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非西方世界所独有。当前，欧美的民主实践不仅受到批评，而且日益成为令人担忧和失望的对象。其原则也不能免于被批评，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预测远非事实。民主不是西方的发明，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也不是对西方的简单复制，中国的政治文化本身适宜于民主的发展。我们不仅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去了解，而且还要与其对话、向其学习以及共同学习，以拓展研究视角并合力形成新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当代中国 民主 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拉美在两百多年寻求自己真正身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进程中，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在将欧美思想视为应该借用或反对的模式与有必要回到自己之间来回摆动。为克服这些困难和挫折，我们有必要拓宽“值得注意”的他山之石的范围。中国是理想的伙伴，不仅因为其是世界大国，也因为其引人瞩目地将传统、现代与创新相结合。
我们不仅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去了解，而且还要与其对话、向其学习以及共同学习，以拓展研究视角并合力形成新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非西方世界所独有
当前，欧美的民主实践不仅受到批评，而且日益成为令人担忧和失望的对象。其原则也不能免于被批评，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预测远非事实。
不同类型的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参与式民主、代议制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民粹式民主、协商民主）有不同的运转原则，它们彼此之间是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听到“西式民主并不比中国制度具有更强的自我纠错能力”①“中国或许比早已有明确的宪法制度的国家有更多政治试验空间”②等说法时，不应感到奇怪。民主不仅是中国的关切，也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
其一，政治文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东方主义塑造了一些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一观念也在十九世纪被许多旅行者、作家和政客用来描述南美。值得思考的是，尽管西方在历史上并非民主的样板，但西方政治文化却从未以同样的方式被质疑过。
东方专制主义受到包括李约瑟、阿马蒂亚·森和许多协商民主支持者在内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的极大批判。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协商、规劝机构，这使得我们有充分理由去反对那些有着怪异倾向的专制主义假说。中国并非“欧洲中心论”思维框架的唯一受害者，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面临同样的质疑。
简言之，欧洲将自己视为民主的唯一发源地，这也使其充满优越感，并将其存在“合法化”。但遍布亚洲历史的民主实践（或者是民主的种子），恰恰证实了这一断言的虚伪性。
其二，民主与现代性。十九世纪末以来，民主和现代性在中国得到系统讨论。如果认为这是西方带给中国的，那便是极大的误解。因为就本质主义的范畴看待这一问题，“舶来”的概念并不足以充分阐释本土问题。概念之所以从未反映实际，问题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在新的语境和历史集群下定义问题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中庸之道和实用主义非常有效地规避了这些西方思想所贩卖的忧虑。
无论如何，1911年至1949年间，出现了关于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思想以及寻找中国通向民主道路的大讨论。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引发了在不放弃激进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新传统而兴起的文化热潮，一些人提出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基础的思想，力图以一种新方式结合东西方的长处。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时代将民主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人民民主，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9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理念。2021年10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了全面阐述，他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这既可以被视为对一些西方国家妄图在“民主与专制”这一老生常谈基础上重新发起一场新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回应，也可以被视为对中国民主思想的明确阐释。欧美观点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金科玉律，欧洲中心主义的存在并不合理。只要真诚地投身于寻求平等和世界和平，全球舞台的每个主体都有权利和义务反映自己的价值、实践和思想。民主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而是广泛影响着世界人民的生活。
其四，民主的必要性。民主存在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开启了在公共领域发表观点的可能性。无论是被询问、被倾听，表达需求、喜好和利益，还是在价值多元或利益冲突时与他人和睦相处，都需要一个寻求共识的恰当程序和实践，其必须建立在同样尊重和考虑所有参与者的基础之上。中国在协商民主方面的努力和实践，恰是选举民主和其他民主形式应该借鉴的。
民主的必要性既是实践问题，也是规范问题。因为它是在没有皇权或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为一个政权提供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当然，经济增长和不断增加的福利可以成为一种替代，但如果经济下行、不平等增加，又会是什么局面呢？
探讨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关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者与新左翼就此进行了充分讨论。阿马蒂亚·森认为，当存在讨论不同利益和需求的集体程序并以普遍利益和公益为基础形成公共决策时，经济会变好。因此，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无疑更易于在经济和社会事项方面取得成功，因为其政治决策是以人民需求为基础的。
总而言之，民主不是西方的发明，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也不是对西方的简单复制，中国的政治文化本身适宜于民主的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有民主实践。民主之于中国，与所有地方一样，都是必要的。
对于几种民主理论的探讨研究
进一步讨论民主问题，就必须明确所讨论的是何种民主。这并不是因为概念能消除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是在于它会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回应新问题、新挑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和政界关于民主的讨论不断增加。随着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步国际化，中国（或华裔）知识分子与其欧美同行开始开拓中国政治科学新领域。八十年代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就现代化和民主问题展开论战。与此同时，一种新儒学的出现，推动了围绕传统与现代连贯性的讨论。自此，中国（或华裔）知识分子发展了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种思考方式——民主转型理论、自由主义、渐进主义、新左派、协商民主、代议制民主、儒式协商，等等。新世纪以来，关于全球民主治理和协商民主的观点占据了争论的中心。
第一，民主转型理论。民主转型理论兴起于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后应用于拉丁美洲和东欧，再引介到中国。这一理论旨在解释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政治进程。根据此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颇受欢迎的理论，拉里·戴蒙德和赵穗生在二十一世纪初总结到，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解放，多元主义不断增长。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关于民主化的研究表明：其一，尽管中国的形式民主不多，但有效民主却得到极大发展；其二，中国的高水平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和民主需求是未来几十年民主化的指标。
第二，协商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出现关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协商民主理论的热烈讨论。中国以自己的经历和儒家传统为基础，提供了关于社群主义和协商民主理论的新观点。著名学者何包钢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已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立性，西方应该学习中国的协商民主，因为它有着两千多年的实践，虽然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更为复杂，但它只是在三十年前才出现。在《寻找中国协商民主》一书中，何包钢认为，民主化进程不是必然从选举开始，可以通过民主治理的参与方式演进。他提出了一个混合政治模型，公共舆论和专家观点各占30%，政府占40%。混合投票、讨价还价、社会存在、传统权威、地方政府、劝说和协商，以实际考虑和谨慎为基础，展现出一种中庸方法论和实用主义哲学。这一混合模型不同于西式协商民主，而是有着儒家根源③。
第三，渐进主义。中国著名学者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广为人知。他对民主的聚焦，出于对政治合法性和长期稳定的考虑，其核心概念是“善治”，指国家和公民合作管理公共生活。俞可平一方面强调，地方选举和地方政府创新、法律和行政改革及听证、民意调查等协商程序，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革新；另一方面强调，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民主。对于政治决策制度化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分权。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有益于所有人。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之一在于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和价值，譬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安全、健康和尊严。
这些观点和传统不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现象，它们在“中国梦”的政治实践中有所体现。它们证明了，无论是西方关于思想同质性的神话，还是中国缺乏民主争论和实践的偏见，都不适用于当下的中国。
新时代和“中国梦”
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无疑还会在二十一世纪继续。中国的发展壮大，使学界关注的焦点从现代性和民主，转向以“中国梦”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国际和全球问题（全球治理等）。在新时代的概念框架内，关于民主的讨论非常活跃和密集。有些学者认为，新时代是一个非凡的划时代事件，中国过去和当下的历史在此交汇，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新智慧。
“中国例外论”是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它的观点基于历史和文化前提，并为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以及政治改革所强化，综合了中国和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新的和旧的，自身传统和外国传统。但是，例外论可能导致关于为他人所效仿的超级模式的观点，从而沦为某种东方中心主义或反向的东方主义。
这正是为何习近平主席使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非强调独特性、优越性或者一种会让人感觉强加于他人的模式的原因。相反，它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经验。
（作者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译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①Bell, A. Daniel,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156, in Leib, Ethan and He, Baogang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②Bergrueen, N., and N. Gardels. 2013. Gobernanza inteligente para el siglo XXI. Buenos Aires: Taurus.
③He, Baogang, Deliberative culture & Politics: the persistence of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theory, 2014, vol. 42, 58-81, Sage Publishers.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