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叶，曾创造了战后增长奇迹的日本经济迎来了重要转折点。面对来自头号经济伙伴，同时也是同盟国——美国不断加码升级的巨大压力，日本转变战后以来确立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高高擎起“扩大内需”的鲜明旗帜，以提升国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开始构建国际协调型经济发展模式。由此，日本不仅成功化解了美国的重压，缓解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调整了经济产业结构，保持了长期稳定经济增长，而且大幅提升了国民生活质量。然而，扩大内需政策也带来了经济泡沫化的负面问题。
【关键词】扩大内需 日美摩擦 出口导向型 泡沫经济 前川报告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2018年3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统计显示，2011年至2020年，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4%左右。1976年至1985年，日本占美国贸易逆差为39%，当时，美日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贸易摩擦，领域包括纺织品、电视机、汽车以及半导体等。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日本放弃了出口导向型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向扩大内需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
贸易摩擦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日本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方针
20世纪80年代中叶，曾创造了战后增长奇迹的日本经济迎来了重要转折点。当时，日本经济形势正经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转型也在加速。1955年至1973年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达9.1%）阶段正式落幕，日本已经在1968年赶超联邦德国，经济总量跃升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二位。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冲击一度非常严重，但它很快摆脱影响，经济步入稳定增长时期（1974至1990年），实现了年均4.2%的稳定增长。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经济占比迅速下降，从1955年21%降至1980年的3.8%；第二产业则从36.8%上升至40.1%（1970年曾冲高46.4%）；第三产业从42.2%增长至1980年56.1%。仅就制造业而言，经历了从轻工业为主转为重工业为主，石油危机之后，又从“重厚长大”转向以“短小轻薄”为特征。
由于对美国出口持续增长引发了日美贸易摩擦，来自美国压力不断加大。战后初期，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美国二战后经济一枝独秀、成为世界最大市场，日本经济逐步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美贸易摩擦就已经爆发，而且摩擦领域也从纺织品（50年代-70年代）逐渐升级扩大到钢铁制品（50年代末-80年代）、电视机（60年代-70年代）、汽车（6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半导体产品（70年代-80年代）。1970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为12.4亿美元，到1980年扩大到104亿美元、1987年攀升至569亿美元，对日贸易收支成为美国经常收支结构失衡的主因，如1981年对日贸易逆差超过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一半以上（56%）。贸易失衡成为日美之间交涉的难题，特别是美国出现“双赤字”之后，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20世纪70年代后期，“内需为中心”开始出现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之中，而且逐渐被频繁应用，在政府内部也慢慢形成了共识。1979年1月，专门负责日本经济发展规划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小坂德三郎在国会做“经济演说”时指出，“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内容已发生变化，去年就出现以国内需求为中心的景气复苏，也就是扩大国内需求”。很显然，内需已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的支柱。此后，扩大内需逐渐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
1986年4月，作为中曾根首相个人咨询机构的“以国际协调为目标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向其提交了一份咨询报告书，它被冠以该机构负责人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的名字，这份“前川报告”对日本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这份6000多字政策咨询报告的核心观点认为，日本经常收支大幅盈利是一种不均衡现象，长远来看也是一场危机，对日本经济运行及与世界经济协调发展均不利。因此，应采取扩大内需、开放市场并辅以金融自由化改革等措施，切实摆脱不均衡状态，最终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报告的核心内容主要为两项：把脉日本经济，探讨今后对策。
首先是对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定位。它认为经过战后40年的快速发展，日本经济已经在国际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国际收支盈利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扩大，1985年甚至史无前例地达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6%。不过，大幅盈利也带来了日本经常收支的失衡问题，这不利于日本经济运行特别是与世界经济相协调，之后，日本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方针，最好方向就是以内需为切口，大力丰富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其次是探讨日本今后的经济政策目标。该报告提出，应探索制定可以缩小经常收支失衡状况的中长期政策目标，并且日本政府要向国内外公开该目标。报告认为，出现经常收支大幅黑字是基于日本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通过改革让经济结构转向国际协调型。在这一过程中，恰好可以不断提高国民生活的质量，并承担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义务，建立与世界经济协调共存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经济之外，日本还要在科技、文化以及学术等多个领域为世界作出贡献。
以国际协调型经济发展模式作为重点勾勒日本经济政策的主线
当时日本经济未来蓝图规划，重点提出日本要转向国际协调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因此，要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放弃传统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为此，需要建立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汇率市场，推进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不断扩大国际合作，改革储蓄优惠型税收体制等。
一是从外需依赖转向更具活力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重点为改革住宅政策并与城市再开发结合起来，措施包括：以激发民间力量为主，扩大住宅减税，从规划、用途、容积率等多角度控制地价上涨；充实消费生活，推动经济增长成果向工资分配倾斜，以所得税减税扩大可支配收入、有效增加个人消费，以缩短劳动时间来增加休闲消费、推进带薪休假，在公务员及金融部门落实两天休息日等；推进地方社会资本整备，放开地方债措施，帮助地方政府增加资本形成，将扩大内需推广至全国各地。
二是遵循市场原理、推动产业结构向国际协调模式转型。积极推进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型，促进国际分工，谨慎妥善缩减国内煤炭矿业，扩大煤炭进口，利用技术进步及信息化、系统化等因素，扩大服务业发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在确保国内就业稳定的前提下扩大对外投资，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加入国际投资保证机构（MIGA）、强化政府支持；制定适应国际化时代的农业政策，提高生产效率，彻底实施结构改革，除关键农产品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三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促进进口。放宽市场准入，包括关税、进口限制、基准认证及政府采购在内的准入程序公开、公平，成立市场开放问题投诉部门并法制化；促进产品进口以有利于国际分工体系，扩大现地生产和中间产品进口，推进流通体系合理化，放宽流通销售规制，强化反垄断、防止不正当竞争、打击侵犯外国商标行为等；推动企业培养国际责任，放弃唯市场份额论的经营理念等。
四是维护国际货币稳定、推进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维护国际货币稳定，加强汇率市场建设，形成与主要国家密切协调机制；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使之更好服务于日本经济发展，完善资金运营市场机能，鼓励投资多样化、扩大流通市场等。
五是推进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贡献。扩大发展中国家进口（有利于日本向其转移技术、扩大投资和开拓市场）；降低利率，协助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扩大政府开发援助（ODA），发挥民间团体（NGO）作用；推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层面的国际交流。在国际贡献方面，日本应积极呼应发展中国家关切事项，积极参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国际新规则的制定，维护关贸总协定（GATT）信誉及规则体制。
六是建立适应内需主导型经济体系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如尽早摆脱对发行赤字国债的依赖，重点分配财政资金以使之更高效，发挥民间活力、放宽各种规制，构建中长期平衡型的经济社会；从国际视角重新确立公平、公正、素简、活力与选择的税制原则，改革储蓄优惠型税制体系。并强调要建立后续跟踪机制，实时检验监督相关政策有效性。
扩大内需路线的落地以提升国民生活质量为目标
在提出扩大内需的明确路线方针之后，日本政府继续探索如何有效“落地”并找到更多“抓手”，最终形成了扩大内需要以提升国民生活质量为目标。1988年5月，日本政府通过“1988-1992年新经济计划指导方针”，明确提出要实现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4.75%，其中，内需贡献度要达到4.25%。随后，日本政府出台的“政策运营的基本报告”中，强调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丰富且有实感、多样化的国民生活”，为此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地区经济平衡，彻底走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其中，“对外经常收支大幅失衡”“实现丰富国民生活”“产业结构顺利转型”作为三大课题。时任经济审议会会长的平岩外四还特别指出，“比起经济增长的量的问题，更应该把着力点放到如何改变生活自身”，强调了“纠正对外失衡=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这就是要提高日本国民的生活质量。
以改革现有经济架构为切入点，更灵活发挥财政资源分配功能，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大胆改革经济社会制度、组织架构。例如，推动能够满足国民更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供给体系结构改革，完善大型零售店法、酒税法，放宽运输业规制、改革农产品价格政策等；在财政方面，向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领域重点倾斜，加强各种社会资本准备，以推进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完善国民生活基础设施、推动产业结构顺利转型、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基建等。针对国民生活质量，日本政府加大土地对策以改善居住条件、缩短劳动时间扩大休闲消费、调整物价结构等。以土地为例，日本重点增加高层建筑土地供应；利用国有公有土地加大公园、绿地建设，推进优质住宅建设；推进高档街区改造；调整大城市近郊街区农地变更税制；调整土地保有税及租借法等，推动土地高效流转利用。
以民间活力为“抓手”，重视利用民间资金及民间事业者能力，激发民间力量参与公共事业。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压力下的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利用民间资金及民间事业者能力，政府主推官民共同出资的“第三部门”方式开展各项事业，对民间活力寄予厚望。大型公共事业政策意义显著，但因其投资回收期漫长且风险较大原因，民间资本不愿涉足。由公共部门牵头并给予优惠措施激励民间资本参与，比如在税收制度上给以优惠，甚至由日本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出资融资，政府提供债务保证和补助金等，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发挥其资金、技术以及经营能力的优势。为了更好利用民间资本，日本政府还不断通过改革及推动立法为其提供相关支持。1986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国有公有土地的土地信托制度，允许国有公有土地进入信托市场，从而扩大了土地供应，如当年就有518公顷国有公有土地成为土地信托对象，据测算其内需扩大效果高达8万亿日元。
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带来的影响
日本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启动的扩大内需努力，对于日本经济稳定发展以及经济转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日本经济长期稳定增长。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80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内需扩大型经济增长。1986-1990年，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4.63%，高于1981-1985年3.37%的增长率。从工矿业生产者出货指数来看，80年代前半期增长了15.5%、后半期则高达26.3%。汽车生产从1985年的1227万台增长至1990年的1349万台，1990年建筑开工面积也高达2.8亿平方米，甚至超过1973年“日本列岛改造”时期的水平。
设备投资成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半导体、汽车相关，写字楼以及旅游地区设施建设等均表现非常强劲。1985年的机械订单总额16.3万亿日元，到1989年达到25.4万亿日元，订单总额中的七成左右是面向内需领域的。就业环境也持续改善好转，1990年完全失业为141万人，相较1987年182万减少显著；有效求人倍率也从1985年的0.56，上升至1990年的1.04，出现了人手不足的现象；名义工资指数在5年（1985-1990年）之间上涨了18.1%，同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6.8%，实际工资上涨超过11%。消费市场也出现稳步增长的趋势。虽然没有出现经济高增长时期井喷式的家电消费，但家电市场企稳回升；加之，日元升值也推动了进口汽车消费，1990年日本进口车销量约为1985年的5倍规模。1990年日本百货店销售总额也从1985年的7.98万亿日元增长到11.46万亿日元，增幅44%。同期，日本人也兴起了到世界各地旅游与度假的热潮。
最值得关注的是信息技术创新变得活跃。由于电脑设备以及与之相连网络等设备投资的增长，订货交易更加顺畅、业务也更具效率，成品率提高、库存成本减少、金融费用压缩、客户也多样化。在制造业现场，工厂自动化进展迅速、产业机器人投资扩大，生产体系也更柔性化，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但过度投资也导致了经济泡沫化。日本国内出现投资过热现象，加之日本政府同期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经济泡沫化悄然形成。最初特征就是股价与地价上涨显著。1985年1月初，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平均股价11558日元，翌年3月底，该数字突破15000日元，并在1987年1月突破2万日元大关。股价上涨的背景是基准利率的下降，1986年1-4月，日本银行竟然三次下调了基准利率，从5%逐步调降至3.5%，1987年2月又降至2.5%，成为二战之后的最低水平。之后，在1988年12月日经平均股价突破3万日元，1989年12月收报于38915日元。5年之间，日本股价上涨超过3倍。
地价上涨与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调整也密切相关。1980年、1982年日本两次修改税制，大幅降低了住宅土地相关税负，导致住宅用地交易走热。到1984年，东京都的地价明显上涨，同比上年增长9.3%，1985年为12.4%、1986年更是攀升至22.3%。之后，伴随着经济形势向好，地价上涨波及东京周边地区并向郊外扩展。事实上，日本在1987年之后也曾试图抑制地价，比如修改“国土利用计划法”，导入地价监视区域制度；制定“紧急土地对策纲要”，从土地交易、国有土地处置、税收调整以及都市再开发等多个角度出发，为过热的地价降温。但问题是日本政府动作过于缓慢，时过境迁的政策已经难以发挥作用。
为了从政策上抑制不断高涨的地价，日本银行从1989年开始收紧了金融政策，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推出对房地产融资的总量控制措施。于是，1990年日本资产价格便转入下降通道，开始步入泡沫崩溃过程。泡沫经济之后的“三大过剩”问题——即债务过剩、设备过剩和雇佣过剩等，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为了解决债务过剩问题，日本政府被迫注入了大量公共资金，这是导致日本主权债务攀升的直接原因，它也造成财政政策空间被大幅压缩。对于经济而言，如果企业普遍感觉设备过剩的话，即便需求恢复，也很难唤起新的设备投资需求。雇佣过剩也是如此，一旦形成过剩感，经营状况即便改善再好，企业也不会贸然增加招募新员工。这些状况持续存在就会导致国内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这就造成了平成时代（1989-2019年）日本经济困于通缩而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企业大规模投资海外而不是国内），直到2010年前后，日本才最终解决了“三大过剩”问题。
（作者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
【注：本文受到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专项课题“国有企业的文化构建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以日本企业文化为例”资助】
【参考文献】
①张玉来：《日本经济产业解析：改革、创新与演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②小峰隆夫：《日本经济记录——从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对泡沫经济崩溃》，东京：佐伯印刷株式会社，2011年。
③伊藤元重：《国际环境变化与日本经济》，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9年。
责编/李丹妮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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