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文化战略。讲好儒释道思想故事既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工程。儒释道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命脉，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叙事。一方面，要制定“走进去”战略，系统构建四大儒释道对外话语体系：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中医养生民间话语体系、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制定“走出去”战略，系统实施五大国际传播战略，即儒释道思想语料库建设、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学术交流、儒释道思想跨媒介叙事、儒释道思想仪式化生活和儒释道思想关键词对外传播。
【关键词】国际传播战略 中华文化传播 儒释道思想 对外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2.007
【作者简介】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会长。研究方向为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中国故事与国际传播、新媒体与品牌传播。主要著作有《现代公共关系学》《公共关系生态论》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讲好儒释道思想故事既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工程，更是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工程。儒释道思想故事不仅是具有文化感召力和话语说服力的中国好故事，更是真正意义上具有价值共享力、舆论引导力、传播影响力的世界好故事。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新格局，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华儒释道思想文化的源头之处，加快构建中国故事与中国话语的互文机制和叙事体系，用中华儒释道思想故事不断推进中华文化自信自强，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的战略意义
大约从东晋开始到隋唐时期，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体、以道家出世思想与佛家慈悲思想为补充的文化体系，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2]，对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知识构成、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底色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究其实质是儒释道文化，儒释道思想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梁启超认为，汉朝以前，中国是“中国之中国”，可以理解为诸子百家的融合，是中国内部的文化融合；唐宋时代，中国是“亚洲之中国”，是儒释道的融合；明清以来，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是与欧美文明的融合。[3]从文明互动视角来看，儒释道思想不仅是“日月交辉，大放光明”的中华文明的根基和命脉，也是“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儒释道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命脉。中华文明是以“天下人之天下”的儒家思想、“以天下观天下”的道家思想融合了“普渡众生，悲悯天下”的佛教思想，由此建构世界永久和平和优先保障万民普遍利益的高级文明形态。[4]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国”之说，“天”反映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天下”反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大同”反映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天人协调”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5]，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命与人生合二为一。比如《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其中调整和引导自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为天文与人文并不互相对立而是互相关照。且人在其中可以进一步发挥如《中庸》的“与天地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从宋代张载的“一物而两体”“三才而两之”、程颐的“天、地、人，只一道也”、程颖的“人与天地一物也”等思想，到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佛教奉行“众生平等”“依正不二”，等等，这些儒释道思想都反映了人道即天道，人类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相一致，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人协调，等等[6]，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中国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和缘起。
如果说中华儒释道思想是中华文化对人类历史的最大贡献[7]，“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各种关系的天人合一，比如人与人关系的“共同富裕”，人与自我关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社会关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以及国与国关系的“和平发展”，都蕴含着深厚的儒释道思想底蕴。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隔阂纷争和冲突的中国传统“天下”智慧的现实运用，儒释道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各种文化相互补充、各民族和平并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海一家”“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特色的宇宙观、世界观和国家观。
儒释道和合思想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叙事。党的二十大报告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号角。习近平总书记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增强了中国软实力，逐渐转变了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即从“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供应商转变为提出“天下体系”的文化思想与生活方式主要影响者。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一书中指出，“古人深谋远见，早有天下之论，堪称完美世界制度之先声，进可经营世界而成天下，退可保守中华于乱世，固不可不思”。[8]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文明多样、平等、包容的交流观，交流、互鉴、共存的方法论，并对中华文明的时空定位与内涵进行阐释，“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植根于中华儒释道文明的历史实践，因应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需求。正如萨义德所言：“我们无需关注人为的文明冲突，而需关注不同文明的慢慢融合，这些文化是重叠的、交融的和共存的。”[9]比如，有研究运用计算民俗学探讨了数百个越南民间故事受儒释道价值观启发的行为模式，发现儒释道三者存在共存、趋同甚至统一的“文化可加性”现象。[10]以中华儒释道思想为基础的“和合理念”，是新时代人类交流互鉴、包容共存的基本思想和底本叙事。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和合思想与中国儒释道思想都有渊源[11]，且是儒释道思想的产物。从儒家思想来看，“和”与“中”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国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儒家“中和”思想的基本特征有三[12]：一是“执两用中”，强调思维与行动上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二是“权变与时中”，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三是贯通“道”的体用，认为“中和”是宇宙人生的最高准则，从而将孔子的“执中求和”从方法论上升为本体论。
从道家思想看，道家的“道论”本质和表现就是“中”与“和”。《老子》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文子·上德》言：“和居中央。”由此可见，道家思想是将“中”与“和”放置在宇宙论的高度进行审视的，其中“中”作为本体的象征性表达，“和”则被理解为“道”的功用和状态，二者虽未连接为一个固定的词语，却具有密切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中体和用”的思维理路。[13]
从佛家思想看，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依附于汉之道术，后依附于玄学，基本上都是运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进行解释和传播。[14]两晋南北朝时，道教兴起，虽有“佛先”还是“道先”的隋唐两代“论衡”之争，但结果多以崇佛或崇道的君主决定“道佛”孰先孰后，并将其纳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之中，故唐高祖李渊谓“三教虽异，善归一揆”，“（佛、道）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四），慧远弟子宗炳《明佛论》中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唐朝宗密《华严原人论序》中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
总之，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儒家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有容乃大”，佛家主张“普渡众生，慈悲为怀”，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思想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包容性、调和性。三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汤一介认为，儒释道是我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思想观念基础，对世界“和平共处”，对“人类普遍和谐”有重要贡献。[15]中国道路没有好战的基因，是通过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既没有搞霸权、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靠的是和平互利的发展模式。[16]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点亮了中国道路“和”的灵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之“和”促世界之“合”的强烈意愿。
从西方中国学研究来看，中国儒释道文化一直是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和文化问题时，都很注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的影响。其中儒释道思想中的“和合文化”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马克斯·韦伯曾专门讲到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和平主义性格”，在他看来，“儒家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17]同样，在“中国通”费正清等人那里，中国传统的哲学，尤其是儒家孔孟之道和道家思想亦是他们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及专门问题的重要分析要素，[18]以儒释道的“和”为内涵的中国价值观一直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条路径，是中西方价值观对话的重要抓手。2022年9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雅典民主论坛上表示：我们默认民主国家是善良的，但全世界最残暴的国家就是英美。相比之下，中国的实力今非昔比，却始终保持了温和向善的大国风貌。从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儒释道“和合文化”完全能够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平共处的核心思想，即中国和平发展，造福全球人民。儒释道思想走向世界将是中国真正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总之，讲好儒释道思想故事，对于传播和弘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阐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深化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发展，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的被动局面，改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保护人类生态环境，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包容共存，都具有“从历史发展大势把握当今时代问题”的本质重要性。我们必须基于历史观话语的优先叙事，加强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让历史说话，让现实说话，让事实说话，切实提升中国儒释道思想的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话语说服力、中国形象亲和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国际传播影响力。
走进去：建构儒释道对外话语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目的是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华文明全球传播提供一个范畴系统，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提供一个具有可供性的语义域。儒释道思想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需要我们走进其思想深处，实施“走进去”战略，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供叙事样本和战略路径。
一般而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有三条路线：一是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体系；二是表征人民幸福生活的民间话语体系；三是承上启下的精英阶层话语体系。三者相互嵌套，造就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话语体系。儒释道思想自古就包含实用性理论观点，可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具体参照。自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帝王、朝廷均重视以儒学治天下为根本方针的儒释道共存分工模式，即所谓“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是南宋孝宗皇帝的观点，是宋元以来最有典型意义的说法。清朝雍正皇帝也说：“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19]南怀瑾则认为，儒家思想如同粮食店，是人生活之必需品；道家思想是药店，是治愈身心疾病的药方；佛家思想是杂货店，有兴趣者有需要者可以进去逛一逛，各取所需。[20]关于儒佛之异，学者们普遍认为，儒学是哲学不是宗教，佛学是宗教而不是哲学；儒学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属于世间法，佛学归于出世，属于出世法；儒学是不离开现实人生，而佛学归趣于非人生的寂净；儒家重生，佛教重灭；两家修养功夫也不同。儒佛之同在于，两家都对准“人”和“人生”，并强调个体生命向内用功进修。有学者认为，儒佛相同的根本点是都讲心性论。儒佛相似与一致之处在于讲明人的本心，乃是转凡成圣的根据，而本心之体在儒家曰“仁”，佛家曰“寂”。[21]“儒佛二家之学，推其根极，要归于见性而已。诚能见自本性，则日用间恒有主宰，不随境转，此则儒佛所大同而不能或异也。”[22]也有学者指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释道在“存真去妄”方面是相同的，只是在“所从入之路”方面有所不同。[23]方立天认为，心性之学是儒释道思想的一个根本契合点。牟钟鉴认为，儒释道的文化功能在某一点上是趋同的，即皆可劝人为善，化民成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道德的改良。[24]中华传统文化围绕儒家之“礼”、佛家之“空”、道家之“无”三大主题，建构了“道、德、和”三层思想文化体系。儒释道共存分工之说，为我们建构儒释道思想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战略路径。
根据以上理论指引和当今社会现实需求，我们可以通过讲好儒家思想故事，构建“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通过讲好道家思想故事，构建“中医中药”养生话语体系；通过讲好中国佛教故事，构建“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通过讲好儒释道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话语体系。在进行国际传播时，我们需要根据儒释道故事主题和功能差异，针对不同目标人群的现实需要，有选择、有重点、有计划地选择儒释道思想，建构以政治话语、生活话语、宗教话语和公共话语为核心诉求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讲好儒家“治世”故事，构建“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阐释了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及其对未来社会的憧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常引的一则古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儒家价值观论述如何破解人类面对的发展困境和现代性问题。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5]儒家思想从个人层面的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人和社会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因此，讲好儒家文化故事，必须聚焦“治世”理念，构建由“政策话语—实践话语—学术话语”整合而成的中国“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
首先，要讲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中国故事，构建中国“治国理政”政策话语体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26]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7]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据此构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政策话语体系。
其次，要讲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代表人物故事，构建中国“治国理政”实践话语体系。例如，要讲好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历史儒学代表人物的实践故事，尤其是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述中的儒家思想与治国理政实践的相关性，提炼总结和深入阐释“中国治国理政实践话语体系”。
最后，讲好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观点故事，构建中国“治国理政”学术话语体系。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由此构建中国治国理政的学术话语体系。
讲好道家“治身”故事，构建“中医养生”民间话语体系。道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时序上看，中国历史上的西汉、唐、明都尊崇道家文化：西汉奉黄老之学，唐初奉道教为国教，明初朱棣崇奉道教。在道家思想基础上成立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创立于东汉顺帝时期。道家宇宙观、道家人生观、道家哲学、道家神学、道功道术、医学养生、阴阳风水、命相预测、道场法事、道教武术、道教音乐等十二个方面内容，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接受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有近1800种版本，外文译本总数近500种，《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
其中，在以老庄思想和《黄帝内经》等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中，中医药“贵生”“养生”的理论和方法，以一种整体的方式理解疾病、涵养生命，回应医疗、精神和心理需求，滋养人的精气神，这与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身体”观念有很大不同。基督教文化认为，身体是有罪的，需要通过体罚来赎罪和净化。例如，耶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死了，灵魂却复活了。在最极致的情况下，如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身体只能沦为等待灵魂、意识、精神“穿透”的受体[28]。人类的身体和心灵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对立面，不能和谐共处。而中国道家养生学则以身心合一、性命双修为宗旨，以身体为实验室，以自身的精气神为“药”，提出了“阴阳”“五行”“八卦”等符号系统，建立了一整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命演化哲学。这些哲学思想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健康管理理念相契合，也日益为西方人所接受。有研究表明，气功和太极拳在放松身体和平静心灵之间提供了一种扩展的本体感觉，在全球推广的过程中重新建立了西方人对身体、思想和情感的整体和谐认知。[29]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3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31]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载体，在促进中华文明和其他国家文明交融中具有独特作用。因此，我们可重点选择道家中医养生话语作为切入点，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其中，《黄帝内经》系统阐述了人体生命发展规律、寿夭原因和保命全生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医家养生遵循的宗旨，奠定了中医养生学的基础。其他道家医学书籍如《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都有一套系统完整的中医药养生原理和方法，形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拥有永远也讲不完的中国故事。我们要以中医养生“治未病”的核心理念为指导方针，以“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即遵循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面向国际社会重点讲好思想养生、食疗养生、运动养生、中药养生四大类故事，建构“思、食、术、药”中医养生话语体系，努力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道家养生公共产品。具体操作策略如下。
第一，用国际学术话语加大力度宣传中医养生法，努力宣传《黄帝内经》提出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三层“治未病”思想，推动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养生观念从被动治疗走向主动预防。第二，用多语种、多模态、多媒介形态生活话语，大力度推广“食疗养生”的菜谱、视频和图书，以及美食生活视频、养生生活食谱、中医养生美食培训课程等。第三，用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锻炼方法，讲好中医“运动养生”的故事，大力研发推出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养生太极拳”“养生太极操”，让养生太极成为“中国式瑜伽”。第四，将《道德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道家经典中的“精气神”思想养生法，翻译成全语种的、通俗的、可读性强的、生动活泼的公共文化产品，通过线上线下整合传播，大力实施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工程。第五，通过市场化主体而不是国家主体方式，在国内外广泛开设“太极养生馆”“中医养生馆”，提供多种中医药养生服务，让中医养生真正造福世界人民，造福人类文明。第六，围绕中医药养生品牌建设，加大力度鼓励和支持中医中药产业链的资源整合、人才培养、产业集聚和品牌输出，在国内外建立中药材种植基地、中医药产品研发基地、中医药生活方式服务基地、太极养生文化辅助用品设计开发基地等，全面提升中医中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中医药文化在国际社会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有机互嵌和共同提升。
讲好佛家“修心”故事，构建“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把宗教学视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提出要加快完善发展宗教学[32]，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3]。宗教作为当今世界最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了人类最隐秘、最微妙的心灵世界和对于神秘的不可知世界的神圣信仰。中国宗教故事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重要角色，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对于促进人类和平共处具有独特示范作用，讲好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中国宗教故事，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宗教信仰，在这些信仰“向大众撒播”的世界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是世界宗教界普遍关心的共性问题。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34]这些外来宗教的中国化，与中国文明吸收这些外来宗教的优长，构成中国宗教故事一块硬币的两个方面。基督教信奉一神论，认为基督是“唯一真神”，不准信徒信奉其他“神”，基督教在16世纪末进入中国，传播了100多年，后来因为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基督徒祭祀祖先，外国基督徒被皇帝下令驱逐出中国。[35]相比之下，中国佛学更具包容性，尤其佛教与中国本土道教、儒家相互适应，最后形成了“禅宗”教派，这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向世界阐述中国佛教修心故事，构建“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国际意义。
讲好中国佛教故事，重点是讲好佛学故事，而不是佛教故事。佛教和佛学是两个概念，佛教因人而形成，其教法具有局限性、排他性，而佛学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不同于作为“神学”的西方宗教学，佛学是心学，是关于“心”的思想学说。佛学被誉为“心学宝藏”。佛学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直接创造了信仰对象，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所以中国佛教主张“以佛修心”，明心见性，立地成佛。佛学思想与西方宗教观点完全不同，西方宗教是“神学”，认为神创造了人，而佛教是“心学”，认为人创造了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学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学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36]从中国禅宗初祖达摩到六组慧能的佛法故事，这些禅宗故事为世界宗教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宗教本土化提供了中国经验。虽然关于佛教中国化并没有形成共识，各种论断都有，比如“佛法非宗教而为哲学”（章太炎）、“佛法为宗教而非哲学”（梁漱溟）、“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欧阳渐）、“佛法亦宗教亦哲学”（汤用彤）[37]，但是，佛学所倡导的“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一心向善”的包容心，佛学所构建的“慈悲包容”话语体系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永恒精神食粮。
讲好儒释道三教合一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话语体系。中国文化自古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并不以特定的“绝对真理”为遵循，而是“多元并存”“会通共生”。虽然隋唐时期曾出现过“道先”还是“佛先”的佛道之争，但最后都在儒家文化的统合下形成了“体上会通，用上合流”的汇流和归一格局。有研究立足于中国历史上的儒释道传统和民间信仰，尝试以“人文宗教”开启对“中国宗教”根本精神和信仰基盘的解读，试图在解读儒释道传统的基础上，开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领域，思考未来中国社会的宗教与文化关系，对全球化的宗教生活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38]这一研究说明了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单一文化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刻回答了关于“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他在各种重要场合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到互联互通“网络命运共同体”[39]再到“全球发展共同体”，等等，显示出由国内提出到周边区域扩展再到国际传播的时空拓展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多意蕴的阐发，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对外公共话语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国际传播的公共话语，超越了西方传统文明模式和国际秩序模式[40]，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具有全球关照和包含世界制度的“天下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战略内涵和价值意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要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何来自中国？其文化根源为何？这不仅关乎国际传播的战略定位，更关乎中国话语的说服力和中国文化的感召力。问题根植于当今世界，答案却要走进历史深处去探索，必须要通过世界变局中的历史透视，去把握社会现实的历史规律和文化之源。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儒释道文化渊源并给予长时段的历史回答，不仅能够增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有效地消除中西方“世界观”和“中国观”的隔膜，还能够积极回应和消除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警惕、抹黑和误解，更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超人类的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严峻挑战中形成共同体意识。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讲好中华儒释道思想故事，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阐释中国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人类观、世界观；讲好中华儒释道思想故事，能够为世界发展提供可以共享的国际公共话语，能够为人类和平提供协和万邦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走出去：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战略
讲好儒释道思想故事的国际传播战略，要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战略定位，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战略目标，以“治世—治身—修心”三种对外话语体系为战略路径，实施“走出去”国际传播战略，即：儒释道思想多语种语料库建设、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学术交流、儒释道思想跨媒介叙事参与、儒释道思想仪式化生活叙事、儒释道思想关键词对外传播。这五大战略既是面向国内民众的国家传播工程，也是面向国际社会的国际传播战略，通过实施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整合传播战略，才能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国家形象。
儒释道思想多语种语料库建设。建设儒释道思想多语种语料库，是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的基础工程。中华儒释道思想源远流长，例如，儒家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道家的《老子》《庄子》《道德经》等，佛家的《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等，这些儒释道经典作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目前却面临着存续断档的危机。国际社会对儒释道思想的认知度则更低。一项海外调查表明：在美国、德国、俄罗斯以及泰国、越南等国家，中国图书是最难获得的文化产品之一。[41]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语言翻译技术，建立中华儒释道汉英平行语料库，为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提供可供性、可达性、可获得性的新基础。语料库是为某一个或多个应用而专门收集的、有一定结构的、有代表性的、可以被计算机程序检索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语料集合[42]，是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本库。语料库必须是数字化的、有一定规模的、能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语料集合。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实施中华儒释道思想语料库建设工程，通过梳理、鉴别儒释道思想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制定儒释道思想语料库的总体设计方案、选材原则及规范和标准；通过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抢救和留存儒释道经典，及时接续和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建立儒释道思想中英双语种语料库、多语种语料库、乃至全语种语料库，服务于中华文化圈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学术交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重建和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就要让构成中华文明主体的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创新传承，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43]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学术交流是新时代中国新文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其具体策略建议有三：第一，聚焦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最基本的中华儒释道文化基因；第二，聚焦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儒释道文化精神；第三，聚焦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中华儒释道思想。总之，要聚焦中华儒释道思想中的优秀先进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儒释道思想跨媒介叙事参与。儒释道思想的返本开新和学术交流是针对学术社群展开的，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只是局限在学术精英阶层的话语体系中，仅能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新时代儒释道文化的公共底色，距离儒释道思想的国际传播还有很大距离，还需要社会精英将其从“学术殿堂”和“精英社群”传播到“世俗社会”的民间话语空间，从精英思想转化为民间思想，从中国的思想转化为国际的思想。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两种话语空间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而是可能存在一个交叠的、具有阈限性的公共空间，用葛兆光的话来说，“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的世界”[44]需要关注。例如，南怀瑾先生一生的心愿就是普及儒释道文化，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他不走学术路线，而是面向社会大众进行各种演讲和交流，对儒释道三家文化融会贯通，经常以佛家文化解释儒家、道家，或以道家文化解释佛家、儒家，互相引证。他的著述被称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他的做法对激发人们对中国儒释道文化的兴趣、复兴中华文化发挥了一定作用。本文认为，跨媒介叙事参与策略需围绕“叙事”“跨媒介”“参与”三个关键词展开。
第一，新儒释道思想的故事化叙事策略，即由“思想”转化为“故事”，并实现一定程度的传奇化和市场化，针对核心思想、核心话语、代表人物等进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故事创作和译介出版。第二，新儒释道思想的跨媒介表现策略，即将儒释道新思想和新故事，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书籍以及网络等新旧媒介上延展使用，并尽可能采取一切泛媒介手段和艺术手段进行传播，如音乐、舞蹈、超文本、电脑游戏、视觉艺术、交互式写作等，为网络空间提供多模态的内容产品。第三，新儒释道思想的社会参与策略，即发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儒释道文化的创意传播，把“社会参与”发展为一种指导跨文化群体之间互动的规范性方法，建立国内国际社会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与中国儒释道文化活动的关联，通过网络互动、数字叙事与分享、同人创作等形式，提升各类民众对儒释道文化的关注度、好感度、参与度，促进理解、对话、交流、合作，从而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
儒释道思想仪式化生活体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礼乐文化是中国儒释道思想的核心和灵魂。自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制礼作乐”以教化天下，到“乐教”与“诗教”“礼教”等并列为儒家“六经”之一，再到“乐之外，无所谓学”，儒家将礼治乐教看作促进人格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45]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系统地保存了古代礼仪制度，是古代王廷、诸侯、贵族和士绅阶层的行为规范。例如，《仪礼》记载了古人自出生到死亡所需遵守的种种礼俗，为追溯探寻传统礼仪提供了宝贵的依据，《礼记》则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礼仪背后的精神信仰进行了分析，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以仁释礼，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礼乐儒学思想体系。礼乐思想是《论语》中的精髓，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方法。孔子认为，国家应该实行礼乐之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用诗词启发人热爱生活，用礼仪教导人修心立身，用音乐熏陶人安生立命”。纵观中国历史，“礼以节人”是达到“人的规定性”的不二途径，也是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方法。
礼乐，不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教育方法，也是中国古人的仪式化生活方法，仪式化生活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秩序化，还可促进社会和谐化。儒家礼乐文化以“秩序”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46]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就是社会集体用以定期地重新肯定自身的一种特殊手段，仪式的功能在于维持共同体的存在与延续，对社会成员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的观念予以强化，使人们保持信仰和信心。[47]结构功能主义大师默顿用“显功能”和“潜功能”的概念对仪式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提供一个定期的机会，使分散的群体成员集合起来从事某一共同活动，仪式就会实现加强群体团结的这种潜功能。[48]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格尔茨认为，仪式作为一种公开的文化表演，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49]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礼仪文化失去了“以乐修内，以礼修外”的礼乐教化之功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乃至传统节日中失去了寻求文化认同的热情，人们生活仪式感的缺乏，造成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和文化信仰的不断弱化。[50]
中华复兴，礼乐先行。应该聚焦于仪式时间、仪式生活、仪式节庆、仪式旅游等方面，通过倡导“中华仪式化生活方式”，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重拾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重建中华“礼义之邦”之美誉。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实施仪式时间策略。让时间有文化感，让日常生活有仪式感。时间就其性质可分为物理时间（如春夏秋冬、白天黑夜等自然时间）和文化时间（如哲学时间、艺术时间和生活时间等）。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时间体系、时间观念和时间策略，比如中国人的时间分为由24节气构成的太阳时间（阳历）、由农业生产和祭祀活动构成的月亮时间（阴历）和以动植物、昆虫和季节变化为标志的物候时间；又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动物时间、24番花信风的植物时间、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时间、“晨钟暮鼓、12时辰”的生活时间，以及择吉而行、庆祝民俗、民族纪念等的节日时间，等等。[51]全球化背景下对这些中国时间的仪式化回归和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容和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标志。
（2）实施仪式生活策略。疫情防控期间，使用中国传统见面礼仪，如作揖、抱拳、拱手、鞠躬，逐渐形成一种新风尚。在人生重要时刻，如生日、升学、结婚、祭祀、丧葬等，人们可身穿中华传统服装，践行中华传统仪式，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实施仪式节庆策略。创新中国八大传统节日的纪念仪式，为节日仪式赋予新时代的文化内涵，让仪式节庆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和外国人的向往。根据一项海外民俗研究结果，如果不实践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因素，仅以血缘与心理等方面的认同不能证明美国华裔认同中国文化。[52]因此，应倡导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海内外华人共同穿戴中华节庆礼服，通过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的外在表征符号和节庆仪式，增强审美体验感、文化认同感、国际认知感和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中国传统节日氛围不浓、仪式感不足、内需拉动不足等现实问题。此外，还可以制定不同主题的祭奠或庆典仪式，让每一个节日都成为一场公开的文化展演。
（4）实施仪式旅游策略。在中国各大城市旅游景点，开发设计具有表演性、非遗性、体验性的仪式旅游项目，通过礼乐仪式、表演仪式等，让埋藏在书本里的文化仪式动起来、活起来、火起来，以此吸引更多国外民众来中国旅游和体验。
儒释道文化关键词对外传播。中国儒释道思想以自己特殊的术语、命题、理论或学说，向全人类贡献了超越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华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但是，在跨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偏见和国际舆论战背景下，面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思想，却面临着巨大的认知障碍和文化说服抵抗风险，比如，如何解读“道”、如何翻译“大同”、如何传播“无为”？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词语，中国人很容易意会，而外国人却很难理解。2013年，德国汉学家Pattberg Thorsten在《怎么翻译中华文明的核心词》一文中，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阐述了“中国专属词汇”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认为，“就当下而言，即使是最有教养的西方人都没有听说过‘仁、大同、天下、天人合一’。”2014年，国务院启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收录900条反映中国文化特质、人文精神和思维特点的术语，从国家层面做了一套规范性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文本，以避免阐释和翻译中的混乱和误解，且多语种出版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图书“1～9辑”，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接下来，应对这些“正本清源”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进行创意传播，以真正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这是一个更大的考验，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议分阶段、分主题、分期、分批地挑选100个最能够代表儒释道思想的文化术语，进行学术化、故事化、智能化的整合传播。
（1）儒释道文化关键词学术化传播策略。首先，要遵循学术研究逻辑，从历史文化语用学视角，对儒释道学术术语的差异义、语境义、关联义、等效义进行准确解读，避免翻译谬误，实现准确传播；其次，要遵循跨文化传播的编码、解码逻辑，对儒释道文化关键词进行再次概念化，将其转化为当今世界所说、所用、所认同的话语和议题，这种再次概念化的能力就是一种原创话语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通过将儒释道思想作为内容道具，使其转化为通俗易懂、字符紧凑但有情感张力的关键词。关键词传播是一个国家软硬实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再次，对“术语”词条进行教案研发与教学创新，并设计全学年课时的多元化教师培训课程，力图使“仁”“礼”“兼爱”“修齐治平”“和而不同”“礼尚往来”这些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文化核心词，以更加生动易懂的方式走进课本、校园、课堂。与此同时，基于一国一策、一国一语的国际传播原则，系统编辑出版儒释道文化关键词研究读本、故事读本、绘画读本，设计故事化课堂、戏剧化课堂等融教学方法创新与文化传承创新为一体的系列教育实践项目。
（2）儒释道文化关键词故事化传播策略。如前所述，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术语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文化关键词的对外传播，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叙事方式的转变，即如何将学术术语转化为自带流量、通俗易懂的传播关键词，以减缓文化说服抵抗，如何把原本“抽象深奥”的学术话语转化成鲜活、简明、生动的故事话语，然后用最具艺术感的叙事手法表现出来，如同企业塑造品牌一样，为了证明一句话，可以耗资百万拍摄一部微电影。对儒释道文化关键词的故事化传播，就是要以独立IP形式，把“一个文化术语”打造为一部“中文汉字故事连续剧”，或者为每一个术语创建一个游戏故事，让学习者变为追剧的人和游戏玩家。文化关键词IP应该是一部没有结尾的连续剧，一部永远在线的学习游戏。在这里，术语内容、代表人物、读后感、学习体会等都可拍成一段故事，成为这个剧本里的角色或道具。而且，细节越丰富，情节越生动，这个剧本就会越真实，就越会让对方放下戒备、敞开心扉，被整个故事所吸引而不断追随下去，这种引人入胜的文化体验才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来源。
（3）儒释道文化关键词智能化传播策略。随着数据挖掘、机器写作、人工智能翻译、算法推送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化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强，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基础信息生成、多语种翻译、信息推送等工作，都将由写稿机器人、人工智能翻译、算法推送技术来自动完成，人工智能算法正以强大的深度学习技术规制着文化内容生产、传播、反馈的全流程，建构和适配着人们的阅读环境。[53]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的效果实现由技术触及、场景识别、关系转换、话语理解、行为关注和价值观接受六个环节所决定，抓住关键环节的关键要素进行突破创新，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所在[54]，对于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场人和技术的竞争与合作，到底什么话题、什么观点、什么人能够最终冲出重围，进入国际话语场的公共流量池，这取决于算法技术的推荐。当今社会正加速进入深度算法社会，算法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文化景观，人类社会的连接方式、人类知识的生产方式、人类文化的交流方式逐渐被重新定义。与算法共存，与算法同行，成为算法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积极使用智能算法技术对文化关键词进行国际信息采集、话语分析、基础信息生成、多语种翻译，提高儒释道思想在目标国的技术触及广度和深度；要积极使用语义分析技术、情感分析技术、用户画像技术、数字孪生技术、数字分身技术等，提高儒释道思想在目标国的话语理解度、行为关注度和价值观接受度；要积极使用AR／VR技术，提高儒释道思想在目标国的场景使用度、语境识别度，建构儒释道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的“拟态环境”，构建中国IP故事元宇宙。例如，一个“中庸”术语的音形义画面感、儒释道三教汇流的场景感、天人合一的沉浸感、知行合一的体验感等，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建构出来，让人穿越过去未来，“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由此调动国际受众对中国文化关键词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内容与受众点对点的连接和牵引中体现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考量，让儒释道思想文化术语凭借定制化与自动化的算法优势深刻嵌入人们日常学习和生活之中。
在智能时代，与万千信息相遇，“观看意味着权力，凝视铭刻了文化”[55]，算法所重塑的人类文化景观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担忧：一方面，算法主导的内容定制和内容分发实现了精准化传播；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所产生“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又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以及这些偏见可能带来的文化或社会禁锢[56]，这种情况正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舆论战的结果，也是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必须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以算法伦理驾驭工具理性，以事实导向对冲情绪导向，消除人类偏见和算法偏见，这也是向世界讲好儒释道思想文化故事的终极追求。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JZD038）
注释
[1][27][3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2][23]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
[3]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典藏版）·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前言。
[5]季羡林：《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46～47页。
[6][7]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9]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序言。
[10]Q. H., Vuong, et al., "Cultural Additivity: Behavioural Insight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Folktales,"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2018(4), p. 143.
[11][12]参见季羡林：《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2015年。
[13]徐华：《老庄道家与早期“中和”理念的重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4][15]汤一介：《论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3期。
[16]周文、肖玉飞：《中国共产党100年：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
[17]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18]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121页。
[19]参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89），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
[20]南怀瑾：《论语别裁（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7～108页。
[21]参见蔺熙民：《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2011年。
[22]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24]陈鹏：《“儒释道交融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11期。
[2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2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28]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29～331页。
[29]E. Vilar, "Understanding Chinese Qi Gong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Culture," Journal of Acupuncture and Tuina Science, 2018, 16(5), pp. 315–318.
[30]陈也辰、王钦双：《毛泽东的1949》，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31]《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2015年12月22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2/content_5026645.htm。
[32][4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4]《一带一路：习近平六千余字精彩演讲三次提及佛教》，2017年5月16日，https://fo.ifeng.com/a/20170516/44614340_0.shtml。
[35][37]王栋：《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宗教学理论 读李四龙新著〈人文宗教引论〉》，《中国宗教》，2022年第5期。
[36]陈星桥：《关于当前佛教界几个思想理论问题的反思（中）》，《法音》，2006年第3期。
[38]李四龙：《人文宗教引论：中国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39]邵发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40]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3期。
[41]关世杰：《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1页。
[42]何婷婷：《语料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3年，第2～10页。
[44]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45]娄杰：《弘扬儒学思想精华促进两岸文化发展：“儒学与海峡两岸文化根基”学术研讨会综述》，《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6]陈来：《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
[47]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6页。
[48]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49]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74～178页。
[50]陈先红：《中华文化的格局与气度——讲好中国故事的元话语体系建构》，《人民论坛》，2021年第31期。
[51]萧放：《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52]张举文：《美国华裔散居民民俗的研究现状与思考》，《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
[53]王冬冬：《相遇不相知：算法时代的文化景观重构》，《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54]胡正荣、王润珏：《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认识与实践的再思考》，《对外传播》，2019年第6期。
[55]施畅：《赛博格的眼睛：后人类视界及其视觉政治》，《文艺研究》，2019年第8期。
[56]彭兰：《假象、算法囚徒与权利让渡：数据与算法时代的新风险》，《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Going Deeply" and "Going Globally": A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Chen Xianhong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s a cultural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o implement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better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Telling the stories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ell is a project not only to 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re the foundation and lifeblo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basic narrative for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human civilizations.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develop a "going deeply" strategy and systematically build fou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namely,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state governance, folk discourse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th, religious discourse system of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nd public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develop a "going globally" strategy and systematically implement f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namely, the building of a corpu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cademic exchanges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cross-media narrativ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ritualized lif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key word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责 编／陈璐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