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气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一个城市而言，更是如此。绍兴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城市，今天我们理解这种影响，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绍兴文化鲜明的公共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地域局限的一种天下关怀，是一种民胞物与、恫瘝在抱的大义担当，更是一种负芒披苇、不避斧钺、慷慨成仁、舍我其谁的崇高民族气节和韧性价值追求。这种精神和人们常说的“胆剑精神”存在强烈关联，但是并非“胆剑精神”可以囊括。2005年5月1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对于绍兴的文化发展工作提出：“在浙江省的这些城市中，绍兴建城最早，历史名人最多，毛主席就曾讲绍兴是‘鉴湖越台名士乡’。绍兴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可以说，绍兴是浙江的‘罗马’。”
罗马建于公元前753年，是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罗马的思想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文艺复兴在此地迎来高峰，它的建筑、绘画、诗歌、戏剧、散文等艺术成就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被誉为“永恒之城”。“绍兴是浙江的‘罗马’”，这句话突出了绍兴文化的公共价值和整体意义。
从历史的时间轴上看，绍兴大地上的新石器文化、大禹文化、古越文化、名士文化、书法文化、唐诗文化、宋韵文化、革命文化、阳明文化、鲁迅文化等，不仅润泽局部地区，更是整个浙江文化、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诸多重大历史阶段，还成为引领整个民族文化创造、更新的基本动力之一，这充分体现了绍兴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中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经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距今9000年前的嵊州小黄山遗址、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都向人们揭开了古越土地上远古文明的神秘面纱。现有研究表明，绍兴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水稻栽培、民居建筑、舟楫制造、陶器发明、养蚕缫丝、畜禽驯养、水产捕捞等方面的生产水平已经处于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进水平。覆盖浙江中北部的於越文化首创稻作文明、丝绸文明、海洋文明，拥有独特的建筑文明、玉器文明和青铜文明。这些资料完全可以表明，绍兴文化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绍兴文化的“根基”以大禹为代表。这一文化凝聚并光大了英雄时代华夏民族早期记忆中的精神积淀，成为中华文化创制阶段的主要源头。大禹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清晰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大禹精神是中华先民从“原始”走向“文明”历程中的智慧结晶，显示了中华文明曙光初露、云蒸霞蔚的光明气象和宏阔格局，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心目中昌明盛世、仁政理想、英雄人格的无尚高标。作为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最突出的公共精神，大禹精神至今闪耀着灿烂光辉。
越国是浙江先民创建、有较翔实文献记载的中国东南地区第一个诸侯国家，其历史起源于夏代晚期。在公元前6世纪，越君允常拥土称王建立越国。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命大夫范蠡依地势、交通等自然环境确立越国都城，绍兴的城市建设自此开始，其基本格局延续至今。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越地因为远离中原文化政治中心，并历经考验和磨难而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气韵、民俗风尚，诸如性格中的尚武好勇、坚韧不拔、讲求实效等精神特质，这些文化气质在越国强盛时期得到了集中释放和展现，并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落后状态中昂然崛起，为这里发展为中国经济重镇和文化重镇做了充足而长远的精神准备。
魏晋时期，受北方战乱影响，士家大族纷纷向南方迁移，史称“永嘉南渡”。绍兴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使之成为众多北方士族的定居地，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永嘉南渡不仅是一次人口大迁徙，同时也是一场文化大迁徙，中原文化与越地文化深入结合、中原生产生活方式与越人传统相调适。南北文化在此进行交汇融合，绍兴成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大规模融合的熔炉。同时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也对长期以来以儒道思想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玄学思潮和清谈之风应运而生，“今日之会稽，昔日之关中”，绍兴名士辐辏骈集，蔚为一时之盛。王羲之《兰亭集序》正是此时巍然耸立的审美典范和文化丰碑。《兰亭集序》超越了“审美”的价值，以旷达舒朗、不卑不亢的“文人风骨”激荡人心——唤起对生命的热情、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格的坚守，以超凡脱俗的魅力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的支柱性符号。
在大唐盛世，随着南北经济大交流、大融合，中华文化的开阔气象和包容精神激荡着文人墨客的行迹、胸襟和眼光。有唐一代，包括李白、杜甫、骆宾王、卢照邻等在内的，至少有450多位诗人，先后在此壮游或生活，从而开辟了一条从钱塘江出发，经过穿越绍兴的浙东古运河、曹娥江、剡溪、新昌、天姥山，到达天台山，全长近200公里的唐诗之路，为盛世中国留下1500多首脍炙人口的灿烂诗篇，展现了民族文化开拓创新的非凡气概。
宋代，在北方游牧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赵宋政权选择了偏安东南，绍兴以山水之秀、人文之美发挥了陪都角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绍兴云集了公卿大贾、文人墨客、千业百工，和杭州一起在创造和变革生产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推动中华文化臻于历史新境界。
明清时期，一方面封建文化在专制桎梏下盛极而衰，另一方面江南商品经济的兴旺发达又促使新的思想文化不断孕育和衍变。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在继承儒家传统大义的基础上，向内在和个性开掘，引发了儒学的时代性变革。而明末清初奇峰崛起的浙东学派，盛言“学以致用”，主张“工商皆本”，倡导“节用爱民”，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整体转型储备了势能。
近代以来，民族灾难深重，文化危机突现，一大批绍兴志士仁人，走上了毁家纾难、革故鼎新、焕变时风的道路。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周恩来等绍兴籍人士站在时代舞台的中心，肩起了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科学、爱国、进步的闸门。 近代以来，在绍兴这片土地上，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传承。仅以鲁迅为例，毛泽东同志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离开绍兴是无法完整讲述的。
文化一旦具有足够的规模、稳定的结构、复杂的机理，便具有了赓续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正是绍兴文化所呈现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应当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绍兴总能有一批热血儿女志逸四海、搏击浪巅，使绍兴成为中华文化不断飞跃升华的重要创制地、策源地、发祥地。历代绍兴人，在筚路蓝缕、浴血前进的征程中，所铸就的公共文化精神，直接贯通古今，融汇中西，成为中华民族迎接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挑战的文化根底、广阔视野和浩荡气脉。
在新时代的今天，面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历史使命，此刻我们不由再回想起习近平同志当年所提出的“绍兴——罗马”这一时代命题，至今仍发人深省，这既是对绍兴悠久文脉传承的高度赞扬，同时也赋予了绍兴新的时代特质，为绍兴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现代精神动力。循着空灵隽逸的稽山鉴水，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立场，弘扬绍兴精神，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绍兴文化具有的厚重底蕴及其强大生命力，必将在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再谱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