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是数字时代驱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和创造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出重大部署，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为我们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近年来，我国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抓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问题仍然突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存在不少梗阻，如关键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较高等。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必须清晰梳理并着力打通这些梗阻，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近些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仍存在关键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核心元器件、操作系统等技术研发和工艺制造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就会受制于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基础就不牢固，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局面也就难以根本扭转。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瞄准全球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我国数字技术薄弱环节，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统筹部署、协调布局、一体建设、融通运用和普惠共享，鼓励从地区、行业实际出发积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和市场化流通交易，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
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等行动，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显著提升。但从结构上看，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强且转型快、效果好，而中小企业则大都转型较慢。根本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技术门槛较高，许多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着力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和成本。可以通过在重点行业和区域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公共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开放数字化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普惠性数字转型服务；加快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支持中小企业向全业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延伸拓展；继续大力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推动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降低其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资金门槛。
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数字技术的快速创新和应用，推动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新变化新气象。同时，由于相关规则、制度、机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也给经济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对此，要善于总结、比对、提炼与分析，把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和法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监管的公正、开放、透明和法治化水平，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和自律动力。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优化经济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和作用，不断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协调性、有效性。探索将公共数据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统一的国家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开发利用端口，系统推进政务平台规范化、标准化、集约化建设。
提高全民数字素质。目前，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10.3亿，但大部分人群都是较为浅层次地触及数字技术，缺乏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要把提高全民数字素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运用数字技术的本领。同时，坚持法规约束与教育引领相结合，不断提高公民网络文明素养，强化数字社会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