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事业。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老年人越来越多地需要面对、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的服务与产品。老年人应当也应该能够积极利用当今社会发展的先进成果，开展数字化社会活动。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开展数字生活的心理障碍表现为数字生活融入的认知焦虑、数字生活操作的评价担忧和数字生活代价的风险恐惧等，需要历经一段时间适应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的服务产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包括在国家行动策略上需要重点考虑完善老年人数字生活的法律保护，积极引导和调控数字资本市场，加强适合老年人数字技术学习的社区教育以及鼓励年轻人向老年人开展自下而上的代际数字反哺等方面，缩小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
【关键词】老年友好型社会 数字技术学习 数字关怀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2.003
【作者简介】伍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和治理。主要著作有《风险的生活叙事与自我认同》（论文）、《推动数字技术助力积极老龄化》（论文）、《数字技术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心理价值》（论文）等。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到21世纪中叶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超过2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比重超过22%。当前中国也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据统计，60岁以上的人口已超过2.6亿。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将进入越来越智慧化的数字社会，这是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中国网民规模超过10亿，数字化服务与产品的市场极为广阔。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应用软件和程序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不仅提供了生动直观的人际互动平台，还具备提供网络消费、处理公共事务等功能，不仅受到年轻人普遍青睐，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许多领域，老年人越来越多地需要面对、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的服务与产品。老年人应当也应该能够积极利用当今社会发展的先进成果，开展数字化社会活动，依托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中介的非面对面互动弥补线下交往数量的减少，避免社会关系网络过于损耗，继续从现代交往方式里获得信息和情感等社会支持，从而更加健康有活力地度过老年时期。不过，在数字技术时代老年人群体一定程度上尚处于某些不利地位，缩小他们面临的数字鸿沟意义重大。
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心理障碍
近二三十年来，数字素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通常而言，数字素养指个体理解和使用数字设备所产生信息的能力。由于受到过去生活条件和教育内容的限制，老年人通常缺乏足够的数字素养，在数字活动中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年龄越大，老年人受到的数字化排斥也越大。随着逐渐衰老，老年人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都呈现下降状态，且有时下降程度还非常显著，导致他们在学习使用数字技术方面必然面临诸多挑战。相当多的老年人对于使用智能设备完成数字化活动还较为陌生，在利用数字技术服务生活方面与年轻人存在明显差距。由于老年人对于智能设备的知识掌握不充分、操作方式不熟悉以及对于人机互动结果不确定性的担忧等，他们在接受智能设备时会相对迟疑、拒斥甚至焦虑。“受到互联网基础设施接入性差异、老年人口互联网的使用差异以及老年人口知识能力差异等方面数字鸿沟的不利影响，使得老年人口在数字化时代遭受了数字排斥。”[1]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消极表现本质上是对数字生活的一种认知和心理上的现实反应。当前智能设备及其相关程序在社会生活的全领域广泛存在且升级换代的速度极快，即使一些年轻人使用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何况各方面反应比不上年轻人灵敏的老年人。许多老年人在初期接触使用智能设备时谨慎小心、观望试探，当使用不畅时还会频现负面情绪。常见的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心理障碍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数字生活融入的认知焦虑。老年人对于自己掌握高技术含量的智能设备普遍信心不足，担心自己学习能力不够，跟不上时代步伐，呈现出较低水平的自我效能。由于生理条件上的老化，客观上讲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存在弱点，从感知外界刺激到行为反应的时间周期都有所延长，对外部客体持续注意的广度和强度都会减弱，记忆力时常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任务完成效果不佳。智能时代的技术已经能够大大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让许多生活事务变得程序简单、操作简捷，节省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因为许多技术产品具有高度复杂和深度关联的特点，即使在应用层面上已经实现智能和便捷，但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能力要求。“在技术应用层面，数字技术在追求安全性和免责性的前提下，忽略了对老年人需求的关注，加重了操作负担，将老年人挡在了数字技术的门外。”[2]比如，出于网络安全的考虑，很多智能程序的密码要求较为复杂，需要数字加特殊符号等，老年人遗忘的情况容易发生。此外，有时验证码的校验也需要较为精确的手眼配合能力，这些在年轻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老年人而言很有可能是一道难过的坎。
数字生活操作的评价担忧。老年人普遍缺乏关于智能设备的知识，一般仅掌握一些简易的操作技能。有限的知识技能妨碍了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热情，不太容易唤醒他们的使用兴趣，情感上的接受度偏弱，进而在使用意图上较为被动，不到万不得已和确有必要，老年人一般都尽可能回避使用智能设备。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信心明显不足，对于能否完成好操作任务顾虑重重，担心熟练程度不够受到外界嘲笑、嫌弃或看低，这加强了其“不服老不行”的消极老化印象。记忆力减退是人老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有些老年人抱怨自己“刚发生的事情一念间就记不得了”，这种即时记忆衰退的结果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使得他们在许多事情上的思考和决策方面出现犹豫、自信心低，对事情结果没有把握，需要外界的相应支持。
数字生活代价的风险恐惧。一方面，老年人以往社会活动的各类交往和交易活动都是在传统的面对面、“白纸黑字”、“当面锣对面鼓”等非常直观的情况下完成的。老年人在心理习惯上更接受真实环境里眼见为实式的互动方式。现在移动支付普遍流行，虽然年轻人使用起来确实比较方便，省却随身携带钱包的负担以及担心遗失的烦恼，但是老年人却不太习惯。老年人往往在财务消费方面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看着“真金白银”的现金交易心里才踏实，明确了解支出才放心。另一方面，老年人也担心自己不能时时保持头脑清楚，有时精力不济、稍不注意，在操作智能程序时就可能失误犯错，比如，万一眼睛走神、手打个哆嗦，搞错小数点的数位，造成财务损失。对于移动支付账户上数字货币数量上的增减，老年人还是觉得比较抽象，担忧万一操作不当或失误，造成财产损失，或因此受到子女责怪，影响家庭关系。客观上讲，目前网络诈骗、网络陷阱还比较常见，网络黑客、网络病毒防不胜防，不法之徒利用智能手段狡诈布局，使一些老年人身陷骗局当中，权益受到侵犯。许多老年人对此深恶痛绝，在提高警惕的同时，对智能设备和程序也有着连带的排斥心理。一些老年人为防止上当受骗，干脆同智能设备和程序保持距离，敬而远之。很多老年人在使用涉及财务交易的智能程序时甚至会有恐惧心理。
对于老年人数字生活中存在的心理障碍问题，全社会需要倍加理解和关心。
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关注要义
技术创新的潮流势不可挡，数字技术也同样如此。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不断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谁能够置身于外。体现人类文明的数字技术成为创造现代美好社会的重要物质条件。“数字技术作为基础的计算、控制和操作系统，一方面不能脱离物质世界和物理世界单独存在，另一方面从广义来说，又是一种人的精神世界和意识领域的延伸和外化的体现。”[3]本质上，进步中的数字技术如同其他类型的技术创新一样，能够服务于人们安全、高效、便捷和舒适的现代生活。不过即便这样，日常生活中新式技术及其衍生的服务产品在社会群体中铺展开来并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而是需要经历一段适应时间，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
数字生活的客观差距。现代社会，人们的交往互动方式和社会活动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受到物理时空限制转变为超越时空界限，呈现去中心化、平面式、多触点的沟通互联。广大网民包括老年网民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人际交往和完成社会事务已经极为普遍。不过，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还比较初级，主要集中于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以接受有限度的数字技术服务为主，实现小范围的虚拟空间活动。年轻人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好奇心强、富有想象力，敢于制造新鲜事物，大胆进行技术探索创新。他们乐于把新潮的数字化产品开发出广泛的便捷服务功能，将网络社区日益壮大和丰富起来。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没有年轻人那样高强度的数字化生活。“数字技术深度植入日常生活实践，数字化失能不只是降低了个体生活的效率和质量，更是直接阻碍了生活的正常开展。”[4]数字化社会生活对参与者的信息素养提出了一定要求，大多数老年人在此方面尚存在局部差距。
现代社会的数字化特征越来越鲜明，数字缔结的生活世界也逐渐生动广泛。与此同时，相应的不利状况也会带来一些烦恼。例如，虚拟交往多了，面对面交流却少了；陌生人互动更容易了，熟人间感情却日趋淡薄了；群体线上活动便利了，线下沟通却日渐内敛了。现在的年轻一代往往选择跟父母分开居住，追求自己的独立空间。他们在处理完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事务之后，很少能够抽出时间陪伴老年人。老年人也非常理解年轻人的现实处境，不仅避免给子女增添麻烦，而且经常应子女要求帮助他们进行适量的隔代照料，辅助完成一些子女的家庭琐事，以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和压力。当然，老年人也容易因这种付出常常得不到子女同等的情感支持而产生抱怨。当强社会关系成员的情感支持出现欠缺的时候，现在许多老年人愿意通过使用智能设备，进行初步数字学习之后，建立和开展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和信息行为，来满足情感慰藉。
相比于线下面对面交往的人格直观，线上交往“去人格化”现象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优势有助于一些个体锻炼社会交往能力，学会印象管理，强化社会关系，使其未来的社会交往更加顺畅。只要发挥好线上活动的优势，即使在言语行为的完整性受到限制、交往环境几乎空白的情况下，保障交往利益也能够通过以时间消除不确定性的策略，获得对他人社会信息较为准确的判断，实现面对面交往的补充替代。这对特殊群体和有交往问题个体是具有生活适应价值的。从智力二分的构成角度看，流体智力相比晶体智力更能够决定个体的数字化学习及技能掌握。老年人因生理衰老导致流体智力下降，客观上使老年人在数字学习方面处于认知的弱势状态。改善老年人的数字适应处境，基于认知维持的角度可以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通过科学适度的活动训练，维持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大体稳定，延缓流体智力水平下降的速度。可以组织老年人以游戏的方式参与一些益智类的中低强度脑力活动，同时锻炼手眼协调配合能力。另一方面是优化晶体智力，通过家庭内部成员的数字反哺、朋辈经验转授、社区集体培训等方式，动员和组织老年人参与数字学习，提升自我效能感，掌握基本操作技能，化解畏难和焦虑心结。
近年来，社会日益重视改善和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活。人们发现，合理使用APP程序、电子游戏及智能设备能够训练和干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适度参与智能化、数字化的益智类脑力体力活动可以明显维持认知能力的大体稳定，推迟出现断崖式认知退化，降低老年痴呆的发生。基于数字技术设计的这些益智类游戏活动，在认知方面主要训练老年人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在运动方面主要训练老年人的手眼动作配合协调能力。这些游戏活动的设计背景和具体内容同老年人常见的生活环境紧密相关，比如简单数字计算、填字接龙、3D空间感知、模拟驾驶，等等。当今社会，许多老年人具有一定教育文化水平，伴随着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公共卫生保障条件广泛改善，其对数字技术服务及产品接纳和使用意愿较强。只是相比青年人，老年人整体上数字技术素养还处于落后状态。同时，在数字技术素养方面，社会发展还有可能拉大老年人同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
数字生活的技术学习。学界对于“技术接受”的研究由来已久。[5]目前，技术接受问题的研究场景从生产领域拓宽至生活环境，不仅关注劳动者对于生产型新技术的接受和适应，也关注消费者对服务型新技术的接受和使用。研究广度需要延展至老年群体，使得研究对象更具有代表性。老年人数字学习常常出现两种“分离”窘境：一是部分老年人虽然知道使用数字技术益处良多，但自我效能较低、主动学习意愿偏弱，过于依赖子代或他人代办与自己密切关联的数字事务，容易处于数字化生活之外，属于单纯依附式被动获得数字技术的红利；二是部分老年人虽然表面上参与初级的数字学习，但内心深处没有对数字社会全面认识，对自己数字技能掌握仍持有怀疑，对数字使用风险过于恐惧。如此一来，即使是老年人自主参与的数字学习也收效甚微。老年群体的特殊性体现在，他们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中坚力量，也不是社会生产的活跃主体，他们在社会总体生活中处于非中心的位置，对社会新近发展出的知识和技术了解有限，或者知之甚少。同样，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给现代社会创造的诸多崭新社会事实，也不如年轻人那样感触深刻。老年人的技术自我效能感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且总体上处于偏低水平，对发展式使用数字技术缺乏信心。老年人接受和学习数字技术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式过程，展现出个体特质、环境因素和实际行为“三位一体”的交互结构。
首先，呈现对象化的阶段。老年人需要有实际使用数字技术的基本意图，并有具体使用的行为表现。只有让老年人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效能，才能激发其学习的愿望。在此阶段特别有必要引导老年人愿意花费时间进行学习摸索，树立较高的自信心，减轻或消除其对于数字技术的排斥感，扭转老年人低水平的技术自我效能判断，使他们从风险担忧和使用焦虑中走出来。“由于广大老年人群体处在不同生命历程与制度空间中，自身具备天然的异质化特征与异质性需求。”[6]有利结果的前置导向是提高技术接受的途径之一。对于正在回避和犹豫中的老年人来说，强化他们对于使用数字技术的益处认知很有必要。特别是在老年人自己切身积极体验和同辈使用示范的影响下，焦虑会减少，自我效能会提高。同时，需要不断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意识，使其意识到数字化时代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通过提高数字素养能够更好融入这个时代，更加全面地分享时代发展的红利，更为可靠地保障自身的利益。如果老年人和数字技术之间能够形成良性的匹配关系，人们就容易淡化对老年人个体特质不利部分的关注，而将有利部分凸显，并且把这些具有主体色彩的有利部分融合到数据技术外显的客观属性当中。这样的好处是强化了数字技术普遍的适用价值，稀释老年人对技术使用上的年龄偏见，帮助老年人形成对数字技术使用科学合理的积极态度。在明确实用的利益吸引和数字技术的宜人属性双重作用下，技术接受度自然提升。出于提高技术与人之间匹配关系的目的，数字技术的生产方需要真正理解和重视老年人的需求，实现以收益和体验为核心的结果导向，增加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粘性。因此，家庭、同辈和社区的社会支持都有必要强调指向正向收益和舒适体验的良好结果。
其次，进入实质内容的学习阶段。由易到难，是保持老年人数字学习粘性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有数字技术的简便易学才能引发老年人的使用兴趣，要通过多方面的社会支持促进老年人“爱学、能学、学会”。社会支持是维系老年人数字学习的关键环境因素，其不仅包括来自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和友人的耐心传授，还包括来自普通人际圈的示范影响。技术接受的年龄群体差异表现在，与青年人建构认知能力和知识体系相比，老年人不一定要系统理解数字技术的创新程度，也无需全面了解其技术复杂性。对于老年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作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如果使用效果的直接体验和其身心特质达到相当的匹配，那么老年人的技术接受度会显著增加。技术接受度通常可以从两种维度进行考察：一种是技术使用的操作维度，涉及使用过程中技术物品对象化、客体化的诸多属性，如舒适感、简易度、直观型；另一种是技术使用的效果维度，涉及使用终端技术价值的兑付，如解决问题的效率、完成任务的精神愉悦等。上述维度的积极方面汇聚到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可以概括为最小努力原则即精力节省律，指的是能够花费较少成本简易地完成操作程序，进而累积支持型体验，保持长期使用习惯。老年人偏低的技术自我效能感与他们较强的警觉性和排斥心态有很大关联。老年人对数字技术具有较高的警觉和排斥心态是可以理解的。老年人大都知道自己处在相对脆弱状态，容易受到各种风险的损害。主观上首先坚持保守立场是老年人的优先策略，通过同数字技术不接触、隔离化来使负面结果不具备发生条件。这种完全封闭的做法虽然看上去避免了风险损失，但在现实生活中既不科学，也限制了老年人的发展机会和利益。单纯归责老年人个体化的防御型风险感知无助于形势的改进。细致理清数字技术给老年生活可能带来的益处、使用适宜度、安全防范措施等能够将风险感知控制在合理区间，让数字技术在老年人生活领域扩展开来。我们应鼓励自下而上由子代向父代进行数字反哺。老年人数字学习的关键在于实际操作和愉快体验。年轻一代除了需要给予老年人精神鼓励和情感支持之外，更需要手把手教授他们具体的数字化技能操作。通过循序渐进的合理学习策略，尽快实现老年人在数字技术领域从陌生到基本熟悉的转变。老年人学习能力出现衰减，知识与技能的理解时间偏长，动作执行的操作周期偏慢，程序过程的准确记忆时间偏久，加上老年人的自尊心强，数字反哺时年轻一代特别需要保持耐心，初期要有一定的时间成本付出，以鼓励为主，在轻松友好的家庭相处时光中潜移默化完成学习。“‘文化反哺’的出现，既造就了年长一代的失落、代际关系的紧张，以及传统教育模式的危机，也为解决代际矛盾、提高年长一代对急速变迁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可能。”[7]由家庭内部成员主导进行的数字反哺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优势，老年人在家庭环境里更容易产生数字学习兴趣，无须顾忌由家庭之外的人员教授时容易出现的犯错尴尬和颜面维持。当老年人完成从“我愿学”到“我能学”，再到“能学好”的阶段式认知和学习之后，就能够基本掌握日常生活领域数字技术的初级使用。随着数字学习和技能实践逐步开展，老年人原先对数字化生活的陌生担忧、风险戒备和使用焦虑都会渐渐缓解。
最后，学习转化与落实行动阶段。积极鼓励老年人将学习成果用于实践，让老年人切身感受到通过数字技术的学习和使用，能够更加便利地满足自身的核心生活需要，增强数字获得感带来的生活幸福感。借助行为效果的不断强化，数字素养就可以保持必要的水平。客观上人们能够看到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给他们带来的明显益处，老年人自己对此也深有体会。要求老年人完全与数字技术隔离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让老年人像年轻人那样频繁和高强度地使用数字技术也是不现实的。现实生活中要求老年人使用电脑、手机等数字设备的场景较为普遍。除了这些常规的智能产品外，一些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人还会借助智能康复设备照料身体，一些仍然在岗的低龄老年人还需要利用智能设备完成工作任务。我们不能说数字技术介入老年人生活就“十全十美”，但总体上“利大于弊”，技术的正面价值得到大多数老年人的积极认可，在人际交往、健康维护、便利生活、娱乐休闲等方面老年人通过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获得相应满意的体验。当然，有时个别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性能不稳定、操作程序繁琐、互动界面生硬、信息陷阱频出，由此引致的网络风险、财务诈骗、安全漏洞等确实威胁老年人的利益，值得关注。
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国家关怀
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事业。在家庭之外具有一定远社会距离的弱社会关系也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它能够发挥特定的补充作用。通常情况下，强、弱社会关系两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成员间互动容易保持亲切自然，情感同质性浓厚，而后者成员间互动初期往往谨慎保守，情感异质性明显。在老年人生活境遇当中，在强社会关系出现缺位或者空档的时候，需要弱社会关系适时加以介入和补充，以满足主体的物质及情感的需要。从客观实现的社会支持来说，弱社会关系的义务责任属性较低，维系与持续的数量、性质和程度容易受到外界干扰，需要国家和社会采取相关措施保障有需求的个体能够获得合理的实际支持，动员和组织力量达到理想的效果。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从国家行动策略上需要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首先，现行法律没有专门的条文保护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的权益，可以考虑完善老年人数字生活的法律保护。“老年数字鸿沟来源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所产生的发展问题，以及为满足规模迅速扩大的老年群体特别是高龄群体适应技术变革、参与和融入社会的需求而形成的人道主义问题，关涉信息技术发展是否能服务于所有社会群体，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核心议题。”[8]应通过立法保障老年人平等利用数字化资源，积极享有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数字化资源使用的机会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应当是社会的普遍标准。全社会要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老年人恰当融入智慧社会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方面。融入智慧社会、适应信息技术是一项普惠的社会工程。对于老年人群体需要有更专业化的考虑，比如，智能设备和程序在界面设计、语言呈现、意思理解、操作提示等方面对老年人的友好程度；老年人对于智能设备和程序的接受欢迎情况、使用信心和使用焦虑等。可以从技术设计上专门划定，为经过身份认证的老年人进行智能程序财务交易时设定特殊的延期窗口，确保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线下考虑确定。在智能技术的人机互动和社会参与方面，要特别避免出现以“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为借口的“年龄歧视”和“教育歧视”。年龄和教育程度固然是影响使用智能设备的因素，但仍需要注意心理因素等综合影响。所有社会成员均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参与智能化的社会活动。决定社会参与广度和复杂程度的首要因素不应当是年龄限制等前置门槛。
其次，国家需要积极引导数字资本市场，使其在追求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数字技术使用的社会效益责任，主动立足于老年人的生理条件和能力状况，设计满足老年人需要的友好型人机互动系统。“数字技术对于资本增值逻辑的贡献可能会导致垄断平台获取来自非生产资本对于产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割。”[9]国家应当将适老型的数字平台和操作程序纳入强制执行的行业标准，法定要求数字产品生产方为老年人常用的一些高技术产品和服务配备适老版本，促进更多老年人有意愿并且易于接入及使用数字化相关设备。虽然老年人在认知、运动方面的衰退对他们使用和操作数字化设备构成了一些实际障碍，但数字产品生产方不能因此压缩老年人的数字化权利。让老年人隔绝和完全回避使用数字设备既是对他们的歧视，也是对其权利的不合理剥夺。数字产品生产方需要掌握技术产品在不同年龄群体中的规范使用体验，向市场提供针对性强的适老产品和服务。比如，老年人视觉的敏感度、准确性、辨色能力以及听觉的抗干扰能力都低于正常人的平均水平，而智慧社会中各领域事务“屏幕呈现”比比皆是，应当特别考虑为老年人群体设计适合阅读的文本体例。界面内容应尽可能单页呈现，使用较大的加色字体，做到文字内容简单、清晰、明了，尽力避免需要滑动页面去查阅内容，最好能够配备语言辅助向导或帮助支持。老年人不易完成需要精细控制操作的任务，动作的协调能力较差。适老高技术产品可以尽量简化功能菜单，只保留跟老年人需求密切相关的功能键；对老年人常用的产品和服务加强使用反馈分析，吸纳改进意见。
再次，社区教育是提高老年人掌握使用智能设备的重要途径。“在数字技能的培训上也需要依托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为老年人提供各类适老型学习机会，逐步扩大培训覆盖面并完善老年人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10]相对而言，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受到的关注程度还不够。政府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吸引一些社会组织在条件成熟的社区服务中心或老年人活动中心开展培训课程。为了服务于智能知识与技能缺乏，而学习使用意愿又比较强烈的老年人，有些社区已经开始组织老年人自愿参加不定期举办的培训讲座。对一些独居老人、或者身体行动不太方便的老人来说，掌握一些智能设备和程序的使用技能，在交通出行、购买生活用品、水电燃气缴费以及就医买药等过程中就会获得非常大的便利。除了鼓励老年人参与数字化活动之外，可以开辟专门网络社区，给他们提供个性化的获得社会支持的指导和救济。积极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维护和改善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客观上老年人必然面临身体的衰老以及社会联系能力的衰弱。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容易被边缘化，并由此产生被排斥感和孤独感。强化并发挥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处境，从精神感受上加强其充实感。针对老年人作为孤独感和排斥感的易感群体，有必要创造利老、适老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空间，为老年人营造形式多样的社会支持，并为之创造鼓励和维护的条件。维护老年人的人格尊严，关爱和优待他们，不是建立非对称的依赖、依附关系，更不是强弱、优劣之分的差异关系，而是从维护老年人生活自主意识和行动自由的角度，帮助他们拥有合理有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充分发挥社会关系运行在对其物质及情感支持方面的作用。
最后，国家要鼓励年轻人向老年人开展自下而上的代际数字反哺，在家庭亲情的氛围支持之下，年轻人愉快耐心地向老年人讲解数字设备的操作流程和具体步骤。老年人完全可以适度融入智慧社会，完成基本的智慧化社会事务和人际交往。老年人和年轻人历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年轻人的主要教育社会化内容是在信息时代完成的，而老年人的年轻时期教育社会化内容是在前信息时代完成的。进入信息时代之后，这些老年人的系统教育社会化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实际上，老年人只是缺乏对智能知识和技术上接触和熟悉，但在学习和认知能力上仍然是具有基本条件的。不要把代际之间融入智慧社会的差异引发为“年龄歧视”，它们只是不同时代的差异化群体面对社会变迁时显示出来的适应表现。年龄本身并不是导致融入差异的责任主体。也可以说，年龄不是拉开融入差异的主要因素。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满足他们必要需求的数字设备和程序通常并不是很复杂，大多数老年人经过学习基本上可以完全掌握。只是要操作熟练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定实践经验的积累。老年人通过必要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完全可以克服初期出现的不安、焦灼等情绪。在顺畅使用一些基本智能设备和程序之后，老年人对自己逐渐递升的使用效果评估也会产生更多的便捷愉悦体验，进而加强他们的使用意愿，有助于促进其对换代设备和升级程序的进一步学习。因而，初期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体验特别重要。如果初期体验非常积极，其就会成为一股强化的力量，使得老年人愿意同智能设备打交道，并享受使用智能设备给自己带来的便利。
此外，重视发挥老年人同辈群体的社会学习作用。老年人之间在一起容易相互观察模仿，如果有的老年人使用技能熟练一些，其他老年人就特别容易从中借鉴经验，少走弯路。老年人伙伴之间的使用体会和技巧能够有效化解许多老年人对于智能设备的回避甚至恐惧心理。积极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可以发挥同辈经验传授的榜样作用，帮助其他老年人唤起兴趣、增强信心。在智能技术使用上，老年人由于自身条件的差异客观上存在群体内分化，建立社区老年同辈的学习伙伴关系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能够提升老年人对于智能技术的亲密感和认知水平。许多老年人也愿意将自己良好的使用体验和感受热情传递给同伴群体。使用基本智能设备和程序一定时间之后，很多老年人完全能够应付自如，能够了解和完成整个使用的流程，有明确的使用目标预期。进而，老年人熟悉使用了某一种智能设备，就可以较为便利地将这种使用信心和技能迁移到其他智能设备上，从而可以较快学习掌握好两类设备的具体差异，保有较高的热情去练习新的技能，扩大自己对于智能技术的了解，增强使用的信心。
结语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领了时代变革，智慧社会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社会，智慧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际交往和社会行为是通过智能设备，以非直观的方式在虚拟空间进行和完成的。尽管客观上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老年人也不应当生活在智慧社会之外。让老年人隔绝和完全回避使用智能设备既是对他们的歧视，也是对其权利的不合理剥夺。老年人积极融入智慧社会应当避免一个误区，即并不是借助线上技术“占领”或“覆盖”老年人的全部生活领域。使用线上技术应当只是老年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本质目的是使其适应时代运行方式的变化，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客观上，因为年龄差别，加之教育内容、生活经历和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数字鸿沟，导致“数字化不平等”。
老年群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更容易处于数字化生活的不利地位，改善老年人数字化生活境遇意义重大。互联网线上活动是大势所趋，使用互联网可以促进老年人同亲人的交流、好友的交往，营造较好的归属感，有利于保持社会网络关系，获得积极体验。但使用线上技术不能成为老年人生活的全部，过度的人机互动和使用线上技术同样会对老年人造成不利的影响。线上技术和线下交往要合理搭配，避免过度陷入线上技术而抑制了老年人参与真实生活场景的各项能力。系统化完善技术适应要立足于老年人的认知状况，设计考虑年龄因素导向、满足老年人需要的友好型人机互动系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VZL009）
注释
[1]陈平、王书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相对贫困——基于老龄化的视角》，《经济问题探索》，2022年第10期。
[2]陆琪：《数字技术助力金融服务养老事业》，《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第5期。
[3]康雅琼：《数字社会中欲望的重构与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4]黄雨晴：《中国数字鸿沟的成因与赋权式治理》，《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9期。
[5]李月琳、何鹏飞：《国内技术接受研究：特征、问题与展望》，《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年第1期。
[6]高鹏飞、高向东：《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突破——基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解释框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7]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8]陆杰华、韦晓丹：《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人口研究》，2021年第3期。
[9]张亮：《数字资本主义“流通视域”观照下的反思与批判——数字技术赋能资本流通的加速与重塑》，《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
[10]姜山、蒋潮鑫、任强：《数字融入、社会资本与老年心理健康——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治理研究》，2022年第5期。
Digital Technology for Caring in Aging-Appropria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u Lin
Abstract: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undertaking for the benefit of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In many areas of daily life, older people increasingly need to face, touch and us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services and products derived from it. Older people should and should be able to actively use the advanced achievements of today's society to carry out digital social activities. For older people,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digital life are cognitive anxiety about integrating into digital life, evaluation concerns about digital life applications, and fears about the costs of digital life, all of which require a period of time for them to adapt to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services and products derived from it. In order to build an age-friendly society, we need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digital life of the elderly, actively guiding and regulating the digital capital market,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digital technology learning for the elderly, and encouraging bottom-up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feedbacks from young people to the elderly, so as to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faced by the elderly.
Keywords: age-friendly society, digital technology learning, digital care, state governance
责 编∕张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