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新兴产业集群是促进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最有效的途径。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我国需要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强政策协调，建立科技、产业、金融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在“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实现突破，抢占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以国家高新区为平台，集聚足够的资源要素，打造世界一流的产业集群，构建富有活力、有竞争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金融支持重点，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产业数字化、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新兴产业集群 战略性新兴产业 科技 产业 金融 良性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发展壮大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增加值大的新兴产业，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国需要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发挥金融“加速器”的强大推力作用，增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力度，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构建富有活力、有竞争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始终将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科学的本质是寻求知识并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科学技术，因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出现一次突飞猛进的长周期增长。18世纪80年代，以蒸汽机为主的动力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实现了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工场生产，世界迈入“工业时代”。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电力取代蒸汽机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主要能源和动力，推动了通讯行业、汽车和航空工业、钢铁、石油、精密仪器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出现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波周期。20世纪40年代，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引发了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并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出现第四次长波周期。
随着人类对经济增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细化劳动分工，促进国民财富增长。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完善的”，强调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只有“创造性毁灭”机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才能推动经济高速、长期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揭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水平效应”，并推算出1909年—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的88%是技术进步贡献的。
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兴产业和新的增长引擎，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制定金融、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持续大规模吸引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有效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构建了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2021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为2.8万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为2.44%。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22年我国的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11位，较2012年跃升23位。由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现代化水平较高、金融较发达的国家能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抢抓先机，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技术垄断，在科技赋能下产生贫富分化更严重的“马太效应”。为了获得持续的发展新动力，我国需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掌握产业现代化的主动权，为金融发展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助力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
致力于锻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涌现了一批具有“高精尖”特征的新科研成果与新兴技术、可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与驱动力，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科技基础、历史文化千差万别，新兴产业发展重点和路径也各不相同。从实践上看，制造业作为经济的“压舱石”，成为各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大国竞争的焦点。例如，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重点发展工业互联网计划中的新一代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业计划中的高端装备制造；德国推出了“工业4.0——未来智能制造”发展规划，重点发展“工业4.0”战略中通过物联网实现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化的制造业；日本实施了“提高产业竞争力法案”；英国发布了“成为世界最具创新力国家”战略；法国提出了“新工业法国战略”；韩国制定了“制造业新增长动力战略”，重点发展半导体、电子设备、交通设备、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巴西提出了“国家科学技术创新战略”；印度提出了“国家电子化联通政策”；南非提出了“先进制造业技术战略”，等等。中国提出了“建设制造强国”，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以及相关服务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政策上予以大力扶持。
21世纪的国际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新兴产业的竞争。谁拥有更多高科技，谁就拥有发展新兴产业的优势，谁就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赢得更大主动权和话语权。2021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2.44%）虽高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与欧盟大抵相当，但与以色列的5.4%、美国的3.5%相比，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能力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使得我国新兴产业的竞争力较弱。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产业分类标准，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通信、金融、商业服务业、教育、医疗的优势更大，这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40%。而我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电气设备制造业、机械和设备制造业及机动车辆制造业三大产业，尽管我国中高R&D密集型产业的增加值全球占比超过四分之一，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不足10%。由于存在一些突出的技术短板，我国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当前还难以在国家产业链重构中获得足够的话语权。
新兴产业集群依据信任与承诺建立起组织间长期的交易关系和关系网络，有利于聚集资本、劳动力、能源和其他专业化资源，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议价成本，有效克服市场和内部组织失灵，具有创新驱动力更为强劲、知识溢出效应更大、产业自我升级强化能力更强等特征。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的硅谷等实践证明，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集群是促进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最有效的途径。截至2023年2月，我国已建设177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22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有21个世界领先的科技集群进入百强名单，在数量上首次追平美国，并列世界第一。我国需要继续通过高新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增长极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高新产业集聚①，提高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新动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科技、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较低、产业链价值链主导性较弱等突出问题。加上美国千方百计维护自身霸权，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实行保护主义，增加关税，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将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技术确定为本国的“领先技术和国家安全基础”，通过出口管制和阻止在这些领域投资对中国进行封锁，削弱中国技术创新能力。2020年以来，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大搞“友岸外包”，运用“长臂管辖”打击我国科技企业，强制实施对我国的“脱钩断链”，进一步出台出口管制措施，阻止中国获得尖端半导体及其生产所需设备，迫使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离开中国。这些赤裸裸的霸凌方式凸显了美国不惜代价阻碍我国实现技术上的跃升，确保美国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对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建立科技、产业、金融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弯道超车”，抢占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制高点，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发展根基。
强化科技产业发展的金融“加速器”功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提供的跨时空、跨代际配置资源的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而金融则是引领资源和要素汇聚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毫无疑问，哪个国家能够尽快建立与第四次科技革命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将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引入科技创新企业和新兴产业，哪个国家就能赢得科技竞争的胜利。
目前新兴产业大多处于研发阶段，呈现出知识技术密集、产品个性化以及更新迭代快等特点，需要金融资本根据新兴产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不断完善金融功能，灵活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清算支付、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格发现、激励功能，提供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使金融资本和技术革命之间实现互利共赢，更好发挥金融的“加速器”作用。
第一，完善金融结构，不断健全金融功能。由于传统文化、制度、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千差万别，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另一种是以德国、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这两种金融体系在配置金融资源、分散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各有利弊，在特定的社会土壤、环境下都能很好地支持产业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最优金融体系。一个好的金融结构不仅能够很好地发挥金融功能，还能够很好地激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例如，英国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构建的银行网络体系，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英国实现了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德国建立了银行主导的全能银行制度，德意志银行既经营政府贷款、铁路证券，又经营工业、建筑业和保险业，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对于德国在短短30年内实现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从农业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工业化进程与德国有异曲同工之处，主要依靠三菱、三井、住友等银行资本推动工业资本积累，20世纪70年代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美国在“大萧条”之后，采用分业经营模式，促使金融体系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支持美国完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成为全球霸主。实际上，在一个产业从萌芽、兴起、发展、成熟的全生命周期中，离不开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所承担的金融功能各有侧重，可匹配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两种金融模式在不断地优化、变革、扬长避短，需要根据科技创新、产业现代化的发展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比如，投贷联动这样的融资模式，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出现了更多的融合发展趋势。
第二，健全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制度，促进科技项目研发成果转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挥了独特的推动作用，推动电子计算机、核技术、纳米技术、航空等高新技术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创业投资汇聚了金融机构、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等，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现代投资机制，帮助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得益于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美国硅谷成功孵化出微软、苹果、惠普、雅虎等著名企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企业聚集地和最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群。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智能、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和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大多为中小企业，正处于生命周期中的种子期和初创期，创新创业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较高的研发风险和产品市场化风险常常使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根据美国的研究，研发投入、产品化、产业化的资金需要量之比是1：10：100，从科技创新到形成新兴产业，金融资本投入将呈几何级增长。为了解决风险问题和规模问题，激发研发创新能力与产业升级动力，需要政府制定积极的扶持政策，利用财政杠杆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拓宽高科技企业早期融资渠道，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制度和创业投资机制。作为传统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创新融合的特殊投融资机制，创业投资不仅通过提供资金，还通过整合资源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推动创新创业企业快速成长。创业投资的资金主体大多是个人资本、机构投资者资金、私募证券基金和共同基金，需要继续扩大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增加数额大、收支间隔长的养老基金，更好适应创业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创业投资方式需要以有限合伙制为主，形成创业投资家、创业者、创业企业和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格局。畅通资本市场退出渠道，通过并购和企业上市，为大量中小创业企业打开资本市场大门，便利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获利退出，增强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的活力。
第三，加强金融科技创新赋能，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一是创新理念和信贷技术，提供子市场全质押贷款。调整银行传统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增加无形资产的抵押功能，将技术流与资金流并重，为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轻资产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扩大高科技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二是创新投贷联动金融模式，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联动与合作。信贷投放与股权融资相结合是一种新型融资方式，资金供给者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商业银行可自行成立一个具备投资功能的子公司，在向企业投放信贷的同时，通过子公司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商业银行也可寻求专业的风投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三是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模式，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由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主导，具有组织稳固性和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活力，是创新的主力军，但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模式，从企业上下游相互关联角度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不仅可以获得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订单、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等信息，更好了解中小企业，同时还可以获得龙头企业、核心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担保，切实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商业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保理公司等金融机构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运用智能化平台等新技术，与龙头企业、核心企业加强合作，大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模式。
第四，构建金融风险分担机制，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产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一批新兴产业蓬勃兴起，不断加速传统产业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要求进一步强化金融的杠杆、放大器作用，促进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多流合一，有效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在投资项目、技术研发、重大装备国产化、兼并重组等方面催生了新的金融需求，也产生了沉没成本和新的风险，需要出台系列财税、金融等促进政策，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分担机制，为产业、高新科技与金融资本之间良好的结合保驾护航。一是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撑作用，提供利率优惠的长期资金。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投资、资产证券化等综合性金融服务，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及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国家重大战略性工程建设和全球产业链调整布局。二是设立政府专项投资基金，构建引导社会资金的保障机制。在风险较高的创新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军民融合、中小企业发展领域，建立数量多、规模大的专项政府引导基金，实行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三级联动投资架构，政府承担部分金融风险，通过直接融资方式、市场化运作，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投资于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项目和技改工程。三是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融资、中小企业信用贷款等金融创新，需要有融资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来分散风险，调动银行扩大贷款的积极性。保险公司也需要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保险产品，例如，首台（套）保险，为企业应用新技术提供保障。四是以产业园区、高新区为抓手，建立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以“政府引导、网络交流、资源共享，面向企业、服务园区”为原则，依靠大数据和智能管理技术手段，建设集数据信息收集、清洗、加工及存储功能为一体的投融资服务平台，汇聚技术研发与应用融资项目库、投资机构库，配套建设信用信息、政策咨询、人才服务、投资咨询等子平台，降低产业园区、高新区企业开展金融业务的成本，提升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对接效率。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完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体系，在科技成果的产生到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和服务。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表明，科技中介在高校、企业和风险资本之间牵线搭桥，提供人力资源、技术转移和法律服务，大大提高了科技、产业、金融结合的效率，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工作重点
一是坚持“四个面向”，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这为我国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瞄准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技术的最前沿，力争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抢占先机，提高国际竞争力，夯实经济较快增长的科技基础。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重点解决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的“卡脖子”问题。中国有14亿多人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医药、生命科学研发力度，提升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
二是坚持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全面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发展是硬道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是必要前提。“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需要保持不低于5%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2022年GDP达到12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85698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我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诸多约束，离开科技进步的贡献，仅靠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很难实现如此高的经济增速。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1年的39%提高到2021年的60%，科技进步对实现产业发展和经济跨越式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专利成果转化看，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这与美国、德国等创新型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当前美国、德国等创新型国家牢牢把握着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诸多尖端技术的主导权。当务之急是彻底改变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生产与需求脱节的局面，明确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政策和资源倾斜力度，促进科技创新、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使我国早日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金融支持的重点，制定科技成果转化率倍增计划，强化科技赋能作用，推动产业数字化、现代化转型，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
三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守住风险底线。首先，摆正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金融“脱实向虚”滋生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避免资金在金融市场内“空转”，构建顺畅的渠道和机制，确保资金及时足额进入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其次，运用直接融资手段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无论是科技研发还是成果的产业转化，都需要规模巨大、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长期资金，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企业股权资本、创业投资资本、长期债权资本的比例，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降低经济金融风险。再次，推动金融数字化和金融模式、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作为金融支持的重点，不断完善知识产权质押模式、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模式、技术改造融资模式，完善产业园区、高新区金融综合服务机制，支持产业龙头、核心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巩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健性。最后，加强金融规划，整合金融资源，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协调与合作。充分发挥金融控股集团的金融资源整合作用，坚持市场导向，建立鼓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投资基金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协作发展的激励机制，更好发挥这些金融机构在资金供给、风险分散方面的特长和专业优势，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针对企业在不同产业链中的角色和定位，及其所处特定生命周期的金融需求，由最合适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更好实现金融功能。
四是坚持打好政策“组合拳”，营造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政策环境。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要破解美国的技术封锁、出口管制以及“脱钩断链”难题，需要加大政府引导和推动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促进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形成政策合力解决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金融可持续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科技政策需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科技创新项目；产业政策需要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货币政策需要稳健灵活，聚焦金融资源向优化配置的方向引导，以及形成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定向激励；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充分发挥专项债券、财政贴息、政府引导基金、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保障作用，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政策引导和扶持作用，放大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和引领功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五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将从以前的要素型开放为主转向以制度型开放为主，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搭建更多低碳、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区域、多边、双边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巩固和提升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发挥资本的推动和“加速器”作用，优化配置全球金融资源，致力于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以扩大贸易和巩固产业链供应链为目标，鼓励企业增加跨境双向投资，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构建，充分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共同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注释】
①张可、徐朝晖：《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财经科学》，2019年第1期，第75—86页。
责编/谢帅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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