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女生上班通勤4小时坐10趟地铁”的消息登上热搜，引起一众网友的共鸣。当事人亦亦回应媒体称，自己每天回家都觉得十分疲惫，打算拿到年终奖后向公司提出离职。
随着城市边界的扩张，通勤正在不断重构当代打工人的一天。新闻中的亦亦并非个例，实际上是大城市众多正在忍受极端通勤的打工人的缩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在调查选取的44个中国主要城市中，忍受单程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的人数超过1400万，占比13%。而且，近年来，非一线城市中的“极端通勤”现象，也开始变得更为普遍。
随着产业格局的演变，岗位内聚与居住外迁加剧，各大城市职住不平衡问题突出。求职者们如果想找到一个兼具高薪与发展前景的工作，就要面对公司附近高昂的住房成本，或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投掷时间”，用长通勤换取条件更好的居住环境。
此前的一项研究指出，单程通勤超过60分钟，患抑郁症的风险会增加33%，肥胖的可能性也会提高21%。除了长途奔波带来的身心疲劳外，通勤时间的加长也意味着个人娱乐休息时间的缩减和幸福感的下降。进一步说，一旦这些情绪被带入工作，就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最终形成员工和企业“双输”的局面。人们对“通勤自由”的追求，应当得到理解。
而换个角度，对一座城市来说，“通勤幸福”作为评估宜居程度的标准之一，既是其应当为居住者提供的关怀，也是地区吸引人才的重要加分项。关注“通勤之难”，也是在关注城市发展本身。
然而，“极端通勤”的成因复杂，要从根源上解决需要城市功能区划、交通规划、土地资源开发等多领域管理部门密切配合，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近年来，已经有多个城市进行了规划和探索。交通层面，去年10月，《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发布。其中提到，未来，多模式的轨道交通将进一步融合运营，让市民出行更可靠、更舒适、更便捷，进一步降低极端通勤人口比例。此外，也有专家提出优化城市产业布局的思路，指出可将大城市非核心功能进行疏解，通过兴建城市次中心、卫星城等方式转移产业人口，这对实现职住平衡、优化城市圈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疏解“通勤之难”，需要宏观层面的长期规划，同样也要看见当时当刻上班族的期待。比如，企业管理者可以一同行动，根据员工实际情况提供更为友好的弹性工作制度；再如，提高共享单车覆盖率，让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更方便快捷；或者，就算时间没有显著缩短，也可以提高交通工具的舒适度，让通勤之路不再那么难以忍受。这些细微之处的变化，同样能够彰显城市建设的温度。
城，所以盛民也。“人”是构成城市的微观细胞，他们将成长的期待寄予城市，也是城市发展的生机所在。通勤看似是一件小事，却与生活幸福感的提升息息相关，理应被城市管理者提起重视，而不是让它一次次出现在热搜话题中。（张尔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