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要体现中国特色，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把握重点难点，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可控，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补齐和美乡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短板，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依靠科技赋能乡村振兴，规范和引导资本下乡，谱写城乡融合大文章。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农业强国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为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让人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立足于我国的农耕文明传承，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孜孜以求，躬耕不缀，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独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性地解决了14亿人的吃饭问题，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展开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画卷。“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在新的征程上，我国面临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对农业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农业发展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正处于动能转化、质量提升、农民增收的关键时期。当前，必须认清形势，把握农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可控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关乎国家安全、人民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从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角度出发，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可控，牢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
第一，保证粮食供应链安全，解决农业科技“卡脖子”的问题。“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优质的种子可以从源头上为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2021年，我国农作物种子出口贸易额3.3亿美元，进口贸易额6.8亿美元，贸易逆差达到3.5亿美元，其中蔬菜和饲草种子严重依赖进口。 [2]可见，我国的种业竞争力不够强，种业产业化水平较低，种子进口依赖度大。当前必须实现种业振兴，将核心种质资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保证粮食供应链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2000年，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为93.6%，2020年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到了65.8%。虽然我国的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可以基本达到自给，但食用植物油、大豆严重依赖于进口，自给率分别为1/3和不到17%。在农业供给体系中，蛋白饲料供给率不足20%。[3]当前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地缘政治冲突、全球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造成农业劳动力人口减少，农产品减产以及流通不畅，都可能引起粮食断供。为此必须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切实建设好高标准农田，保证基本口粮和重要饲料自给自足。在保证主要粮食基本自给的情况下，尽可能开辟多元化的粮食进口渠道，降低粮食进口风险。
第三，要保证粮食供应链安全，就要深度融入农产品全球产业链条中。当前我国在全球粮食贸易中话语权缺失，难以掌握粮食采购主动权。加之我国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品，难以和各个国家形成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粮食安全共同体。因此，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对全球农业产业的布局。支持企业积极进行对外投资，依托“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储备、加工、物流服务，借此实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可控。同时积极主动为国际社会提供优质的农业公共产品，以此实现我国与各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对国际市场和行业规则、标准的话语权。
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在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仍然有赖于观念革新，种粮收益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第一，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改变农民的保守观念。中国用几十年就走完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相对经济社会的急剧变迁来说，老一辈农民坚守着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价值观念，风险厌恶型和相对保守型的行为习惯难以激发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当前，农业生产的耕种主体年龄普遍偏大，实现农业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仍然面临着观念上、文化上的阻碍。因此要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改变农民的保守思想。同时吸引年轻人才下乡，鼓励青年大学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形成勇于创新的浓厚文化氛围。加大现代化农业发展成功经验的宣传力度，为小农户提供有效示范。通过强村结对帮扶弱村、村干部流动任职等，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第二，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提高农民的种粮收益。目前中国农民人口数量多，人均不过几亩地，农民单靠务农收入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截至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然高达2.50[4]，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遏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因此，实现农民增收是农业现代化的急迫任务。一方面要持续推动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创建条件推进农民市民化，鼓励农民进城定居落户，缓和“人多地少”的发展矛盾。探索农村土地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将农民不再耕种的土地交回发包方统一流转。另一方面是不断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以及康养、旅游业，实现农产品精加工提升附加值，多渠道保障农民的种粮收益。
第三，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将传统小农户比喻为“一袋马铃薯”，由于分散封闭且缺乏共同利益，对公共事物与外部世界毫不关心。由于我国土地分割细碎，人均不过几亩地，客观上造成了农民之间利益分散，居住分散，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难以统一行动。因此，要构建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点，寻找共同利益，以便统一调动农民积极性。要培养一批农业带头人、村干部带头人，以便将农民召集起来。要利用集体经济、合作社、农业企业将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由“一盘散沙”变成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耕地资源有限，农村人口数量多，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我国资源禀赋差距很大，有很多山地、丘陵地区并不适宜大规模耕种，小农户在某些地域、某些生产环节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看到，在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小农户占比为95%，耕种了70%的农地。尽管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但是小农户长期存在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当前必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发挥其在稳定就业、传承农耕文化、改善乡村治理现状、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必须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规模化农业有“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之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够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机械化服务、销售服务（农村电商）、种业服务、中介服务等等，在“纵向一体化”层面实现了规模化经营。通过这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供，把品种、技术、装备导入传统农业之中，解决了农业生产关键环节的服务需求，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实现了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
第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必须提高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水平。一方面是要对小农户进行种养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培训，改善小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小农户整合资源以及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要加快小农户要素更新变革的速度，为小农户提供农业良种的购买渠道，利用互联网构建公开的农业讯息平台，加快研发适合于小农户耕作的农具、设备等等。
第三，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必须持续壮大小农户的力量。相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由于小农户力量分散，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不强，对农业企业依赖较深，在交易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利益更加难以保障。因此，一方面要利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代表小农户进行交易对接、利益谈判、价格洽谈，保障好小农户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推动小农户凭借劳动力入股、技术入股、农具入股、土地房屋入股各农业经济组织，深度融入农业全产业链条，保证小农户有能力也有意愿参与到农业生产经营、部署、决策的全过程。
补齐和美乡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短板
发展经济学中的“大推进理论”认为，在经济建设初始阶段，要有足够的投资和建设规模，交通、通讯、供水、电力、学校、医院等都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而且相配套才能发挥作用。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的差距，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中的关键。农业基础设施一般分为生活性基础设施和生产性基础设施两大类。由于一些地方农村长期空心化、老龄化，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设施发展程度不高，且一定程度上缺乏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与城市相比，仍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未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仍然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农村社会化服务设施要缩小与城市差距。据统计，2021年我国农村总共有乡（镇）卫生院35762个，卫生人员1481230人，床位1390325张；高中学校777所、初中学校14241所、小学学校8.6万所；乡镇文化站32825个、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机构数17153个。[5]与城市相比，农村社会化服务设施明显不足。以疫情防控为例，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人口多、底子薄，成为疫情防控的薄弱区域。当前农村地区疫情进入“迎峰转段”的新阶段，又面临岁末年初人群大流动等新的挑战，药品、设备、人力、资金等面临压力和考验。因此要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满足农民的文化教育需求、医疗服务需求等。
二是农村人居环境要提质升级。截至2020年，我国82.5%的行政村实现了集中供水，35.1%的村普及了燃气，80.0%的村庄内道路进行了硬化，85.0%的村普及了生活垃圾处理。[6]新时代十年间，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成效巨大，农村的人居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是，农村人居环境改造仍然存在模式化、套路化的问题，未来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改造要因地制宜，注意保留农村的特色风貌。
三是农业生产设施建设要补足短板。当前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超过54%，累计建成了9亿亩高标准农田，农民靠天吃饭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是，我国的农业耕作条件仍然不是很好，耕地中旱地接近一半，干旱和洪涝造成的耕地受灾面积高达三亿亩左右，成灾面积也有一亿亩左右。特别是2022年我国中东部地区夏季出现1961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为预防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粮食严重减产，未来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国的西部地区耕地分割细碎，丘陵坡地特别多，难以进行机械化耕种，这类耕地的生产设施建设难度更大，农业企业主也不愿意投资，需要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加以改造、引导和支持。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是农民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7]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是因为，只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才能够将农业生产纳入现代化、社会化生产的轨道，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才能够得到有效应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自由放任式的原子化小农的红利已经趋近于消失，农村一些地区出现常年抛荒、季节性抛荒、隐性抛荒现象，土地要素正逐步与小农户相分离。与之相反的是，土地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后，经过土地开发和土地整理，农地的利用价值得到提高，小农户又通过反租倒包等形式回流到农业生产中去。有些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托管服务等吸引力也不断增强。因此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成为重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集体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亟需予以破解。
一是要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资产差距。我国的农村集体资产总量非常庞大，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集体土地总面积65.5亿亩，账面资产6.5万亿元。但是，东部地区集体资产占总资产的64.7%，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17.7%和17.6%。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程度并不是非常理想。这个时候需要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加快建立集体经济独资、合资企业，让集体经济的“钱袋子”鼓起来。
二是要继续盘活集体经济的闲置资产。在未承包到户的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集体土地资源中，只有36%的比例对外出租或投资入股。集体所有的3.1万亿元固定资产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经营性固定资产，能够为集体经济组织带来收益。因此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功能，加快推进村企合作，盘活剩余的集体资产。
三是要改变集体资产过度分割的现状。目前集体资产大多分散在村级，共有4.9万亿元，乡镇和村组级分别只有0.7万亿元和0.9万亿元。[8]村集体资产过度分割，导致协商难度大，集体组织力量弱小，难以发挥规模集聚效应等一系列问题。这时候村集体之间应该实现抱团式发展、整合式发展，使得集体资产在更大范围整合起来，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
依靠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我国农村资源禀赋不足，实现农业稳产增产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赋能和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科技兴农的理念，农业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目前，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过97%、90%和85%。[9]主要农作物初步实现了科学种田，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增长。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我国农业科技装备在世界范围内还面临大而不强的难题。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业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研究不足。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薄弱、关键性核心技术缺失，农业科技水平长期滞后于发达国家。当前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引领技术创新。只有举全党全国之力加大农业科技研发力度，才能避免各自为战，最大程度上集中物力、人力、财力，攻坚克难，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技术瓶颈。
第二，农业技术转化率不高。据有关学者统计，自2011年以来我国年均5500余件农业科技成果产出中能够达到稳定应用状态和成熟应用阶段的成果分别仅占总量的36.19%和41.94%，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10]当前必须破除农业科技转化的政府主导模式，将农业科技转化交给市场和企业，发挥市场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订单式研发。由农业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社与农业科研院所进行对接和推广，实现“科研院所+企业+基地+农户”协同转化开发。
第三，数字农业技术等前沿科技掌握不足。数字农业是未来抢占农业发展先机，开启新赛道、新领域的重要法宝。据统计，我国已经建成9个农业物联网示范区，100个数字农业试点项目，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2.05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4221亿元。[11]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数字农业发展规模和投入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我国数字农业渗透率仅为9.7%，也远低于韩国（17.4%），德国（24.8%），美国（29.9%）[12]。由此可见，我国数字农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应该大力推进物联网、大数据在农业中的应用和发展，实现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同时积极探索发展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
规范和引导资本下乡
社会资本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在产业规划、品牌打造、产品销售、促进农民增收、提供示范效应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给缺少资金的乡村注入资本活力，是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润滑剂，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报农村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社会资本以农业为名大搞非农建设，或打着“旅游观光农业”“乡村旅游开发”等旗号大肆侵占良田，也会使一潭“活水”变成“浑水”，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加以防范和引导。
一是谨防下乡资本的投机行为。要警惕平台经济的野蛮生长。平台经济虽然在市场对接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联系着千千万万的农民和消费者，但是平台方极容易利用各类数据进行信息垄断，攫取超额利润。若是资本全部投入流通过程中，农产品生产端改进的资本投入就会大大减少，农业现代化则无从实现。
二是警惕资本下乡的补贴套取行为。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农业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一批企业为了套取补贴，建立一批空壳公司、空壳合作社，不耕种土地或者只种不管不收等，造成耕地的闲置和浪费。面对这些投机行为，国家和政府要做好监管工作，提高准入门槛，做好资格审查与后续监督工作。
三是避免资本下乡的与民争利行为。资本下乡后，农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利益容易受到损害。因此，资本下乡不能让农民“丢了饭碗”，要把农民做不好或者做了收益不高的环节交给农业企业，农民擅长的种养环节仍然交给农民。资本下乡不能让农民失地又失利，要让产业链上的收益多流向农民。同时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思维，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性，发挥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决策作用，要为农业现代化转型留好回旋空间。
四是避免资本下乡的“非粮化”“非农化”行为。对于农业企业来说，粮食的经济效益偏低，一些耕地又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耕种，为降低生产成本，这个时候农业企业会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大搞农家乐、旅游开发。这个时候要加强行业准入和监督检查，弘扬农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共同守护好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
谱写城乡融合大文章
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就农村而谈农村，城乡是一个整体。马克思、恩格斯为社会主义国家勾画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蓝图，并且说明了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和方法，“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13]；促进城乡融合的办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4]；“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15]当前只有实现城乡融合，才能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农业现代化。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分割问题十分明显，城乡发展并不是相辅相成的。然而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实现城乡融合的物质、技术条件。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弥补农业的短板弱项，使得农业发展的竞争性增强。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农业农村发展文化、生态等多重功能提供了前提。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必须坚持走城乡融合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第一，通过要素流动推进城乡融合。加快推进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以便形成与城市之间的平等要素交换格局。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引导农村的土地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更好通过市场进行优化配置，引导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资源下乡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要素双向流动新格局。
第二，以文化互动推进城乡融合。传统农耕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理念、人文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也有着久经沉淀的无穷魅力。在充分提炼和挖掘农耕文化的基本特质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城乡精神文化融合，能够使农民快速摆脱封闭落后，精神生活匮乏的状态，吸收敢于创新、敢于冒险精神，接纳平等交换的市场观念和商业文化，从而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第三，率先以县域为突破点实现城乡融合。县城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在辐射农村发展，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共享方面有着绝佳优势。以县域为切入点，能够初步实现城乡融合。当前应该加快建设县城的基础设施和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县域的高质量发展，强化县域综合服务能力，让资源在县乡之间得到合理的配置。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9FKSB042）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罗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5日，第1版。
[2]韩振国：《我国种业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如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od/20220322/85fe492f6c874bbf9b413ef70ed4be34/c.html，2022年3月22日更新。
[3]《中国食物自给率65.8%，如何构建安全稳定粮食供应保障？》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22_05_03_638045.shtml，2022年5月3日更新。
[4]《居民收入水平较快增长 生活质量取得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10/t20221011_1889192.html，2022年10月11日更新。
[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279—282页。
[6]戈国莲、刘磊：《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测算与建设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10期，第133—144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8] 《扎实开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网站，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07/t20200710_6348455.htm，2020年7月10日。
[9]《秋粮丰收又一年》，《人民日报》，2022年11月8日，第1版。
[10]袁伟民、赵泽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内卷化：困境表征与破解进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04—113页。
[1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年，第18页。
[12]《2022年中国数字农业行业发展现状、主要产业政策及上下游产业链分析》，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21217A02S7A00，2022年12月17日更新。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6页。
责编：周素丽／美编：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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