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发展是在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持续扩张规模、提升质量的过程。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于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精准对接，依赖于市场扩张与分工演进的双向互动，也依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机结合。从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两种机制：一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内需扩大，二是立足需求规模扩张和档次升级，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而这两组机制发挥作用的根基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关键词】社会总供给 社会总需求 经济高质量发展 动态平衡机制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7.003
周绍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分工与创新：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探索与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策略推动的中国工业行业市场结构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发展为主线》等。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这指明了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发挥和培育大国经济发展优势是摆在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重大命题。经济发展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互动提升的过程，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围绕社会总需求展开，其社会总供需平衡是一种被动平衡、静态平衡、事后平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我们提供了调节社会总供给的可行性，也为社会总供需的动态平衡奠定了体制基础。一方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进而助力内需扩大，这是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重机制。另一方面，立足社会总需求的规模扩张和档次升级，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拉动”社会总供给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这是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二重机制。这两重机制之所以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源于其都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经济高质量发展植根于社会总供需的动态平衡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是围绕着商品交易中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展开的。微观经济主体的供给和需求各自经过加总，便形成了“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如果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形成互动增强的动态平衡态势，则国民经济有望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供给和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对基本概念。从定义来看，供给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创造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组织这项活动的微观主体包括企业、政府和各种类型的第三方机构（如公益性组织）。需求是指各微观经济主体形成的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主要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当然，在市场经济中，这种需求是指微观经济主体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即“有效需求”。
就全社会范围来看，把单个主体的供给和需求各自进行加总，即形成“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而这两者的动态平衡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一方面，企业实施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改善既有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总需求，通过供给的“推力”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企业投资能力和政府财力的提高，社会总需求本身也在不断扩张和升级，企业积极响应需求变化，进一步开展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需求拉动供给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两者之间并不总是绝对平衡的，而是处在一种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矛盾状态，但恰恰是这一矛盾推动着经济从较低水平的稳态走向更高水平的稳态，即形成一种螺旋上升的动态平衡态势。良性的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
大国经济社会总供需的动态平衡机制。与一般经济体不同，大国经济中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具有特异性的动态平衡机制，这可以结合市场规模与分工演进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亚当·斯密对分工的作用进行了详实的论述。在“制针工场”这一个案中，斯密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分工”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一是生产工序的分工有利于工人们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二是分工协作减少了工人们在不同劳动工序和动作之间进行转换的时间，三是分工发展伴随着机器的发明，而机器极大地简化和节省了人力。[1]马克思把分工区分为一般的分工、特殊的分工和个别的分工。[2]其中，一般的分工是指社会中大的产业分类，如农业、工业和商贸流通业，而特殊的分工是指这些大的产业内部的分工，如农业内部又可以分为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以及渔业等子行业，个别的分工则是指企业内部的分工。进一步而言，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可被称之为分工的“深化”，产业分工的发展则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新的产业部门，因此也可以被称之为分工的“广化”。
无论是分工深化还是分工广化，都与市场规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当市场规模扩大时，一些原本处于企业内部的加工环节和中间品制造环节就会因为消费需求超过规模经济门槛而从企业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产业部门，从而促进分工广化。此外，市场规模扩大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客观上要求企业通过工艺创新改变产品样式，提高产品复杂度，而这会增加生产的中间环节，导致分工深化。另一方面，由于分工发展，产业部门数量增加，产业间、产业链上下游的市场交易量也相应增加，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提升。因此，市场规模与分工的发展程度呈现出一种交互增强机制。这种交互增强机制实际上就是阿林·杨格在1928年提出的“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互动机制，也即“斯密-杨格定理”。[3]
我国作为“大国经济体”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势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分工演进与市场规模扩张产生正反馈机制，并进一步促成了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我国产业形态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不断增多，涌现出诸多新兴产业。并且，随着消费需求升级，传统产业的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以我国的行业分类标准为例，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于1984年首次发布，分别于1994年、2002年、2011年、2017年进行了四次修订。我国行业类别数从1984年的行业门类13个、大类77个、中类310个、小类654个，增长到2017年的行业门类20个、大类97个、中类473个和小类1382个。[4]工业是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最为活跃的部门，1987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有75类，2021年增长到165类。[5]对比1987年和2021年的工业部门和产品类型可发现，新增了移动通信基站设备、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工业，不仅实现了产品更替和升级，而且每一类别的内部细分产品也更加丰富。分工的深化、广化极大地繁荣了市场交易，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项指标，就从1978年的1558.6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40823.2亿元，扩张了282倍。[6]
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演进的互动过程，提示我们可以从供需互动增强机制出发，理解大国经济发展的两种特殊机制。一是推进社会总供给的结构性创新，以此助力社会总需求扩容升级；二是立足国内需求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归根到底，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基，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在目标和导向、主体和组织、手段和工具等方面全面超越单纯“宏观调控”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以社会总供给的结构性创新助力社会总需求扩容升级
分工演进推动市场扩张，而市场规模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分工进一步深化和广化，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无条件发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特点，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能够更好地掌控供给侧，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分工演进，进而助力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这是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重机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总供给的结构性创新提供载体条件。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在“需求侧”，亦即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社会总需求，从而达到通货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强调总需求管理而不是总供给干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实施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就决定了国家宏观调控无法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宏观调控缺乏“载体”和“抓手”。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为社会总供需的动态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恩格斯在论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时曾指出：“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7]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普遍采用指令性计划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民所有制企业相当于国家的“生产车间”，政府直接向企业下达生产经营的计划指令，严格规定企业产品的品种、产量甚至利润额。同时，又通过国家订货、统购统销、原材料控制、指导性计划等方式把集体所有制单位纳入宏观管理范围。但是，长期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这种指令性计划管理方式虽然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暴露出科层管理过于僵硬、供需信息传递不畅、技术创新激励不足等缺陷，必须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开始更多地采用指导性规划实施供给侧管理，其着力点在于运用更为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鼓励企业开展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创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就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从生产成本的角度决定了商品价值和价格，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第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理论依据，要求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把供给侧作为主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则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供给侧管理提供了载体条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突出和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在供给侧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其能够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有针对性地实施投资、技术改造、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一系列战略性经营行为，这一特点由此也成为大国经济的显著优势。[8]譬如，在我国高铁产业系统中，产业链各环节占据龙头地位的主要为相关领域的国有企业。目前，我国高铁产业上游的三大龙头企业分别是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及中铁高新；产业中游整车制造的主要代表性企业是中国中车，核心零部件的代表性企业包括晋西车轴、今创集团、博深股份等，在专用系统设备环节，中国通号、铁科院、远望谷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这些企业大部分都属于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作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国有企业成为社会总供给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有效响应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各种政策要求，把社会总供给的管理目标落到微观实处。
以更为优化的供给侧结构为扩大内需提供保障。西方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总基调是“总需求管理”，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等工具，引导经济主体配合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社会总需求的规模和结构，进而促进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以实现通货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也强调宏观调控的干预对象是“有效需求”，也即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内需是由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组成的，扩大内需战略并不是盲目地刺激需求，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更具体地说，扩大内需战略要建立在更为优化的供给侧结构基础上，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提升有收入依托的消费，满足有信用约束的需求，简言之，要通过供给侧的持续优化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以更为优化的供给侧结构扩大投资需求。实施科技创新和突破产业瓶颈是提振投资需求的有效手段，必须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明确路线图、时间表、责任制。加大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力度，加快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不断开发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在对外依赖度高、短期难以有外部替代来源，可能会出现断供断链的领域，要通过技术升级加快补齐短板、建链强链，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保障，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以更为优化的供给侧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为消费需求的有序升级提供内生动力。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存在密切联系。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消费能力强，而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消费能力弱，因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力量，是提振消费需求的重要政策举措[9]。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在生产活动中的贡献获取收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生产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让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协同配置、分工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生产中的作用，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提升劳动报酬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消费需求的有序升级提供收入保障。
立足国内需求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
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二重机制是社会总需求对社会总供给的拉动作用。在供给优化推动内需扩大的同时，需求的规模扩张和档次升级也在“拉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更多地立足国内需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
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微观经济主体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和价格并不完全由第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生产活动只是在供给侧为经济发展划定了“可行性边界”，但是经济发展不完全由供给侧决定，而是在供需双方的协同互动中实现的。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有另一种意义：根据社会对这种商品的需要，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拿出一定比例的劳动时间用来生产这种商品，这就是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八章中，马克思在讨论“级差地租理论”时提及了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正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形式，进一步说，正是通过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而表现出来。”[10]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突出强调了“需要”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仅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由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各种资源必须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结构投入生产，才能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结构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当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投入不同部门、产业和区域的比例失调时，就有可能引致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甚至造成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如果在这个领域中花费多了，即使每个单个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单个商品的总量所包含的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单个商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单个商品的总量在既定的前提下却会丧失它的一部分使用价值。”[11]
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促进供需动态平衡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这三种需求在经济活动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标和方向，也深刻影响了生产过程中各类资源的投入比例，起到了拉动社会总供给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的作用。以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理论依据，扩大内需战略与单纯“刺激”总需求的西方宏观调控存在本质差异，也为大国经济的发展优势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当前，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举措，这就要求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立足于国内需求，从国内消费需求、国内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内向辐射三个方面出发，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
其一，以国内消费需求有序升级丰富社会总供给样态。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都呈现新特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物质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
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优化社会总供给结构，应主要着眼于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和倡导绿色低碳消费等方面。例如，立足于居民食品消费不断升级的趋势，实施质量兴农计划，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大力提升安全食品、绿色食品供应能力，推动食品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食品行业优质品牌。再如，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具有丰富应用场景和放大创新收益的优势，参照消费过程中日益提高的信息交互要求，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和千兆光网，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车联网、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新能源汽车联网充电系统等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其二，以国内投资需求积极提档优化社会总供给结构。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需求是否能得到充分满足，直接关系到所供给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高低，因此，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投资需求实际上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对接口。譬如，在企业生产活动中，能源的可获得性和利用效率提升是投资行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满足企业对高质量清洁能源的需要，是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水平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在安全和智能化电网、绿色化煤炭供应保障基地、煤电清洁化高效化利用、沙漠戈壁地区大型风电和光伏基地、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等方面集中发力，不断提升能源可获得性和利用效率。
加快建设各类市场，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是满足投资需求、优化社会总供给结构的重要举措。我们不仅要继续完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让这些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持续保持活力，还要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市场、数据市场和生态环境市场，让这些新兴生产要素尽快进入高效轨道。具体来说，要不断健全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有序推进全国能源市场建设，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用水权交易市场，为企业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要素支撑。
其三，以出口需求的内向辐射持续提升社会总供给质量。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曾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关闭开放大门，而是要把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协调起来，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继续做强做大的产品和服务出口，以出口需求的内向辐射持续优化总供给。[12]为此，应继续积极支持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和技术含量，大力推动以知识产权使用费、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增强出口需求的内向辐射效应，要紧抓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契机，加快建设内外联动的交通基础设施。要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建设跨境电商平台。推动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广标准化托盘带板运输模式。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支持数字化第三方物流交付平台建设，推动第三方物流产业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化平台企业和供应链企业，促进全社会物流降本增效。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推动交通运输设施跨区域一体化发展。
大国经济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机制的根基
在大国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的双重机制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之上。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党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节的产物。国家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调节阶级矛盾；另一方面，维护和增进其所代表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形式，国家不仅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并且发挥着保护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执政党作为国家机器的核心力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保护和增进政党本身所属阶级的利益。[13]西方的宏观调控把政府看作是市场的对立面，从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出发设计宏观调控政策。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立场。也正因为如此，在实现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的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和导向、组织和主体、手段和工具都呈现出鲜明特征。
在目标和导向方面，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实现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要求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公共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方面，在宏观调控目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充分协调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的关系，注重处理好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关系、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治理导向上，在物质需要层面，短期内，把就业放在首要位置，并保证生产供给能够与人民物质需要相匹配，维持通货稳定，保障国际收支动态平衡；长期内，应不断提高生产力总体水平，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将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和公共需要纳入目标体系，通过优化社会总供给结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和公共需要。
在主体和组织方面，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治理组织体系。随着宏观经济治理目标从满足人民物质需要层面拓展到文化、政治、民生、生态等各个层面，宏观经济治理的主体就不能局限在经济管理部门，而是要涵盖更多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为了协调这些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必须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3年4月，作为专门经济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2018年4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组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担任主任。成立这一机构的目的在于加强党中央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同时，为保证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机制的实现，我国初步构建了宏观经济治理的三重传导机制。一是从党中央集中决策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部署，再到下级党委具体落实决策部署的传导机制；二是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到国务院的具体部署，再到三大部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相关职能部委具体执行政策措施的传导机制；三是从国务院的统一指挥，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具体部署和执行的传导机制。[14]这三重传导机制既有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宏观调控配合协调，也有纵向的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导和反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治理主体网络。
在手段和工具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实现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的政策手段体系。一方面，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五大政策”进一步拓展为“七大政策”[15]，其中，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政策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微观政策主要包括市场秩序治理政策和激活市场主体的政策；改革政策主要包括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和推进制度开放等方面的政策；民生政策主要包括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就业政策；区域政策主要包括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科技政策，主要包括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强化企业市场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政策。[16]另一方面，逐步建立起社会总供需动态均衡的事前预警和事后评估体制。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在经济波动的监测预警、政策评估、监督审计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短板。[17]而要弥补这些短板和缺陷，不仅需要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更为科学的宏观经济治理手段工具（如宏观审慎框架等），也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这既包括宏观经济治理政策和发展规划制定阶段的民主参与，也包括政策评估阶段的部门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还包括监督审计阶段的财政审计和人大监督。[18]总的来说，事前预警和决策、事中执行和监督、事后评估和反馈，这也是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宏观经济治理工作中的体现。
结语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是一个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互动增强的过程，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两者的动态平衡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体系，而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曾尝试以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社会总供给。历史事实和当代实践都表明：单纯对社会总需求或社会总供给进行调控，都不能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系统地发展出一套社会总供需协同调控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一方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内需扩大，另一方面通过立足需求规模扩张和档次升 级，持续优化社会总供给，拉动供给提升，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环境研究”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百年道路与经验总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1ZDA004、21JZD008）
注释
[1]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8页。
[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3]See Y. All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8, 38(152).
[4]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https://data.stats.gov.cn/。
[5]参见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
[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
[8]郑东华：《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理论思考》，《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3期。
[9]周绍东、陈艺丹：《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的百年道路与经验总结》，《齐鲁学刊》，2022年第3期。
[10]《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0页。
[12]苏庆义：《中国对外贸易20年来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前景》，《中国外汇》，2021年第23期。
[13]周绍东、曹席：《“前三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研究》，《经济思想史研究》，2021年第1期。
[14]刘瑞：《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范式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经济纵横》，2020年第11期。
[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第1版。
[16]刘伟：《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1期。
[17]林木西：《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推进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
[18]庞明川、宁赋宪：《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双重逻辑及实现路径》，《中国经济问题》，2022年第1期。
责 编∕张 晓
Dynamic Equilibrium of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and Demand: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jor Countries
Zhou Shaodong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depends on the precise match between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and aggregate social dem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and demand, we can find the two mechanism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a major country economy. The first is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through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second is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based on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deman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functioning of these two mechanism lies in the national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words: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aggregate social dem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ynamic equilibrium mechanism,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