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当前我国产业体系亟需应对“有创新、少精尖”“有要素、低协同”等方面挑战，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数字经济作为一场技术-经济范式革命，其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助推作用机制可以分为基于数字经济视角的数字产业化的“出新”机制和产业数字化的“焕新”机制，以及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视角的作用于供给侧和作用于需求侧两个领域的机制。要促进这些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从以自主创新和进口替代实现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优化数字经济内部结构、统筹规划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充分释放应用场景和人才优势等路径来系统推进。
【关键词】数字经济 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5.004
【作者简介】白雪洁，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南开大学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主要著作有《日本产业组织研究——对外贸易框架中的特征与作用》、《中国新一轮产业转移：动因、特征与举措》（论文）、《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论文）等。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使命，而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基和重要内容。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注重实体经济发挥重要作用，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的产业体系。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型经济形态，正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重要论述指引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也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人力资源基础。要使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在产业体系的供给侧，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产业体系要具备适应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等特征以提供充足就业岗位的韧性。人口规模巨大对产业体系的需求侧而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体现，是以国内消费需求升级而形成的消费高端化、层级化、差异化、长尾化等特征牵引产业体系的供给结构变动，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供需适配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确定了基本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有助于推动完善分配制度以促进共同富裕。构建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坚实保障。共同富裕所体现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层次丰富、形式多样、品质精良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这也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供给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界定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价值内核。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必须相协调相融合，必须拥有不断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对其所包含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结构性调整、品质化提升的能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不断适应能力从根本上体现为创新能力，其不仅包括通过技术、工艺、管理等创新提升产品结构和品质，满足物质需求的能力，更包括通过精神文化类服务的供给引领培育需求，加大文化产业比重，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延展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态文明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也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演进与建设提出了时代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切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行为都是暂时的、短期的，都是与经济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坚持在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下的资源产业开发、环境友好型产业壮大和技术驱动的自然力恢复产业兴起，以全面创新促进产业全面绿色转型，要求各类产业发展都能不断发现、创造和提升生态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阐释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化和开放性本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体系通过全面参与国际分工、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成果。虽然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方向不会改变，这要求我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的重要载体，兼具更高的开放性和更强的韧性，能够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
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的挑战
产业体系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相对于传统产业体系而言的，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强调协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1]。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强调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注重科技创新的关键驱动作用以及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我国产业体系已发展到补足技术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时期密不可分。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突破传统产业体系的单维线性关系，更注重产业发展要素的“数量、质量、结构”三维关系的协同，以要素的数量投入、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协同机制。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动态开放、多维网状的系统，应具有自主可控、协同高效、开放包容、体制畅通等特征。目前我国的产业体系距离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标准还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创新、少精尖”，创新引领不足。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创新驱动的产业体系，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部分领域、主体、行业错配现象时有发生，基础研究投入仍有不足，政府研发经费投向企业的比例偏低，政府资金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支持亟待加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未能完全凸显，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有待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仍需进一步畅通，知识链、技术链和产业链脱节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更重要的是，产业体系中重要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亟待破解，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有要素、低协同”，要素配置效率偏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本特征，而我国当前科技创新存在瓶颈，金融体系支撑能力不足，要素配置存在一定的“脱实向虚”倾向，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部分脱节，人力资源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人力资本发育不足，高端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较为缺乏等问题。各要素之间协同性较低，且并不完全协同指向实体经济，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配置在地区间、产业间、企业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梗阻”。
三是“有主体、缺活力”，企业市场竞争力不足。中国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但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未建设完备，有碍企业竞争活力的充分迸发。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吸引资金、技术、人才流入方面享有一定优势，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产生要素虹吸和市场挤出效应，民营资本进入的“玻璃门”依然存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整体上具有规模优势，但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企业缺乏技术、品牌、标准、市场掌控力，能够掌控价值链的头部企业少之又少。
四是“有产业、乏融合”，产业链完整性和产业体系协调性欠缺。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然而，各产业间融合度较低，现代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乏力。信息、数字等新型通用技术对产业的渗透不足且存在产业间的巨大偏差，数字化赋能的产业链协作程度不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组装环节向海外转移步伐加快，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威胁。
五是“重开放、需调整”，制造业对国际大循环存在一定的依赖性。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获得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性和价值创造能力仍相对滞后，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和主导能力不足，对国际化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资源的整合力度不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高。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的情形下，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调整赋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性是一种考验。
六是“推改革，待深化”，支持实体经济和各要素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产业体系的运行根植在相应的经济社会等制度环境中。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表象上看，是企业研发动力不足、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人力资源错配、高端要素培育不足等数量、质量、结构和配置等方面的问题；从本质上看，仍是金融、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出现脱节以及人才流动机制不够通畅等体制机制问题。
数字经济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是以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群组为技术范式，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经济形态，是技术-经济范式的一场变革，对生产、生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有关数字经济内涵、构成和特征，其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的实质性区别与内在联系的研究还有待丰富深化。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同时要推动产业数字化。自此之后，学界、业界和政府部门大多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来理解数字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产业体系动态演进的方向，具有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协调，创新驱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自主可控、绿色低碳与开放共享，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特征。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数字经济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种力量的作用；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视角，可以分为数字经济作用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领域的机制。综合而言，数字经济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机制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的“出新”机制丰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容。数字化产业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产品与服务的内容丰富和新业态新模式创新上。数字产业化将数字经济时代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围，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部分信息之后的一次要素革命，激发了数据要素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非稀缺性存在和非排他性使用的特征，数字经济以极低甚至近乎为零的边际成本不断创造价值，依靠信息和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即“出新”。近年来，5G、集成电路、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规模不断壮大，内容不断丰富。这种“出新”除了做大做优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蛋糕”之外，还对之前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造成某些产品或服务的“部分出清”。如数字产业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传媒业、金融业、广告业等急剧萎缩，新媒体、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个性化广告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后的新业态新服务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产业化既能创造“增量”促进经济增长，又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GDP的重要来源，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体现为产业自身发展带来的规模扩张。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的规模达到8.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9%，占GDP的比重为7.3%[2]，其中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服务部分在数字产业化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高密集创新的活跃领域。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产业数字化作用于传统产业的“焕新”机制对产业体系进行再造，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劲动力。产业数字化将数字技术充分应用到传统产业，实现数据要素与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供应链、内部管理与市场活动的数字化驱动再造，以此提高企业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焕新”。产业数字化以数字产业化为前提，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主体应对数字产业化“部分出清”效应的主动谋变。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下的产业和企业以数字化建设激发潜在增长空间、扩大“存量”、改变“存量”内容等形式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因为产业数字化后即便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形态相比之前并没有本质区别，但产业数字化的过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整合研发力量、变革企业管理模式、提升大众创业活跃度等路径创造了价值增量，这一过程本身也就逐渐褪去传统的低效要素配置成分，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构成。数字经济中，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式呈现的产业数字化规模远远高于数字产业化的规模，《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32.5%[3]。工业互联网、服务业和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社会环境、企业理念认知、技术和产品服务支撑体系等都日渐完善，产业数字化将成为未来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动力，进而也将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再次，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增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从供给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再配置过程，体现为在要素层面和企业层面都面临“调结构”问题，而最终表现为产业层面的结构优化。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对要素层面的“调结构”主要通过新技术簇群化涌现机制和数据链接要素重塑机制来实现；对企业层面的“调结构”主要通过产业资源共享机制和社会生产、知识储备和组织三重潜力释放机制来实现；对产业层面的“调结构”则是通过投资方向调整机制和新旧产业更替机制来实现。
数字经济对产业体系的微观“细胞”，即要素层面，发挥新技术簇群化涌现机制和数据链接要素重塑机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内生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构成的智能技术群，由智能技术群引领的包括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在内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潮涌，能吸引更多创新资源和要素聚集，加速新的创新机会涌现和技术突破。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群从根本上改变了时间空间和人与组织的关系，而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与人类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技术变革一样，数字经济下的新技术簇群化涌现将会从要素层面产生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普及，数据链接要素重塑机制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持续学习与知识技能积累方面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长尾效应，有利于提升劳动力素质，放大人力资本价值。数字技术在企业内部的价值创造活动中，在技术研发、采购、生产制造、销售等主要环节的固定资产设备之间建立起数字“链接”，将其升级为智能化、网络化、即时化的附着关键信息要素的资产设备系统，由此赋予资本更高的产出效率。数据要素因链接重塑传统要素而展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传统要素与数据要素的融合将延展传统要素的时空边界，改变其边际成本属性，从而提升传统要素的价值增值能力。
数字经济对产业体系的构成主体，即企业层面，发挥产业资源共享机制和社会生产、知识储备和组织三重潜力释放机制的作用。企业在数字技术支撑下通过数据链接重塑，搭建出资源共享平台，突破单个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边界，实现企业间资源（如仪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创新和市场服务能力等的共享，这往往以数字化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和组织的形式、以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内容呈现出来，为更多的中小企业跳出企业自身树立资源观，专注于差异化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为非核心业务资源外取和固定成本向外分摊创造了可能。数字经济与生俱来的非排他性和共享属性，是产业资源可以实现高效集约化使用的根本保障。数字经济对“调结构”的影响普遍地表现为它将引起一场“经济革命”，引起经济系统三个层面的显著变化，即社会生产潜力、知识储备和成本降低带来的组织方面的本质变化。社会生产潜力方面，以数字化挖掘传统生产制造方式的生产潜力，提升供需适配性以促进社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知识储备方面，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具有一定的普惠性与长尾效应，能够激发更多中小企业，甚至是个体创新者的创新意愿，不断加大加深知识外溢的规模和范围；组织潜力方面，数字经济对企业组织形式的改变力量来自于大幅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溯源成本与验证成本，最终表现为企业内和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变革，进而实现“调结构”。
数字经济对产业体系的中观结构，即产业层面，发挥投资方向调整机制和新旧产业更替机制的作用。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从共享产品和服务到共享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从传统基础设施到以数据链接的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网络，数字经济发展不断产生新的投资热点。工业互联网的运行逻辑日渐清晰，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成为社会和企业投资的新热点。对产业体系内部产业间的结构调整而言，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成为社会投资的重点领域，新技术的产业化是以“出新”的形式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产生新的价值，从而逐渐改变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比例关系，并且对传统产业的“焕新”机制发挥示范或牵引作用，加速新旧更替。在传统产业内部这种新旧更替则体现为以优逐劣，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数字经济促进的新旧产业更替机制使得服务成为重要的中间品被广泛纳入经济活动，从而促进服务型制造的蓬勃兴起。
最后，数字经济通过挖掘潜在需求牵引产业体系的结构优化和现代化水平提升，主要表现为新需求创造与表达机制和制造与服务融合机制。产业结构优化不仅是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也是供需不断调整适配的过程。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成为市场需求的新增长点，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等市场需求主体对数字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丰富，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长尾效应对新兴供给产生创造需求的反作用。数字经济会加速淘汰不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和产业，产生适应需求的反向淘汰作用。数字经济时代，个性化、品质化、小批量且相对低成本的消费将成为新趋势，能够准确快速捕捉和适应这种需求变化的企业会越来越具有竞争力，无法适应的企业则会逐步退出市场，完成由市场选择的“优胜劣汰”。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可以弥合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新的商业模式拓展消费选择的广度与深度，引导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表达，为消费者主动表达需求意愿提供更加便捷和低成本的渠道，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当前，工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有助于服务经济发展，这是因为数字经济依赖的新基建和新兴产业需要大量的服务投入，如5G、人工智能、大数据的研发创新，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例，其本质是通过网络采集海量工业数据，提供数据存储、管理、呈现、分析、建模及应用开发环境，在此过程中需要数据服务的持续投入。数字经济发展还会不断增强生产和服务消费的信息化、虚拟化程度，以数字为载体，数字服务实现了数字内容产业链在服务业产业链前后端的延伸，推动了制造与服务的融合。
数字经济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路径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创新成果，而且这一创新过程还在蓬勃进行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4]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沿着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轨迹将数字经济融入渗透到产业体系中，是数字经济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入推进建设过程。
首先，以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进口替代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做强数字经济。唯有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才能更高效地发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在软件方面主要是由数据、算法和算力决定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核心技术。近年来，我国在数字经济的软性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都在不断增加。以人工智能为例，2021年，我国在中美欧日韩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获得授权的人工智能发明专利达到5.7万件，是2016年的5.1倍，年均增长38.5%。[5]数字经济领域的软性技术趋于开源和庞大的应用场景产生海量数据，这是算法算力技术突破的前提。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我国在数字经济软性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水平和追赶先进技术前沿的能力日益增强。然而，关键硬件技术，如芯片、智能传感器等却成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短板。例如，我国智能电动网联车产销量迅猛增长，但其所需的车规级高端芯片自给率不足10%、国产化率仅为5%[6]。在高端智能传感器领域，美欧日也呈现垄断之势。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芯片的竞争，美国制定出台《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意在鼓励芯片制造回流美国，并进一步遏制先进芯片和半导体技术与产品出口中国。虽然这一法案的实际效果还需进一步观望，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突破关键是“芯”的突破已成为业界、科研界、学界和政府的共识。自主创新与进口替代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自主创新是进口替代的底气，进口替代是自主创新的动力。应将芯片设计作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重点领域，更多地发挥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阵地作用，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原始创新。在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高端芯片生产领域，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在数字经济领域解决“有创新、少精尖”的问题。只有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才能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更好地发挥创新驱动与数字赋能作用。
其次，优化数字经济内部结构，以高效率的数字产业化带动产业数字化，放大“出新”效应对“焕新”效应的倍增作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包括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和自主可控，数字企业以数据要素牵引链接知识、技术、人力资本、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高效优化配置。数字产业化创新同样包括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内容。在我国数字经济起步阶段，数字产业化领域出现过商业模式和业态等以创新为名义的低成本复制蔓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资金的“脱实向虚”，这背离了做优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数字经济内部结构优化的活力之源是产业数字化，这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根基所在。目前从规模上看，我国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例已经达到80%，[7]而从产业数字化的内容构成来看，数字化赋能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步伐远快于其他行业。毋庸置疑，生活性服务业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比较而言，我国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更亟需数字赋能，需要发挥产业数字化的“焕新”效应。产业数字化的本质是以数字技术作为高渗透性通用技术为基础，以数字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中介和载体，充分发挥在非数字部门中的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实现价值创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如应用工业操作系统、数字化设备和制造执行系统（MES）实现智能制造等。由于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不同，产业数字化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如工业中的煤炭、钢铁、化工等行业，传统技术生产方式面临的劳动力、资源环境压力大，且生产技术工艺和流程相对稳定，数字化转型的共性平台和技术较易实现共享，主要的约束是资金。而服装、食品、电子零部件加工制造等行业，出于“机器换人”的目的，实现的可能只是部分工艺流程的自动化，而非实质性的数字化。由于链条相对较长，工艺和生产组织方式复杂多样，其与数字经济的融合进程相比传统工业部门反而较慢，甚至可能产生数字时代的新“索洛悖论”。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统筹规划引导数字经济内部结构优化，并将数字产业创新成果更多地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
再次，统筹规划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推动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为做大数字经济进而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奠定设施基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新型基础设施的分类，第一类是以5G基站、千兆光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平台等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第二类是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化改造传统基础设施后的融合基础设施，如智慧港口、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基础设施等；第三类是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创新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数据要素为核心，将传统基础设施链接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赋予数据表达。新型基础设施除了具备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性、先行性和准公共物品性等特征外，更具有技术含量高、快速迭代、泛在支撑、融合创新、加速折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实现又离不开传统基础设施和实体产业的庞大应用场景。因此，新型基础设施的合理规划建设本身就是在做大数字经济的同时推动产业体系的结构优化。
新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营根据其类型不同有所区别。第一类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属性最强，对规划建设的整体性要求最高，国有资本占主体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运营商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移动通信网络从4G向5G升级，固定接入网络从百兆向千兆升级，数据中心、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以及智能计算中心、人工智能海量训练库、标准测试数据集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安全可扩展的区块链基础设施等的规划建设等，必须全国一盘棋，避免重复建设，既需要适度超前，也要体现阶段性与时序性。第二类融合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改造提升传统基础设施，实现数字赋能产业，如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物流、能源互联网、智慧公共服务设施等。这类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属性大为减弱，接近俱乐部产品，建设运营主体进入该领域的技术门槛高而投资门槛相对较低，可以吸引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进行高度市场化竞争，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将成为这类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建设运营主体。第三类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目标是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基础设施是实现科学技术突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撑创新创业的重要基础，其建设既要体现国家意志，又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需要分类施策。
最后，充分释放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应用场景和人才优势，形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双轮驱动之势，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消费需求升级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广阔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应用场景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场”，是数字经济创新再塑产业体系的关键条件。我国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具有全行业、广领域、多层次的特点，特别是在浅层次的商业模式应用上，依靠庞大的内需市场很容易带动商业模式的复制式蔓延。然而，由于缺乏深层次的创新驱动，这对发挥应用场景优势未必有利。因此，在数字化场景开发应用中需要考虑数字化赋能的行业差异。例如，对产业链条长但技术相对稳定的传统工业，在数字化应用场景中应充分调动龙头企业在行业互联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推动构建数字工厂的产业数字化生态系统，政府以税收优惠减免、人才引进激励等政策引导部分优势企业带头探索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场景模式。数字化应用场景开发建设还应坚持数字技术领域的开放式创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充分吸收外部先进技术成果，以更丰富的场景应用吸引更多的先进技术在中国集成、再创新，同时促进技术成果输出。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要增强我国在技术合作中的先导性地位，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提升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国际创新合作中的话语权。
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组成层次化人才梯队。我国并不缺乏培养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等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土壤，如世界上人工智能人才的最大来源地就是中国。然而，目前我国在教育和人才选拔、任用、激励等方面还存在制度改革的空间。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类型的人才梯队，从产业数字化催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来看，目前我国人才培养和转型的速度远低于行业需求。以汽车行业为例，随着智能制造的兴起，嵌入式软件开发、智能网联工程师、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机器人工程师等高端制造相关职位的人才高度紧缺，电子电器、半导体、仪表仪器和自动化机械等相关的高技能人才也较为短缺。我国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人才储备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加大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就业结构调整和相应的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成为释放人才优势的当务之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国经济条件下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大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099）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
[2][3][7]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7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P020220729609949023295.pdf。
[4]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
[5]《截至2021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达到97.7万件》，2022年7月12日，http://bgimg.ce.cn/cysc/newmain/yc/jsxw/202207/12/t20220712_37860635.shtml。
[6]《中国车企芯片国产化率仅5%，原工信部长怒批……厂商却喊冤？》，2022年3月31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3-31/doc-imcwiwss9133374.shtml。
参考文献
白雪洁、宋培、李琳，2022，《数字经济如何平衡“稳增长调结构”目标——基于地区-行业层面的分析》，《南开经济研究》，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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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Helps En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Bai Xuejie
Abstract: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suppor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is still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with innovation but less advanced" and "with elements but loose coordination",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s a technology-economic paradigm revolution,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includes the "breaking-new" mechanism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renewal"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other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hich includes mechanisms o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the demand sid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ole of these mechanisms,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independent control of core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breaking import substitution,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lan new infrastructure as a whole, and fully release the advantages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talent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