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十年的拼搏磨砺，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全部社会经济构成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计民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2012年至今，民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从50%上升至60%以上；2012年到2021年，民企税收占比从48%升至59.6%；2012年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为11.1%，2021年升至15.1%，同期民营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37.6%升至2021年的56%；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总额（1.88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1.75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成为中国顺差的最大贡献者; 2022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所占比重达到50.9%，较上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年度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对我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达到80.8%；2020年，企业研发投入，国企占20%左右，民企占60%左右，外企占20%左右；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国企占20%以上，民企占50%以上，外企占20%多。2022年中国在全球有独角兽企业356家，仅次于美国，其中90%以上是民营企业。
然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过去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这既表现为民营企业投资的减速，也表现为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放缓。2019年，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下降至56.4%。2021年，民间投资占比进一步下降至55.6%。2022年1—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量20125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增量4567亿元，负增长77%，增量投资占贡献率由2021年的77%急剧下降到22.7%；而同期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则快速下滑，由上一年的10.2%急降至3.3%。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首次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明确指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进一步推动民企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任务。
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以后，可以说中国经济已步入新的时期，中国的民企也进入到新的阶段。然而，虽然疫情困扰的压力减轻，但其他影响和束缚民企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同时外部环境的改变又将为民企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为充分发挥民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需要从多方面系统解决影响民企发展的问题，切实为民企发展多维赋能。
（一）为提振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信心赋能。毋庸讳言，未来的一段时间，欲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信心是关键因素，要认清对于中国这样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存并实现协同发展，是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不二选择；偏离市场化的行政举措，将会导致经济活动效率的下降；限制民企的正常投资发展，必将造成社会投资活动的萎缩。同时要看到，无论是稳经济还是稳就业，都必须要遵循经济增长的逻辑，必须要稳企业。千预期、万预期，民企最希望看到和获得的是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稳定政策预期，而最忌讳的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包括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要从法律制度上解决保护民企发展问题，填补影响投资者信心的体制和机制漏洞。
民企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局面，归根结底是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所以如果想让民企继续生存下去并实现更好的发展，最好的呵护就是能在经济活动空间上为民企提供最大的自由度，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和市场监管标准上做到与国企同样的尺度。
要增强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信心，除了政策上亲市场、亲企业家导向必须清晰及持续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致力创造支持企业及企业家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和舆论环境，尤其要警惕舆论场上一些人歪曲解读政策，恶意带节奏，误导公众仇视资本。
（二）为提升民营企业的持续投资能力赋能。不应否认，近年来之所以出现“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现象，既有各地营商环境差异较大，又有一些地方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存在问题的原因，而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缺乏活力又较大程度上压低了全社会整体投资增速。2022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之所以出现超额储蓄现象，很大的原因是由于社会融资需求不振带来超低的储蓄资本转化率。因此，为了尽快恢复和提升中国的整体投资水平，除了要大力提振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信心，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恢复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积极为民营企业持续投资赋能。这一方面需要消除民营企业的投资空间限制或禁忌，另一方面则需要解决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形成的问题，分门别类地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不同的融资渠道和平台，尤其要致力打通中小企业及创新型企业与直接融资市场的联系。而为了提高民营企业投资的有效性，则必须适时完善各行业投资的政策信息图谱，尤其是对一些支柱型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一定要充分体现法治化和市场化的原则。
积极利用海外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融资，应是中国民营企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直接融资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毫不动摇地支持优秀的民企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并通过与海外市场监管部门的积极、有效沟通，及时消除各种不利的障碍，切实保护中国海外上市民企的合法权益，不断拓宽中国民企海外直接融资的平台和渠道。
对在疫情中受影响的民企，要在税收、社保缴付等方面尽可能给予休养生息的空间，以利于民企尽早形成再投资的基础和再投资的能力。
（三）为提升民营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赋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民企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所决定，高质量发展当然也应成为民企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企业的持续涌现、先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升能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为标志的。创新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也离不开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激励和包容。在技术研发投入方面，民企早已成为一支生力军，如去年9月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2022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榜单，在对8602家上年度营业收入5亿元以上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情况研究基础上，形成了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从行业看，研发投入力度最大的前三个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从研发费用看，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1.08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38.58%，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50.16%；同比增长23.14%，增速比全国高8.5个百分点，比全国企业高7.9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则需在民营企业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及资本化方面分别作出更佳的政策制定和市场构建；而为了鼓励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则需要进一步厘清垄断内涵，对因技术创新所形成的独特市场优势或市场壁垒，鼓励更先进的技术创新去改变，而非依靠行政力量去打破。
（四）为提升民营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赋能。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无疑为中国经济的复苏拉开了大幕，而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如何，则取决于内循环及外循环的畅通程度如何。为增强民营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于国内需要系统解决市场分割及供应链效率等问题，进一步提升要素组织及利用效率、产品生产效率、商品流通效率及技术创新市场转化效率，尽快推动民营企业发展跨上新的台阶；而在外循环方面，则要考虑由于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和重构，中国的民营企业出口未来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压力。一方面从事出口的民营企业间应避免出现为争夺同一市场而自相残杀的现象；另一方面更要考虑支持民营企业因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重组而积极在海外进行生产、布局，并能配套地提供金融、法律和技术服务等。
（五）为提升民营企业的风险应对及规避能力赋能。首先应当承认，民营企业是中国经历市场竞争洗礼最充分的市场主体，但同时亦应看到，一些民营企业存在着盲目多元化、忽视流动性管理、习惯以扩充负债做大资产、轻视政策效应、欠缺穿越产业周期意识及能力、通过在灰色地带辗转腾挪获得利益等问题。为使民营企业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的放矢地提高风险应对及规避能力也就成了民企需要面对及切实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要靠创造对各类所有制背景企业平等的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市场监管环境，消除所有制歧视及权力寻租空间，创造促进国企、民企、外企和谐共生的社会经济生态，力求在这个生态中既有参天入云的大树，又要有遮光蔽日的丛林灌木，还要有吸收营养、保护水土的植被草丛。另一方面，行业主管部门及专业机构除了要有针对性地依法加以规范和引导外，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发布行业景气指标及风险变化指标，发布要素配置指引讯号，以引导民企有意识规避行业周期风险及市场调整风险。而从长远看，归根结底还是要建立以风险约束为导向的要素配置制衡机制，充分发挥要素投向及价格作用，励优汰劣，促进企业主动增加风险规避意识和防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