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欧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技术等多维度、多方位的冲击和挑战。其中，经济不平等是欧美各国现代化最为紧迫、严峻和根本性的问题。西方启蒙时代以降形成的以宽容、妥协、协商为标志的政德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遭遇以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和极化政治为代表的激进政治浪潮的冲击和挑战。反智主义加剧了政治信任危机，扩大了身份政治分裂，营造了“后真相”政治氛围，恶化了政治极化趋势，也激化了民粹主义情绪。新技术革命催生并型构出新兴的政治样态和治理结构，数字安全、数字不平等、数字利维坦、算法歧视和人工智能是数字时代对欧美各国现代化提出的新的挑战。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经济不平等 身份政治 反智主义 新技术革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从贫弱到富强的发展之旅，是整体性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的演进历程。基于迥然各异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国情民意，世界各国现代化探索的道路和模式可谓五彩纷呈，各具特色，但其中仍有一般性的规律和普遍性的共性可循。面对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大变局时代，当前欧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正遭遇哪些共同的挑战，面临着哪些共同的难题，做出了哪些反思和回应？这是本文试图解答的核心议题。
破解经济不平等的困境
自启蒙时代以来，平等一直是西方各国人民矢志追求的价值目标。从某种程度来讲，各国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就意味着平等权利的追索和展开。陈旧制度的革新、落后观念的更迭以及新型规则的建立，无不以破除特权、克服特殊和拒绝特例为前提和基础。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平等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产权平等，人们不断享受着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普遍而公正的平等红利。然而，平等权利却止步于经济领域。对于财富、收入和分配领域的平等，人们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止。在崇尚竞争、倡导丛林法则、奉行市场经济原则的欧美发达国家，有人认为经济不平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保持社会活力。
然而近30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的态势却令人始料不及，贫富差距的程度已大大超出那些认为适度的经济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人们的想象范围。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家庭年收入只有顶部5%的增长是明显的，底部20%不增反降。“在过去30年里低收入人群（底层90%群体）的工资只涨了大约15%，而上层1%群体的工资却涨了差不多150%，最顶层0.1%群体的工资涨了300%还要多。”收入差距的日趋明显，直接造成顶层的赢者通吃与底层的长期贫困进一步加剧。收入与财富的不均衡，使中产阶层备受打击，不断滑向社会底层，萎缩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产阶层的生存境况愈加风雨飘摇。学者厄尔·怀松用“双钻石模型”形象描述了当前欧美的新型社会结构：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和中产阶级的消失，社会日益列分为20%的特权阶层和80%的新工人阶级，两大阶级间通道狭窄，流动性和渗透性非常有限。经济不平等不仅加剧了阶层固化的趋势，也引发了“你穷是因为你穷”的“贫困陷阱”现象，更催生出一系列诸如就业、健康、教育、生存等社会不公问题。
经济不平等是当前欧美各国现代化面临的最为紧迫、严峻和根本性的问题。“收入不均，个人财富差距过大，极富阶层聚敛财富，底层民众生活窘迫，为保守主义回潮、民族主义复兴和民粹主义崛起奠定了社会土壤；分配失衡，贫富群体对立加剧，社会阶层分歧重重，为身份政治泛滥、共识政治瓦解和政治信任危机提供了思想和心理准备。”而更为可怕的是，经济不平等造成的政治极化和社会不公，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财富、收入和分配的失衡，两相强化，彼此纠葛，使经济不平等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
对于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趋势和不断上扬的民众的不满，欧美各国试图借助财税政策、福利制度以及救济机制进行缓解，然而受富人政治、财阀统治、不对等参与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多年来最严重的程度，但特朗普上台后仍坚持颁布了号称数十年来力度最大的减税法案，不仅未能有效减缓贫富差距的趋势，更为高收入阶层和私营企业主们撑起了保护伞。“库兹涅茨曲线”中的政策拐点一直未能出现，贫富差距何时缓解已经成为当前欧美民众心中最大的疑问。
克制激进政治的冲动
进步性是现代化的第一特征。“现代化代表着一种向前、向上的发展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农业到工业，从狭隘到宽容，从臣民到公民，从畜力到蒸汽，其间虽也会有反复、波折甚至颠覆和倒退，但总体方向是前进的，是进步的。”在传统现代化理论描述的未来图景中，虽然共同体成员分工不同，但现代化的成果最终要为所有人共享，而不是由个别人或特定阶层专享。与此同时，以普选、代议和多数原则为特征的间接民主制成为现代民主的不二之选。从选民到代表，人们按照约定的规则、制度和法律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各项事务，宽容、妥协、协商被视为政治行动者的标准美德。这些约定俗成的体系与规则，自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遭遇以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和极化政治为代表的激进政治浪潮的严峻挑战。
民粹主义是当前欧美世界最为活跃的政治思潮。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被视为当代民粹主义正式跃入世界政坛的三场“黑天鹅事件”。当代民粹主义之所以崛起，源自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阵营的极化，是客观社会经济发展与主观心理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民粹主义代表着真实的民意表达，拓宽了弱势群体的诉求渠道，对分配矛盾、社会公正、少数群体发展等当下最为紧迫而关键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但它仇官仇富，反精英，反体制，坚持激进的平民主义立场，对传统的国家认可、公民身份和协商传统构成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对各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地区间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民粹主义以“民众”为名义，毫无节制地倾泻对不公平现象的愤怒和不满，不断裹挟现实政治滑向反精英和反体制的激进路线；民粹主义以主观性、情绪化的方式片面解读经济危机和社会流弊，不断宣扬极端的平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民粹主义过分极端地批判现行政治，任由非理性主义泛滥，激起一轮又一轮民众的愤怒、怨恨和不信任心理乱潮。民粹情绪越浓，非理性程度越深，对共识政治的破坏力越大。当情绪化的社会大众可以自由地表达政治主张，放纵地操控政治议程，原本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摇身变成怨气横溢、破坏力十足的政治宣泄，政府可能被胁迫偏离正确的执政方向，甚至使国家治理倒退到人治状态。
身份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富贵病”，是民主发展的高阶困境，呈现显著的后现代性特征：民主水平越高，身份政治越活跃。从发展方向来看，身份政治代表着等级政治-普遍政治-个体政治的演进，代表着等级身份-经济身份-文化身份的变迁，代表着由同质、主流的“大群体身份”向异质、边缘的“小群体身份”转移。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政治往往与贫富差距、文化冲突、女权运动、移民问题、政党对抗等相互纠缠、彼此影响。个人主义的盛行促使身份认同浮出水面，全球化进程加速引发移民浪潮和文化冲突，本地居民身份“回应性觉醒”刺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复苏，互联网推动关于少数身份极端观点和激进情绪的迅猛传播，以及身份部落化加剧社会共识深度的瓦解，都是促使身份政治不断崛起的影响因素。身份政治助长了少数族群的自我意识，无论是边缘群体，还是中下层白人群体，基于某种特定身份的自我认同迅速成为各个群体宣泄不满、表达愤怒、达成共识的通道和平台。如此一来，原本以追求国家利益和普遍认同为目标的公民政治，沦落为在各自狭隘的少数族群中寻找归属的部落政治。身份政治追求基于少数群体差异的同一性，自然排斥立足多数群体认同的一致性，这就造成当代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的内在悖论：“小身份政治”越活跃，“大公民政治”越撕裂。当身份政治将抽象的民主政治切割为具体的部落政治，传统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若想继续巩固和维系，势必难上加难。
政治极化是当代欧美政治发展的最新变化，也是观察欧美代议制民主困境的全新视角。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衍生形态，政治极化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以普选、代议和多数原则为根基的现代民主规则和框架，但其本质却代表着当代民主的畸形发展：民主政治越发达，政治文化越宽容，政治极化越严重。政治极化在政治精英和国会议员层面最为明显，集中表现为政治对抗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并逐渐向社会群体裂痕扩大化、大众文化冲突升级化、地区合作和国际关系孤立化和紧张化的方向蔓延和发展。
以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和极化政治为代表的激进政治运动，一方面，埋下了否决政治和分裂政治的重大隐患，营造了以对抗和敌对为主旋律的政治氛围，致使选举政治中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升级为极化政治中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另一方面，破坏了以往的妥协精神和协商传统，削弱了传统的政治信任和政治权威，导致“后真相”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
消解反智主义的魅惑
反智主义是当代欧美政治发展的重要面向，是理解美国文化冲突的又一视角，也是剖析西方民主困境的全新维度。从本质上讲，反智主义代表着一种对思想的蔑视，对知识的排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义”，更多只是态度、立场、行为或文化：反感、怀疑甚至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拒绝独立思考，不遗余力地嘲讽、贬低知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拥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对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反映和补救，来源于激烈变迁中产生的危机意识，是防御性的、保守的且独立性薄弱的思潮。它们都代表着平民的声音，代表着大众的立场，是对精英远离大众的潜在矫正方式。两者中心概念都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反智主义反对的“智”和民粹主义支持的“民”都难以精确界定。这种回应性和模糊性，使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极容易被利用，成为政党政治和选举竞争中获取支持的工具。两者都主张反精英、反建制，充斥着反理性的感情宣泄；都强调一种排他性的身份属性，都容易导致身份的对立并激发起身份政治的冲动。
反智主义也与保守主义有很多共同点。二战以后，随着左翼政治浪潮的汹涌澎湃，公共知识分子对罗斯福新政、大政府模式、福利制度的认可程度不断上升。20世纪70年代之后，保守主义浪潮迅速崛起，在批判进步主义改革方案的同时，开始质疑自由主义的干预理念。他们对左派知识分子敌意满满，对进步主义阵营恨意绵绵，对被左翼激进自由主义占据的校园文化甚感不安。反智主义猛烈批判知识分子，大学中的教授群体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处处被针对的靶子。由于大学中左派立场的学者居多，从表面上看，反智主义就是在批判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这就与保守主义的立场不谋而合。
反智主义具有多面性，它既泛指一切针对知识本身、掌握知识的人以及传播知识的机构和场所的“反智思潮”，又专指与知识为敌、与知识分子做对的“反智者”，也意指推崇和倡导草根精神、个人奋斗、福音拯救、大众政治等“反智文化”。反智主义具有两张面孔：一方面，它可以挑战精英阶层的权威，制衡精英主义的高傲，突破知识阶层长期把控的文化霸权，保持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活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它也会助长无知者的自信，煽动对知识和文化的敌意，撩拨野蛮压制文明、落后遮蔽先进的狂妄冲动。从理论逻辑上看，反智主义表达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对专家和精英的怀疑，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反智主义的言论和立场虽然打着反专家、反精英的旗号，实际上只是为了迎合或维护特定阶层、群体乃至个人的利益。这就使得反智主义内部真伪难辨，迷雾重重。此时的反智主义并非真的在“反智”，而是在“反人”或“反政党”。反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无知与有知、感性与理性、民众与专家的清晰界限，相当于变相拉低了知识、理性和专家的地位与影响，实质上起到了解构传统社会观念、冲击现有政治结构的作用。
反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既受历史传统影响，也有时代因素推动，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反理性主义对精神世界的占据、反精英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实用主义对智识作用的怀疑、大众教育对平等主义的推动、大众传媒对反智氛围的营造是当代反智主义兴起的历史根源。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移民浪潮的汹涌，世界的流动性迅猛增强。残酷的竞争法则，来自异域的风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你的身边有太多与你并不相同的人，这种挤压感、陌生感和焦虑感，一方面会强化人群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为排斥他人埋下了伏笔。一旦有了打破平衡的因素或事件出现，人们内心的理性、宽容就会瞬间瓦解，怀疑、愤怒会成为常态。这些情绪和情感，都成为随时引爆反智主义的时代诱因，外表平静如水，底下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反智主义将当前的困境与愤懑不加思考地归咎于精英阶层和现有体制，将精英、理性、知识和专家不予区分地置于大众群体的对立面，久而久之，必然积累起人们对现有制度机制和规则体系的质疑和不满。反智主义加剧了政治信任危机，扩大了身份政治分裂，营造了“后真相”政治氛围，恶化了政治极化趋势，也激化了民粹主义情绪，是当前欧洲各国现代化的共同难题和挑战。
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人类正在大跨步迈进一个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表征的数字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在现代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开发和应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不断攀升，一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渐成大势所趋。这一结构性变革的优势很明显，高效、便捷、透明、公正、绿色、环保……数不胜数，但这一变革也在冲击、挑战甚至瓦解传统的社会制度和大众文化，激发、催生并型构出新兴的政治样态和治理结构。
数字安全是新技术革命引发的首要挑战。作为数据治理的基石，数据拥有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运行和决策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分析、整理和使用，对于掌握数字技术的个人和机构来说，只要数据足够，整个网络世界中的个人和机构完全呈现一种裸奔状态。此时所谓的数据安全，简直就是一种奢望。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数据的收集环节、保存环节，还是使用环节，都存在潜在的风险。数字垄断是数字安全的另一大难题。拥有更多用户、控制更多数据、制造和使用更多智能学习机器的超级数字巨头渐占主导乃至统治地位。如何约束并合理规范这些数字巨头的行为是各国政府正在思考的问题。
数字不平等是新技术革命的第二个挑战。受各种条件和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领域间数据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程度与水平存在一定的不对等和不均衡，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虽然在法律和权利面前，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在信息技术面前，数字平等一时还无法实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移动网络，轻松惬意地用电脑开会、炒股、约车等。数字技能强、信息素养高的个人、群体和地区将拥有更高效的生产能力、更强大的竞争能力和更直接的赢利能力。这时，数字不平等就会转化成为经济不平等。这种新型的经济不平等不仅影响人们的资本占有份额、市场竞争能力和创业潜力，还会影响人们的教育程序、就业机会以及诸如医疗保健等重要的公共服务，这时的不平等就由经济领域跨越到了社会领域。而社会不平等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数字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如此一来，社会就将陷入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摆脱。
数字利维坦是新技术革命的第三个挑战。当公共权力越来越依赖各种数字平台、终端、系统和机器时，以数据至上、智能主导为特征的数字权力就会被赋予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和决定力。数字的赋权性一方面导致传统政治权威遭遇挑战，一方面催动新兴超级权力强势崛起，使技术专制和数字利维坦成为可能。数字的赋权性还加剧了新技术革命对传统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冲击和颠覆性挑战，尤其是使传统权力结构发生重大改组，这种重组分别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展开：体制内的政府越来越依赖以数据治理国家和社会，数字威权和技术专制的趋势日渐成熟；体制外的数字巨头通过掌控数据、垄断技术建立起相对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科技帝国”。
算法歧视是新技术革命的第四个挑战。算法规则是数字时代的核心技术和主导规则，是数字时代引导一切的“看不见的手”。算法规则本身存在内在的矛盾性：一是逐私利还是谋公利的矛盾，二是倚偏好还是重平等的矛盾，三是技术至上还是人类中心的矛盾。究其本质，算法只是一种技术形式，终极目标是服务人类主体。但在算法所赋予的权力框架内，人的存在由数据赋值，人的意义由数据来界定，作为数字系统中被提取、评估、计算、预测的客体，人已沦为算法操纵、控制的对象，其主体地位岌岌可危。算法规则的这种内在矛盾性决定了其可能的风险性。算法权力逐私利、重偏好、追求技术至上，往往容易形成以数据信息为中心的新型权力，一旦脱离监管或无法合理控制，势必损害平等价值、公共利益和基本道德，引发诸多社会后果。
人工智能是新技术革命的第五个挑战。人工智能对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持续渗透和介入，势必牵动治理体系的变革、权力结构的重组、民主形式的更迭以及统治秩序的重构，让人们不得不重视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防范机器统治的灰色未来。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工智能以弱人工智能为主，仅能介入生产和生活领域，人类将其视为提供便利、舒适、效率和幸福的工具，人类主宰一切。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和升级，人类对其依赖性增强，人类虽依然主宰世界，但与人工智能的力量对比已有所扭转。随着弱人工智能达到顶峰，人类生产和生活各领域中人的角色与功能被人工智能逐渐代替，人成为最有闲的无用之人。政治领域中的公民被数字虚拟化，算法民主取代代议民主。最后，当弱人工智能最终成功突破“奇”点成为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便开始拥有自主思维和独立意识，人类将面临被淘汰或与机器并存的两难困境。人类主宰的时代自此消失，机器统治时代随之到来。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的源起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AZZ00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凯西·奥尼尔著、马青玲译：《算法霸权》，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②[美]马修·辛德曼著、唐杰译：《数字民主的迷思》，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德]克劳斯·施瓦布著、李菁译：《第四次工业革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④[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陈思贤译：《美国的反智传统》，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
⑤[美]苏珊·雅各比著、曹聿非译：《反智时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
⑥庞金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意蕴与实现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24期。
⑦庞金友：《数字秩序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代数据治理的迷思与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⑧庞金友：《人工智能与未来政治的可能样态》，《探索》，2020年第6期。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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