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中国式现代化是过程、是手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结果、是目标。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看，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式现代化代表并践行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实践路径上，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世界现代化的新道路；在文明形态上，中国式现代化诠释并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党的二十大不仅仅是为中国未来五年发展，而是放眼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定目标、定方向，那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将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概念的正本清源：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一个目标（Modernization），也是一个过程（Modernize）。作为目标的现代化，是指充分体现“现代性”（Modernity）的一种社会状态，例如“实现现代化”；作为过程的现代化，是指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例如“推动现代化”。“现代化”作为一个特定术语，其词根“现代”（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当下的“现代”显然与几百年前的“现代”所蕴含的现代性有极大的差别，因此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现代性而又不断追求现代性的过程。
现代化无论作为一种社会变革运动还是作为一股思潮或一套话语，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并主导的，以致于当今许多人仍然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或者西方化。不容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创了人类的现代化并诠释了现代化的内涵意义。欧阳康教授将现代化的本来意义概括为“六化”，即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1]。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表现形式或重要内涵，其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引领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人们对上述现代性的追求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这包括，从中世纪神权社会向现代人权社会转化、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从传统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市场化社会转化、从传统乡土田园社会向现代都市化社会转化、从传统君主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化、从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化。这一系列的转化无疑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由于现代化价值具有二重性，伴随现代化的推进其负面影响日益暴露出来，于是出现了基于现代化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例如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为代表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和以阿弗烈·诺夫·怀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约翰·柯布（John B. Cobb）等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又被称为“现代病”，例如，因强调理性，可能会忽略人们的非理性，变成“单向度的人”；因过分强调工业化，可能会造成社会单一化，带来资源和生态问题；因过分强调市场化，可能带来拜金主义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因过分强调都市化，可能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出现所谓的“都市病”；因过分强调民主化，可能会带来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因过分强调法治化，可能会出现因注重程序公正而忽视实质公正，等等。[2]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批判，让我们对现代化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但对于尚在追赶现代化的中国而言，我们仍需看到现代化进步性的一面并继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西方的侵略而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是在应对西方“冲击”下的一种“回应”。然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西方化。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学习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学习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宣扬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些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其目标都指向了“西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人类从此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诞生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因共产主义固有的“批判资本主义”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开始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程。经过28年的奋斗，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民主的实现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成就，也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之后，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宣告成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些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包括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等。其开端是理性化，其核心是工业化，其他的现代性特征都是从理性化、工业化以“串联”的方面逐步衍生出来的。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以“并联”的方式同时展开。中国现代化在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尽量避免了其弊端，而且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新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代表并践行着全人类共同价值
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站在人类社会的价值制高点，用人类最先进的、共识程度最高的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实践活动。在价值哲学层面，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价值观是价值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和效用）的认识、判断或选择的观点和态度；价值取向则是指一定的价值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有的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价值选择倾向等。可见，价值取向是以价值观为依据的，不同主体因价值观不同而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价值观层面的表述，即“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从客观上讲，人类存在普遍的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等界限的共同价值观，即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或共识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要概念也是基于这样的哲学原理。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此后，他在多个场合重申并进一步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呼吁将其作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正确理念指引。如今，中国倡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十分明确的价值取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的批判和超越
“普世价值”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以西方为中心、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价值。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从批判封建神权和专制政权开始的，其理性精神就包括人本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后来伴随科技创新、工业革命、全球市场等一系列现代化运动，使人类生产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放眼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这无疑是伟大的进步。然而，也正是这种进步使西方资产阶级对其现代化进程中所宣扬的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价值笃信无疑，甚至认为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殖民掠夺、屠杀、战争等罪恶，哪怕在经历了几百年之后现代化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哪怕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而且已有了更新的更科学的价值，他们都熟视无睹，仍然盲目推崇其“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本身是一个价值中性的词，从词义上看，人类是存在普世价值的，因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他们都是人，既然是人，其共性一定大于个性，体现人类共性的价值便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呢？原因在于美西方将源于资本主义勃兴时代的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时代性、阶级性、排他性等局限性的价值贴上“普世价值”标签，再凭其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霸权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并用这所谓的“普世价值”去评价世界各国政治甚至动用武力去改造他国政权。长期以来，普世价值这个价值中性的概念就带上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普世价值”就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西方“普世价值”存在诸多局限，一是重政治而轻经济，它只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属性，而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属性，民主和自由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前提。二是重个人轻国家，它过于强调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并认为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利益，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殊不知没有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的安宁哪有个人权利的保障，没有主权哪有人权。三是重程序而轻实质，它过分强调程序公正而忽视了实质公正，一些西方国家实现了程序上的公平却陷入了实质上的严重不公平。[4]从本质上看，“普世价值”是西方资产本主义国家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发展优势的价值体系，西方资产阶级一方面大力推广“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强烈抵制与其不一致的任何价值。它不具备普遍性，也不具备包容性，只是少数国家、少数人奉行的价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为避免落入西方资本主义话语圈套，《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坚持以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5]“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它占领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制高点，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充分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和平”与“发展”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6]中国的崛起是纯粹的和平崛起，崛起的中国只会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绝不存在如一些西方国家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或“修昔底德陷阱”。同时，中国的发展没有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战争或掠夺攫取财富的老路，也没有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老路，而是走出了一条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又汇集一切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充分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公平”和“正义”价值。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产阶级现代化，不仅造成了其国内严重的贫富悬殊，底层人民生活困苦，而且造成世界上一些国家长期贫困和落后，如今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当年西方国家殖民主义侵略最深重的地区。而且，西方式现代化也是建立在对自然掠夺、对生态破坏的基础上的，今天世界的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掠夺式发展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西方式现代化严重背离了公平、正义价值。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却充分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为了打好共同富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了精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如今中国正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昂首迈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消除绝对贫困最成功的国家。虽然中国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但消除绝对贫困和走向共同富裕所体现的公平价值却是发达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也充分体现了生态正义的价值。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并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充分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自由、民主虽然也是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重要内涵，但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是片面的、虚假的、低水平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是有钱人的民主和自由。同时，西方式现代化也是片面的现代化，是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严重束缚了人的精神自由。这些都有悖于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既充分体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能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促进物的全面丰富的同时，还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避免了西式现代化中人的物质化、人的异化倾向，最终走向人的自由和解放。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结晶，是规范和引领世界各国实践的价值原则，也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共同价值，是建立在世界各国之间存在不同价值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有不同价值，寻求并遵循共同价值才有必要。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具有科学性，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具有包容性，承认各国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与西方“普世价值”有显著区别。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和引领作用都表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从国内向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其国家治理都应该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基础价值；从国际向度看，世界各国在开展国际交往、参与全球治理中都应该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基础价值。因此，只要每一个国家都树立并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最终将开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世界现代化新道路
西式现代化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不能走西式现代化老路，而必须开辟世界现代化新道路
第一，西式现代化是伴随殖民扩张而展开的，是典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以掠夺为手段的现代化。以自诩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例，英国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战争和掠夺，一部英国现代化史就是一部侵略掠夺史。除英国之外，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美国等都是通过战争和掠夺攫取财富而走上现代化的。如今，美西方动辄声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以此向别国施压，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试图维持其发展优势和世界霸权。相反，那些殖民地因长期被殖民主义国家控制和掠夺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甚至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几乎被完全毁灭。
第二，西式现代化是伴随资本扩张而展开的，是典型的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家为中心的现代化。纵然资本主义在批判神权和宗法社会、在生产力发展、在世界市场的开辟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挣脱了封建桎梏之后却建立了新的政治压迫，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造成了劳动异化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在批判封建旧道德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至上”的拜物教，在推动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时却造成了“乡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新的对抗。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往往是大规模的、最无耻的和最野蛮的剥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后在竞争规律、资本集聚规律作用下，被剥夺的除了无产阶级之外还有资本家本身，即所谓“一个资本家打败许多资本家”。随着资本巨头数目的减少，更多的人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和受奴役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以市场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数字技术叠加金融资本，造成了资本家利益得到保障并日益固化，而工人权益失去保障且收入锐减，贫富差距再次拉大。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带来的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大规模贫困和世界性战争。
第三，西式现代化是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是典型的以物质为中心、金钱至上的现代化。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曾以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为旨归，对于人和人性从封建和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过重要作用，因而“理性化”被视为西式现代化的开端。然而，以资本为中心的西式现代化最终带来的是物质主义膨胀。根据资本逐利性原则，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必然要不断扩张，从本土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行各业，甚至从物质层面延伸到人的精神层面，最终导致人的情感和灵魂都被资本恣意操纵。在资本面前，人类社会的一切都物质化了。在金钱至上、物欲膨胀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在带给富人财富和幸福的同时，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的却是贫困、不幸和道德堕落。
第四，西式现代化是向自然掠夺的现代化，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资源成为了商品。资本的逐利本性促使资本家毫无节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毫不控制排放废弃物，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人和自然生态的异化。自然不再是人的对象化的体现，变成人奴役与剥削的对象，这必然造成人对自然的非正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主义者对亚非拉的掠夺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然的掠夺，他们掠走了白银、黄金、金刚石等珍贵资源，留下的却是一片荒芜。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大量开采和使用煤炭，使伦敦变成了“雾都”。当今全球气候变化主要也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无节制排放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造成气候变化的最大责任者。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式现代化的超越和扬弃，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确道路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摒弃了西式现代化的以资本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仍然是重要生产要素。然而，中国在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加强监管，依法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从而使在西式现代化当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从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从属于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14亿多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是推进现代化最磅礴的力量，14亿多中国人民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也将彻底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并引领世界现代化走向。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式现代化的两极分化，坚持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少数资本家占据绝大多数财富，而绝大多数人民只占有少量的财富。以美国为例，2020年，美国前1%富人净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4.6万亿美元，而后50%普通民众的净资产总额只有约2.09万亿美元，前者拥有的财富总量是后者的近17倍。[7]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8]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式现代化的物质主义，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是生命生存的物质性、存在方式的社会性、存在意义的精神性相统一的整体。然而在物质主义膨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资本家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而且无产阶级也沦为动物般的工具，这是典型的非人的社会。相反，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展的社会。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9]。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促进物的不断丰富，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对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生态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在生态大系统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之一“美丽中国”体现了明显的生态向度。这是对西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对立的全面超越。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式现代化的战争掠夺手段，坚持和平与发展。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面向未来，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与西式现代化以侵略和扩张为手段的做法大相径庭，代表了人类爱好和平、渴望发展的意愿，也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
概括而言，西方那种片面的现代化，导致世界性问题层出不穷，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批判，既而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和超越，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中国开辟了并继续开辟着一条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人民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可靠的路径。
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并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与文化有紧密联系，文化是指人类活动，而文明则是指人类活动的成果。一定时期一定地域一定群体的文明样态就是所谓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形态依据不同的参考有多种划分方法。根据生产力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可分为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根据社会形态可分为原始文明、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根据距离当今的远近可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而古代文明又根据地域或民族可分为古希腊文明、古希伯莱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华文明、古印第安文明等；根据地理位置可分为欧洲文明、亚洲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等；根据宗教文化可分为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等；根据民族或国家可分为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美国文明、日本文明等若干；根据政治倾向（西方中心观）可分为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主张以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对象而不是国家，他在《历史研究》中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包括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他划分了8大文明板块：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佛教文明、非洲文明。
无论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研究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始终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至今仍然充满生机的文明，中华文明也是人类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就是地球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汉代直到明朝中叶，中国生产力水平一直领先世界，时间长达1500年之久。中西方拉开差距是从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的，此后中国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西方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继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并成功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中国却一直在农业文明轨道上缓慢前行。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从此中华文明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历史。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文明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正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所谓“新”，既是相对于一切旧文明而言的新，包括中华传统文明；也是相对于一切现代文明而言的新，包括西方现代文明。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全人类共建、共治、共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形态。这种新形态的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世界历史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土壤，广泛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结晶，它超越了以往人类一切文明形态，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一，这种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五大文明相协调，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一致的，这是经历了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成果。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物质生产是最主要的，社会发展主要是经济建设，其他建设处于从属地位。例如，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明确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这也与社会制度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物质主义膨胀，一切都是为了金钱，其他诸如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都是为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服务。这些都是时代局限性、阶级局限性的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五大建设一起抓、五大文明相协调，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全面性、系统性。其中，经济建设是基础，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是保障，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涵及支撑；社会建设是条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土壤；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环境和依托。五大文明相协调，共同铸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这种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文明新形态与一切旧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人类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中心，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人民解放成为统治者，人民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才得以体现。因此，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八条经验，其中第二条就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共同富裕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又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提供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这也是对一切剥削制度以及建立在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旧文明的批判和超越。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主义、金钱至上价值观的超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人”的救赎和回归。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西式现代化批判之后的领悟，人类不能无节制向自然索取或向自然排放，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最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共产主义的终极追求。因为，共产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哪里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哪会有自由人联合体？
第三，这种文明新形态也意味着一种国际交往和全球治理新模式，即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人类何去何从，中国作出了明确回答，那就是：“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1]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不就是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家园吗？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标准和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
【本文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与经验研究”（21ZD006）资助】
注释
[1]欧阳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第79—82页。
[2]欧阳康：《世界现代化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9期，第5—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4]谢韬：《当“普世价值”遇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5期，第28—31页。
[5]《中办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人民日报》，2022年4月28日，第1版。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7]杜志章：《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语境和新要求》，《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12页。
[8]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第1—12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56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第60页。
责编：董惠敏／美编：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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