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选择恐惧症”日益成为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突出问题。每一代青年都有每一代的“选择”，当代青年群体拥有相比于过去青年更多样的就业道路，却也更加不知、不敢做出人生中适合自身的各种选择，特别是一些学历较高的青年甚至出现了“逃避就业式考研”以至“逃避就业式读博”等新现象。部分青年在职业或学业方面的“选择恐惧症”，常常是各个行业过度“内卷”的后果，而客观层面较低的退出可能性与主观层面家庭主义导向的过度成就动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过度“内卷”的再生产。“选择恐惧症”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东亚地区日韩等国早已显现了“内卷”现象与青年“选择恐惧症”问题。某种程度上，缓解青年对于未来焦虑而难以决断的“选择恐惧症”，需要更为完善的分配制度与更为宽容的多元化价值观。
【关键词】“选择恐惧症” 退出可能性 家庭主义 分配制度改革 多元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选择恐惧症”近年来成为青年群体中的自评热词。许多青年倾诉自己时常陷入选择困难症泥潭，越是反复权衡利弊越是不知道最终如何选择。每一代青年都有每一代的“选择”，而当代青年群体拥有相比于过去青年更丰富的物质资料、更多样的就业道路，却也更加不知、不敢做出人生中适合自身的各种选择，特别是一些学历较高的青年甚至出现了“逃避就业式考研”以至“逃避就业式读博”等新现象。理性做出选择是青年群体成长成才、勇于承担选择后果的重要一课。对于年轻人职业或学业方面所出现的“选择恐惧症”以至于进退失据的严重后果，需探究其深层原因，探讨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如何看待选择与承担责任，从而根据自身特长与条件进行理性选择。
从传统的“个体低选择”到当下的“选择恐惧症”
严格意义而言，个体的“选择权”是当代个体主义权利观念与行为被逐步承认的结果。传统社会之中，个体诸多事务是由家长来做决定而并不存在个体的“选择权”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对于士农工商的职业选择，子承父职是农业为主的社会就业形态的必然结果，即使是学工或经商可能突破了家庭父子兄弟关系的局限性，师徒关系之中也倾向于师父有权介入乃至决定徒弟的很多事务，以至于在价值层面确立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准家庭主义伦理定位。即便是读书考科举而获得任官资格，除了可能的家学传统的文化资本，普通家庭能否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给小孩读书常常也是由较为富裕的家长来做决定，因为这涉及是否需要进行长远的文化资本投资。要言之，个体的职业选择权一度是操之于家长的，而婚姻自主权则更加是由家长或准家长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来进行选择的。父权式家庭主义的家长决定而不是自我选择，是传统社会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与家庭生活方面的基本特征。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在单位制与人民公社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下，单位领导与师傅常常是决定个人命运的主宰，个人处于在职状态下的升学、调动以及结婚离婚的选择都需要经过单位的审批。单位制在提供保障与福利的同时，一度压缩了个体在教育、工作及私人生活中的选择权。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个体在各方面的选择权无疑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各种社会政策随时调整的多变性，个体至少在求学与就业过程中的偶然性机遇是更多的，这也就使得诸多升学与所谓职业选择本身也是一种“缘分”。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不少年轻人奋斗与发展的诸多偶然性或许并不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考已经基本规范化与可预期了，虽然学校专业选择、是否继续深造及最终职业选择仍然有相当的偶然性，但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在其中的能动选择性明显增强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或许曾经是个体自主选择读书深造还是就业工作的黄金时代。
然则，对于“90后”“00后”的当代青年而言，“选择恐惧症”却正在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从高考的专业选择开始，当下高中生对一些大学学科分布可能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种信息的相对完备性反而使他们产生了专业报考中的焦虑，核心的问题可能还是对于未来的就业前景的评估与选择。学生感兴趣的专业如果就业前景并不好，选择往往相当艰难，甚至可能与家长之间就专业选择产生比较激烈的矛盾。与此同时，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暂时逃避就业压力，当前研究生报考人数也不断增加，2017年全国考研报考人数还仅为201万，2021年已经增加到377万人，2022年快速上升到457万人，2023年更进一步达到474万，再创历史新高。如果说读研可能还是一项有利于就业的理性选择，那么读博与否的“选择恐惧症”则更为明显，一些学生读博已然不是出于对科研的兴趣，而是可能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或者市场化企业的工作压力太大，觉得读博至少可能是条未来前景不错的就业路径。这样的选择有时仍然是由家人或父母推动的，或者是对其他同学的从众式模仿，而其本人常常可能是对未来的学习或工作充满着抵触乃至恐惧，不安全的焦虑感使其常常陷入某种无所适从的压力型“选择恐惧症”。
由此，当下学业或就业方面的“选择恐惧症”，较少是选择机会太多或个人要求太高而不知如何选择的主动型“选择恐惧症”，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个人不能按照自身兴趣意愿或能力所长选择合适自身的学习专业或者工作岗位，而走向某种可能不想参与却又不得不参与的以名校教育与体制内稳定体面工作为基本导向的同质化竞争。这样的激烈竞争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各种竞争存在着厌倦与焦虑，但为了获得安全感而又不得不参与竞争，从而陷入“选择恐惧症”。这种“选择恐惧症”已然造成的问题或许在于，在二选一以至多选一的选择过程之中，放弃其他选择可能性的机会成本损失原本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个体的诸多人生选择并非出自个人意愿，而可能是服从家长安排或者是从众式的随波逐流，一旦个体在既有的学业或工作中有相当的不顺利，就会对当初放弃其他选择的机会成本损失感到后悔以至难以接受。
因此，如果就社会心理的深层动因而言，当前一些青年“选择恐惧症”的焦虑更多是同质性竞争过度“内卷”的结果，不少学历较高的青年虽然内心充满抵制甚至恐惧，但其行为层面的从众式参与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内卷”竞争。然则，如果个体最终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之前选择的学习深造或工作职业，但由于退出成本较高或外部压力较大等问题而始终不能做出退出选择时，之前的“选择恐惧症”就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心理抑郁甚至更严重的极端性事件。
“选择恐惧症”的成因：过度“内卷”及其再生产
近年来，“内卷”突破学术话语而成为日常话语之中的常用词，更多是反映了当下职场或各类教育之中的同质化竞争。客观而言，现代性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竞争的不断提升。各个国家可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和当下中国社会类似的“鸡娃”及“内卷”现象。德国社会学家罗萨认为，个体在追求自主选择的现代性背景下，其实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样一个新异化的“社会加速”进程之中。竞争逻辑与成就逻辑恰恰构成了“社会加速”的核心驱动力。应该说，欧美发达国家同样在经济、政治、体育、科学、艺术等领域有着这种以竞争机制为核心的“社会加速”现象，竞争当中判决与区分的核心原则即为成就，投入时间成为取得成就的必备前提。以至于罗萨将成就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与工作（成就=工作除以时间），由此“社会加速”的本质就是要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由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当下中国社会激烈的“内卷”竞争是特异性的现象，现代化发展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内卷”竞争无疑和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加速”有其共通性的面相。其可能的差别或许在于个体在竞争过程的意愿选择与退出可能性的问题，被动地全面卷入竞争及其竞争中的低退出可能性或许才是造成当下中国部分青年“选择恐惧症”的根本动因。同时，在家庭主义“出人头地”的价值观期待之下，多数较高学历青年的“内卷”可能集中反映在同质性地对体制内工作的过度竞争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学历竞争及其学校排名竞争基础之上的，由此也集中反映在高等教育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培养及学生在此之前的备考过程之中。
如以当下的“考研热”为例。教育部公布了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57万，而录取人数为110.7万，录取率只有24.22%。并且不同于中考、高考这样的更为重视笔试结果的一次性考试，“考研”及后续的国有企业、中小学教师、机关公务员“考编”“考公”等重要考试，在通过笔试之后还有差额性的面试环节，原有的本科学历、奖励证书与活动经历都将成为证明个体分析能力与组织参与能力的若干细化指标。这就使得当下高等教育的本科及研究生培养中可能相对于中小学基础教育更加呈现出极度的过程化“内卷”现象，即每一项奖学金的评审、优秀学生干部的评比以至于党员入党申请等若干事务，都常常需要学生尽量马不停蹄地进行申请与竞争工作。因为这些日常的过程性指标，最终可能成为个体“考研”及后续“考编”“考公”的敲门砖。由此，一些学生读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体制内工作的较多机会，尤其是一些文科学生读研以后的考试与竞争之路可能会更加持续地卷入而难以退出。
再以当下的国内读博为例，博士研究生近年来的扩招也使得其成为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后的重要选择。为缓解部分就业压力，近两年博士研究生仍在持续扩招。据教育部发布《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主要结果》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招收博士研究生12.58万人，在读博士研究生达到50.95万人。2022年博士继续实现扩招，按照10%的扩招上限预计，2022年的博士招生人数突破13万人，我国在读博士研究生规模可能达到56万—57万。然则，过度的“内卷”现象可能也是造成当下不少学生在是否要读博的问题上一度陷入“选择恐惧症”的重要原因。从基本的结构层面来看，当下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是造成博士研究生发论文难、按时毕业难、找工作难而陷入“内卷”的首要因素。中国高校博士研究生规模的持续扩招，使得读博更多就是作为一种职业道路来选择的，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学校发放的生活津贴通常也比较低，因此学生及其家长往往不能接受最终不能毕业的退出性可能。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如果在国内进入较好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不少学校与科研机构所实施的“非升即走”制度使得毕业博士可能将面临更为持久的长期竞争，因此博士毕业后的就业可能将重新面临着工作地点、单位性质、岗位是直接入编还是“非升即走”制度竞争的选择困难。从是否读博到毕业后的就业岗位选择，青年博士群体之中的不少个体已经陷入了非常典型的“选择恐惧症”。诸多青年博士可能在从博士研究生阶段到工作以后取得终身教职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精力放在更多论文篇数生产的量化考核方面，而可能相对忽略了其长期性的研究领域问题与实质性研究创新。青年科研人才常常在“生存”与“发展”之间陷入“选择恐惧症”。
总体而言，年轻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例如在一定年龄以下意味着个体才有资格去申报一些青年人才计划或列入行政提拔梯队。这对于早期从事其他工作，较迟才进入科研或行政队伍的其他个体而言，“大器晚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样的早定位、早奋斗、早成功的文化氛围，无疑也是年轻人陷入“选择恐惧症”的重要动因。这种个人缺乏较为明确的竞争意愿而不得不在行为层面参与的“选择恐惧症”，实质上进一步推动了“内卷”的再生产，而个体如果后续竞争失败而又缺乏退出可能性则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个人后果。如何对其加以缓解，或许需要从结构层面进行相关制度调整，在分配制度与文化价值观两个层面进一步推动多元化的就业路径，在相对多元化的市场就业路径选择之中来缓解这种职业或学业的“选择恐惧症”。
“选择恐惧症”的缓解可能：分配制度完善与多元化价值观
某种意义而言，“选择恐惧症”也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可以说，东亚地区日韩等国早已显现了当代中国的“内卷”现象与青年“选择恐惧症”问题。国内这两年开始流行的“躺平”一词，本质上也更多是青年“选择恐惧症”的主观抵制与自嘲反讽。因此，真正可能在城市化进程中行为层面趋于“躺平”的恰恰是体制外生活困苦而工资日结的“三和青年”，较高学历的年轻人则更多在体制内的内卷过程中选择在哪条道路上持续地参与差额性竞争。这样的内卷竞争本质上是同质性地挤占其他生活时间的工作时间最大化，体制内外的不少单位与市场化企业的“996”加班文化正在使得工作意义本身成为问题。最终，这种职业与工作层面没有尽头的“内卷”与“选择恐惧症”，使得私人生活时间受到极大压缩，年轻人没有时间恋爱，甚至已婚育有小孩的年轻人没有时间照顾小孩正在成为常态。这种工作竞争的压力问题，可能对于一线城市更为明显，年轻人常常也因此面临着留在大城市还是回中小城市的选择困境。
无论如何，职业或学业的“选择恐惧症”及其过度内卷的实质，仍旧是一种不敢去自主选择的同质性的人生道路与就业竞争，在基本解决方案层面则首先应当指向收入与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中考的教育分流问题，本质上是普高及其之后的高等教育与其他技能型职业教育之间的差别，更多可能也涉及其后的白领与蓝领的阶层分化问题。在不少发达国家，蓝领阶层的技术工人收入高于白领阶层的一般职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白领阶层的经济收入及各种单位福利还普遍高于蓝领阶层，可能造成一些学生即使想从事职业技术工作也难以自主选择。客观上，当下个体的选择权增加可能更多还依赖于家庭条件尤其是家庭经济能力，而不是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只有从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层面缩小相关差距，才能逐步解决基础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内卷的利益导向机制。在此基础之上，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在学业与就业等方面的选择困境，很大程度上也同样还是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塑造更为多元的、允许尝试、允许失败再重新选择的文化价值观，从政策优惠与价值鼓励两个层面共同推动自主创业、经商贸易与各种形式就业，或许才能初步缓解当前不少年轻人在就业或学业方面的“选择恐惧症”。
当然，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看，早期的经济学往往着重分析个体如何做出选择偏好及其后果。社会学则更多分析个体为何在一定结构条件下不能自主选择。更为普遍或更容易取得共识的是，个体更多只能是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上的“有限理性”，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的重要思想。但是如果从社会文化的作用影响来看，中国包括东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总体上更为突出了职业选择的现实收益面相，由此对于通过教育进入名校进而最终获得体面工作的文化评价要更高，青年人在职业选择的同时仍然承担着家庭主义导向“出人头地”的观念影响，这或许也是不少青年不能遵从个人自身意愿而常常陷入“选择恐惧症”的重要原因。由此，职业选择的相对自由与能否遵从本心，特别是年轻人能否进入市场就业之中选择适合自身的特长岗位，其实不仅是其个体内心强大的问题，更需要社会能够提供其退出同质性竞争的文化价值宽容性。也只有年轻人在市场中能够找到适合自身的就业岗位，或者是能够按个人兴趣或特长进行创业，个人才能真正从同质化竞争之中获得退出的可能。与此同时，在诸多招聘工作中，也需要考虑降低对年龄、学历及学校排名等级的限制性要求。这些制度政策的调整本质上应该与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是一致的。对分配制度加以改革，对于职业选择的自由度与退出权在价值层面更为宽容，有助于年轻人真正根据本心与兴趣理性选择学习专业与工作岗位，从而相对缓解当代青年在学习与工作中可能面临的“选择恐惧症”。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2ASH010）及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1SHA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德]罗萨著，郑作彧译：《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②田丰、林凯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北京：海豚出版社，2020年。
③朱健刚：《内卷化、时空压缩、无组织化：新技术时代青年工作意义贫困的根源及对策分析》，《人民论坛》，2021年第25期。
责编/李丹妮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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