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拜登政府推动美国供应链审查和重塑的深层目标是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遏制或延滞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其具体目标是振兴美国制造业，确保美国自身关键行业供应链安全；推动友岸外包，重塑去中国化的友岸集团供应链；推动垂直一体化生产，重构安全先于效率的美国供应链。主要特征有：以供应链安全为由打破国际分工和工序贸易，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和回流；以价值观和友岸外包为推手，试图重塑去中国化的关键行业供应链；以放大供应链中断风险为由，牺牲部分效率试图推动形成垂直一体化生产供应链。对此，应揭露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自利本质；建立统一战线来分化美国“友岸外包”供应链；中短期内应通过存货、分散来源地、垂直一体化生产提升供应链韧性；中长期内则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创新，以及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来减小供应链中断风险。
【关键词】供应链中断风险 供应链重塑 制造业振兴 友岸外包 垂直一体化生产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3.010
【作者简介】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主要著作有《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下强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分析》《中美贸易再平衡：美元弱势调整与中国显性比较优势》等。
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一个脆弱性难题
推动供应链重塑是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一大核心，他认为，“美国需要韧性、多样性和安全的供应链，以确保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1]。为此，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拜登签署总统行政令来推进供应链安全审查和重塑行动，如签署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第14017号行政令。二是成立特别工作组并要求各行政部门推进美国供应链重塑，如成立供应链中断特别工作组（SCDTF）。三是通过国际会议造势和友岸外包协调来推动供应链重塑，如2022年5月23日，拜登于东京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拜登政府鼓吹的加强“美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直接加剧了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对产业链供应链莫名的危机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3]可见，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已成为全球主要国家重点关注的脆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理清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目标本质和主要特征，以期为中国应对策略的提出提供借鉴。
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目标本质
中美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贸国家，双方理应管控分歧，在竞争中实现“共生共赢”。但是，拜登政府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迷误，把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进行遏制。依据202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和白宫发布的有关美国供应链的诸多报告，可将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目标本质区分为深层目标和具体目标。其中，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深层目标是意图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减少甚至去除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在新兴科技行业内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甚至对抗，遏制或延滞来自中国的竞争挑战。相应地，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具体目标有以下三个层面。
振兴美国制造业，确保美国自身关键行业供应链安全。第一，美国愈加重视政府主导的重振美国制造业计划。早在次贷危机时，奥巴马政府就开始关注并重振美国制造业。2009年，美国曾发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战略报告，旨在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但收效甚微。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分别在2011年、2012年发布《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和《获取先进制造业国内竞争优势》两份报告。2014年10月，美国又出台了《加速美国先进制造业》即《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AMP2.0）和《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2014》等。这些法案聚焦于支持创新、确保人才输送、完善商业环境等，意在支持美国在高端及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全球创新领先地位。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级制造业战略，类似于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201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法案，主张建立关键领域的研究所来聚合产业界、学术界、联邦及地方政府等多个主体，以完善美国创新生态系统。2021年6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提出美国联邦政府应通过增加在关键领域的公共投资来增强美国的新技术实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未来法案》，倡导重点关注多个技术领域并进行投资。总体而言，这些由美国政府主导的振兴美国制造业的计划和法案等，重点旨在通过增加教育和研发投入来提升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第二，拜登政府以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为由积极推进美国供应链重塑。不同于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制造业政策，2021年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讲话”，其中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同年2月24日，拜登签署第14017号行政令，下令对美国制造商依赖进口的六个行业进行为期一年的审查，并对四大类关键产品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提出“美国需要韧性、多样和安全的供应链，以确保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2021年6月，美国白宫发布了基于第14017号行政令的为期100天评估，提出振兴美国制造业，加强美国关键产品的制造能力。2022年2月24日，白宫发布《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令：一年的行动和进展》，该报告指出：“拜登总统从上任之初就把加强关键供应链和振兴美国工业基础作为优先事项”。“拜登总统一直在不懈地关注一项产业战略，以振兴美国制造业基础，加强关键供应链，并使美国工人和企业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4]。上述包括成立供应链中断特别工作组、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和《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在内的行动有助于推动美国制造业和工业实力的历史性复苏，推进美国国内供应链重塑，加强关键行业供应链，并冀望在美国本土制造更多的产品，使得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事实上，2021年6月8日，白宫发布“百日供应链评估”调查报告已明确表示，“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自身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5]。
第三，美国由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入全球产业链转向全面遏制中国高技术行业。2022年4月，《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供应链由将投入从一个阶段转移到下一个阶段的生产商和物流提供商以及制成品分销渠道的参与者组成”，“与过去几十年相比，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相互关联和全球化”，“随着企业移除过剩产能，供应链的韧性降低，这种脆弱性加剧”。[6]因此，需要通过公共部门信息引导和政策制定策略来提升美国供应链的韧性，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中国进入全球供应链不仅得益于运输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而且得益于制度变革，特别是1999年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及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做出的一系列改革。通过这些政策改革，中国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并在一些关键供应链中获得了很强的市场力量。比如，中国生产全球97%的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锭和晶圆，生产全球73%的用于制造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鉴于此，2022年7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520亿美元芯片法案，要求接受美国补助的企业10年内不得扩大对中国高端芯片领域的投资，意图禁锢中国高端芯片10年的发展。由此可见，自诩为高度市场经济运营的美国也开始急于通过政府战略或计划来干预市场、引导行业政策。总体而言，拜登政府意图通过法案、产业支持计划和总统行政令等措施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解决本土制造业空洞化问题，并意图在确保美国自身关键行业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全面遏制中国高技术行业的发展。
推动友岸外包，意图重塑去中国化的友岸集团供应链。第一，美国已由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转向友岸外包以重构供应链。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奉行较为激进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推行的是“单打独斗”式的“美国利益优先”政策，直接喊话跨国公司回归美国本土以期重振美国制造业。而拜登政府施政要务则旨在加强与友邦和盟友的合作，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更强调基于价值观的友岸外包，意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等友岸集团来重构供应链，将中国排除在友岸外包供应链之外。
第二，美国开启IPEF、PGII等友岸外包来重塑供应链。2022年5月23日，美国白宫发布《有关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声明》（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宣称该框架旨在提高印太经济体的韧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公平和竞争力。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这份IPEF声明体现出拜登政府意图推进友岸外包，形成对中国影响力的友岸集团式遏制。拜登政府推动重塑美国供应链的布局，很明显意在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重塑以美国为主导的友岸集团式供应链，形成部分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不过，从产业链供应链来看，IPEF中的国家与中国的契合度很高，贸易量也很大，中国几乎是所有IPEF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不可能形成对中国经贸一边倒的友岸集团式挤出格局。同时，中国需要积极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与更多地区和国家商签更多的自贸区协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对美国构建的友岸集团国家的全覆盖。2022年6月26日，拜登出席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的G7峰会时，宣布正式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拜登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五年内为这一伙伴关系筹集2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到2027年，七国集团将共同筹集约6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将用于包括卫生与健康保障、数字投资计划（Digital Invest Program）、性别平等与公平，以及气候与能源安全等领域。据此，拜登政府试图通过G7在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投资形成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遏制。
202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外包允许牵头企业与可能具有较低生产成本的企业签订合同，这些企业由于用工成本较低或拥有其他优势而降低了生产成本，生产外包能够使美国企业专注于高价值的任务，提升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随着全球联系的增加，供应链的风险也会增加，因为一个国家供应链的中断将影响所有其他国家的关联供应商。[7]为此，拜登政府以确保供应链安全为由，通过召开盟友和伙伴合作会议来推动友岸外包和合作，旨在推进重构友岸集团式供应链，提升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这将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产生较大的冲击。
推动冗余或垂直一体化生产，重构安全先于效率的美国供应链。第一，拜登政府以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增加供应链中断风险为由，推动供应链从准时化或精益生产转向冗余或垂直一体化生产，以保持美国供应链的韧性、多样和安全。从行政部门审查结果出发，美国强调减少四大类产品（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材料、药品与活性药物成分）供应链环节中对中国的依赖，同时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Borochoff指出，全球化通过外包生产降低了消费者成本，也创造了严重依赖中国的更复杂、更脆弱的供应链。[8]Goodwin认为，中国在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中的崛起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关键供应链集中在中国境内和周边地区，这对美国而言风险越来越大。[9]但是，Bulman认为，美国决策者不应将政策建立在高估中国威胁的基础上，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对美国有利，中国不太可能利用供应链中断来获取政治利益。[10]Dallas认为，即使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某个特定环节中拥有大量市场份额，与中国相互依存也不应被误导为供应链脆弱性。[11]白宫表示，企业垂直一体化生产的决定部分取决于在不同市场中交易的成本是否超过内部运营这些活动的成本。如果每个下游企业都是垂直一体化生产（即生产自己的投入），则一些企业可能会受到中断的影响，但其他企业可能仍然能够生产。[12]据此，随着供应链中断变得越来越普遍，私营企业应通过可见性、冗余和灵活性，以及垂直一体化生产来提高其韧性。
第二，美国推动形成垂直一体化生产供应链，使得中美相关行业的产品可能同时存在依存、竞争和脱钩关系。一是在电子、稀土、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玩具、照明等行业，中国已具备完整的上下游生产体系，美国对中国供应链仍然存在极高的依赖性，在短期内无法与中国展开竞争；二是在太阳能电池、大容量电池等行业，中美行业供应链的竞争加剧；三是在信息技术半导体、客机、发动机、能源和农产品等行业，美国很可能通过限制上游零件如芯片等的出口，或通过专利诉讼来对中国发起竞争，导致中国对美国的供应链依存有被中断、脱钩风险。
第三，美国推动垂直一体化生产供应链，使得多边体系下中美在供应链升级中的竞争加剧，但中国已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家间相互依存度也在上升。以美资跨国公司特斯拉为例，2022年4至5月，上海抗击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短期封控举措对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准时化生产、零库存销售模式造成了一定冲击，其生产一度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特斯拉中国出口量也因此大幅下降。由此，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可能引发的中间品进口中断带来的风险，纯电动汽车公司正在走向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寻求将从纯电动汽车必需的芯片到动力电池所需的金属矿物等的生产都掌控在公司自己手里。比如，中国的电动汽车龙头企业比亚迪，已经在汽车和电动汽车生产领域采用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使其成为能同时生产上游投入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和下游最终品电动汽车的企业。直面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决策者正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作出权衡，努力推动垂直一体化生产，增强供应链韧性。
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主要特征
在新冠病毒变异、乌克兰危机升级等复杂形势下，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
以供应链安全为由打破国际分工和工序贸易，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和回流。2022年2月24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一年前，拜登总统签署了关于美国供应链的14017号行政令”，提出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让美国消费者负担得起，加强美国供应链的韧性”。作为全球最大的国别经济体和国别消费市场，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使得区域产业分工“碎片化”，破坏了现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美国在供应链上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措施将迫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化调整，而这种调整并非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合作，因此，将加剧区域产业分工的“碎片化”，造成对现有的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和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破坏。
比如，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根据这项法案，美国政府将提供总计达2800亿美元的补贴，其中一项是为美国半导体企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补贴用于支持芯片的生产和研发；另一项是为科研领域提供约2000亿美元的支持，特别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尖端科技领域。该法案规定从资助之日起的10年内，接受补贴的实体不得参与协议中定义的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他受关注国家在半导体制造能力实质性扩张方面的任何重大交易。美国商务部承诺将优先考虑补贴承诺在未来投资发展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的企业。该项法案实质是美国政府企图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方式提高美国国内的芯片制造产能，同时遏制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但是，这种非市场的行政干预扭曲行为将会严重破坏现有的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同时，囿于美国过高的生产成本，预计此举也将有损美国在高端芯片领域内的国际竞争力。
据此，拜登政府积极推动供应链重塑的特征之一是以供应链安全风险为由，打破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等形成的国际分工和工序贸易，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和回流，重塑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和生产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取代原先的基于利润-成本构建的国际化生产供应链体系。实际上，这种撇开利润-成本性价比，由拜登政府人为推动的供应链重塑，很可能由于缺乏生产效率，将难以实现美国期望加强的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不过，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带来的供应链中断风险确实刺激了拜登政府加快推进供应链重塑的进程。
以价值观和友岸外包为推手，试图重塑去中国化的关键行业供应链。2022年5月23日，美国白宫公布《有关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声明》，宣称该框架旨在为本地区内的合作、稳定、繁荣、发展及和平做出贡献。从产业链供应链来看，IPEF国家和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契合度更高，贸易量也很大，中国几乎是所有印太框架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重要贸易伙伴，但是拜登政府在启动IPEF时却人为地将中国排除在外，还大言不惭对外宣称该框架旨在促进该地区的合作、稳定和繁荣。6月26日，拜登在G7峰会上宣布正式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表示七国集团将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其实质意图是通过增加G7集团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来遏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据此，拜登政府宣扬的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友岸外包打造以美国为首的小集团，如IPEF、PGII和G7等，大力推进重塑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高技术产业供应链，将全球供应链限定在“盟友”范围内，然后按照“价值观”来分割全球供应链，刻意排除享有“世界制造中心”声誉的中国，实质上意在遏制中国发展，人为地撕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由此，拜登政府积极推动供应链重塑的特征之二是以共同价值观和友岸外包为推手，推动全球关键技术行业供应链重塑，将全球关键行业供应链限定在美国“盟友”范围内，如启动IPEF、PGII并提供520亿美元用于补贴半导体企业生产和研发等措施，意图重塑去中国化的关键行业供应链，以期遏制中国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和创新。
以供应链中断风险为由，试图推动冗余或垂直一体化生产供应链。新冠疫情全球反复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造成全球供应短缺、甚至粮食和化肥供应链中断等风险，直接推动了拜登政府试图重塑供应链体系的进程。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基于对美国供应链安全和韧性进行的审查报告，人为放大美国六个关键行业、四大类关键产品供应链面临的中断风险、制造危机感。由此可见，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一方面，是从现实形势出发，试图通过修复自身供应链的脆弱性来提高美国经济的安全与韧性；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拜登政府延续其就任伊始的政策主张，把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旨在推动供应链布局重构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进而增强在同中国对抗中的竞争力。
据此，拜登政府积极推动供应链重塑的特征之三是以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地缘冲突等事件为由放大供应链中断风险，试图推动重构冗余或垂直一体化生产的韧性供应链，取代准时化（Just in Time）或精益（Lean）生产供应链，以牺牲部分效率来提高美国供应链韧性、多样和安全。全球化正在转向区域集团化、甚至本土化，全球围绕精益生产建立起来的供应链，将向韧性供应链体系转型。
主要结论及中国应对
鉴于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讲话”中已把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并且在具体实践中，拜登政府以安全为由、试图牺牲部分效率推动美国供应链重塑，加剧了对中国的摩擦和遏制，而此举也增加了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本文聚焦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目标本质和特征问题，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深层目标是意图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减少甚至去除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在新兴科技行业内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甚至对抗，遏制或延滞来自中国的竞争挑战。具体目标有：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和回流，确保美国自身关键行业供应链安全；推动全球关键技术行业供应链重塑，将其限定在美国“盟友”范围内，意图重塑去中国化的友岸集团式供应链；推动冗余或垂直一体化生产，重构安全先于效率的美国供应链。
第二，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主要特征：其一，以国家安全和生产韧性优先取代基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等形成的国际分工和工序贸易，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和回流；其二，以共同价值观和友岸外包集团化为推手，通过启动IPEF和PGII等小集团，试图重塑去中国化的关键行业供应链；其三，以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地缘冲突等为由放大供应链中断风险，试图推动重构冗余或垂直一体化生产供应链取代准时化或精益生产供应链，以牺牲部分效率增强美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揭露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目标本质，即表象上是为了美国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实质上则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友岸外包推动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重塑，且具体而言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需要、以遏制中国竞争力为目的。在涉及美国切身利益时，即便是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欧盟，美国对其打压也不余遗力。
第二，建立最广泛的经贸统一战线，分化拆解美国鼓吹构建的“友岸外包”集团供应链。比如，拜登政府启动构建的IPEF，其成员方对中美经济竞争也并非呈现一边倒向美国的态势，中国需要利用自身拥有超大规模经济和统一大市场的优势，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同外国商签更多高标准贸易协定，尽可能对美方构建的友岸集团成员方进行全覆盖。
第三，中短期内应对行业供应链中断风险的举措：一是加强与现有供应商之间的供需协调，商签长期的供应协议，增加高端芯片等供应链冗余存货。二是拓展多元化的供应链来源地，寻求构建“友岸供货”供应链。三是推动垂直一体化生产供应链，以牺牲部分效率来换取生产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
第四，针对“卡脖子”供应链问题，我国需要通过中长期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加大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努力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营商环境，培育和塑造国际一流的中国企业品牌，化解产业转移和供应链中断风险。
第五，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来减小供应链中断风险。推动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企业发展，管理好更加不确定、复杂的生产供应链系统，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水平。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双循环格局下中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JJD790013）
注释
[1]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February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4]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A Year of Action and Progres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Capstone-Report-Biden.pdf.
[5]White House,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Jun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6][7][12]White House, "2022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pril,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4/ERP-2022.pdf.
[8]B. Borochoff, "Opening Statement of Commissioner Bob Borochoff," Hearing on "U.S.-China Compet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June 9,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Commissioner_Borochoff_Opening_Statement.pdf.
[9]C. Goodwin, "Opening Statement of Commissioner Carte Goodwin," Hearing on "U.S.-China Compet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June 9,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Commissioner_Goodwin_Opening_Statement.pdf.
[10]D. J. Bulman, "China's Pos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Testimony presen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ne 9,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David_Bulman_Testimony.pdf.
[11]M. P. Dalla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U.S.-China Compet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June 9,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Mark_Dallas_Testimony.pdf.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U.S. Supply Chain Policy and China's Response
Shen Guobing
Abstrac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underlying goal in promoting a review and reshaping of the U.S. supply chain is to reshape a supply chain decoupled from China so as to contain or delay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from China.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are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U.S. manufacturing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U.S. supply chains in key industries, to promote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and reshape a de-Chinaized friendly shore group supply chain, and to foster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 a U.S. supply chain where security comes before efficiency. The main features are: firstly, break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cess trade on the grounds of supply chain security in an attempt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return of U.S. manufacturing; secondly, use values and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reshape the supply chain of key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decoupled from China; third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supply chain at the cost of partial efficiency on the grounds of amplified risk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reveal the self-serving nature of the U.S. supply chain reshaping, establish a united front to divide the U.S. attempt for a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supply chain.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we should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supply chain through inventories, decentralized sourcing, and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we should guide and support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Keyword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risk, supply chain reshaping, revit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责 编∕包 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