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市场范围”假说，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规模报酬”假说，发展经济学家探讨大国外贸依存度和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学家将国家规模因素纳入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系统研究大国的概念界定、经济特征、经济优势、战略模式和发展格局，使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入新境界和新形态。大国经济特征是由初始特征、基本特征和典型特征组成的多层次结构，其与大国经济优势、大国经济发展格局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根据中国经济的特征、优势和规律，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国统一的和有序的大市场，集聚全球优质要素培育国内大产业和大企业，选择高水平产业和产品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
【关键词】大国经济 基本特征 经济优势 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7.002
欧阳峣，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史。主要著作有《大国综合优势》、《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新兴大国的增长与转型：“金砖国家”经济研究》（合著）、《大国发展经济学》（主编）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范围”假说，可以看作经济学家探索大国经济的思想之源。1957年，国际经济协会海牙会议正式将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大国经济特征及影响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试图结合经济思想史上的理论探讨和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解析大国经济的特征、优势和发展格局问题。
大国经济研究的理论源流
亚当·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规模报酬”假说，是大国经济研究最早的思想渊源。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的原因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所以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而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到市场广狭的限制。”[1]这就是市场范围引起分工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假说，他还以中国古代为例进行分析：“中国的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而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2]斯密主要分析了市场规模的经济效应，马歇尔则在《经济学原理》中分析了生产规模的经济效应：“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3]这就是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引起报酬递增的“规模利益”假说，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将有利于专门机械的使用和改良，原料、运输和销售成本的节约。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和马歇尔的“规模利益”假说，为进一步研究同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相联系的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源泉。
西蒙·库兹涅茨关于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探讨以及霍利斯·钱纳里关于规模效应和大国格局的探讨，成为大国经济研究的直接理论来源。在1957年召开的国际经济协会海牙会议上，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关于“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的假设，库兹涅茨做了后续研究，重点分析了国家规模对国际贸易依存度的影响，认为“如果小的国家将会认识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优越性，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对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两个先决条件，那么它们就必定比大国更严重地依赖于对外贸易，因为，对于这些大国来说，国内市场及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4]钱纳里和塞尔昆则从国家层面分析了规模效应和大国格局，认为大国不仅进出口贸易量明显低于小国，而且初级产品和制造业出口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规模最明显的影响在于生产格局方面。一国的发展格局越封闭，它的贸易专业化比重越低，对外贸易中进、出口越平衡，则国内生产格局的变化越慢。”[5]同时，大国普遍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在国内资源积累和资源配置方面也有所反映：它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早期就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对资源积累的影响表现为投资和储蓄水平显著地高于小国。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同国家规模相联系的经济发展模式、政策和格局提供了理论思路和知识积累。
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自近代以来就期待赶超发达国家，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大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现实背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培刚在《新发展经济学》中提出“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命题，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开辟了新的视野。张培刚认为，以往的发展经济学为若干中小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作出了贡献，但“发展经济学惟有对问题特别复杂的大国进行重点研究，揭示出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找出解决的途径，才能使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更富有普遍性和实用性。”[6]随后，陈文科探讨了大国发展的困惑，即人口困惑、结构困惑、生态困惑、灾害困惑、短缺困惑、债务困惑、市场困惑、农民问题困惑及传统文化困惑，但是这种仅仅寻求大国发展劣势的思路并不适合发展中大国实现经济赶超的理论需求。[7]李由的《大国经济论》将大国经济研究引向规范化轨道，他试图考察和揭示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特征方式，具体分析了国家规模、分工、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积累、资源配置、区域经济、经济开放的联系。[8]进入20世纪后，随着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大国经济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大国经济为主题的论文发表数量迅速增加。诚然，多数论文将大国或大国经济作为时髦的词语，并没有将国家规模因素纳入理论分析之中，然而还是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如陆铭等从经济分权改革的角度分析了大国经济的治理结构[9]；蔡昉等从区域梯度推移的角度分析了大国产业形成的雁阵模型[10]；江小涓从需求动力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大国经济的双牵引模式[11]；刘志彪从大国经济开放的角度分析了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12]。
大国经济研究团队从2006年开始研究“大国综合优势”问题[13]，然后提出中国大国经济学建设的构想[14]，之后逐渐拓展研究内容，为大国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系统性贡献：（1）研究思路从问题研究向科学研究转变。首先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概念进行合理界定，并提出评价指标体系遴选具体对象[15]，然后刻画大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16]，概括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17]，以此作为开展科学研究的客观现实基础。（2）研究视角从经济劣势向经济优势转变。通过研究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效应和发达大国工业化道路的特征[18]，分析大国效应的积极经济影响[19]，揭示大国市场规模优势的形成机制[20]、内需驱动的出口模式[21]，以及大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综合优势[22]。（3）研究范式从专题探讨向构建理论体系转变。将规模范畴和结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23]，分别阐释大国供需均衡模型、大国内生能力理论和大国综合优势理论[24]，以及大国经济的发展动因和发展战略[25]，构建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体系[26]。
回顾大国经济研究的历史过程，梳理大国经济理论的演进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经济学家的思想贡献。古典经济学家斯密试图从市场范围广阔的角度揭示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试图从规模报酬递增的角度分析生产规模的积极效应；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钱纳里则提出了大国效应、经济结构和发展格局问题。中国经济学家的独特贡献在于：明确地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主题，系统地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特征、优势、模式和格局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和核心原理，构建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体系，从而使发展经济学进入新境界和新形态。
大国经济特征和发展优势
将国家规模因素纳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需要揭示不同规模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机理，以及超大规模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性机理，这就要求我们刻画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用理性思维进行归纳和概括，分析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然后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从积极的视角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并且利用这种优势合理地选择经济发展战略。
大国经济特征及其多层次结构。认识论原理告诉我们，认识客观对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也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进行剖析，因为客观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和多层次的系统。所以，对于大国经济这个复杂系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从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大国经济特征的多层次结构。经过深入研究和理论分析，我们将大国经济特征概括为由初始特征、基本特征和典型特征构成的完整结构。
初始特征就是最初的、本原性的特征，大国经济的初始特征就是大国发展的最初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描述：“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物产。”[27]简言之，就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物产丰富。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以人口数量作为衡量国家大小的尺度：“那些真正的大国，即人口在5000万左右的国家。”[28]珀金斯和塞尔昆在《发展经济学手册》中将人口规模和地理规模作为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首要原因，认为“人口规模是影响经济结构的主要因素，但地理规模也影响经济结构”。[29]借鉴上述研究，我们将大国经济发展的初始特征认定为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即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这样认定的理由一是因为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是形成大国的最初原因，不可能再往前追溯；二是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能够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人口因素主要影响劳动力资源的供应和生产物品的需求市场，国土因素主要影响自然资源的供给和市场范围的形成。可以说，这两个特征属于大国的“纯自然特征”，而经济特征则是容易发生变化的，可以称为“推定的特征”。
基本特征就是最一般性的特征，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从大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性的特征。经济学家很少研究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通过初始特征的推导，并从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及典型特征中进行抽象和概括，我们能够提出大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规模性特征。大国经济的初始特征即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它们都是规模性特征的源泉。由这两个初始特征形成的资源规模庞大、市场规模庞大和经济规模庞大，都是规模特征的具体表现。研究大国经济问题，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就是分析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就是将规模因素纳入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二是结构性特征。庞大规模的经济体自然形成复杂的结构，由于大国的技术发展、产业发展、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具有差异性，不仅能够形成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甚至可以形成多元结构。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结构性特征特别明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就是研究经济结构的转型，所以，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怎样通过工业化和结构转换向发达国家演变的理论。三是内源性特征。大国不仅拥有庞大规模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供给，可以形成经济发展的内部推动力量，而且拥有庞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可以形成国内市场的拉动力量。国内资源供给和国内需求推动的结合，使得大国经济可以依靠国内资源实现内源性增长，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内生性发展。
典型特征就是突出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就是从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中概括地、集中地反映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机制的特征。例如，库兹涅茨分析了大国经济内部区域差异较大、外贸在国家总产值的比重较高等特征；钱纳里分析了大国在出口构成中专业化水平低、在经济发展初期实现经济结构转换，以及大国的投资和储蓄水平高于小国等特征；张培刚总结了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特点，即大国人口众多以及国内需求和市场容量较大，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贸比重较低；大国需要建设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和满足庞大的国内需求，因而对资金的需求量特别大；大国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因而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大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因而在工业化初期具有发展优势。[30]归纳和总结经济学家的论述，可以提炼出六个主要的典型特征：一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规模庞大，而且这些要素禀赋具有异质性，所以能够满足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技术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二是国内需求和市场规模庞大，而且消费需求和国内市场具有差异性，进而形成多元性和多层次结构；三是需要建立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因而在工业化初期就较快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四是需要建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体系，形成规模庞大的投资需求，因而形成较高的积累和储蓄水平；五是以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体，形成外贸依存度比较低的发展格局，因而承受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较强；六是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差异比较明显，容易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因而特别需要重视经济协调发展。
大国经济发展特征与发展优势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从大国经济的特征出发，“扬长避短”，利用大国效应的积极影响，可以发挥和培育大国经济发展优势。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发挥和培育大国经济的发展优势，并且致力于实现各种优势的耦合，进而形成大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
一是资源供给充裕的发展优势。大国人口众多可以提供相对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国幅员辽阔可以提供较为丰裕的自然资源，这些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前提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从而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然而，这仅仅是一般的理论逻辑，在具体的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有的国家依靠自然资源获得短期的经济繁荣，但却因为路径依赖落入自然资源“诅咒”；有的国家依靠人力资源获得初期的经济增长，但却在进入更高阶段后陷入经济停滞。因此，大国不仅要重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更要重视技术创新驱动；不仅要重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更要重视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从总体上说，初级自然资源和低素质人力资源主要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发挥重要作用，而到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促进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增值，依靠教育立国促进人力资源的质量提升，从而培育和增强大国经济发展优势。
二是市场规模庞大的发展优势。大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强劲，可以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起着直接和最终的决定作用，它们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进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马克思认为需求不足将导致生产的过剩和停滞，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从总体上说，大国经济应该充分发挥国内需求强劲和市场庞大的优势，增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同时，需求本身也有结构问题，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部分。在大国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水平及购买力较低导致国内居民消费市场规模有限，因而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而到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消费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培育大企业和大产业，所以市场规模庞大的优势作用也将愈益显著。
三是产业体系完整的发展优势。大国的国内需求规模庞大，而且存在多样性和多层次结构，这种庞大规模和多元结构的国内需求，往往不可能通过进口来满足，而必须通过国内生产来解决。所以，大国需要在工业化初期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这种产业结构及经济体系有利于经济自主发展和国家自立自强，因而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由于工业部门的各个产业和各个行业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通过贸易链和供应链构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大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产业部门，基本能够覆盖各个产业及各个行业，可以形成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生产网络，因而拥有整体规模优势以及网络化优势。特别是在超大规模国家里，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不仅可以支撑众多产业和行业发展，而且可以构建系统的、高效运行的产业链，从而形成自立自强的产业体系和内循环体系。
四是经济稳定韧性强的发展优势。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减少了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规模较小的国家来说，可以更好地避免国际经济波动的消极影响，特别是避免主要贸易国家经济波动带来的巨大冲击，因而具有稳定发展的优势；大国国土面积大，市场范围广阔，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布局不同的产业，经济发展拥有纵深的空间，某个产业的衰落不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经济生长点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和空间移动。而且，数量众多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具有适时地进行调节和转换的能力。这种有利于抵抗外部风险的特征，以及在国内不同的区域和企业之间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转换或者调适的能力，也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定优势。
大国经济特征和发展格局
经济发展格局是根据经济发展特征和发展优势而选择的某种经济结构或者发展型式。汉语中的格局是指结构和格式，英文中的格局（pattern）是指模式和型式，所以可以把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定义为国家配置资源和市场的基本结构和型式。具体地说，一个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特征和优势来选择或者确定将资源要素和市场要素合理配置的结构和型式，就形成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格局；一个大国根据经济发展的规模性和内源性特征而形成的经济结构或者发展型式，就是大国发展格局。可见，大国经济发展格局与大国经济特征及大国经济优势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
经济学家对发展格局的分析可以追溯到斯密，他在《国富论》中以中国古代经济为例描述了大国经济格局：“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入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31]这个发展格局的基本框架就是依靠广大国内市场发展制造业，深化分工和提升制造业生产力，同时以国外贸易为补充，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的生产力。可见，斯密提出了一个大国经济内外循环格局的雏形。钱纳里和塞尔昆所著《发展的格局（1950-1970）》（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根据战后20年间100个经济增长不同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上的一般变化趋势，他们认为：“依据规模和贸易格局将各国划分为具有不同发展格局的类型组（在各组内，每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使我们有可能研究和揭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32]同时，他们具体分析了大国格局和小国格局的特点，即从规模效应的视角分析大国格局、从资源效应的视角分析小国格局，主要研究了出口产品比重及专业化程度。中国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和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时期，明确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其理论贡献在于：（1）超越了以往仅从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来分析大国发展格局的观点，研究视角更加全面，拓展为国内经济循环系统，从而涵盖了更加丰富和深化的内容。（2）超越了以往将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与国外需求、国外市场分割开来的观点，更加重视国内循环系统与国际循环系统的联结，特别强调进入国际循环系统的产业选择和时机选择。（3）超越了以往主要停留在宏观思路上的观点，更加深入地分析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机制，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政策思路和措施。具体地说，根据大国经济的特征、优势和规律，新兴大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以下重点问题。
根据大国经济内源性特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是典型的新兴大国，不仅拥有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初始特征，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供给较为充裕。而且人均国民收入显著增加，市场需求规模愈益增大。这种强劲的市场需求与充裕的要素供给相结合，构成了经济自主发展的大国优势。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应该坚持走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一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中，居民消费需求的总量和质量需要大幅度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和质量也需要大幅度提升，国内需求的扩张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应该“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按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投资再生产的全链条拓展内需体系，培育由提高供给质量、优化分配格局、健全流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等共同组成的完整内需体系”。[33]二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优化国内产业链布局。发挥大国产业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在已经形成的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的基础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致力于推进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以数字技术赋能先进制造业，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谋划未来产业，“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34]特别是要锚定自主自强和安全可控的目标，依托大国内需体系优化国内供应链和产业链，推动制造业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链多元化，努力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切实防范“断链”的风险。
遵循大国经济循环规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大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广阔的市场范围，倘若国内存在基础设施和制度性障碍，就会导致区域和行业的分割，从而缩小市场范围和市场规模，减弱大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为此，需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35]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1）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管理模式，制定全国通用的资格清单，并且规范评估的程序和管理办法；健全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及政策实施机制，完善公平竞争政策及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构建有效的反垄断法律规则体系，确保不同主体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享有平等竞争的权利；编制出台全国公用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建立公共信用信息与金融信息共享整合的机制，加快社会信用立法，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2）规范政府行为和市场干预行为。采取措施撤除区域壁垒，规范妨碍统一市场建设的行为，以公平的制度供给和营商环境吸引企业投资；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通过健全保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统一市场建设的法律法规，将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依法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依法规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当地企业和外地企业的经营行为，提高政府部门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协调性。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聚全球优质要素培育国内产业，促进大国经济的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市场资源是特别重要的资源，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逐渐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在逐步丧失，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在逐步缩小，唯有市场规模优势在逐步扩大。为了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36]具体地说，一是集聚全球生产要素培育国内大产业和大企业，利用国内大市场的“虹吸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更多和更高级的生产要素，依托本土市场形成要素集聚，以要素集聚促进产业集聚，并且发挥市场范围促进分工深化的作用，增强产业发展的专业化优势，形成国内产业规模和产业链条；通过要素集聚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发挥企业生产规模的报酬递增效应，培育一批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巨型企业；通过要素集聚引导企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的发展，在要素集聚、企业集聚和产业集聚中形成经济增长极，并通过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二是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开放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必然规律，特别是后发大国更加需要开放创新，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吸引全球的创新资源，利用大国技术创新可以摊薄研发成本、节约研发资源和增加研发收益的优势，开展有利于国家自主自强的技术创新，通过先进技术集成创新和原始技术突破创新的路径，实现重要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追赶和超越，从而推动创新驱动以及走向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大国产业联动机制，选择高水平产业进入国际产业链，推动重点支柱产业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大国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中拥有经济发展的优势，而小国则会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市场规模，倘若大国实行封闭的经济政策，就有可能丧失市场规模优势和全球化红利。然而，一些后发大国往往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低端锁定”的现象，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难以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了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问题，一是要发展国内大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围绕产业链培育创新链，选择国家重点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通过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真正占据国际技术前沿，以先进技术引领企业和产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二是发展国内大产业，增强整体设计能力，在技术研发的基础上进行产品的整体设计，控制产品的研发、制造和营销各个环节，形成总部经济模式，并且通过形象塑造形成品牌优势，获取品牌价值增值。在国内产业和企业增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整体设计能力、品牌塑造能力的基础上，选择一些产业、企业和产品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以现代化和高水平的国内产业链嵌入全球产业链，依托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整体设计能力，对各国企业进行价值链的深度分解，并对全球资源进行战略组合，从而实现从以我为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向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转换，使中国的先进产业和先进企业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进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国效应、内生能力与新发展阶段经济转型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AJL001）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6页。
[2][27][3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47、247、247页。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91页。
[4]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65页。
[5][32]霍利斯·钱纳里、莫尔塞斯·塞尔昆：《发展的格局（1950-1970）》，李小青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81、109页。
[6][30]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49～51页。
[7]陈文科等：《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大国发展经济学难点探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8]李由：《大国经济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18页。
[9]陆铭等：《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51～79页。
[10]蔡昉、王德文、曲玥：《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11]江小涓：《大国双牵引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管理世界》，2010年第6期。
[12]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3]欧阳峣：《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财贸经济》，2006年第5期。
[14]欧阳峣：《中国大国经济学建设的构想》，《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8期。
[15]欧阳峣、罗会华：《大国的概念、涵义、层次及类型》，《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欧阳峣、罗富政、罗会华：《发展中大国的界定、遴选及其影响力评价》，《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6期。
[16]欧阳峣、生延超、易先忠：《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5期。
[17]欧阳峣：《大国经济的特征及其层次性》，《光明日报》，2014年7月30日，第15版。
[1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课题组：《“金砖国家”崛起的大国效应》，《光明日报》，2010年2月2日，第10版；欧阳峣：《美国工业化道路及其经验借鉴——大国发展战略的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9]李君华、欧阳峣：《大国效应、交易成本和经济结构——国家贫富的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20]欧阳峣、傅元海、王松：《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欧阳峣：《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光明日报》，2019年5月14日，第11版。
[21]易先忠、欧阳峣、傅晓岚：《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易先忠、欧阳峣：《大国如何出口：国际经验与中国贸易模式回归》，《财贸经济》，2018年第3期。
[22]欧阳峣、刘智勇：《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本综合优势与经济增长——基于异质性与适应性视角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1期；欧阳峣、汤凌霄：《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解析》，《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
[23]欧阳峣：《新时代视域下大国经济的规模与结构》，《光明日报》，2018年1月10日，第11版。
[24]欧阳峣、尹向飞、易先忠：《实现要素供需均衡的大国经济模型》，《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欧阳峣：《“大国内生能力”与经济发展》，《光明日报》，2013年3月27日，第11版；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的提出及研究思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6期。
[25]欧阳峣：《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日，第5版；欧阳峣：《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
[26]欧阳峣：《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2期；欧阳峣：《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28]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译，石景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5页。
[29]德怀特·珀金斯等：《国家规模、贸易和工业化》，欧阳峣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2年，第53页。
[33]《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5日，第5版。
[34][3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第6、5版。
[3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4月11日，第1版。
责 编∕李思琪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 Major Country Economy
OuYang Yao
Abstract: Classical economists put forward the "market scope" hypothesis,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proposed the "return to scale" hypothesi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sts discussed foreign trade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economies of major countries. Chinese economists have incorporated the factor of size of nation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concept definition,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advantages, strategic model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major countries, which brought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to a new realm and form.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a major country are a multi-level structure composed of initial characteristic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is an inevitable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major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pattern of China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gather global high-quality factors to cultivate domestic large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and facilitate electively high-level industries and products to enter the high-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Keywords: a major country economy, basic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advantages, development pat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