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新时代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是落实共同富裕重大战略部署题中应有之义，可以为全国和各区域内评价共同富裕程度、明晰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难点，提供晴雨表和预警器。本文在系统回顾共同富裕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共同性”和“富裕性”为一级指标、以现阶段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探索为基础开发二级和三级指标，综合熵权法与专家咨询法为各指标赋权，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分析了2010年以来我国共同富裕程度的变化趋势以及当前省际差异。
关键词:共同富裕 指标体系 高质量发展 省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共同富裕提供衡量标准，是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共同富裕重大战略部署的应有之义。
构建新时代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原则
构建新时代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各维度指标衡量现阶段我国共同富裕现状，对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及区域差异等进行客观可比的评价。二是明晰达成共同富裕存在的主要问题，使其成为评价共同富裕程度的预警器和晴雨表，助力全国层面和各地区明确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因素。三是通过指标设置，引导各地建设共同富裕区域，并在各层次实现建设效果的监测评估，为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指明方向。
新时代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需与共同富裕内涵相契合。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而在指标体系构建时，需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共同”中包容“差异性”。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同等富裕、同步富裕，而是普遍富裕上的差别富裕，要允许并认可不同人群和区域的富裕水平在一段时期内存在时序差别，发挥合理的收入差距对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在选择指标时，既要体现“共同性”，又要体现“差异性”，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
二是“富裕”中体现“全面性”。“富裕”代表了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生活丰裕的程度，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同发展的高级状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高度协调的状态。因此，在设定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时，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任何一个领域滞后，都会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三是注重“统一性”，力求“简洁性”。复杂的指标体系看似科学，却忽视了指标重复性和相互关联的机理，造成部分指标的作用因素过大，或重点不突出，反而使评估结果失真。应从全国视域衡量共同富裕程度，各指标层次需相互独立，指标数量力戒“多多益善”，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和冗余信息问题。个别地区的评价标准相对“碎片”，不利于全国不同地区、城乡、人群的统一衡量。
四是遵循“通用性”，彰显“中国化”。中国与世界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评估我国的共同富裕进程，不仅评价指标的来源要权威、准确、可操作、无歧义，而且要彰显中国特色，因此，本研究主要选取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指标，既不能过时，也不能超前。
新时代共同富裕指标的遴选和数据来源
充分考虑共同富裕内涵与指标设置原则，结合相关研究启示，本研究将共同富裕评价指标分为三级（表1）。其中，一级指标为“共同性”与“富裕性”；二级指标为“共同性”与“富裕性”的具体阐释。“共同性”包括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人群差异。“富裕性”分为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三大维度。每个维度指标数量相对均衡、有所侧重。
“共同性”方面共4个三级指标。城乡差异用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操作化；区域差异用区域人均收入极差测量；人群差异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和基尼系数衡量。
“富裕性”方面共14个三级指标。经济发展维度主要体现物质、精神及公共服务情况，共计8个指标。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和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居民物质生活程度；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主要反映教育、医疗、养老等制约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三大主要矛盾，互联网普及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生活便捷程度。
政治文化维度主要体现政治文化水平，共计3个指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主要反映文化产业发展程度，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精神需求的满足情况，每万人拥有登记社会组织数体现社会参与活跃度。
生态环境维度主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共计3个指标。主要包括能源能耗（单位GDP能耗）、碳排放（单位GDP碳排放）、水环境（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乡占比例）等。
为保障指标体系的数据质量，本研究的数据皆来自于权威统计数据，如国家统计局官网、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公开数据资料。个别指标尚无直接数据来源，需要通过全国性调查数据进行测算。例如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指标，由于不同学者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和操作化有所差异，所以该指标数据来源并不一致。但该指标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故本文结合以往相关研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计算得到该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受制于数据可获得性，在全国与分省数据收集过程中部分指标略有差异。如分省指标中将互联网普及率替换为移动电话普及率，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替换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替换为文盲率，养老保险参保率替换为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同时刨除区域人均收入极值、基尼系数等反应全国性区域差异的指标。
新时代共同富裕指标的权重测算和指数合成
现有研究中关于指标赋权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综合赋权。主观赋权法主要依据专家的知识经验，对各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比较，直接分配权重或构造出判断矩阵来计算权重。客观赋权法是基于一定的数学理论，在对指标实际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可以保证权重的绝对客观性，主要包括熵权（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等。综合赋权法是基于主、客观赋权法各自的优势，将两者所得的权重进行综合集成，或根据一种权重对另一种权重进行部分修正（毛锦凰，2021）。为确保指标体系赋权科学性，对于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采取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进行赋权，此后辅之以德尔菲法对权重进行微调，以提高权重的适用性。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其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其依据的原理是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小，所反映的信息量也越少，其对应的权值也应该越低。为此，本研究采用相关计算公式，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每个指标的熵权（具体步骤略）。
然而，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主要是基于数据导向，根据数据信息差异化程度赋权。为进一步提高指标权重科学性，本研究辅之以德尔菲法选取10位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对指标权重进行调整完善。专家选取标准为：经济社会领域权威专家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或为行政职级在副处级及以上；愿意参与本研究；能保证在课题研究的时间内参与咨询。通过对10位专家进行咨询，我们获取了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评分情况及修改意见，综合专家意见后，对评价指标进一步筛选和整理，得出指标体系最终权重（表1）。
由于每个指标量纲、经济意义以及对总目标的作用方向并不相同，不具有可比性，须对每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消除指标量纲影响。主要采取极值法消除量纲，用每一变量值减去该变量最小值后除以该变量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极值法得到的无量纲化结果均分布于区间（0，1）内。之后，运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各个维度的指数，分别形成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文化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通过四大维度指数，最终加权求和得到公共富裕最终指数（具体公式和计算过程略）。
当前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测量与分析
我国共同富裕现状及变化趋势
运用以上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代入2010年至2019年的有关数据进行测算，发现：2010年以来，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呈稳步提升态势，共同富裕指数从2010年的0.269上升到2019年的0.557。在富裕性方面，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逐步提升，富裕性指数从2010年的0.02提高至2019年的0.393。在共同性方面，指数表现为总体平稳态势，近年来城乡差距持续缩小，但人群和区域差距值得进一步关注。
本文基于2010—2019年数据，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线性、对数等趋势性预测，使其符合数据趋势与客观实际，对2025年和2035年共同富裕指数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20—2035年间我国共同富裕指数呈现平稳增长趋势（表2）。富裕性指数稳步上升，但相比于2010—2020年间增长速度稍有放缓。共同性指数不断提高，预计2025—2035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人群差距持续缩小。
客观看待共同富裕的省际差异
本文运用该指标体系对2019年我国各个省份共同富裕程度的进行测算，发现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存在省际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总体差异较大。表3数据显示，北京、浙江、上海、江苏和广东等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数相对较高，而西藏、新疆、云南、青海等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数相对较低。各省之间共同富裕程度指数具有较大差异，反映出目前我国不同地区间存在发展不均衡状况。例如，北京的共同富裕指数为0.569，西藏为0.117，北京共同富裕程度是西藏的4.86倍。共同富裕指数排名前列的省份绝大多数位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这些地区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会保障和文化发展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而综合指数排名较后的地区则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因而，经济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其次，从一级指标来看，富裕性指数排名和共同性指数排名并不一致。在富裕性指数方面，北京（0.547）、浙江（0.490）、上海（0.482）、江苏（0.453）和广东（0.370）是富裕性指数最高的五大省份，而西藏（0.112）、新疆（0.213）、云南（0.252）、山西（0.256）和青海（0.260）的富裕性指数为全国排位最后的五大省份。不同省份富裕性指数差异较大，例如富裕性指数最高的北京是最低西藏的4.88倍。在共同性指数方面，天津（0.031）、上海（0.026）、黑龙江（0.024）、浙江（0.022）和北京（0.022）是排名最高的五个省份，其城乡人群差异相对较小，且传统上东北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高，故上述省份富裕差异性相对较小。
再次，从二级指标来看，不同省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和工作的重点各有不同。在富裕程度中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不同省份表现出不同特征，但总体而言，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各维度指标呈现较好态势。具体而言（表4），在经济发展维度，北京（0.320）、上海（0.254）、浙江（0.244）、江苏（0.207）和天津（0.189）经济发展指标较好。在政治文化维度，浙江（0.143）、江苏（0.133）、北京（0.125）、上海（0.114）和湖南（0.112）指标表现较优。北京、上海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以来都聚集了大量优质公共资源，浙江、江苏等省份文化产业相对活跃，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加充足。在生态环境维度，海南（0.123）、福建（0.117）、上海（0.114）、江苏（0.113）和重庆（0.112）指标表现相对较好。海南、福建、江苏等地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好，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上海等地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宁夏、内蒙古、山西、青海等地在生态环境方面排名较后，一方面受自然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初期，部分省市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了经济短期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关于测量共同富裕的主要结论与讨论
共同富裕是既具世界意义又具中国特色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目前尚无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统一理解。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共同富裕的内涵外延，对各地深入推进共同富裕各项战略部署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共同富裕内涵，结合指标设置的相关考虑，尝试建构了由“共同性”和“富裕性”两大维度18个指标构成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总体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同时考虑到指标体系的简洁性和可操作性，选取与共同富裕关系最为密切、在各领域影响更为稳定深远的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德尔菲法相结合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并基于加权求和法计算共同富裕指数，成为评价我国和各区域、各省份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标准之一。
在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本研究对全国及分省共同富裕程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我国共同富裕指数呈上升态势。在省际层面，北京、浙江、上海、江苏和广东等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数相对较高，而西藏、新疆、云南、青海等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数相对较低，且不同省份的“共同性”与“富裕性”及在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各领域存在一定差异。
诚然，受数据可得性等多种因素限制，本指标体系仍存在不足。后续可以常态化建设共同富裕指标数据库，明确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对应的数源部门，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打通各数源部门信息传输壁垒。此外，在分析思路方面，关于共同富裕的标准有待进一步探讨，即是否应该确定一个标准，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叫做共同富裕，是否需要确定一个“合理”区间，等等。
【执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杨宜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明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纪竞垚】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葛道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观察指标》，《国家治理》，2021年第30期。
[3]李瑞军、董晓辉、周长峰：《系统论视域下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思想意蕴和实现路径》，《系统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
[4]杨宜勇、王明姬：《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标准及实现路径》，《人民论坛》，2021第23期。
责编：周素丽 ／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