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翻身是以“文化觉醒”推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文化小康是以“文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文化强国是以“文化自信”凝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当前，中国文化治理正从文化小康迈向文化强国的新阶段新维度，需要巩固文化自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深化文化改革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传播能力，从而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水平。
【关键词】文化小康 文化强国 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只有回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文化治理历程，明晰党的文化治理初心，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担当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现代化、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水平。
党的文化治理经验与策略来源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首先是文化翻身，即以“文化觉醒”推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西方文化也向东方世界蔓延渗透。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经济政治的落后撕裂了文化的先进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体用之争”实际上是文化弱势国家关于本国文化“先进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协调之争。梁漱溟先生最先发出“中国文化翻身”的时代呐喊，但由于传统文人视野具有局限性，因此并非“文化翻身”的现实途径。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文化翻身”与“人民解放”是统一的，必须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文化革命”，通过“政治翻身”实现“文化翻身”，因而中国文化治理进程与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本质联系。无产阶级文化语境下，“文化翻身”是用劳动者的阶级意识推动自身文化主体意识觉醒，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精神解放”。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浪潮中，中华文化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跃迁，而人民群众也通过中华文化实现了从“依附”到“独立”的历史转变。完成了“文化觉醒”的人民群众就会自己解放自己，中国人民将自觉意识到身上肩负的民族复兴使命。
其次是文化小康，即以“文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我国落后的文化生产与建设高度现代文明国家的要求之间的现实矛盾，革命政党的理论化与人民群众的知识化迫在眉睫，以文化主体重构和文化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文化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治理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前，党领导文化工作侧重于文化主体重构，其目的在于扭转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文化，探索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但正是由于经济文化生产基础薄弱和新生政权尚需巩固，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计划模式以公共文化事业代替文化产业实现文化教育的进步与平等。改革开放后，党领导文化工作侧重于文化体制改革。一方面，党和政府继续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实现“文化扶贫”，致力于实现“文化共同富裕”，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另一方面，文化市场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而被深度激活，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深化文化体制革新，合理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以满足群众更高质量的个性化的文化需求。“文化小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的创新性探索。
最后是文化强国，即以“文化自信”凝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强起来”是中华民族百年夙愿，实现文化崛起、成为文化强国始终是党的文化治理的逻辑主线。历史上，文明古国的起落兴衰证明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复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文化小康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方案为维护公平正义国际交往环境和国际秩序、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作出了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前进动力，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开拓了新路径。
巩固文化自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这一要求为我们指明了文化治理的基本原则。首先，要立足中国实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不是盲目崇拜和“复刻”传统文化，而是要结合当下时代的发展主题以及社会现实需求。对于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不言而喻，但要坚决抵制无限拔高、夸大其词，避免成为文化自负，与建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背道而驰。创新性发展要在实践中把握“返本”与“开新”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统一于人民物质生活实践，应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切实增强群众思想创造活力和文化实践能力。
其次，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继承革命文化，一是要深入挖掘革命文化资源。革命文化资源集中体现了党在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对重塑国民信仰具有重要价值。革命文化资源整理与保存工作要依靠行政力量以及研究单位的合力，调动更多的人力、财力，能够辐射全国地区，突破单一社会主体的影响范围。二是发挥革命文化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作用。面对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虚构历史、编造谎言来丑化污蔑革命领袖和英雄，应以革命文化思想武器筑牢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防波堤”。弘扬革命文化，要从“时、度、效”三个维度精做深为、提升实效。“时”就是充分利用国家的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来宣扬革命精神激发群众学习革命精神的热情。“度”就是要适应当前群众精神需求，尽量做到叙事通俗易懂、贴近人民生活。“效”就是切实增强群众对革命文化的认同感，满足群众精神之需，破解群众思想之惑，让革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最后，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穿于文化治理始终，需要围绕主体和动力两个维度整体推进、系统建设。在主体层面：将人民视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应继续加强文化资源共享、文化服务均等化，同时注重组织和鼓舞农民、工人等各社会群体参与文化建设，通过民办公助的形式支持群众自办文化，积极摸索契合基层特点和群众需求的文化服务新模式。在动力层面：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时俱进必须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创造性回答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以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课题。应破除一切束缚群众创造性发挥的体制、观念，创新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发展方式，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同科技创新、治理创新结合起来，健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建立思想理论研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网络文化建设等方面深层次、宽领域的联合共建机制，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内生动力。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
当前，我国文化供给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结构性差异和地区性差距，因此深化文化改革应突出文化“供给侧”改革，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一方面，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问题已不再是“缺不缺、够不够”，而是转化为“精不精、好不好”。求“精”，就是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明确公益性的价值导向，降低人民群众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费用，还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因此，文化服务单位应“主动出击”，照顾人口稀散的偏远地区，以流动服务突破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求“好”，就是要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因此，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针对文化投入不平衡问题，需要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项目，加强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统筹数字文化建设，借助“互联网+”，构建互联互通的公益数字信息服务平台，提升现代文化传播能力，是弥合文化发展和服务差距的有效技术手段；根据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原则，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促进文化志愿服务，弥补政府主导的盲点与缺陷。
繁荣文化产业体系，必须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一是高效发挥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市场机制融入文化生产领域，各类文化市场要素都会受到市场规律作用，各类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价格涨落自行安排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的资源流向。进一步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前提下转企改制，引入以结果为导向的市场手段；行政部门做好规则的建立者和监督者，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为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保障市场机制高效运转创造前提条件。二是健全文化市场支撑体系。市场机制并不能“包治百病”，价格机制不能自发解决非盈利的公共文化领域的漠视；竞争机制可能产生行业垄断导致供给单一；供求机制不能避免由资本投机引发的资源浪费情况。因此，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既要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也要着力填补市场支撑体系上的短板，为构建稳定规范的文化市场提供有效保障。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坚定文化自信不是简单的“返本”即传统文化的“再版”，也不是盲目推崇西方主义即简单地拿西方标准改造、裁剪自身文明，“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面对以市场机制为载体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我国存在的严重文化赤字，以及西方通过构筑国际文化标准制约中国文化认知与表达的现状，一方面要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在技术形式上，加快媒介资源、技术手段、平台终端、管理方式的整合与融通，推进一体化发展；在体制机制上，构建内宣外宣协同联动机制，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协调内宣外宣资源、任务，凝结各方力量，提高整体宣传能力；着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一支对外传播旗舰媒体队伍，着力提升其对外话语表达和舆论斗争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文化内容上根据我们的文化特色，更加全面系统地以国际化的文化诠释方式来增强文化认同和共鸣，让世界不仅仅知道“舌尖上的中国”，更要使“学术中国”“文化中国”为人们所熟知。习近平总书记深耕睦邻之交，提出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做实外交顶层设计，体现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传统理念。我们应该以此为指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框架下，继续深化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拓展工程、中外思想交流与传播能力建设工程，搭建一系列中华文化国际化平台，以极大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分别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2021BDJ004）的阶段性成果；2022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孔繁森精神研究专项“孔繁森文艺作品中‘人民性’探究”（2022-ZXKY-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韩拓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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