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也没能逃脱跌落谷底的命运，从而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片面认知。事实上，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只是对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未来社会的预期状态，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道路，更不可能穷尽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路径；它指示未来社会的一种必然发展的方向，并不是设计“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全程、全域和全方位的时代课题，不可能由马克思一个人或者由某一个国家的政党在某一个时期单独完成，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逐步由理论到现实的发展过程。“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一条漫长且艰辛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呈现出许多马克思没有设想到的新变化。在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有的理论阐释只停留在对过去某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解读分析，或只针对当前短暂的“西强东弱”“资（资本主义）强社（社会主义）弱”的格局，忽略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忽略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性，忽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态势的动态变化，因而看不到“自由人联合体”实践过程的上升性前进性。现实地看，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大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势头，“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实践过程中亦稳步推进。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
正视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现实挑战
理论是实践的观念反映，理论阐释及其创新发展以实践提供的经验为基础。一般来说，理论面临的困境需要实践的发展来破解，理论阐释力需要实践来验证检验。简而言之，如果说解决和破解理论面临的难题要在实践面前“等一等”“看一看”，要让实践来“证明一切”，那么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实践中挑战的破解“等不来”“讨不来”，只能在实践中试错、纠错才能最终寻找到答案，在这个意义上说，把握和破解实践中的现实挑战更为关键。从现实性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适合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方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这给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信仰和实践、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比较优势的测度带来长期性挑战；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遏制、“西化”、“分化”的图谋变本加厉，意识形态渗透组织化程度越来越严密，多样化方式越来越隐蔽，这对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两方面的挑战集中体现在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体现在对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和为何要促进共同富裕等问题的实践选择上。
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告诫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争得民主”，就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当然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首先在生产力发达国家取得社会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建立起来。生产力的落后是它一面世就自带的鲜明烙印。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建立初期都非常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力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并且也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和成就。但是总体而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其意义在于中国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的管理经验，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尤其是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大踏步地发展，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回顾历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不同国家塑造全球秩序的过程。在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由西方国家主导着全球化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平行市场阶段”的阵营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球化秩序的再塑造过程。而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时，“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④就日益凸显出来。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上的主导权和霸权地位，加大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遏制和打压力度，以贸易摩擦、“科技战”、“地缘政治战”等手段肆意践踏多边主义，威胁产业链“脱钩断链”，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和“集团对抗”，这既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也是社会制度优越性之争的映射，折射出经济全球化主导权问题的尖锐对立。另外，全球遭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冲击，遭遇逆流的经济全球化叠加疫情“寒流”，单边主义暗流涌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全球化终结”“逆全球化”再度成为热门话题⑤。经济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的问题，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重大选择。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的红利，那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这不仅承担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任务，而且也是两种社会制度共存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基础的必然选择。
为何要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又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历史上，资产阶级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优势，曾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并且在“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至今依然保持着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资产阶级开辟的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条途径，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裂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以及社会两极分化为代价的现代化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可持续性，其势必要被“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更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有效消除两极分化，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那一天起，两种社会制度就在国家工业化、社会现代化方面展开了竞争。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苏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开启了一段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工业化进程，然而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在“两制并存、共处竞争”中因错误的改革路线导致国家解体、制度剧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也曾经在“一大二公”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但这种“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⑥的“赶超”，其结果是生产力发展没有能够达到它在先进社会制度基础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国家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人民处于“平均主义”下的“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提出了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消除两极分化，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能够更持续地发展生产力并消除两极分化？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我国先后推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在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是并行不悖的两个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显著标识。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⑦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标志着在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普遍追求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从思想史来看，这一争论集中在三个维度，即“伦理可欲性”“经济可行性”“政治可行性”⑧。事实上，“经济可行性”是关渉不同社会经济关系下社会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伦理可欲性”“政治可行性”不仅关涉文化道德问题，而且关涉政党的立场和宗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从本质上看，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从目标上看，是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物质主义”的物欲满足；从制度基础上看，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不同市场主体作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与合理调节所得分配相统一的共同富裕；从发展主体上看，是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充分激发社会主体创造能力和活力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劫富济贫”“消灭合理差距”的共同富裕；从发展过程上看，是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关系的过程，是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带后富帮后富的过程，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更不是搞“新的大跃进”；从发展动力上看，是创造条件增强发展能力，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过程。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和发展经济的方式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如不加以正确规范和引导，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危害；给资本设置“红绿灯”，是要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健全立法、严格执法监管，引导资本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进共同富裕服务，而不是“限制资本发展”。道路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和一种社会制度的命运，是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往往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艰苦探索，有时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要沿着选定的正确道路推进伟大事业，需要在实践中正视问题、直面挑战、勇毅前行。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支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时代、解读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能够在解答时代课题中迎来光明的前景和未来。
（作者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姬广阁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教育部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规范化研究”（项目编号：18JDSZK01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②⑥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116页、110-1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2-213页。
⑤王辉耀、苗绿：《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37页。
⑧汪毅霖：《共同富裕的三重基本争论——经济思想回顾、政策边界反思与中国化回应》，《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64页。
责编/谢帅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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