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化饱含了对土地的历史记忆，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语言词汇，处处可见土地的印记。“恋土情结”使中国人形成了乐天知命、安土重迁、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以及重视乡土情谊等民族心理和性格，对土地的依恋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逻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文化中“恋土情结”的传承和转化十分必要，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中国文化主张“天、地、人”的和谐共处，这种“三才合一”的观念无疑是一种中国智慧，对于今天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也极富启示价值。
【关键词】中国文化 恋土情结 土地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土地是承载万物的媒介。《礼记》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土地的承载和滋养。因为土地的重要性，对土地的依恋也成为人类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心理情结。尽管“恋土情结”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也都有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恋土情结”却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持久。对于中国人而言，土地有着特殊的文化和情感意义，它是联结中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媒介。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传统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如《乡土中国》一书所描述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乡土”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底色。可以说，对土地的依恋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逻辑。
乡土中国的“恋土情结”及其文化表征
作为一种物质和元素，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世界是由五种最重要的元素构成的：金木水火土，正是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构成了变动不居的世界。而在这五种元素中，“土”无疑是最重要的。在中国人的创世神话中，始祖神女娲正是用土创造了人。这种神奇的土在大禹治水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女娲抟土造人及大禹治水的神话通过口头传说、后世的史书记载及文学作品的表现等，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共识和集体记忆。也正因此，中国古人对土是极其崇拜的。早在先秦流行的中国传统“五行”观念中，土就是居中的，最为尊贵也最为重要。
中国人不仅把土地看作是一切生命的母体，也把土地看作是死亡和灵魂的归宿。在中国传统社会，“入土为安”也是一种重要的死亡和丧葬观念。作为生命的归宿，土地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最终的慰藉。可见，对中国人而言，从生到死，土地对于人生的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选择一方“风水宝地”，不仅能够护佑自己，也可以护佑整个家族。中国人信仰的“风水观念”也与土地密切相关。风水信仰是传统中国人的一种独特观念，其内容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其主旨则是“地脉说”，即通过勘察土地的位置、地势的高低、朝向、地面和四周的景物等来推测其给生者或死者带来的运气。不论是生前的住宅选址，还是在死后的墓地选择，对于生死之地，中国人都是极其重视的。
中国人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在汉语和汉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乡土”“风土人情”“土生土长”等词语都体现了对土地的依恋，“社稷”与“社会”同样体现了对土地的崇拜观念。中国古代常常用“社稷”来代表国家。所谓“社”，即土地神，右边是“土”字，左边“示”表示祭祀。“社”即是对土地之神的祭祀。中国人十分注重“祭社”，自先秦时期，人们便“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稷”则是谷神。在中国文化中，土地及其所生的谷物成为“国家”的代表，这当中体现的即是农业民族的土地崇拜观念。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有“春祈秋报”的祭祀仪式，即春耕前举行祭祀，祈祷土地神保佑丰收，秋收后则同样要举行仪式报答土地神的恩德，向社神献上谷物、果品或牺牲动物。这种祭祀社神的活动也促成民间一系列节庆活动的形成。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土地庙，构成一种中国乡村的神圣空间，里面伺奉着“土地公公”或“土地奶奶”。在乡民的眼里，土地神是一方乡土的保护神，村里有人去逝必至土地庙前“报庙”，春耕、宗祠祭祀或建房破土前也都要先祭土地公公。据说民间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的诞辰，这一天除了要祭拜，还要演戏酬神。“一方水土一方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崇拜观念和祭祀仪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他们共享同一种观念，共同参与同一种仪式，会聚而成了一个紧密的“集合体”，这种共同体就是“社会”。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对土地的崇拜和祭祀。在中国文化中，土地即国家，土地即社会。中国政治史中“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一词，也是“分土建国”之意。可以说，中国文化饱含了对土地的历史记忆，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我们的语言词汇，处处可见“恋土情结”的印记。
“恋土情结”对中国文化及国民心理的影响
对土地的依恋和崇拜伴随了中国文化的始终，并沉淀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如冯天瑜先生所言：“中国人这种爱土、亲土、敬土，把土地看作自己生命和依靠的情结恐怕在世界上是极少有的。”土地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对土地的依恋使得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故土情结”。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也写道：“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事实上，不论离开家乡的是游子、战士还是商人或移民，他们都会带一包家乡的泥土在身边，“乡土”既代表着一种来自家乡的护佑的力量，也寄托着游子对家乡的思念。而当离家闯荡的游子功成名就之后，最大的愿望往往是荣归故里，在家乡购置土地田产以光宗耀祖。“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土地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也是一种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土地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财富，也是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中国人很早就明白“脚踏实地”的道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实际上，正是千百年来对土地的辛勤耕耘，形塑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土地劳作使中国农民变得非常务实，甚至也影响到了士人的价值观，“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一向是中国圣贤先哲所倡导的一种精神。
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和耕耘也造就了中国另一个文化基因，这就是平和。固守土地使中国人变得十分温和，乐天知命，安土重迁，这样的民族本能地反对暴力和侵略，追求和平。“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传统中国人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是“耕者有其田”，是祖祖辈辈对“耕读传家”的固守。“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是历代圣贤、改革家和民众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更是把“安土”和“修身”联系在一起，如《礼记·哀公问》中所言：“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土地与“乡土”情结也影响着中国人的交往观念。传统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围绕着村庄和土地，对“小共同体”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交往理念受地域观念的深刻影响。“聚落形态”使中国人特别重视邻里关系和乡土情谊。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人的社交圈子往往局限在他们生长的那块土地上，“乡土情谊”在中国人的交往观念中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一个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近代以来，“同乡会馆”遍地开花，发挥了其社会交往中的重要媒介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乡谊网络”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浙江的温州人就用“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的方法，把很多同乡和产业带到了世界各地。“乡土文化资本”“乡谊关系”成为华人交往实践和交往理念的重要特色。
中国文化“恋土情结”的变迁与当代传承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和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也发生了急剧的变迁。不论是传统中国人的“生计”还是历代朝廷所倡导和坚持的“重农抑商”的国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重要后果。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这一过程始于鸦片战争前后，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一系列的现代化运动和实践使乡土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中国更是走上了“全球化”的快车道，西方文明、商业浪潮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在这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中，中国文化中的“恋土情结”逐渐变得淡薄，甚至一度成为“保守”和“落后”的象征。
与农业社会不同，在现代工业和商业体系中，土地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获取不需要通过对土地的精耕细作来进行。随着互联网和虚拟经济日益飞速发展，土地和农业在国家经济命脉中的地位日益下降。传统中国人的“恋土情结”逐渐失去了现实依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大量的农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定居在城市。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伴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和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农村土地大量抛荒，传统农耕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图景不复存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及土地的情感已无切身体验。
经济基础的变迁必然传导到上层建筑及观念层面。在现代经济及新的文明观念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建立在土地和农耕社会基础上的礼俗文化、安土重迁的国民性格以及重视乡谊的交往伦理等都日渐式微。在有些人看来，发端于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及传统观念已然落后于时代，需毫不留情地抛弃。然而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化中的“恋土情结”并非一种文化负资产。相反，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积淀并传承千年的农耕文明，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仍然有其价值。这种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进行精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发挥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正向功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日渐消逝，我们要对这种“土地文化”进行新的传承和复兴，也需要对这种“恋土情结”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推动其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
首先，中国文化中这种以农为本的“恋土情结”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在我们的农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中仍然可以观察到其影响。就我国基本国策而言，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都放在执政党工作的首要位置，“土地改革”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1980年代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就土地的使用而言，尽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用地所占的比例在降低，商业用地的比重在日益提高，但党和政府对耕地的保护依然十分重视，确立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基本国策。这种对耕地的严格保护不同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显然受到中国历史上“重农传统”的影响。土地关系着粮食安全，也关乎着社会的稳定。历史上“重农务本”的政治传统，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有其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次，农耕社会所形成的一些社会礼俗和文化心理，并非都是“封建糟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对其继承或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人的“恋土情结”是爱国爱家的基石，这种情结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建立在农耕社会和农业文明中的一些礼仪和习俗，如敬天法祖的传统、耕读传家的风尚、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务实、勤勉、谦逊、温和、包容”等优良品质仍然值得我们珍视。传统中国人在农耕社会形成的对和平、稳定和秩序的追求，对“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的社会理想的追求，今天仍需大力弘扬。
再次，建立在土地劳作和农耕社会基础上形成的邻里关系和交往伦理在新时代背景下仍然有其正面价值，值得传承发展。学者马新在《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村落文化中充满着浓厚的乡邻之情，邻里守望是其突出标志。邻里守望表达的是一种以地缘为基础、以农耕和村落为背景的人际关系。浸润在村落日常生活中的邻里守望，不仅是一种伦理要求，更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村民精神与实际生存的相互依托与互助。”在传统中国，村邻间的守望相助相沿成风。历代乡约制度所追求的“化民成俗”也是希望达到这一目标。宋代的《吕氏乡约》其四大宗旨就是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建立这种和睦互助的邻里乡风也是我们今天的新时代所需要的。
最后，农耕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追求也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鹁鸪啼。含风宿麦青相接，刺水柔秧绿未齐”，这种田园诗所描绘的情景不仅是古人的理想，也应成为我们今天“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之一。所谓“乡愁”，其本质就是一种“恋土情结”，一种对家乡的留恋，一种故土情结、一种精神依托。这种“乡愁”曾经广泛存在于传统社会，今天却是一种难得的情感体验。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打造出一批村庄秀美、环境优美、生活甜美、社会和美的“美丽乡村”，在新时代让百姓找回这种久违的“乡愁”。这既是对传统中国恋土情结的超越，也是一种回归，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传统农耕文明和土地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复兴。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家对传统农业文化和土地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力度在加大。对一些“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各级政府都在进行开发和保护。通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将传统农业知识与经验系统地整理出来或再现出来，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传统土地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在笔者看来，对这些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和开发（往往和农业旅游开发相结合），其意义不仅在于传承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今后的农业文明的发展，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博物馆的建立也是传承传统土地文化的重要媒介和方式。2014年7月，我国首家以土地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土地文化博物馆在山东省高密市开馆。博物馆围绕中国的土地文化，展示了历代对土地管理的方式方法，土地制度与土地文化的关系，历代有关土地变革的重要人物、重要节点与土地制度的关系等等，通过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多媒体技术的展示手段，为我们当代人生动地诠释了五千年的中国土地文化。
可以说，中国的土地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的“恋土情结”根深蒂固。这种“恋土情结”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直到今日，它仍然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中国文化主张“天、地、人”的和谐共处，这种“三才合一”的观念无疑是一种中国智慧，对于今天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也极富启示价值。立足新时代，只有深刻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中的“恋土情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才能真正地建立“文化自信”，并在社会层面实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发展。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传播考古学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播学视角下儒家经典的‘经典化’过程研究”（项目编号：21BXW09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
②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③冯天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
责编/李一丹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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