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通过考察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提出以来其内涵经历的三个阶段的演变，可以发现，战略机遇期呈现出内涵是动态的、演变是渐变的、运筹是复合的等特征。当前，关于战略机遇期新判断的背景在于中美关系的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与有效维护。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如何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需要以内为主、内外兼顾，主动塑造战略新机遇；重视美国、均衡其他，塑造对外关系新格局；反对单边、践行多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明确既有优势、直面风险挑战，拓展战略机遇。
【关键词】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 风险挑战 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3.004
【作者简介】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周边外交。主要著作有《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国际冲突的理论与实践》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是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以来，第一次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而是代之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我们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也在不断调整我们对发展环境的判断。如果我们对发展环境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存在战略机遇期，那就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将发生改变。因此，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新表达，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现实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实现条件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主要是确认存在战略机遇期，我们的任务是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2]。从这两次党代会的报告不难看出，战略机遇期内从来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是在这段时期内，党中央判断“机遇大于挑战”。这与这段时期中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有利有关：经济上，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有了更好的制度保障；安全上，2001年的“9·11”事件导致美国的战略中心转移到了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国的全球反恐需要与中国合作；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也需要中国在G20框架下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危机。
第二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这段时期，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理解不断演变，总体上党中央判断我们仍然存在战略机遇期，但存在的挑战更加突出，我们的任务从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到主动应对挑战、塑造战略机遇，特别是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赢得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3]。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战略机遇期的表述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4]。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总体形势提出了新的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5]。总体上看，从2012年到2022年的这十年间，党中央对战略机遇期内涵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了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这与党的十八大之前保持一致；二是党的十八大前对“机遇大于挑战”的认识相对比较明确，但是党的十八大后随着挑战逐步上升，关于挑战与机遇孰大孰小的表述并不明确，如何应对挑战成为把握机遇的关键；三是将我国的战略机遇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联系在一起，战略机遇期不只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与世界总体的大变局有关。
第三阶段，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我们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发生了明显变化，二十年来，我们第一次不再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是依然承认存在新的战略机遇。这主要是因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中国仍占有一定先机，“东升西降”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于我国相对有利。然而，与此同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主要表现为，安全上局部动荡频发，外交上单边主义盛行，经济上保护主义上升，思潮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于中国来说更加特殊的是来自美西方的打压随时可能升级。由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6]。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战略机遇的表述是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国际形势最新的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它区别于前两个阶段的主要表现为：其一，不再单独提战略机遇期，而是提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其二，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源于战略机遇还是存在，但是动荡变革更为突出；其三，对未来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有更为充分的评估。
通过对战略机遇期内涵演变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过去二十多年对战略机遇期理解的演变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是动态的。党的十八大以前，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是以机遇为主、挑战为次；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的这十年间，战略机遇期内机遇仍然存在，但挑战在逐步上升；党的二十大以后，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更加突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虽然字面上没有提“战略机遇期”，但也并没有否定战略机遇期的存在，只是更加强调战略机遇期内挑战性一面。
第二，战略机遇期的演变是渐变的。这种渐变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2002年到2012年，中美关系对战略机遇期的挑战是局部的、限于部分议题领域的，美国对华战略还是以接触战略为重点。随着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逐步升级，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时期全面战略竞争的展开，再到拜登时期进一步延续和加强对华竞争战略，美国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外部市场和机遇，转变为最大的外部挑战；再加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思潮的变化，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
第三，战略机遇期的运筹是复合的。运筹战略机遇期大致经历了从把握、抓住用好战略机遇为主到应对挑战、塑造机遇为主。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对缓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发展获得了制度化的有利环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面临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压力和挑战急剧上升，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国内发展的压力上升，此时，在应对挑战中塑造机遇成为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新认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乃至综合国力差距逐步缩小，中国塑造国际体系和影响国际环境的能力在上升，中国塑造自身发展战略机遇、延续战略机遇期的能力也显著提升。
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期出现的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判断，是党和政府根据新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的理性、科学判断。相对于之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新的判断无疑更加强调风险挑战性的一面，但风险挑战并没有吞噬战略机遇。
第一，中美关系变化导致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调整导致的中美关系变化是中国发展战略环境面对的主要挑战，也极大冲击了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世界市场中的重要作用，也使得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经济体，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的企图，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这就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挑战是可控的。杨光斌教授近期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未来5～10年内，中国依然处于“风险可控的战略机遇期”，其背后的根本逻辑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7]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众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世界市场分工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市场分工的双赢和共生机制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离开世界市场就难以存活，离开中国、与中国脱钩就无法正常发展，甚至其本国民众生活都会受到影响。但同时也正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引起美西方国家的焦虑、失落和恐惧，民粹主义的对华对抗情绪上升并主导其对华政策。
第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多重复杂影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以及其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影响，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是普遍的共识是，大变局首先体现为世界权力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在“东升”层次上，中国的崛起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导致中国影响国际体系的能力在提高，塑造于我有利的战略机遇的能力也在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快速提升，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实力在不断接近。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全产业链优势，并且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突出。[8]再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党的二十大后更加坚强的领导优势及持续稳定的政策优势，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望继续提升，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创造战略机遇的能力也必将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引起了美西方战略上的警惕和疑虑，直至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了对华全面施压和遏制，拜登时期更是联合西方国家集体遏制中国，对中国发展机遇构成了严峻挑战。
第三，有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基本保障。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在加重，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地缘政治的回归、局部动荡持续且有升温趋势，所有这些局势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障碍。然而，当前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无论是美俄之间、还是中美之间，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世界大战难以爆发除了传统因素即核武器巨大杀伤力威慑外，还因为今天的国际社会已经成为高度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世界大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无法获得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胜利者的战争红利。美国也在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加“护栏”，即加强危机管理；在乌克兰危机中避免直接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国际社会的其他力量，即便是美国的同盟国家——欧盟、日本也不愿意陷入可能的世界大战的风险。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实力增强本身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便存在风险挑战，但风险挑战也还是可控的。
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维护和延续战略机遇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国家安全、外交、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作出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在机遇和挑战并存时期获得新的战略机遇、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系统工程。从具体策略上看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内为主、内外兼顾，主动塑造战略新机遇。客观来说，过去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理解，主要着眼于外部世界，强调国际环境，尤其是国际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不断争取优化外部环境依然重要，而客观的环境变化，也需要我们主动适应变化并适时调整我们的发展格局，这就需要以内为主、内外兼顾，主动塑造我们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9]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2023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11]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否定对外开放，而是“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2]。
第二，重视美国、均衡其他，塑造对外关系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13]。所谓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新格局，就是要求我们在认知上真正改变过去过于依赖中美关系的观念，而是将中美关系放在大国关系新格局中加以审视。中美关系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美关系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在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中，我们不能仅仅聚焦中美关系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均衡发展其他双边关系的重要性。[14]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矛盾、美国不断升级对华竞争战略的背景下，如何争取其他力量的支持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获得新的战略机遇的重要支撑。因此，重视美国，同时均衡发展其他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及发展中国家关系，既可以推动中美关系一定程度的回旋，其本身也是中国新战略机遇的重要方面。例如，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主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我们主动塑造对外经贸合作新格局的战略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的实践确实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外领导人互访和在国际多边会议上会晤的安排，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均衡发展的新动向。
第三，反对单边、践行多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近年来，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中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奉行单边主义、拜登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伪多边主义，中国从理念、政策和实践层面旗帜鲜明地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5]。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美西方长期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理念和实践，日益显现出困境，不仅没有治理好其国内的问题，而且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推行的过程中遭遇“水土不服”，反而衍生出更多新的问题，带来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待结构性转型。从全球治理体系看，“发展议程与发展中国家意愿上升为世界主流治理逻辑更增加了中国对外战略话语地位”。[16]中国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文明，日益引起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和参与，中国创立亚投行、提出并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都是重要例证。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维护公平正义，充分尊重和照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中赢得了先机，必将在后疫情时代为中国创造更多新机遇。
第四，明确既有优势、直面风险挑战，拓展战略机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即使与2002年刚开始提出战略机遇期时相比，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动员力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直面风险挑战、进一步拓展战略机遇的重大优势。这一优势既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把握、利用战略机遇期的成果，也是我们进一步拓展新的战略机遇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领导中国开辟新征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我国巨大的政治、制度优势。与西方近年来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上升等乱象相比，我们在政治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优势愈益明显，这种政治优势也必将成为中国拓展新的战略机遇的重要制度保障。
结语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17]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一直是在机遇与挑战的交织中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如前所述，即便是2002～2012年战略机遇期的第一阶段，我们也不是没有遇到挑战，无论是国内的改革还是对外开放，无论是内部治理还是对外交往，挑战一直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对我们的打压从来没有停止，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打压的方式和程度存在差异。因此，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积累了足够丰富的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赢得战略机遇的经验。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对内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经济发展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对外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美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渗透、边境摩擦，在涉台、涉港、涉疆、涉海等问题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上述所有经历都为我们下一阶段应对风险挑战、拓展战略机遇赢得了巨大的经验优势和心理准备。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8]战略目标已经确立，从大战略理论出发，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不断优化的战略手段与既有的总体战略目标匹配，而战略手段的选择直接与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环境评估相关。我们往往习惯于从战略机遇期出发来思考如何通过手段选择实现战略目标，实际上我们还需要从战略目标出发思考如何通过让手段与目标匹配，从而赢得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互调试的进程。因此，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能否拓展战略机遇、延长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的战略选择是否有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进程中的中国角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AGJ001）
注释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4][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人民日报》，2020年7月31日。
[7]杨光斌：《为世界秩序托底的世界市场》，2023年1月3日，http://comment.cfisnet.com/2023/0103/1327152.html。
[8]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如何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2页。
[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4日。
[10][12][13][15][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32、61、62、24页。
[1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人民日报》，2023年2月2日。
[14]方长平：《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6期。
[16]刘伟：《维护并延长对中国发展有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政干部论坛》，2022年第1期。
[17]《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Understanding the Period of Concurrenc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How to Extend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Fang Changping
Abstract: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ggested that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development in which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are concurrent and uncertainties and unforeseen factors are rising. By examining the three stages of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since it was proposed, we can find that it is dynamic in meaning, its evolution is gradual, and the planning is complex. At present, the context of the new judgment on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lies in the changes in China-US relations, the impact of the world's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challenges and effectiv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face of a situation whe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how can we extend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do the following: fir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hape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by focusing on the domestic situation while balanc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econd, shape a new pattern of foreign relations b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lancing it with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rd, uphold international equity and justice by opposing unilateralism and practicing multilateralism; and forth, expan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by identifying existing advantages and address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equity and justice
责 编∕陈璐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