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进入竞争多元化、风险更难预测的“复合竞争”时代，竞争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领域，而高科技创新优势、围绕新科技革命塑造新权力尤其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重心。面对残酷的发展权争夺，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成为常态，规则与话语之争趋热。数字时代国际秩序加速演进，只有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监管与自由、合作与封闭的价值理念和国际机制，才能最终促使数字化转型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 发展 安全 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4.006
【作者简介】唐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网络安全战略与政策。主要著作有《信息革命与国际关系》（参与撰写）、《世界大变局》（参与撰写）、《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系列（参与撰写）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回归、国际格局激荡、全球治理失灵等诸多现象，既是世界变局的表象，又是推动历史加速演进的“变量”。其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作用尤为显著。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牵引，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社会带来了系统性深刻变化，经济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形态演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前所未见的风险。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布局，以使自身能应对变革，抓住契机，把准方向，抢占主动，彼此博弈与较量的烈度与残酷并不亚于传统战争。剖析国际社会对数字化转型下发展与安全的认知和实践，无疑有助于厘清数字时代国际秩序变化的实质和走势。
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劲发展动能
无论是在国家、地区，还是在全球层面，数字化俨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支柱性内容。纵观各国政策，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既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生产效能、破解发展瓶颈、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治理能力和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也以建成数字国家、智能社会作为发展目标，以免错失新一轮科技革命红利。
数字化转型是信息化进程的全新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信息革命，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驱动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化的重大飞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进，以计算机、通信、互联网等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仍在快速发展，因人类应用算力、算法和数据等能力的提升和丰富，其潜能持续被释放和挖掘，在此进程中人类对信息文明终极形态与实现路径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充实。
信息革命发端于数字技术的普及，后者能够把有形物体和无形信息转化为可被计算机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随着计算（机）、存储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信息化、网络化应运而生，越来越多转化为0和1的业务与流程，得以用信息系统来处理，更易于存储、分析、复制和传输，物理世界亦因此可转化为用数字描述的结构性文字，从而更便于人类感知、认识甚至操控。信息化是从业务到数据，数字化是从数据到业务，数字化转型则超越了单纯的数字化，亦非简单的技术转型。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利用技术实现全面数字化，还需要进行组织变革；不仅是对某个行业、企业或组织活动及战略进行数字化改造，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型、甚至是颠覆，是对社会进行的全局性、变革性的全方位改造。数字化转型亦为后续的智能化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是未来智能时代的序章。欧盟在《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战略文件中指出，数字通讯、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和数字企业正在生成越来越多的数据，数字化转型就是要将数据加以整合和利用，“带来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和更高的价值创造水平”，是“一场与工业革命同样根本的变革”。[1]
数字化转型推动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时代，计算、网络、软件、数据无所不在，国与国、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间实现超级互联。依托卫星探测、通信导航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信息处理技术，陆海空天等传统意义的现实空间（包括人体[2]）实现数字化后，与网络空间达到虚实共生。两类空间共同构成“数字空间”且相互映射、叠加和融合，带来了强烈的化合作用，既极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也赋予人类更多应对问题、追求发展的选择和手段。例如，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的智能化综合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既能改造能源、交通、物流等传统设施，更是打通了传统空间的隔阂，实现全面交融，重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为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政府在决策、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亦要作出变革和调整。信息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辅助科学决策，实现治理的精细、精准和高效是大势所趋。
数据驱动经济发展效益显著。得益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人类既实现了生产力革命，也获得了更丰富的生产资料，从最初的信息（IT）产业到电子商务、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从共享经济到平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接连涌现，价值的创造和交换突飞猛进，某种程度上缩短了低水平产业与经济向高水平产业和经济攀升的时间，发展中国家亦获得经济跨越发展和社会加速转型的可能。
数字化带来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对各种线上场景和应用的依赖，预计2018～2025年全球实时数据规模将增长10倍，从5ZB增至51ZB。[3]一方面，数字快速产业化，各种数据及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与资本、劳动和技术比肩的生产要素，数字时代下其重要性更胜；数据的生产、流通、服务和消费形成了全新的资源体系和全价值链条；金融科技、云服务、算法推荐、短视频、知识付费等新行业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5G、大型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充，“互联网﹢”“智能﹢”“智慧﹢”“算法﹢”等应用场景激增，产业数字化迎来了发展高峰，智慧工厂、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农业等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增值效应显著。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中的相关估算，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为38.1万亿美元，规模持续扩张，活力持续释放。其中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7万亿美元（约45.5万亿人民币），GDP占比达39.8%。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总产出扩大至2.4万亿美元，约占当年美国GDP的10.3%。[4]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呈现发展迅速、创新活跃、辐射广泛、影响深入等特点，推动全球经济社会获得更大发展生机，亦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布局，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战略选择，从中寻找提振经济、积聚财富和改善民生的良方。联合国、欧盟等亦开始探索协同绿色和数字化“双转型”，以期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数字技术持续推动生产力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多点、群发式突破态势明显，各学科领域深度交叉融合，迭代创新势头强劲。信息科技领域凭借芯片和元器件、计算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性能计算机等的突飞猛进，推动物理、能量、生命等相关学科进入发展快行道，带来全新的研究方法，酝酿研究范式的颠覆，大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模拟提供的海量数据计算能够发现用传统研究方式很难发现的新规律、新现象，从而推动重大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例如，量子计算机的突破可推动航空、药物设计、新材料研发等多领域实现飞跃式发展；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可筛选数亿种化合物，发现强大新型抗生素；谷歌的Alpha Go将基因序列预测蛋白质三级结构所需时间从数年大幅度缩短到几小时，对生命科学研究、新药研发等意义重大。
信息和数字科技日益成为基础性、渗透性的底层技术，能够破解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技术屏障，例如，先进的传感器等可以解决数据捕捉问题，成熟的量子通信、量子密码、量子互联网等可以解决通信安全问题，DNA存储、边缘计算、人工智能芯片等可以解决数据存储和处理的问题，隐私计算等可以解决数据的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亦加速驱动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和普及程度，包括基础前沿领域在内的科学研究不断向宏观（如深空、深海）、微观（如基本粒子、基因、细胞等）领域深入，数字空间的边界无限拓展、延伸。可以肯定，数字时代下科技领域正发生多域突破、相互融合和交叉创新，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将比前几次科技革命更广泛、更彻底。唯有跟上数字革命的潮流，才能抓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数字化转型丰富安全的内涵
数字技术在带来发展红利和便利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人类的不安全感，究其原因，有技术自身的“双刃剑”效应，有行为主体对转型的不适应，亦源自各国面对数字化转型作出的政策选择。数字化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以及不同行为主体编织、串联起来，数字空间的安全因此体现出泛在性、叠加性、联动性、破坏性等特点，能否维护好这一复杂巨系统的稳定与安全，考验着人类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
安全风险无所不在。首先，数字技术存在固有缺陷，无论是设备，还是软硬件、固件、网络连接等都依托人类编写的代码生产和运行，而代码本身并非尽善尽美，漏洞、隐患等难以彻底避免和清除，为攻击者实施入侵、操纵和破坏提供了入口和路径。其次，随着整个物理世界、人际关系乃至思维转化为机器可识别和处理的数字、信息后，其被复制、修改和操纵的可能也大幅增加，这为逐利的网络犯罪团伙、国家支持的高级黑客组织等窃取敏感和高价值信息、预置后门等提供了便利。智能体、工业控制系统、政府管理流程等的普及，更是扩大了攻击面，埋下诸多安全隐患。最后，攻击手段和技术同步发展，基于人工智能处理芯片的自主网络攻击系统、智能病毒、人工智能黑客等新工具不断翻新。
国际社会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虽获得长足发展，但安全滞后、攻者占优的逻辑却仍未被改写。信息系统越复杂，薄弱环节和脆弱性越大；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高，可被攻击的部位、结点就越多；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程度越高，网络破坏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近年来恶性网络安全事件屡见不鲜，政府机构、学校、医院、能源、水务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成为首选攻击对象，经由虚拟路径实施的攻击开始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现实后果。2015年，乌克兰电网被攻击，140万个家庭无电可用；2016年，黑客通过攻击摄像头等物联网设备入侵域名解析服务商，导致美国出现大面积断网；2017年，“想哭”勒索病毒横扫全球150多个国家，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NHS）几近瘫痪；2021年，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Colonial被攻击，美东部输油“大动脉”被中断；2022年，哥斯达黎加因遭到勒索软件攻击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023年伊始，美国航空管理局空中任务通知系统文件被错误删除，导致全美停飞所有国内出发航班……数字化世界的崩溃易于反掌。鉴于此，将网络视为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和国家优先要务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数据的过度采集和高度集中触发新隐患。数字时代下，数据的汇聚和分析能力成为决定性力量，导致数据被过度收集和挖掘、随意处理和流转，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均面临严重的数据泄露、失窃和滥用风险。个人身份识别信息乃至生活涉及的各种数据（如位置信息、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宗教信仰等）都成为“公开的秘密”和“商品”，让渡甚至牺牲隐私以换取服务俨然成为“必选项”。数据泄露量居高不下催生出庞大的地下数据产业链。针对深度学习型人工智能，不法分子可通过数据投毒、标签操纵、样本修改等形式实施算法攻击，致使自动驾驶、工业控制等智能系统作出危害公共安全的错误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巨量社会性数据还具备极高的情报价值，成为分析预测目标国家政策的利器。例如，通过收集和分析有关物流、中介、金融、人口资源、天文气象、医疗和生物等巨量数据，目标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等可被整体掌握；再如，智慧城市的交通管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等数据、联网医疗设备和生物终端等个人医疗数据及基因信息等，也成为被窥探和攫取的重要信息。例如，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利用社交媒体、智能手机数据、开源地图和卫星图像等开源数据，多次精准预测了俄军动向。
科技巨头和平台垄断着数字时代的通货——数据，其创造的技术、服务和应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由此积累了巨额财富。2020年，苹果、微软、亚马逊、字母表（谷歌母公司）、Meta、特斯拉和英伟达等美国科技巨头增长的总市值可以匹敌全球GDP第四的德国。然而，技术本身并不中立，资本逐利的本质亦未改变。对数字化水平不高的国家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跨国数字巨头觊觎其数据，给其带来抢夺市场、削弱产业、盘剥利润等威胁。对美国自身而言，数字平台塑造信息、干扰和影响民主政治辩论的力量令人担忧，其可通过算法创造“过滤气泡”，放大或埋没特定声音和言论，影响甚至支配用户的政治观点，最终有意无意地左右选举。“数字平台集中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像放在桌子上一把上了膛的武器”，[5]平台治理倍受关注。
信息操纵危害增大。万物皆可数字化和控制，这带来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的升级换代。在信息大潮裹挟下，“同一事实，不同表述”导致真相、公信成为稀缺，人们对真实的追求越来越让位于情感诉求和个体观念，网络的扁平化、高速化提升了错误信息传播和极端情绪传导的效果，极化现象蔓延。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推高虚假信息的制作水平和传播效果，舆论操纵的手段更为隐蔽和不可控，增大了认知域的塑造和反塑造的复杂程度。
2016年，剑桥分析丑闻暴露了通过数据分析全面画像、精准投放进而操纵思想的巨大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都弥漫着舆论被操纵、社会被割裂的阴影。集成社交平台、自主代理、算法和大数据各功能的计算宣传大行其道，参与各种重大事件，成为政治和公共外交等领域重要的工具。社交机器人通过模拟真人在各平台上设置议题、挑动情绪、散布信息和组织动员，深度伪造技术以及风头正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和DALL-E），可篡改文字、图像和音视频、甚至可以“无中生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网络司令部等成立专门行动小组来对抗干扰和破坏选举的“巨魔部队”，还加紧研发结合算法生成内容、个性化目标锁定和密集信息传播的“影响力机器”，以大数据分析形成目标画像，据此定制内容并精准投放，通过操纵国内国际舆论和设置议题，兵不血刃地达到从内部腐蚀、渗透、影响和颠覆，从外部抹黑、围堵和封杀的政治目的。
数字空间军备竞赛激化。信息革命引发了全新的军事变革，信息网络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作战手段、作战方式，成为“完美武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生成的各种数据和信息成为感知和掌控态势的主要渠道，而利用数字设备和网络的漏洞开发网络武器，预置攻击平台、预留作战通道也成为惯常的作战手法。2013年斯诺·登、2016年黑客组织“影子经纪人”、2017年维基解密等先后曝光了美国囤积和部署的大量网络武器，其网络侦查范围之广、部署时间之长、破坏程度之大令人咋舌。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手握的蜂巢、量子攻击及“酸狐狸”等主战网络武器，或可远程控制全球范围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和商业企业，必要时使其致瘫；或植入重要信息系统向其传送情报；或瞄准人口、医疗卫生、教育科研、军事国防、航空航天、社会管理、交通管理和基础设施等各种数据。美国国家安全局专属的大数据汇总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工具系统“无界线人”终端截屏显示，其在30天之内即可窃取940亿全球互联网数据和1240亿条电话记录。
数字空间日趋军事化的最大危害，在于它模糊了战时和平时、军用与民用、战场内外的界线，极易掩盖战争本身的暴力和血腥。作战部门将更多假借战场准备的名义，把数字社会的数据、资产、关系都纳入侦察视野和行动范围，挑战战争手段正义以及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智能化浪潮下，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步伐加快，类似美军“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等全新平台将贯通各空间和领域、打破军种界限，整合所有能力，通过全时空侦察感知和高效迅速的智能决策大幅提升作战效能。致命性自主武器，杀人机器人等越来越多地部署到实战中，既将从根本上打破战场力量平衡，也会因算法偏见、计算错误以及“人在回路外”的机器完全自主开火等导致误伤、误判，从而增加意外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爆发的风险。认知战则将获取“制信息权”推向掌握“制脑权”，通过瓦解和夺取人、组织和国家的意志、观念、心理和思维赢得胜利。
权力竞争和国际秩序构建呈现新维度
韩国统一研究院发布《2023年韩半岛年度局势展望》报告，指出全球已从单一领域的竞争，进入竞争多元化、风险更难预测的“复合竞争”时代，竞争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领域。权力逻辑在国家间博弈中愈发明显，西方与非西方的秩序观渐行渐远。数字化转型对国家和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和改造，更是推升了数字空间的“复合竞争”。
发展权的争夺更为残酷。数字化转型是向智能文明进阶的必经之道，错失此轮数字革命的国家将彻底被智能时代边缘化，只能被迫始终附庸于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顶端的国家。美国要维护霸主地位，欧盟要夺回包括技术主权和数字主权在内的战略自主，中国提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英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及新加坡等国亦不甘落后，期望在数字高价值链条中抢占一席之地，高新科技的赛道空前拥挤。技术权力、数字权力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国际政治进入“技术政治时代”[6]，争夺高科技创新优势、围绕新科技革命塑造新权力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重心。
2022年，美国拜登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技术对于当下地缘政治竞争、未来国家安全、经济与民主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决定性十年”中，美国将通过“投资实力”确保大国竞争优势，“竞赢”（outcompete）战略对手。其中包括投资半导体、先进计算、通信技术等关键和新兴技术，并提升网络、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技术转化为战场部署能力的速度和效率。美国将关键和新兴技术、数字产业的发展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和战略优先事项，通过战略、计划、立法等行政手段而非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去引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同时动用全政府之力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势头，挤压其生存空间。美国发起的全球“去华为5G”行动和“芯片战争”足以暴露其担心被赶超的焦虑。欧盟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自主塑造“数字未来”，摆脱自身在数字经济、数字科技领域相对落后的地位，拓展在中美竞争中的战略自主空间。从《欧洲数据战略》《欧洲芯片法案》等可以看出，欧盟也将发展聚焦于数据增值和赋能、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等方面，但其内部协调性不足、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政策执行力和行动力明显滞后。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技术低、人才少、产业弱等先天不足成为其抓住跨跃式发展机遇的最大障碍。“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在将数据转化为价值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原始数据需要被收集、分析和处理成数字智能，才能用于商业或社会目的，从而产生价值。原始数据与将其转化为数字智能的能力缺一不可。但现实是，数据及相关价值的获取集中在几个全球性的数字企业和其他控制数据的跨国企业中。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沦为全球数字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方，要想获得数字智能则必须付费，哪怕这些智能来自于其自己提供的数据。[7]在数字化转型加速期，科技的发展拉大了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早在2018年，前谷歌CEO李开复就断言“人工智能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灭顶之灾”[8]，随着处于数字价值链中上游的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数字保护政策、筑高科技壁垒，掌握着核心数字技术的强国与科技巨头成为信息资源和数字化世界的实际操控者，数字权力“金字塔”结构将日趋固化，“金字塔”底层国家将沦为“数字殖民地”。
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成为常态。发展的紧迫带来了安全的焦虑，数字竞赛的残酷亦驱使越来越多国家从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战略优势的角度考量数字化转型涉及的各类问题，“国家安全”尤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稳固数字优势的惯用托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在5G领域的全面“去中国化”。以华为5G设备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美国通过立法彻底清除华为、中兴等5G设备在美国国内的部署，同时竭力在全球推销其所谓的“5G清洁路径”和“电信网络和服务的安全性和信任标准”。实质上，美国此举盖因中国5G技术的超前发展让其深感不安和不可接受，正如美国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所言，5G不是简单的通信网络技术，而是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美国依赖中国5G技术不仅会带来安全隐患，更会让美国丧失5G带动的下一代产业发展的机会。[9]随后，美国的做法从5G领域向整个数字领域蔓延，提出了“清洁网络计划”，对中国科技打击范围从5G延伸到运营商、应用程序、应用商店、云服务和光缆等五个维度，涵盖数字基础设施、供应链和平台服务等整个数字空间。为了维护数字安全，美国集结制裁、出口管制、长臂管辖、外交等综合性举措，针对TikTok、大疆及一众中国人工智能、航空等高科技企业发起严苛的安全审查、投资限制和法律程序。“五眼联盟”的其他国家、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紧随其后。例如，欧洲芯片法案提出要建立“芯片外交”机制，寻求与理念相近的战略伙伴合作，加强在强化供应链安全、应对断链、芯片原料及第三国出口管制等领域的对话协调。过度安全化导致全球数字空间碎片化，高度全球化的数字供应链被打乱，信息流动和数据共享的效率深受影响，数据孤岛增多。
美国一直鼓吹，中美间战略竞争的本质是民主与威权的对抗，[10]作为民主国家的旗手，其必须确保“以服务人民、保护利益和维护民主价值观的方式使用技术”[11]。民主价值观成为美国巩固其最有价值资产——盟友的黏合剂，以此不断游说、利诱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友好国家，加大意识形态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塑造力。泛意识形态协助美国“复活”集团政治，美国打着反对数字时代专制和威权的幌子，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倡议”（AUKUS）以及各种“2﹢2”对话等加强机制化协同，在大西洋、亚太地区构建起“跨大西洋智能联盟”、量子技术联盟、半导体联盟等排他性的封闭式联盟，筑起“小院高墙”，大搞“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以达到其基于意识形态的科技供应链体系构建，把持创新垄断权、资源控制权和空间主导权，最终赢得战略竞争的目的。数字空间的泛意识形态化，加剧了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对立，破坏了全球技术信任体系，更进一步固化了西方主导的高科技体系的“分层金字塔”结构。科技产品供应商将因意识形态被打上不同的政治标签，被划分在不同安全信任等级；分层供应链导致某些厂商、技术、产品和服务只能在同一层级网络内流动，层与层流动变得困难，跨越多层流动更是基本被隔绝。由此，美国得以完全把控技术霸权。
规则与标准之争趋于白热化。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和力度远超人们预期，传统的政策工具、伦理规范和治理机制等明显落后。数字空间行为失范、治理失灵的问题日渐突出，一定程度上也为各国争夺数字时代话语主导权提供了机会。各国间的博弈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标准制定权的争夺。技术标准与协议对于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决定数字化未来关键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美国看来，美及其盟友创建了一套支撑全球的行业标准，但新兴技术标准仍有大量空白，而中俄等国则在新一代互联网协议、下一代通信技术、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领域挑战西方国家。美国主导的“技术联盟”通过先声夺人、加强协同、改革技术标准组织投票等方式，联手控制高科技国际技术规范和原则的制定。例如，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等均将设计、研发、治理和使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规则、规范和标准作为核心任务之一，号称要制订“符合技术、赢得信任、反映价值观的标准”，促进公平和健康竞争等，排斥、否定不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欧盟发布的《欧洲标准化战略2030》对标《中国标准2035》，以确保欧洲“不能只是标准接受者，还需要成为标准制定者”[12]。
二是规则主导权的争夺。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商学院教授Matthew J. Slaughter等人提出“数据即权力”，称与全球经济的其他要素相比，数据与权力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为数据拥有者提供难以置信的优势。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地缘政治实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数据访问规则的制定，如果美国不塑造数据时代的新规则，那么其他国家将会这样做。[13]拜登政府把网络和数字政策视为外交的“下一个前线”，国务院新成立的网络空间与数字政策局集中在国际网络安全、数字政策和线上人权三大领域发力，通过G7、印太经济框架（IPEF）及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主导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和供应链安全等领域规则，发动企业、智库、NGO和技术社群等多利益相关方力量，在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OEWG）等平台展开游说。相比之下，欧盟则通过区域内立法塑造国际规则，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连同正在讨论中的《人工智能法》等来规范针对欧盟各主体的数据活动，并将其努力推广为国际行为准则和全球科技规范。德日在担任G20轮值国期间也急欲彰显其在数据领域的规则引领作用，如当时日本推出的“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体系”（DFFT）就成为国际相关讨论的焦点。印度也期望发挥2023年G20主场优势，围绕“为了发展的数据”主题施加更多影响。
三是数字理念的争夺。不能否认，中美两国围绕数字未来的发展与治理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和模式。2022年4月，美国拉拢60余国发表“未来互联网宣言”，呼吁在全球构建“一个开放、自由、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通过假借高举网络空间道义旗帜凝聚共识，“发出一个声音”，使数字转型和技术发展符合其输出、兜售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念。与之截然不同，中国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框架下[14]，提出了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的愿景，主张尊重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和构建良好秩序，既遵循了数字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客观规律，也体现了数字大国携手全人类共同迈向信息文明的使命意识。事实上，各国数字化转型阶段不同、着力方向各异，治理理念和路径也集合了自身国情和社情，数字空间治理并不存在“万能药”式的方案，谁的理念和模式更能代表历史潮流，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谁才能成为引领数字未来的主要力量。
结语
国际秩序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整体性安排，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价值规范及国际问题的治理路径。数字化转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领先地位仍旧存在，其发展头部地位反而因数字化、智能化的加持而不断强化。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发展焦虑，亟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找到振兴或崛起的正确方向和路径，占据有利地位，免于被时代抛弃。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本身带来的安全忧虑、国际博弈加剧带来的信任赤字以及旧国际机制不适应带来的治理失效等问题叠加共振，给国家博弈、尤其是大国竞争添加了更多冷战色彩。追求自身发展而罔顾他国利益的发展观、信奉双重标准，甚至以牺牲他国安全来实现自身安全的安全观、以价值观搭建小圈子划定规则的治理观，等等，都是冷战时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贻害，有悖于数字化、智能化本身的属性和规律。联合国正在加快“全球数字契约”的制定进程，督促各方围绕避免互联网碎片化、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应对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议题深入探讨，以期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开放、自由和安全的数字未来而制定共同原则，为数字未来发展提供关键的基本原则。数字时代的国际秩序仍在演进，而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监管与自由、合作与封闭的国际机制，才是最终促使数字化转型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注释
[1]European Commission, "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 19 Feb. 2020,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shaping-europe-digital-future_en.
[2]例如，生物信息学的诞生和生物黑客的出现，人类可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改造生命、延长寿命，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可以探索人脑，设计和创造与人类共栖以提供药物的新物种等。
[3]"Global Datasphere Real Time Data Total Size Worldwide from 2010 to 2025," 18 Jan. 2023,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49144/worldwide-global-datapshere-real-time-data-annual-size/。ZB（zettabyte）表示泽字节，计算机存储容量单位，即大约一万亿GB。
[4]T. Highfill and C. Surfield, "New and Revised Statistics of the U.S. Digital Economy, 2005–2021," Nov. 2022, 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2022-11/new-and-revised-statistics-of-the-us-digital-economy-2005-2021.pdf.
[5]F. Fukuyama; A. Goel and B. Richman,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21.
[6]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
[7]《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2021年9月29日，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1_overview_ch.pdf。
[8]《李开复：人工智能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灭顶之灾》，2018年9月18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09-18/doc-ifxeuwwr5419296.shtml。
[9]W. Barr, "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 6 Feb. 2020,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0206_Keynote_Address_William_Barr.pdf.
[10]"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11]A. J. Blinken,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NSCAI)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y Summit," 13 Jul.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t-the-national-security-commiss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s-nscai-global-emerging-technology-summit/.
[12]"New Approach to Enable Global Leadership of EU Standards Promoting Values and a Resilient, Green and Digital Single Market," 2 Feb.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661.
[13]M. J. Slaughter and D. H. McCormick, "Data is Power," Foreign Affairs, 19 Apr. 2021.
[14]《〈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全文）》，2022年11月7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32898/1732898.htm。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Observing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ang Lan
Abstract: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complex competition" with diversified competition and unpredictable risks, and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covers almost all fields. The advantages of high-tech innov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power around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face of the brutal competition for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pan-securitization and pan-ideologization have become the normal,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rules and discours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A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digital era accelerates its evolution, only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that effectively balanc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regulation and freedom, and cooperation and closure can finally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 key force to restructure global factor resources, reshape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hange the global competition landscape.
Keywor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