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传承和社会认同的价值诉求。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对于坚定“四个自信”、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城市作为一种媒介，与红色文化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互为同构、互动互促。“可沟通城市”理念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等路径，可以有效实现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红色文化 “可沟通城市” 城市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红色文化本质上作为一种精神、意义和价值，具有较强的符号性和较为丰富的传播质素，并且其形成和延续有赖于传播运行。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于一体的当代社会，城市化的传播意义和张力得到凸显。有鉴于此，将城市传播视野的“可沟通城市”理念引入红色文化传播研究，有助于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果。
“作为传播的城市”蕴含深厚的人文意蕴
语言转译带来的误解或理解偏差，经由语言“约定俗成”机制的运作，使“传播”一词的意涵被窄化为“中介”“工具”和“控制”，而“communication”原初所具有的丰富人性的“社区”“共享”和“意义”被剥离和遮蔽。同时，从人的社会性本质而言，传播即人之存在本身，恰因其自然性和遍在性而易为人所忽略。由此，随之而来的不仅是传播研究的功利化取向突出，更重要的是大量传播现象、实体、行为和范畴因被无视而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对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物质的传播意义。后继者麦克卢汉以貌似悖逆常识的“媒介即讯息”的惊人言论，对“物质性传播”进行了充分强调和张扬。以此为背景和旨归，“作为传播的城市”进入人们的视野。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早期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功能遮蔽了其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传播运行，抑或其时社会的一体化恰是传播的本然状态。古希腊城邦里人民生活的展演尽管显示了作为传播的辩论和修辞，但其要旨和重点关注面向却是民主政治。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特定地理空间，城市的空间集聚形态是传播内容生产的基础，且空间本身也彰显着某种社会意义。城市的庞大化和复杂化加剧了陌生人社会的形成，由此带来人际传播弱化或缺失，并进而导致孤独、焦虑、惶恐、迷茫等不适心绪，从另一向度提示着城市的传播诉求。
尤其随着基于媒介技术基础上的传媒系统的发展，信息营构的“虚拟空间”（即拟态环境）成为常态化现实，城市作为信息网络的特征更加凸显，亦昭示着“传播之于城市”的本质复归。因此，以传播视野观照城市，城市就是由物质、信息和人及其互动而形成的信息生产和流动空间，由此意义和精神得以生成和丰盈。“作为传播的城市”强化了城市的“属人性”，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意蕴和价值倡导的公共性；同时在理论上拓展了传播研究范畴，形成了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可沟通城市”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传播的城市”，借用麦克卢汉的表达，亦谓“城市即传播”。在此视野下，西方传播学者提出“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的概念，其基本意涵在于以传播或沟通为城市建设的宗旨理念，吁求以传播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无碍交流和公共性参与。“可沟通城市”将沟通或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
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精神、行为和生活方式等，而其形成有赖于特定时空维度及其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频繁互动。红色文化的形成和传承有赖于载体和传播，在此意义上，“可沟通城市”理念与红色文化具有内在同一性。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和意义的红色文化，其物质性承载和彰显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言说，而红色遗址、实物、纪念场馆等亦是“可沟通城市”的标志性构件。作为一种历史演化层累和积淀的红色文化，时间性维度散发着特定时代境况的气息，召唤着集体记忆以谋求文化认同，而历史之于“可沟通城市”是最显在的符号象征和身份标识。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空间和虚拟空间得以形成，不仅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载体，更重要的是其带来了沉浸效果，而这亦是“可沟通城市”所具备的现代性质素。因此，充分利用红色文化和“可沟通城市”之间的同构关系，以“可沟通城市”理念重构红色文化传播实践，对于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可沟通城市”的红色文化传播
就现实而言，红色文化作为一个城市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维度，将其融入到“可沟通城市”的评价系统中考量有其必要性。同时，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政策指向还是现实意义来看，也是现代城市发展和完善城市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学者将“可沟通城市”的内涵概括为“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基于此，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多元融合，即包容和尊重多样性，促融合、斥区隔，以传播和对话谋求共识。要避免对红色文化进行标签化和污名化，狭隘认知导致偏见和极端，并导致虚无主义、消解主流价值。要打破社会各行动主体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局限，在不同类型红色文化之间建立关联。从“可沟通城市”理念看，红色文化既指精神形态也指物质形态，要保护好红色文化标识地。对于红色文化的理解，要不拘泥于特定主体和时空，关键在于把握其精神实质。红色文化具有动态性，具备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基因，不宜拘泥于特定时期，这样才能不断丰富红色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澄清认识误区是红色文化传播提质增效的前提，对一般认识范围内的误解，可以通过对话交流进行化解，在包容和融合中实现共识、共情和认同。
其次是时空平衡，即着眼于时空维度进行意义生产和传播，以凝心聚力达致广泛共识。时空是红色文化孕育、生成、传播和传承的基本维度，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清晰路径和着力点。要注重红色文化的历史意蕴，用历史激活集体记忆，深化红色文化认知，激发情感共鸣。红色文化深烙着民族记忆，是人们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红色文化内蕴的精神实质具有贯通历史的真理价值。时代表象各异，但红色文化的精髓不变。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果，要把握时代脉搏，针对Z世代的“网络原住民”，深挖历史资源并创新表达形式，突破代际隔阂和亚文化圈层壁垒，润心无声、同频共振。
就空间维度而言，社会学上的空间意涵丰富，空间本身即意味着意义，是一种无声却有效的表达，有时更是“无声胜有声”。红色文化空间具有“场”的效应，着意营造的红色文化空间有“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之情感功效。尤其是在特定红色文化空间的仪式展演，仪式符号和行为的意义附着，辅以激动人心的礼乐，让在场者和仪式参与者沉浸其中，获得净化性和升华性的深度情感体验，可以达到较好的红色文化传播效果。时空平衡是红色文化传播基于有效性诉求的时空融合，以形成传播合力，发挥最大传播效应。
再次是虚实互嵌，即“可沟通城市”的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相互嵌入和融合。城市传播研究曾具有“主”“客”二分趋向，即将城市看作媒介呈现和传播的对象，而无视作为实体的城市本身所具有的传播质素和效应。在此情境下，媒介呈现的世界因具有无法摆脱的主观性而与客观现实“貌合神离”，因此属“虚”的空间图景。与此相对，现实世界中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和体验，人们头脑中的空间图景则属“实”。实际上，虚与实在传播效果上并不存在绝对好坏的分野。在标识红色文化的现实空间里，人们共在于特定空间场景，红色文化符号汇聚所彰显的意义能够通过诉诸人的心灵感受，激发富有人性意义的情感交流，从而实现某种意义和价值的认同。
就红色文化传播而言，要重视和发挥实体空间的物质传播效应，但依托于媒介的红色文化传播在当下媒介化社会更应得到强调。尤其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播的介入，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精准的传播策略，而且能够以沉浸式虚拟体验激发情感以引发共鸣。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实体传播，面对面的人性化互动是人的现实而真切存在，这是目前的先进技术无法替代的。红色文化传播的可取之道仍然是把握平衡，强调虚实互嵌和融合，综合发挥多渠道、多空间、多形式、多互动的传播效应。
最后是内外贯通，即强调“可沟通城市”的开放和连接。从地理意义上看，红色文化具有生成性，标识红色文化的人物、地点、事件等并非孤立存在的实体，而是具有一定的时空发展逻辑，其演化和关联意味着红色文化传播要有贯通性，将特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红色质素或因子连点成线、成面，最大程度地呈现红色文化的原初和完整面貌，从而揭示红色文化内在的复杂关系及其蕴含的深刻传承价值。“可沟通城市”旨在强调城市作为媒介的传播价值，媒介的中介功能和连接性使得城市形象和品牌塑造具有无限的空间效应，这无疑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城市传播视域下，要改变红色文化资源的散乱状态，积极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合、意义赋予、话语凝练，并将其融入城市符号建构的象征体系。通过对蕴含红色文化的城市形象自塑，实现和强化城市内部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在此基础上，“城市共同体”情感激发社会个体自觉传播城市符号，作为城市形象质素的红色文化亦得到有效传播。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形成的主要标志和突出景观，城市也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以及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重要载体和进路。将城市本身作为媒介和现代传媒形构的“虚拟空间”相结合，以开放的视野将城市形象面向全球进行推介，塑造现代城市的红色文化气质和品牌。通过城市和红色文化互为同构、互动互促，提升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深化文化交流、实现文明互鉴、凝聚文化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红色文化是城市建设发展多时空的见证，“可沟通城市”是红色文化的载体和对外传播的媒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以“可沟通城市”的传播理念，凝练红色文化符号、建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
【注：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课题“提升广州红色文化全国影响力传播力研究”（项目编号：2021GZYB3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基于上海的研究（上）》，《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
②胡翼青、张婧妍：《作为媒介的城市：城市传播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基于物质性的视角》，《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③李强：《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及传播路径》，《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7期。
④孙玮：《城市的媒介性——兼论数字时代的媒介观》，《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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