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的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体现在产业的高度化和合理化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上，受到技术进步、社会需求和国际分工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经历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转型升级，呈现复杂图景。一些后工业化国家既享受了“绿色环境”红利，也承受了“产业空心化”痛苦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再工业化或新工业革命是对其负面效应的纠错。中国走过了大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艰辛之路，正在迈向后工业化时代，但是在结构高度化方向上有所超前，在结构合理化方向上有所滞后。相对低效的农业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软肋。总结中外经验的基本认知是产业体系转型升级要遵循基本经济规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捷径；大国经济的独特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超越式转型升级；战略规划和体制建设是关键推动因素。未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强化大国农业基础；加快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建设数字中国；大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一体化；加快生活性和公共性服务业发展。
【关键词】大国经济 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 产业体系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4/F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7.005
【作者简介】刘瑞，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与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的演变和创新》、《首都经济圈结构调整的国际比较》、《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分析》、《社会发展中的宏观管理》、《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主编）、《国民经济学》（主编）等。
引言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展中大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途径，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要务。所谓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一般是指以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和经营管理为基础的各种产业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显然，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体现规律性和时代性，其特点是高度化、合理化、系统化和绿色化等。一般而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受到两方面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规律和国民经济体量规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与产业经济的演变相适应，产业经济演变到什么阶段，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产业体系。同时，国民经济体量大小对产业经济及其产业体系亦有影响。国民经济体量大，则产业经济比较多样，产业体系比较健全；反之，产业经济比较简单，产业体系比较单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从战略层次上思考、谋划。首先需要明确几个基本概念。
大国的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的高度化或高级化，即产业依循技术应用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从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演化发展；二是产业的合理化或协调化，即产业依循劳动合理分工、资源充分利用、生产专门化带来的效率改进，相关产业之间形成越来越密切的协调合作关系，形成健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最终实现产业体系的系统性。产业的高级化通常引领产业转型方向并规定结构升级路径，这势必打乱原来协调的产业链供应链，迫使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产业经济格局。当产业的高度化与合理化达成统一后，也就迎来了产业经济的“高光时刻”。然后，随着新的生产技术发明、推广和应用，新的工艺流程兴起，新一轮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又将开启。
产业经济理论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有三个基本解释：需求说，以恩格尔定律所作的概括为基础；贸易说，以随着资本和劳动技能的积累而产生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为基础；技术说，涉及加工产品对原料的替代以及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差异的影响。[1]然而，在三种原因中，最基本的原因还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从而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最关键因素。社会消费需求和对外经济贸易只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国际：产业转型升级的复杂图景
综合来看，各个国家、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都经历了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型到以工业经济为主，再进一步转型到以服务经济为主的阶段。这个转型升级过程的基本内容是从生产提供初级产品为主，过渡到以中间产品为主，再过渡到以最终产品为主。人类的第一个产业是农业，其中出现过狩猎业与种植业的分工。农产品剩余的出现推动了商业从农业的分离，此后便是从轻纺制造业到重化工制造业，再到高精加工制造业的转型。产业经济进入以工业为主的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遍布全球的时代，是由资产阶级引领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突飞猛进的质变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联系起来，对理解当下中国与美西方所发生的高技术产业竞争甚至冲突具有特殊意义，如果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待国际之间的产业竞争关系，就很难厘清其中原因。
在工业化时代，产业体系是从轻纺加工业主导、重化工业主导、高精加工业主导三个阶段逐次升级的。该转型升级具有一些标志性特征[3]。其一，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从初始状态看，产业缘起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产生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因为采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和经营管理方式，生产效率提升，产生更多的产品剩余，为新的产业出现提供了可能。在工业化时代，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其他劳动生产率。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由于某个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导致该产业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岗位减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向新兴产业流动和转移。一般而言，在转型升级后，发达国家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要显著小于欠发达国家产业之间的差距。
其二，产业部门产值比重的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标志是：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从两位数降到个位数，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降到50%以下，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之和。[4]各国的产业转型升级都依次经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其三，产业部门劳动力人数比重的变化。与产业部门产值比重转型升级趋势相一致，产业部门劳动力人数比重也是从农业部门依次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流动。然而，从时间上观察，劳动力人数比重变化要早于产值比重变化，二者变动趋势一致，但并不同步，表现为劳动力流动先于产业转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工业化时代，劳动力在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流动也不是替代关系，而是有所交叉重叠的，彼时“劳动力的结构就是部分的‘工业化’和部分的‘服务化’了”[5]。
其四，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也要依循国际分工原则，甚至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然而，大国与小国受到的对外贸易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小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大国，大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基本上是内向型的。[6]
其五，人均总产出是衡量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尺。人均总产出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何种状况和阶段；人均总产出也是一个动态性指标，水涨船高，不会停滞在一个绝对水平上。一般而言，产业转型升级与人均总产出具有密切相关性。一些工业化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与产业转型升级停滞是有关系的。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产业转型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所谓后工业化时代，就是以服务经济为主并以由信息技术发明、推广和应用而形成的信息经济为主的时代。由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还在持续发展进步之中，数字技术成为当前最前沿的技术，由其促使数字经济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新趋势，因此可以把后工业时代具体分为三个阶段：服务经济阶段、信息经济阶段和数字经济阶段。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产业经济是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服务经济阶段的，[7]因此早在60年前，美国经济就开启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经济阶段，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第三产业部门工作，贡献了一半以上的产值；进入信息经济阶段和数字经济阶段，这个份额继续增大。对于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特色，美国学者作出过富有前瞻性的预测，“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度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8]。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经济体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格局：保留了比重低于10%但相对高效的农业；工业比重降低至30%左右，但其中制造高精尖产品的高端制造业始终保留在经济体内部，一般制造业开始向外部扩散，纺织服装业萎缩，采矿业和建筑业发展停滞不前；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达到60%以上，最高达80%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商贸、物流、技术服务业，以及生活性服务业如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旅游等发展迅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产业体系不是封闭性的自成一体，而是出现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两种贸易形式，[9]这标志着国际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开始形成。这种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的产业体系，提高了贸易各方的工业依赖度，却也导致各方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不高。部分制造业开始向前工业化国家扩散、转移，也带动了前工业化国家向工业化迈进。不过，总体上整个转型升级仍然增强了发达经济体内的制造业实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步入一个新的高潮，出现所谓由技术民主化、资本民主化、信息民主化三大进程所推动的“世界是平的”格局[10]。后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产业体系格局调整重组进程。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在继续优先保持和发展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前提下，把一般性制造业加速向拥有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扩散和转移，“在过去十五年间，大型跨国公司在美国关闭了大约6万家工厂，将无数优质工作转移至劳动力廉价的地区”[11]。在全球范围内，产业体系格局按照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重新布局，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利用服务业先发优势，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向输出服务产品，获得更大的服务市场份额和更多的利润。一时间，发达经济体的“虚拟”产业体系成为各国现代化的模仿样板。然而实际上，这种过度虚化的产业体系非但没有巩固和强化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反，其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始被自身的“去工业”趋势反噬。
在产业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后工业化国家首先暴露出明显的产业转型的消极后果。首先，产业转移导致部分传统产业区域经济衰落。在后工业化国家，由于大量传统工业生产流水线消失和转移，导致原产业地区失业加剧，百业凋敝，在许多后工业化国家出现所谓“铁锈”地带。其次，产业转移导致部分供应链脆弱。原产业地区居民所需要的一般商品和外包加工商品严重依赖外部进口，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当地市场商品服务价格波动。再次，产业转移造成产业链的脆弱。发达国家普遍把高端产业、关键零配件产品制造以及技术研发留在了国内，而把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看似占据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格局，其实也埋下了产业链脆弱的隐患。最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同时也带来生活费用和人工费用的上涨。低碳环保的服务业替代了高碳污染的工业，确实对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环境品质提升有巨大助益，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活动，但是，也增强了社会福利刚性，大大提升了劳动用工成本。总之，在后工业化时代，产生环境污染的工业项目转移或消失之后，“绿色环境”红利成为本国最大的正面收获，却也导致了对他国的环境污染输出。同样也是由于工业项目的转移和消失，“产业空心化”成为本国承受的最大负面结果。其中，旧的工作岗位消失，新的工作岗位又需要高素质人才，失业率高企与人工费升高并存，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状况。
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当产业经济完成工业化，开始过渡到服务经济阶段时，因为工业项目大量转移、萎缩、消失，“蓝领”就业机会大量减少。但是相应的服务业却并没有充分吸纳剩余劳动力转移，或者服务业发展依然处于中低端水平，“白领”增加不多。因此劳动生产率停滞，产业找不到进一步升级的出口，而被服务经济发展煽动起来的消费主义却不断刺激人们及时享乐，导致人们追求安逸生活，不愿付出辛苦努力，就业意愿降低。这些因素混合起来，就使得这类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进入21世纪头十年，一种“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进程开启。这种再工业化的原因固然与一些外部冲击因素有关，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新冠疫情暴发，以及乌克兰危机，但是再工业化进程本身是对后工业化时代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纠错，是各国重新认识到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内在重要价值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再工业化过程是又一次新工业革命。该过程从能源技术采用角度而言，可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继蒸汽动力技术革命、燃油内燃机动力技术革命后的可再生能源动力技术革命；[12]从生产工艺引发业态变化角度而言，则可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即继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生产设备革命、基于劳动分工的以电为动力的大规模生产革命、使用电子和信息技术以达到更高程度自动化的革命后的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革命；[13]从制造业生产工艺流程升级角度而言，又可被称作第五次工业革命，即继农业生产流程转向工业生产流程的革命、交通运输方式革命、电力革命、计算机革命后的综合性革命[14]。实际上，上述新工业革命都是基于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等，将新老业态和商业经营模式整合起来，构建起一个新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个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也直接影响着当下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国：大国经济产业体系建设之路
我国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时间上短许多，但其过程波澜壮阔。新中国70余年的产业体系建设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的阶段。
改革开放前，中国建立了初步完整的工业化产业体系。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工业化产业体系建设起步于农耕社会，当时农业产值占比在50%以上，农业从业人员占比高达80%以上；工业产值比重只有20%，工业从业人员占比不足8%。最初我国借助苏联援助，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大规模开启工业化产业体系建设。然而10年过去，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国工业化产业体系建设严重受阻，中国不得不自力更生、继续前行。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封锁、孤立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通过艰辛努力建立起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化产业体系，而这是大国经济体才能够办到的。
当时编制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对建立工业化产业体系功不可没。以今天的产业标准衡量，当时的工业化产业体系并不是最高度化的和最合理的，然而却是系统性的和实用性的。该工业化产业体系既能够自主生产进入太空的卫星和与超级大国比肩的核武器等国防尖端科技产品，也能够自主批量生产手表、电视机、自行车、收音机、衣服、洗衣粉等日常民用产品。在一些重要领域，我国也早早打下了基础。“在半导体技术诞生初期，我国在半导体科研进展和工业体系建设方面，仅次于美国，全面领先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由于全球IC（半导体集成电路——引者注）发展迅速，IC产品价格高、利润丰厚，我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半导体工厂建设高潮，全国共建设了四十多家半导体工厂。”[15]然而，在封闭环境下建成的工业化产业体系能满足本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却极不平衡：生产优先满足军需而较少满足民用；产品能够实现量产却难以保障质量提升；各产业体系或大而不全或小而不精；产业体系封闭性强而开放性弱，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相比存在较大代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着面向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重组再造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成两条互为独立又相互促进的路径：一条是借经济全球化东风，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流水线，快速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达成此目的，我国实行了“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政策。另一条是紧盯国际科技最前沿，以我为主、以国际合作为辅开发尖端科技，加速建立自主可控的高科技产业。为达到此目的，我国实行了以发展前沿高技术“863”计划为首的一系列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到21世纪2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逆转时，这两条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促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显示出合成效应。按照联合国产业的分类，当前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产业配套能力领先的制造大国。[16]
因此，当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越过50%时，中国就已经开始向服务经济主导阶段迈进。进入21世纪20年代，受新冠疫情影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有所回落，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中国产业经济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然而，与发达国家的转型升级进程相比，中国从农耕社会直接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升级，这种跃升使得产业体系有所失衡，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所超前，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所滞后，这集中表现在农业的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和服务业。
1952～2021年，我国70年产业体系演化的基本过程（见表1和图1）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我国70年的产业结构演变总体上遵循产业转型升级规律，即产业产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依次从第一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转移。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该转型升级趋势出现一个“V型”变化。这个似乎逆势而出的变化反映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即重新恢复和强化了一度被忽略的第一产业。但是，总体来看，70年来的演化趋势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表1
图1
其次，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趋势基本一致，即依次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按照国际趋势，无论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还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业人员向外流动均先于产业的转移，且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与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基本一致。然而，与国际趋势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明显快于其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到2021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7.24%，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还高达22.87%。这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自身的大国特点。
最后，劳动生产率提升符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般趋势。然而，由于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转移大大慢于产业转移，因而导致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比较缓慢，直至200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才突破1万元／人，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在1993年和1994年就超过1万元／人。也就是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明显慢于工业和服务业。
在简要回顾中外产业转型升级及产业体系现代化历史过程之后，值得总结的有以下基本认识。
第一，产业体系转型升级需要遵循基本经济规律。无论是在什么经济体制基础上，无论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都要依循产业层次从初级向中级、高级，产业产品从初始产品向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产业技术从原始技术向中间技术、高级技术，以及从业人员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服务部门等的转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是尊重科学，尊重科学遵循规律才能顺利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才不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产业发展有周期性。任何一个产业，在技术进步、社会需求、国际分工三大变动因素推动下，都会面临要么转型升级、要么转移淘汰的选择。目前，存在一种“误读”，认为中国正在“去工业化”或“弃工业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产业经济发展仍然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尚未完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统计数据上看，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而这只表明一种趋势，实际上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尚未达到60%的国际经验临界值。2020～2022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所回落，第二产业比重有所恢复，但这并不代表后工业化趋势已经发生逆转。“十三五”规划期间所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一些传统工业项目被转移和淘汰，这只是对传统工业产能过剩的一种出清。实际上，淘汰落后过时工业项目的做法，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是通过市场出清或经济危机淘汰过剩产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中是通过政策出清或结构调整淘汰过剩产能。在此周期性调整过程中，落后产业产能被先进产业产能替代，是题中之义，与所谓人为“去工业化”无关。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是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捷径。按照国际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是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正常选择，是合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自然结果。倘若过去几十年，我们没有引进大批国外先进制造项目，使得国内无数新的工艺生产线蓬勃发展，则很难设想今天中国能够拥有如此齐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格局。这个基本事实表明，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积极承接相关国际产业转移项目。
若想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则需要友好的国际环境，如不具备，则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阻力就会增加。但不管情况如何，都不应该动摇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信念。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中，虽然建立起了初步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也是有缺陷的、相对落后的，与国际先进产业体系存在代差，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汲取的教训。今天美西方企图在关键产业技术上对我国设置障碍，甚至脱钩，我们应当积极应对。世界之大，市场机会之多，产业链端之丰富，总会“东方不亮西方亮”的。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等于放弃开发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恰恰相反，只有确保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才能掌握创新制高点、发展主动权。过去几十年我国实行“市场换技术”策略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采取的是一流技术和核心零配件“把根留住”的对策，因此要想真正掌握一流技术、一流工艺，依然需要自身的创新努力。在国际分工过程中，技术后进国“用市场换技术”对策和技术先进国“把根留住”对策似乎是一种完美的博弈。然而，随着双方产业力量此消彼长，这种博弈结果未必使双方都能如愿。
如果后进国不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国外先进技术，就可能永远沦为技术先进国的附庸；反之，则可能反超技术先进国。中国在高铁、手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反超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如果技术先进国不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和推动技术应用场景，而是企图利用技术研发专利和垄断少量尖端零配件控制产业链，久而久之也会损害自身经济实力。因为技术必须要转化为商品才有利益收获，转化越多，收获越大。技术与市场的关系，犹如鲜花与养分的关系，鲜花盛开需要足够养分才能持续；养分枯竭，鲜花也就会凋落。日本在这方面可谓典型代表。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是技术大国，技术专利数量多年位居世界前三，并在本土保留着雄厚的产业研发能力，掌握着核心零配件的生产能力。然而日本经济在过去的30年始终停滞不前。缺乏市场养分，空有先进技术能力，奈何？国内外学界对这种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原因有多种解读，[17]却忽略了一个技术大国为何在经济上走向衰落这一现象的根本性原因，“荷兰病”[18]或可成为提供解释的一个参考角度。
第三，大国经济的体量规模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经济教条，实现超越式转型升级。相较于小国经济体，大国经济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空间优势、规模优势，因此在基本依循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基础上，拥有倚赖大国经济优势发展的空间，在一些重要产业方面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可实现加速发展。大国经济可以不严重依赖外部经济资源和市场而谋取发展利益，且大国经济的内向型发展更加利于夯实经济基础。
如果大国经济转向高度依赖于外部的开放体，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美国就是一个教训。在后工业化时代，美国并没有正确把握好大国经济体的优势，而是陶醉在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独霸全球经济的幻觉中，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虚拟化日甚一日，导致国内实体经济和商品市场严重依赖外部，产生复杂的社会经济不利后果。以其为戒，大国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既要遵循升级之道，也需要利用大国独特地位，保持综合优势。
第四，战略规划和体制建设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我国历史证明，无论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好坏与否，能够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直接作用的是产业战略与规划，以及相应的体制和政策。单纯指望市场经济自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只能是教科书中所描写的图景，而现实中要实现一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体系现代化，需要基于政府的产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这种战略与规划要结合产业发展和科技发展两方面重要内容，且二者要互为依托、互为照应。
进而，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战略与规划需要通过相应体制和政策作为抓手去落实。我国的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的实践，以及国外相应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没有战略与规划引导，没有一定的动员机制，单靠市场机制引导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例子鲜为人知，失败的例子倒是很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坚持由政府推动产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并完善相关机制建设。
未来：建设大国产业体系
建设一个大国经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仅凭一时一事作谋划，而首先要从大的格局和趋势上思考，立足国际产业发展趋势和大国经济实力进行战略规划和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美国沉迷于“脱钩断链”，频频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技术交流及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市场应用等进行技术封锁。对此，一方面，我们开始逐渐摸清中美在产业和技术上的差异，对今后有针对性地建立核心产业有了明确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应更加重视依据大局和大势，寻找适合自身大国经济的产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实际上，新的工业革命进程早已开启，且人们对其可能造成的产业体系的未来变化及趋势作过诸多预测。然而今天看来，这些预测基本上都因建立在两个基点上而显得不足：其一，世界将越来越“平”，经济融合进一步深化，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更加深入细致；其二，世界是安全的，会出现贸易摩擦，但是经济竞争是良性的，不会带来严重冲突。其中，一种十分奇怪的判断是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19]然而乌克兰危机已经无情地粉碎了这个“金色拱门”理论。当前，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加快建设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立足于当下已经形成的国内外新背景，同时继续依循产业转型升级规律，探寻大国经济产业体系现代化之路。
在这个新的过程中，需要慎重处理好三个重大关系。其一，参与国际分工与保持产业安全的关系。中国不会主动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也就不会主动放弃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然而，产业国际分工体系正日益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威胁，因此要有强烈的安全意识，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点设置安全警戒线和安全闸门，把重要的产业节点和技术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其二，产业服务化与产业再工业化的关系。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一方面，产业服务化是必然趋势，服务业发展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大通道，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再工业化是对实体经济过度虚化的纠错。因此保持服务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合理协调关系非常重要，不能等到后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才去纠错。其三，朝阳产业、午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关系。产业体系中三种类型的产业均占有一定份额，对每一类型产业处置不当都会影响产业体系的健全。总体上，对朝阳产业要提前布局谋划，大力推进产学研模式、积极探索新型商业模式，争取将其发展为午阳产业；对午阳产业，一部分要经过技术改造同步升级，另一部分会随着技术革新被逐步替换淘汰；对夕阳产业，首先要分析其衰落的原因，探索可能的转型升级之路，其次，要安排无法升级换代的夕阳产业有序退出国民经济产业序列，最后，要防止退出过程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冲击。[20]
依据以上分析，中国构建现代化大国产业体系，应当包括如下要点。
第一，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强化大国农业基础。在过去70余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我国农业彻底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饱饭问题，彻底满足了工业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但是要满足十几亿人口吃好饭的需要依然任重道远。归根结底，农业在我国整个产业体系中还不是一个现代高效产业。过去几十年，农业生产率虽然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而进步提升，但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较于其他产业仍有较大差距。2021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相差4.3倍，与第三产业相差3.5倍（参见图2）。世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或超过其他产业，惟其如此，才能顺利推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或许因为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需要有较多劳动力留在第一产业领域，但这样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即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为妇女老人，而多达2亿的农业青壮劳动力流入城市。因此尽管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约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留在劳动生产率低下部门，另一方面高素质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在第一产业中形成恶性循坏。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首先需要人才振兴，只有合格劳动力回流，才能建成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标志的现代高效农业。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产业是高效农业，若农业不能加快实现现代化，则整个产业转型升级必然受累。
图2
表2
第二，加快数字技术在产业经济中的推广应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当前，数字技术是引领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经济发展的最前沿技术。全力推进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目前，我国与美西方在该产业领域的竞争逐渐白热化，必须一往无前。我国不仅要继续巩固已经占据的数字经济中低端地位，更要争夺数字经济的制高点。要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这两个大国经济优势，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彻底打破美西方对我国高端数字产业的技术封锁。同时，也要避免因强调数字技术产业自主性而使数字技术产业体系过于封闭。数字技术产业已经发展出高度国际化分工的产业链供应链，各国都有相对优势。在可以开展国际合作的领域仍需加强合作、实现共赢，以巧妙应对美西方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脱钩”策略。总之，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没有退路，需要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
第三，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新的趋势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加速融合，或制造服务化，或服务制造化。这是多种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多种业态混合的结果，是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新材料、3D打印技术等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商业模式，打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传统分割理念和业态限制，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走向一体化和现代化。其中，重点是推动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这个趋势推进了产业经济良性转型升级，其正面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表2给出了可能实现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一体化融合的产业清单。此外，需要扭转金融业“脱实向虚”的局面，降低金融业的杠杆率和高薪水平，使金融业回归到围绕高技术制造业需求、提供高效和普惠金融服务的正道上来。
第四，加快生活性和公共性服务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需要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相关任务许多内容涉及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产业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主要标志和方向就是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因此，未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能缺少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现代化内容。这里分成几个层次：城市公共设施服务（包括水电道路、管道、网线、公交、地铁等），城市文化教育服务（包括学校、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游乐场等），城市大健康服务（包括医院、运动场、公园、健身馆、康养院等），城市基层社区服务（包括社区医院，养老院、幼儿园、托儿所等），以及乡村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体系非常庞杂、种类众多，需求量大且需求个性化。因此，构建这个领域的现代化体系面临更多挑战。特别是我国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对现代化公共服务业的需要更为迫切和具体。这亟需制定专门的战略与规划来加快推进，而不能碎片化地应对，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结语
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大国，在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的确具有许多衰落的老牌大国和新兴小国所不具有的后发优势。过去70年，有悖于世界上大国经济产业内向型升级常规逻辑，中国在国内外形势变化下，顺势而为，先是自力更生建立起内向型的产业体系，后又主动选择建立外向型的产业体系。[21]到今天，历史上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体系构建战略的合成已然促成了一个古代文明大国的经济崛起，形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经济规模优势的产业体系。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发生逆转、美西方发达经济体试图让中国与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的严峻现实面前，今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之路与产业体系建设不会一帆风顺，他国主动送上门来的产业转移机遇不会比过去更多，而来自于他国的产业竞争与挑战可能会越来越严峻和紧迫。
以过去70余年的产业升级和体系建设经验教训为借鉴，中国既不应当主动关上参与国际分工的大门建设封闭式产业体系，完全内向型的产业体系只会导致与国际先进产业水平差距扩大；也不能任由外国产业资本肆意掌控国内高端产业命门，卡住一个经济大国的关键核心技术“脖子”。由此，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依循产业经济升级规律继续推进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产业转型，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也要立足大国经济体需求和优势，建立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供应链，铸就足以应对国内外各种冲击的、富有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这样的产业体系中，高中低端产业一样不少，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产业链供应链基本完整，同时国内链与国际链“双链”并存且可以相互转换替代。由此形成的产业体系，能够自主把控未来产业升级节奏和方向，以产业高度化引领合理化，在产业结构螺旋式升级进程中始终保持产业经济安全和竞争效率。
注释
[1][6][9]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59、87～90、305页。
[2]《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3]西蒙·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等学者都对各国产业转型结构升级过程做过详细的统计描述和分析，本文提到的许多观点综合吸收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4][5]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28～330、332页。
[7]维克托·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许微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一章。
[8]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页。
[10][19]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视角》，赵绍棣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1～45、153～159页。
[11]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等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77页。
[12]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0～31页。
[13]参见乌尔里希·森德勒主编：《工业4.0》，邓敏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9页。
[14]彼得·马什：《新工业革命》，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57～262页。
[15]冯锦峰、郭启航：《芯路：一书读懂集成电路产业的现在与未来》，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146～147页。
[16]钟正生、张德礼：《持续发挥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中国金融》，2023年第3期。
[17]参见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胡文静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伊藤隆敏、星岳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
[18]一种受累于因自然资源出口而带来国内产业衰落的现象。
[20]刘瑞：《科学把握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几大关系》，《国家治理》，2023年2月上。
[21]关权：《中国工业发展70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年第9期。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Prospect
Liu Rui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of large economies are embodied in the two opposing aspects of structural supererog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ocial demand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ienc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uring their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ization to post-industrialization era, which presents a complex picture. Some post-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ve enjoyed the "green environment" dividend, but suffered from "industrial hollowing out" and fell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as well. Re-industrialization or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the rectification of its negative effects.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e arduous path of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is moving toward the post-industrial era, but it is ahead of the curve in structural supererogation and lagging behind in structural rationalization. Relatively inefficient agriculture has become a soft underbelly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e essential lessons in summing up Chinese and foreign experience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ystem should follow basic economic laws; seco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s a shortcut 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r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large economies can achieve transcend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fourth,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re key drivers. The focus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future is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solidify th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speed up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build a digital China, vigorously pursue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utilities and public service industries.
Keywords: large economie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policy, industrial system, development strategy
责 编∕桂 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