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要素协同比单纯的产业结构政策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内生增长的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大国经济面临的独特问题和优势，但是如果不能处理好内外循环关系，也容易导致封闭的自我循环和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发展。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利用的是庞大的国内统一市场，是一种“主场全球化”的建设模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方程，其中实体经济是目标函数，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都是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有效地协同好各个变量。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素协同 大国开放经济 市场取向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5.002
【作者简介】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主要著作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怎么看 怎么建》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产业安全与效率的平衡问题是需要优先处理的重要问题，拥有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1]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具体地指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内容。[2]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巩固实体经济基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长远的、基础的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对内涵界定、提出目标、确定任务、指标衡量等问题的探讨上，明确提出如何正确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文献并不多。同时，面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产业链和技术脱钩的现实，一些研究主张回归完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思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甚至主张运用计划手段，主要依靠政府或国有企业的力量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但历史和经验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不通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踏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法宝，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样离不开这个法宝。本文的基本主张是，在发展中的大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大国经济具备客观优势，但是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和内循环主导的经济运行，不仅难以有效地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还可能导致形成封闭低效、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正确道路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3]，在高水平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竞争。
要素协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
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的界定，应该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产业体系的论述为基础，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就是从要素协同的角度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路径，其内涵的基本特征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石，科技创新为引领，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为保障，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一些文献从这个视角出发，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定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如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结构、组织、技术、金融、政策等层面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4]或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生产模式和技术经济范式进行颠覆性重构的现代化产业模式和组织运行系统，[5]等等。
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可以从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界定，如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特点出发，把现代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体系，称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引擎，从产业门类来看就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飞速发展，占据国民经济的约半壁江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建立农业基础稳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发达，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附加值不断提升的产业体系，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各产业部门在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创造能力上不断提升直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一方面，无论是从要素协同还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界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都包含构造现代知识技术密集、创新能力强、附加值率高的产业系统。另一方面，以这两个不同角度界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别，如从要素协同的角度定义现代化产业体系，侧重的是在目标既定的前提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手段、工具和方法；而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侧重的是产业政策所要达成的目标状态，而并不特别关注手段为何。这两种定义的差别，反映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路径和手段选择的本质差异，对此，下文将作进一步细致分析。
倾向于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界定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其历史背景是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我国在欠发达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推进“四个现代化”战略。[6]二元经济结构既是经济欠发达的表现、原因和结果，也是市场不完善、要素流动存在障碍、政府管制过多的表现、原因和结果。因此，在当时的发展水平下快速地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可能等待市场机制的缓慢发育和自动调整结构，而必然会内生地选择以追赶战略为特征的产业政策，用挑选“输家与赢家”的办法，集中资源重点推进政府重视的某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如忽略农业、消费，重点发展某些重工业部门。实践证明，通过牺牲某些产业利益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另一些产业的非均衡方法，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发展速度问题，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产业现代化面临的技术、质量和效益等方面的约束问题，且反而会造成结构的失衡和发展效益的降低，并最终阻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程。由此可见，从产业结构出发制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相关政策，容易因仅片面追求发展某个短板部门，而导致顾此失彼的局面。
从要素协同的角度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在科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的基本条件以及全球技术进步升级加快的现实情况后，党中央提出的成熟的战略性思考。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时，重点强调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内容。[7]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代性体现在它是一个构造十分严密的系统，各要素、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直接决定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韧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体系的这些功能或性能取决于在社会整体规则协同下，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情况。商品要素资源的流动越自由畅通，竞争规则越明确，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韧性等就越强。即使在运行中出现某些暂时的失衡或不协调现象，也会通过产业链、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影响产业市场价格机制，由价格这个信号机制自动调节商品要素资源流入或流出某些部门，从而实现结构的动态调整和再次达到均衡状态。因此，从要素协同的角度推进要素资源商品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自由有序流动，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自动调节功能，通过市场主体进入（退出）决策、投融资决策等实现产业的均衡发展。从要素协同的角度界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也反映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思路的转变。
一是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要素协同进程，更加突出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在内生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特征主要是追赶型扩张模式，依靠对人力、物资、环境等的消耗实现外延式的数量增长，其实质是一种消耗型经济和“汗水经济”。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要素资源成本不断上升，有必要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发展智慧经济而非简单的劳动力经济，从而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可持续性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二是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要素协同进程，会更加强调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自动调节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失衡问题。在经济转型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重心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转向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这一现状会侵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使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面临建立在“沙滩上”的窘境。对这种现象的纠偏，要发挥市场机制对要素协同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引导科技资源和创新成果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并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部门创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可供投资理财的优质资产，以平抑资产的价格，降低虚拟经济的“虚火”。
三是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要素协同进程，会在政策和规则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一体化配置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推动各要素链的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充分的自由流动、鼓励公平竞争，破除商品要素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部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反对各种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通过利润率的均等化趋势，促进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均衡发展。
开放发展：大国经济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动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大国经济面临的独特挑战。小国经济由于国内缺乏培育最小最佳规模企业的市场条件，因此天然地依赖国际市场和出口，必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其自身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成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与此不同的是，大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完全可以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培育出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国内企业，而且可以建立起国民经济运行所需的完整产业门类，并实现国内市场主导的产业链自我循环。因此，大国经济具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客观优势。但是也应看到，在大国经济中建立完全由国内市场主导的独立的产业体系，也存在一些天然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完全由国内市场主导的独立的产业体系内，国内企业难以达到充分竞争条件下的最小最佳规模，企业的成本因此可能无法达到最低最优水平，本国消费者必须完全承担由此机制决定的消费价格，而这种负担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额外的福利损失，如果在此种价格形成机制下商品价格支出占消费者收入比重较高，那么消费者将因此背负沉重的负担。
第二，在完全由国内市场主导的独立的产业体系内，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国内企业缺乏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相应产业技术在横向与纵向方面的国际溢出效应不足，企业长期自我循环于国际市场环境之外，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这一运行模式产生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是创新活力不足，企业技术进步遭遇严重障碍，长此以往，本国技术水平将可能难以满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还将拉大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并导致被边缘化的局面。
第三，在完全由国内市场主导的独立的产业体系内，国内企业主要参与国内分工，而长期游离于国际产品内分工之外，这不仅无法向国际同行和上下游企业学习，也无法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并在实践中形成竞争优势。因此，国家的产业体系必须做到“大而全、小而全”，这将导致我国产业体系在失去成本优势的同时，丧失参与国际竞争带来的发展机遇。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扬弃了完全依靠国内市场循环独立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旧路子；而转向以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作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战略思路。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8]成为全世界惟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新时代10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33.5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约30%；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9]我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潜力最大的内需市场这两大优势，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坚实基础，更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关系的条件和有效化解被动脱钩、技术“卡脖子”等问题的可靠资源和保障。
总体上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走过的道路，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阶段、两种模式：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前，该阶段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模式可以称为“外循环主导内循环”的发展型式。第二个阶段是从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至今，此阶段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模式可以称为“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发展型式。
第一个阶段发展模式，即“外循环主导内循环”的发展型式的基本要点如下。
一是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中，我国充当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供应商的角色，或为全球大买家提供最终消费品，产业体系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二是在这一阶段，中国主要利用性价比较高的劳动力要素这一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降低全球商品成本与价格，是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充当或扮演的主要角色。
三是不掌握产业链中主导技术的中国企业，通过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代工，不断地向上下游企业尤其是作为发包方的跨国企业学习技术诀窍和管理技能，从而实现中国产业体系的飞速发展。
四是“外循环主导内循环”的发展型式下，巨大的市场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我国生产能力的扩张。中国产业体系在降低全球商品成本与价格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外相关产业并部分遭遇了贸易摩擦。
五是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和各种“逆全球化”浪潮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产业地位容易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强行推动的产业链脱钩风险和技术上的“卡脖子”难题。我国产业体系中相对低端的产业容易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所出口的低端类产品也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替代。
第二个阶段，即党中央提出新发展格局以来，我国产业体系建设模式可称为“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发展型式。这种产业体系建设模式的基本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优势，由低成本转变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随着国内市场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企业将同时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和国内产品内分工，并且后者将逐步成为主导力量，这也将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明特点。
二是中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市场中的角色，由全球供应商转变为全球大买家。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依托，中国跨国企业快速成长为全球产业链上的“大买家”，向全球供应商发出来自中国市场的订单，为全球商品要素资源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虹吸全球创新要素为建设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而服务。
三是中国产业体系的发展，由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转向融入全球创新链。全球创新链将重新定义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度和水平。首先，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通过加强科技的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中国企业将扮演全球创新链中的成本降低者；其次，通过将自主研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以及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许可授予外国公司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公司等途径，使我国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重要节点。此外，还将借助国际合作伙伴拓展海外市场，加速融入全球产品创新网络，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11]
显然，第一阶段“外循环主导内循环”的产业体系发展型式，主要利用的是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因而是一种“客场全球化”的建设模式；而“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产业体系发展型式，主要利用的是自身庞大的国内市场，因而是一种“主场全球化”的建设模式。这两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模式，都强调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进开放发展，但是两者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却存在重要差异。在产业体系的建设机制上，前者的重点是发展产业的加工组装制造能力，以低成本优势获得大买家的订单、占据国际市场是其主要目标；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载体和基础，因此，后者可能需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放到极其重要的优先位置。在产业发展性质上，前者容易导致对外国市场和技术的过度依赖，而后者则主要是依靠本国市场进行创新，本质上是要推动建立开放的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在产业体系建设的动力上，前者可能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进出口，外资企业为主的外生力量是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而后者则主要依靠作为产业链“链主”的本土跨国企业以及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创业，构成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在要素资源的引进和交流上，前者需要大量引进资本、机器设备、技术，而后者则必须高度重视对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引进，要以人才制度的创新为产业体系赋能。在政府的政策上，前者主要以提升引进物质资本的规模和速度为目的，实施一系列包括土地利用、税收、信贷等在内的优惠政策；而后者则必须推动人力资本激励制度创新，创造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条件。
必须重点指出的是，“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产业体系发展型式，是要依靠本国统一大市场优势推动实现高水平的自主和对外开放，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当今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趋势是美国主导的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在全球产业链领域构筑“小院高墙”，企图将我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美国对我国挑起贸易摩擦、强行推动产业链脱钩、断供等一系列打压行为，对我国利用全球力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造成一定障碍。打破“小院高墙”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回归封闭，而是应推动更高水平的自主和对外开放。一方面，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要争取分化瓦解美国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以及由其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利益联盟。更高水平的自主和对外开放，主要是指规则和制度的开放，是推动进一步降低关税、消除市场壁垒、倡导自由贸易，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些西方国家给我国对外开放设置的障碍。
市场取向的改革：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机制
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相互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是要对这四个要素进行有效的协同。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个体系是一个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方程，其中实体经济是目标函数，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是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从系统分析的角度看，以此模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二是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三是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四是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关系；五是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的关系；六是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的关系。因篇幅限制，我们挑选更应予以关注的前三对关系进行详细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后三对关系不重要。
促进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协同。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的目标是要让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使产业增长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其他要素如资本、劳动等投入的贡献。当前，在我国产业发展实践中两者关系协同性有待提高，主要表现是科技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脱节。总体上看，中国科技创新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小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大幅提升，在各种科学指标、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等的全球排名中，我国均进入世界前列。[12]但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虽然上升较快，但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环节，全球著名品牌中中国品牌的占比仍然很低。
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脱节，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总体上看是由于这两个独立部门的活动性质、发展目标、行为方式、协调机制等存在重大差异所致。一些观点认为，推动科研部门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可以解决这个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但应看到推动科研产业化只适用于能够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那些科研活动，然而，并非所有的科研活动都能进行市场化或者产业化，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相关活动。因此，解决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首先需要分清科学创新活动与技术创新活动的界限：前者是揭示事物源头和底层规律的创新活动，如探索基本原理、创造基础知识等活动，是把金钱转化为知识的过程，也可以称为创新的第一阶段；后者是对已知的科学原理、规律的实践运用，是把知识转化为金钱的过程，也可以称为创新的第二阶段。显然，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活动，前者要用知识的边际增加与否来评价，而后者则要用财富的增加与否和效率的高低来评价。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搞反。第一个阶段的创新活动需要科学家的辛勤研究，不能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而第二个阶段的创新活动需要企业家的辛勤劳动，必须坚决推动市场化。只有在科学家同时也是企业家时，这个过程才可能合二为一。
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强调让科学家做科学的事情，让企业家做企业的事情，而两者的结合需要有桥梁或中介机制，这个机制或桥梁可以是大学里的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也可以是市场化运作的科研“猎头”机构，或者是产学研联合体，又或者是科技成果市场。但是，总体而言我国仍然比较缺乏成熟的推动科技成果市场化的中介和桥梁，也缺乏能将高校科研院所创造的知识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市场机制。显然，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同时大力培育科技的市场组织、机制和功能，才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最重要取向之一。
促进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关系的协同。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协同的目标是要使现代金融能够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目前这对关系在实践中缺乏协同性的主要表现是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发展过虚，而实体经济部门发展不实，金融部门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强，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脱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行业发展规模同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如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仅超过了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等一些金融业比较发达的发达国家。再如，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M2/GDP）大幅提升并不断创下历史新高。二是实体经济负担沉重，实体企业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GDP增量，背负着如此庞大的利息支出，实体企业基本上是在为金融行业打工，而难以依靠自身资金积累实现发展。[13]
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脱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部门长期处于盈利能力差、不易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的窘境，导致资源大都流向金融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部门。据测算，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为6%左右，而证券、银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0%左右。[14]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差的原因很多，如长期实施GDP导向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政策，导致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而虚拟经济体系所提供的有效资产，又无法满足社会投资理财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资金就会角逐有限的稀缺资产，从而使稀缺资产价格持续不断上升并最终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此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本质上与我国所处的客观经济发展阶段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追求经济高速度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商品短缺和资本短缺的“双短缺”状况，而在当前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则面临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同时伴随新的资产短缺现象。经济体系的供给面严重缺乏有效的可供投资产品，大量闲散的社会资金追逐有限供给的优质资产，导致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金融行业在我国长期属于行政垄断部门，政府一直对其进行市场准入管制和利率管制，而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总体上属于分散的、高度竞争的部门。金融部门因缺乏充分竞争和受益于行政垄断而获取的高收益，不断刺激其规模扩张并向实体经济部门收取高息差，同时金融部门自身也缺乏通过不断创新为社会提供优质资产的动力。
有鉴于此，应从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部门创造新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大价值增值的产出，从而消除产能过剩，实现供求结构上的均衡。另一方面，要通过金融创新，增加优质资产供给和有效资产供应，满足社会投资理财的需要，以平抑资产价格。具体而言，要创新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实体经济部门要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此外，为了鼓励金融部门创新发展，还应破除金融行政垄断，增加金融企业在预算硬约束基础上的市场竞争。
促进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关系的协同。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的目标是要强化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撑，以不断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当前，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是：大批优秀人才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工作，而更倾向于进入地产金融部门或体制内工作。作为个人的热门择业倾向，年轻人为追求更高收入或稳定的事业发展前景而将金融部门或体制内工作作为优先选择无可厚非，但由此导致的制造业人才流失却将给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带来不利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过去以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为主要表现的人力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基本消失，加之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急需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由此可见，新时期促进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让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享受社会平均甚至更高的待遇和福利，以此实现如下目标：一是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去国家最需要加强的实体经济部门工作；二是引导大批优秀青年人投身技术学习，值得尝试的策略是让首席技工持有企业股份，大幅提高他们的薪酬，以激励青年人勤奋钻研科学技术；三是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机械化转型，加快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机器换人”速度，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这将真正解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人力约束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A007）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3]本文中所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4]孙智君、安睿哲、常懿心：《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成要素研究——中共二十大报告精神学习阐释》，《金融经济学研究》，2023年第2期。
[5]王薇、任保平：《“新基建”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作用机制、约束条件与优化路径》，《改革与战略》，2023年第1期。
[6]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
[8]《70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成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第一制造业大国》，2019年9月2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1/content_5431841.htm。
[9]求是网评论员：《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2023年2月19日，http://www.qstheory.cn/wp/2023-02/19/c_1129378709.htm。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11]如我国恒瑞医药、石药集团、康方生物、和黄医药等，近期都宣布将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许可给发达国家的药企，在研发端实现优势互补、降低新药研发风险，在销售端借助国际大药企的销售网络，使国产创新药更快地打入国际市场。参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药企“出海”提速》，2023年02月15日，http://m.ce.cn/gs/gd/202302/15/t20230215_38393518.shtml。
[12]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研究所2022年8月9日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在有关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论文的三项代表性指标都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包括“顶尖论文”的引用次数。参见《外媒：中国科学论文三大指标跃居世界第一 数量质量均超美国》，2022年8月1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0824946737444078&wfr=spider&for=pc。
[13]王春峰：《反思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的逻辑》，2017年6月6日，http://www.nfi.org.cn/news_detail/219.html。
[14]《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2月16日，第7版。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u Zhibiao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actor synergy better reflects the requirements of endogenous growth of industr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an simple industrial structural policies.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 unique problem and advantage faced by large economies, but i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ycles is not handled well, it may also easily lead to closed self-circulation and low-level self-sufficiency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ndustrial system of "domestic cycle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makes use of the huge domestic integrated market, which is a development mode of "home globalizatio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 modern economic growth equation, in which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dern finance and human resources are the main variables that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requires effective synergy of all variables on the basis of the market playing its full role.
Keywo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actor synergy, a large open economy, market-oriented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