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不但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动力引擎，更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规模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问题。新时代，我国产业现代化发展面临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未能实现同步增长、工业产值比重下行、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倒挂、创新投入产出分化等现实挑战。优化产业内部的初次分配机制、坚持创新驱动产业效率提升、深化市场改革和实施产业空间动态平衡战略是实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产业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结构性问题 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5.001
【作者简介】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专家工作组专家。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主要著作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和驱动机制》、《我国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与宏观调控研究》、《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经济比较研究》（合著）、《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40年》（合著）等。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强调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一，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其二，我国产业发展实现了从规模增长向规模与质量并举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大幅提升，制造产业正在实现质的转变。其三，我国航天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航天科研经费支出稳居全球第二，远超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老牌航天大国。其四，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世界级港口群，铁路总体技术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其五，我国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独立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5G网络，网民规模、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均居全球第一。其六，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位，数字产品产量、数字消费规模和数字出口总额稳居世界前列。
然而，我们仍应清晰地认识到，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与位居世界前列的制造强国仍有一段距离，“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历史逻辑表明，我国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源于成本竞争优势，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优势已逐步转向规模化经济，但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还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如何充分解决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全面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我国产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劳动收入份额与劳动生产率没有实现同步增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2]。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完善分配制度这一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3]。作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基础，初次分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然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4]。因此，我国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要实现产业内部生产效率的提升，更要实现产业内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步增长。
从图1呈现的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不管是全产业还是分解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均不同步，而且经过HP滤波法调整的长期趋势呈现出明显的悖离现象。具体从三次产业来看，工业中的悖离现象尤为突出，其两条长期趋势线的夹角明显大于农业和服务业。虽然从事实上看，我国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变化趋势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显著下降，这并不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作支撑；另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理应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同步增长。
关于这种悖离现象，学界已经给出了多种解释，比如工资刚性、市场风险和有偏技术进步等，[5]但至今仍未有学者从本质上提出解决这种悖离问题的可行对策。长期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悖离现象给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带来了两大现实难题。一是如果悖离现象恒定存在，那么是选择生产效率还是选择劳动收入份额，即生产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权衡难题。二是如果悖离现象可以解决，那么有效的解决路径是什么，实施这样的路径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这两大难题对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亟需解决。
工业产值比重下降过快，去工业化趋势尚未根本改善。工业为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工业现代化是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新时代，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但从三次产业占国家GDP的比重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过度去工业化趋势[7]。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占比在2011～2021年间除2017年外逐年下降，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峰值47.6%相比，2021年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在工业内部，通过计算2018年以来分行业工业增加值年增长率与工业总增加值年增长率之比，定义每年比值均大于1为扩张行业，每年比值均小于1为收缩行业，笔者发现，近年来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技术相对较密集的行业有明显扩张趋势，而有色金属及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及服饰业、家具制造业等传统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行业有明显收缩趋势。这反映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工业制造业尚存较大调整空间与效率提升潜力，需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工业制造业，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西方产业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集中表现。但是后发国家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发展模板，相反，后发国家需保持一定的制造业比例和更高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才有利于维持产业链体系的完整性，以及保证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发展的平稳过渡。因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中过度去工业化的趋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不能陷入第三产业占比等同于发达程度的误区，以致忽视自身比较优势而大干快上服务业项目。
产业结构“虚高度”，产业效率仍有待提升。除了产业结构规模比例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产业结构演进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若仅关注产业结构规模比例，则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出现产业结构“虚高度”问题，即出现扩张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收缩产业，表现为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倒挂的现象。
如图2所示，笔者计算了2016年至2020年工业和服务业劳动效率的平均年增长率，发现我国近五年间工业劳动效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1%，高于服务业的5.1%，但与之相伴的却是工业占GDP比重的下降和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由于服务业价格需求弹性往往更低，这说明资源从高效率的产业部门流向了低效率的产业部门，是经济学中“鲍莫尔病”的直接体现。
从行业内部来看，近年来农业劳动效率平均年增长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工业及服务业劳动效率增长率与2015年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均有明显下滑趋势。这既反映了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也表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发展新动能迫在眉睫，但这并不说明增长空间已“U型”探底。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其背后制度扭曲所带来的资源错置和增长潜力错失，比如资本过度向第三产业集中，特别是向金融服务业集中，又留在金融系统内空转，未能流向实体经济，进而挤出了其他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资本。
资本投入实体经济建设周期相对较长、见效较慢，而服务业的增速更多源于短期结构比例目标而非技术进步的影响，这样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真正服务于生产的服务业发展的缺位阻碍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两者缺乏在“干中学”中互相促进发展的良性互动。二是金融服务业的快速扩张与效率提升的不匹配现象，在资本市场仍有待完备、金融监管制度仍有待完善的背景下，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挤出效应大于促进效应。因此需要警惕产业“虚高度”问题带来的工业及服务业劳动效率的双流失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服务业“脱实向虚”倾向。
创新转化亟需加强，区域分化趋势明显。从生产端来看，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适应新时代人民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我国生产环节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这不仅抑制了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市场消费潜力的释放，同时更导致了国内消费市场与国外生产能力的结合，并通过高端市场的进口替代，进一步加大了本土企业实现创新能力突破的难度。从研发投入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已经成为我国研发投入驱动的核心。图3展示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投入及产出在我国整体经济创新活动中的占比。从图3（a）中可以发现，2010年之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已经超过了全国经济研发投入活动的60%，2016年达到最高值的近70%，2020年基本稳定在65%左右。然而，结合图3（b）来看，我国制造业企业虽然研发投入很高，但是转化效率依然有待提升，无论是总专利申请数还是发明专利的申请数，均仅占我国当年总申请数的25%～30%。这意味着，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尚未能全部转化为创新产出；另一方面，我国产学研之间有效互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由图3可以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发明专利的申请占比大部分年份都高于专利总数申请占比，这说明制造业的创新产出主要还是以发明专利为主，也说明制造业的整体创新质量是高于其他产业的。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2013年以来，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三个行业就占据了我国整个制造业研发投入的1／3以上，而这些行业事实上也是未来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产业。但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我国各区域的制造业创新投入差距正在拉大。根据笔者计算，在2006年，我国各地区研发投入的分布还比较均匀，没有出现明显的梯度差异，但从2019年的数据看，各地区之间的创新投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梯度差异。其中，广东和江苏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一枝独秀，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与此同时，浙江和山东处于第二梯队，其制造业研发投入同样远高于其他省份，而研发投入某种程度上表征了未来创新能力的产出，这事实上说明未来各地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差距可能也在不断拉大，从而成为未来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新原因。
应对我国产业发展结构性问题的路径与策略
优化初次分配机制，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基本同步。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支付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三部分组成。其中，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支付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由工人创造，但工人的劳动报酬却只体现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支付的价值上。因此，要想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就必须让工人能够充分分享除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支付的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对剩余价值的极度追求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将剩余价值充分分配给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直接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则，这将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很难实现长期稳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
我国确立了包含所有制、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同时，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为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提供了先决条件。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也不是自动实现的[8]。这是因为，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但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物质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作为公有制的生产资料还不能实现无偿供给，生产中的资本积累依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由此，为实现全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劳动报酬便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资本收入。因此，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实则可以表现为经济增长与劳动报酬之间的权衡。
要打破这种此消彼长的悖离局面，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在尽可能地提高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的基础上杜绝工资刚性，建立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便需要，一方面，从根本出发，提高全国整体的教育水平，在不断提升人才供给质量的基础上，加速产业体系内部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过程，在依托高技能劳动力助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以工资率提升为路径的劳动报酬的同步增长。另一方面，要着力优化产业体系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通过国家政策合理调节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切实提高数字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先进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利用物质激励的方式有效调节高端人才在行业间的合理流动，充分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除此之外，我国政府也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遵循“共享发展”的基本理念，积极探索“劳资两利”的新发展模式。一是可以鼓励和支持居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探索员工参与利润分享的新机制，积极打造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共享共进”的良性合作关系；二是可以搭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充分结合的有效平台，通过创业基金、技术帮扶等手段让缺乏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实现自主创业，从而构建起劳动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同步增长的联动机制。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创新驱动产业效率的稳步提升。创新是解决结构性失调最重要的途径。当前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能力的不足，这导致产业发展的效率低下和竞争力不足。科技创新具有最广泛的渗透性、扩散性和支撑性，不仅能够深刻地改造传统产业，同时也是驱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致力于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勇于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在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方面，坚持党的政策引领和创新人才培育是实现科技创新突破和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制保障。要加强党在重大科技攻关问题上的统一领导，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评价改革，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就政策受众主体而言，要加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更加包容、宽松的政策支持企业的创新行为，进一步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推动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产业主体的产学研结合，营造有利于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堵点。
在创新人才的吸引方面，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鼓励推动人才的国际交流，激活发挥各类人才的创新意愿，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解决人才在引进、使用、评价、激励、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只有不断优化创新人才队伍结构和质量，才能够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实现中国科技创新由“跟跑”向“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在产业调整政策方面，要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不宜过多以政策干预的方式推动工业劳动力人口向服务业转移，而应遵从市场规律，以技术效率的提升推动产业结构的自然转变。在供给端要注重产业创新能力的培育，进一步鼓励产业主体在附加值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现代工业和前沿赛道上的投资和发展，充分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医药等高精尖制造业打通“产品研发-推入市场-反馈优化”的迭代升级流程，推行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产业扶持政策，依托研发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平稳升级。同时，在服务业发展层面，要强调提升服务业质量，谨防产业发展的“鲍莫尔病”，应瞄准国际标准，依托人工智能、5G技术等现代化手段有针对性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优质生产性服务业，提升服务业整体效率，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坚持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协调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产业现代化发展需要不断强化制度建设，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尤其要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为市场主体设定一致清晰、可预期的政策目标。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市场环境的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和重难点环节。在改革过程中，特别要坚持深入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调整的协调统筹，注重加强改革政策的统一性和明确性，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和长期运营的稳定感。
在市场环境的建设方面，要不断优化国内市场营商环境，破除阻碍各类资源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壁垒，健全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性成本，畅通制造业的生产运营体系。要坚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降低市场门槛，强化监管力度，努力打造公平、法治化、便利的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竞争，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调整创新补贴政策，强调创新质量，同时优化专利申请授权等审批制度，激发企业对以发明专利为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颠覆式原始创新的重视和推动。
实施产业空间的动态平衡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大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准。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且兼具全产业链的优势，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必然需要广阔的空间支撑，这就要求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以实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高效和可持续。
在区域发展层面，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统筹协调不同区域的产业禀赋优势和发展潜力，合理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形成稳定有序、整体协调的区域产业发展体系。在产业布局方面，要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破除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托各地的禀赋优势，形成纵向有序的产业链条，强化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顺应空间结构变化趋势，注重对不同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前置布局，分类提高城市化地区发展水平。坚持推进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造新的创新增长极，使之成为新发展格局下链接国内、国际两大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点，并最终实现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在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且在诸多优势产业引领世界产业链的发展。然而，需要清楚认识到的是，作为一个资源丰富、幅员辽阔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产业现代化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审视，目前我国的产业现代化发展仍然存在劳动收入份额与劳动生产率未能实现同步增长、去工业化趋势尚未根本改善、产业结构“虚高度”和创新投入产出分化等结构性问题，而优化初次分配机制、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化市场改革和实施产业空间的动态平衡战略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路径。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JZD029）
注释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4]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年10月15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255147。
[5]刘亚琳、申广军、姚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新变化与再考察》，《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5期。
[6]施新政、高文静、陆瑶、李蒙蒙：《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
[7]张辉、闫强明、黄昊：《国际视野下中国结构转型的问题、影响与应对》，《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6期。
[8]周建锋、杨继国：《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能否同步提高——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经济学家》，2019年第10期。
Structural Problems in China'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Zhang Hui
Abstract: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power engine for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the material basis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strong scale advantag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aces structural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new era, China'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faces real challenges such a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bor income share failing to achieve parallel growth, declining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output, invers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input-output differentiation. Optimizing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mechanism within industries, insisting on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deepening market reform and implementing the dynamic balance strategy of industrial space are the effective paths to realize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structural problems, innovation-dri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