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经济具有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巨大的自然特征，进而可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差别化发展效应、内源性增长效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特征演进为：新型市场需求、市场主体数量、创新创业数量、基础设施、城乡建设、社会财富等规模巨大以及生产要素多元化等新特征，利用这些特征可形成改革效应、创新效应、转型效应、开放效应、差别化效应等内在发展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充分发挥上述特征和效应，着力推动扩大内需、创新驱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协同和城乡协同发展、扩大开放、发展实体经济。
【关键词】大国经济 新时代 内在动力 发展效应 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7.006
【作者简介】钟茂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主要著作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机制、评价方法与政策工具研究》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并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和“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等发展方略，这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大国经济特性。由此可见，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大国经济的特征和规律，必须充分挖掘和发挥好大国经济的发展优势和内在发展潜力。
大国经济的自然特征与经济发展效应
大国经济特征，是发展经济学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既有研究认为，大国经济的自然特征（或称为“初始特征”）是人口数量规模巨大和国土面积规模巨大。人口规模、土地规模的一般经济意义就是劳动力要素规模、市场需求规模、土地要素规模以及自然资源规模；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巨大、国土面积辽阔，也隐含着其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的显著差异性，即国民经济体系内产业结构呈多元化和多层次状态、区域之间显著存在发展差距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由市场规模、要素规模以及结构差异、发展差异等特征，使得大国经济具有市场需求巨大促进本国经济内生增长、构建起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通过要素及产业的空间集聚引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和互补性、依托自身规模优势有利于内部循环和调控而抵御外部经济扰动等衍生特征。由此，可将大国经济的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规模效应、差别化效应（或“多元化效应”）、内源性效应。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较好地发挥了大国经济的优势，例如，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丰富以及市场规模潜力巨大等特征，充分调动巨大规模民营经济主体和中小微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有力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发展的区域战略，有效推动制造业等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演进
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8.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7万元，中国经济已开始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状况下，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将出现什么样的演进转变呢？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归纳和认识。
内需扩大的巨大潜力。一是消费需求方面，在14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需求规模的基础上，高端消费群体、中高端消费群体也呈现规模化特征。规模庞大且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朝着均等化方向推进，为中高端、高端消费群体的规模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消费需求市场将由欠发达时期消费群体以中低收入者为主、消费层级以温饱型和数量型为主的特征，转变为中高收入发展阶段高收入和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中低收入群体规模逐渐减少以及高中低各消费层级都呈现规模化的特征。二是投资需求方面，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投资需求及其需求增长，并由投资的乘数效应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以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为例，体现为规模庞大的大中小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及其建设，既包括传统基建，也包括新基建。
市场主体数量规模巨大，以资本规模来衡量的大中小微市场主体数量均呈现规模化特征。据统计，2022年底，中国市场主体数量达到1.69亿户。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为市场主体的规模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创新创业主体规模化增长。随着财富的累积、资本的累积、人力资本投入、研究开发投入的大幅提升，人力资源和创新技术成果也呈现规模化，有创新创业意愿和能力的主体规模化增长。与之相应，巨大的风险投资规模也具备了形成条件，将为创新创业提供资金支持，也将为创新创业可能的失败风险强化分担能力，进而将为创新创业的成功突围提供更好的保障。
生产要素的多元化和更有效的配置。增进土地管理灵活性和灵活产业用地方式促进土地要素更为有效配置；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落户门槛、市民化待遇促进劳动力要素更为有效配置；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本要素更有效配置；技术、数据、生态品等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纳入经济活动之中。同时，以往制约生产要素充分利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以规模化发展。以交通为例，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5万公里（其中高铁4.2万公里）、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52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6.9万公里）。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和提质增效，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基础条件，也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
社会财富积累的规模化。随着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全社会累积形成了巨大的财富规模、资金规模、金融规模和外汇储备规模，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存量资源增进配置效率、风险分散分担、财富分享共享奠定了基础。庞大而稳定的货币体系，既为大国经济提供有效的血液循环，也使得人民币能够在全球经贸活动中产生重要影响。
上述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规模化特征，是大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效应的演进
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就能够为大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相应的内在动力。基于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视角，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大国经济可能形成的发展效应。
通过改革降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成本”从而带来效率改进和规模扩张。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非均质性。从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一个经济系统内各个局部都是均质的，且各局部之间不存在流动障碍（或者说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任何一种经济要素、经济资源的使用都将趋于同等的效率水平，与此同时，其经济产出的总和将随着要素效率的提升而实现最大化。但在非均质化、存在一定流动障碍和一定交易成本的现实情形下，在要素扩张有限的条件下，要素效率提升以及经济产出增加的路径，只能主要来自改善各区域之间、各领域之间的非均质化水平，有效消除相互之间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最大限度地减少相互间的交易成本。换言之，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这些方面的改进，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效形成，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改进与产出增加。
通过创新活动的“成局”从而带来可持续扩张规模的新增长点。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一个新生事物能够发展壮大，要有其可信的、较高的预期收益率，通过这一预期收益率吸引早期参与者进而获得早期收益率的兑现，进一步通过真实的早期收益吸引更多的潜在参与者参与其中，使得这一新事物的参与规模持续扩大，从而形成收益率与参与规模的循环促进，推进该事物实现大规模发展。
由于我国拥有庞大的具有创新意愿的潜在市场主体、同时拥有庞大的具有获得创新性需求满足的潜在消费主体，因而，创新性经济活动在潜在参与者的积极参与下更易“成局”。也就是说，在潜在参与规模巨大且参与意愿积极的情形下，一个创新经济活动能够较为迅速地达到成本—收益交叉的最低规模水平，进而较快地达到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的规模化水平。近年来，我国在数字经济、平台领域迅速形成了规模化的新产业形态，其发展历程很好地验证了这一发展效应。
通过发展进程中的各类转型活动寻求新的增长方向。随着几十年高速增长，我国社会逐步累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以往的发展阶段，社会成员更多注重的是物质财富的累积。在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之后，社会成员的财富观念将有所转变和深化。社会成员有意愿将部分物质财富用于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和生态需求，亦即，部分物质财富将转化为精神文化财富和生态财富。在这一过程中，更易于挖掘精神文化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相关产业的发展潜力。
与之类似的是，过去我们对资本要素的追求，如今在一定程度上将转化为对人力资本要素和创新要素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挖掘人力资本培育相关产业的发展潜力，可以增进人力资本要素和创新要素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内生增长（而不再是依赖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增加带来的增长）。
通过“差别化政策”引致社会福利改进、共同利益改进以及溢出效应。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面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群体而采取差别化定价策略是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与之类似的是，政策主体面对存在显著的发展差距的区域时，采取适当的差别化政策也能够带来更大的发展效应；同理，政策主体面对存在显著收入差距群体时，采取适当的差别化政策也能够带来社会福利改进效应。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差别化政策理解为“追求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而应该认识到其整体的“社会福利改进效应”。
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协同（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产业协作、技术支持、转移支付等）、城乡间的协同，也是差别化政策的一种形式。这是基于共同利益增加而合理分享的“帕累托改进”，即不影响任何主体利益而使共同利益有所增加并合理分享这一增益。所以，此类协同政策，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工商业城市对农业农村的扶助，而应认识到其“共同利益改进效应”。基于这一认识，在协同过程中，不仅要推动要素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城市向乡村的流动，更要着力推动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以实现要素使用效率普遍提升。发达地区的先行发展政策（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并不是一种扩大发展差距的区域政策，而是要发挥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辐射作用及其溢出效应作用。当然，能否在现实中充分发挥这些作用，使得欠发达地区能够有效地共享区域先行发展政策的成果，还需要完善相应的政策机制。
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带来经贸扩张效应。巨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制造业等的生产规模，决定了中国经济主体在这些领域，不仅是市场信号的接受者，而且足以影响相关领域全球的需求函数。因此，中国经济在这些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其影响和引领作用。依托巨大的市场需求规模、贸易规模以及良好的增长预期，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深化，是其必然结果。作为国际经贸活动中重要的交易货币、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能够有效促进全球各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其规模、提高并分享其共同收益。
中国优势产业在欠发达国家采取差别化发展策略，既有利于增进自身的发展利益，也有利于增进欠发达国家的福利。由此，双方形成共同利益和共享利益的基础，将进一步提升有效合作的潜力。
新时代挖掘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主要努力方向
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首先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好大国经济的新型市场需求规模和城乡建设投资需求规模、市场主体及创新创业主体规模、社会财富规模以及生产要素多元化等新特征。其次要充分发挥改革效应、创新效应、转型效应、开放效应、差别化效应等方面的作用。
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特征和效应，推动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实现。大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来源就是扩大内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这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的行动方案。只有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特征和效应，才能更好地找到扩大内需的有效路径。
要依托高端消费群体、中高端消费群体逐步规模化以及消费需求升级的规模化等特征，促进传统产业的内需消费升级。《纲要》提出：“持续提升传统消费”（提高吃穿等基本消费品质、满足中高端消费品消费需求等）、“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居民耐用消费品绿色更新和品质升级等），要依托较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转型（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文化需求）等特征，扩大精神文化产业领域的内需消费。《纲要》指出：积极发展服务消费（文化和旅游、养老育幼服务、多层次医疗健康服务、群众体育、家政服务提质扩容、社区服务等）；要依托庞大的创新创业主体、庞大的创新消费参与主体，促进新型业态内需消费的扩展。《纲要》强调，“加快培育新型消费”（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共享经济等消费新业态、新个体经济等）。
要在中长期内扩大内需，必须持续提高庞大规模的各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主要来源于劳动者稳定就业带来的稳定工资收入、要素所有者稳定经营带来的要素收益。《纲要》提出的相应的举措包括，“提升就业质量增加劳动者劳动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
要依托重点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基建、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的庞大投资需求，带动内需扩大。《纲要》提出的投资方向主要包括，“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引导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集聚”，“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投资”（交通、能源、水利、物流网络、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基础设施），“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信息、融合、创新等基础设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城市设施规划和城市更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等）。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大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等方略。激发大国经济发展潜力要依靠创新驱动，要依托大国经济规模化的创新产业主体、创新成果、人力资本等特征和创新带来的新增长点。
新兴产业的成长壮大，要以足够规模的市场需求及其良好预期为前提。通过创新创造新需求，充分挖掘我国14亿多人口的市场需求潜力以及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市场需求潜力，形成与之高度适配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
要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好以市场规模巨大、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市场主体取得共识为基石的产业政策优势，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使我国拥有更多优势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成为“无堵点”“无断点”“少短板”的高质量产业集群；使具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规模发展、集聚发展、集群发展，形成其完整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也为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奠定基础。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改革效应。实现“改革效应”的根本路径就是消除要素流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各种障碍，降低其交易成本，进而促进要素流动规模和市场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促进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效率提升。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为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明确了方向，也为实现大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改革效应奠定了基础。
要在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商品服务交易等方面，通过改革切实消除国企与民企间、大中小企业之间、行业间、城乡间、区域间的人为区隔和流动壁垒，促进要素与商品得到优化配置，进而促进整体经济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推进水资源、电力等领域的价格改革，纠正扭曲了的价格体系及其利益结构，进而使得被扭曲价格所制约的经济资源得以释放。
保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获得和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促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减少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各种形式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可以整体上提高各市场主体的预期收益和参与意愿，促使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收益与国家利益及社会福利得以同步增进。
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要针对不同要素特点选择推进方向，特别是人力资本、知识产权、数据、生态品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对于大国经济的内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以数据要素的有效配置为例，要合理“确权”，要形成全国统一的交易平台，市场交易制度要有利于扩大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减少数据要素化的障碍和交易成本，最大可能地发挥数据要素对创新和内生增长的驱动作用。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城乡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大国经济差别化政策带来的改进效应。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客观存在的现实背景下，大国经济的努力方向，一要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逐步降低，二要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三要通过差别化政策促进整体上的社会福利改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大国经济通过差别化政策促进整体平衡发展指明了方向。
要在有效实施上述区域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明确区域战略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以及明确重点区域政策落实省份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责任和成效；要明确政策实施区域与辐射带动区域的政策衔接关系，明确其辐射带动责任、机制、措施；要防止“虹吸效应”给周边地区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此外，制定区域重点发展战略政策时，还应同步形成与之配套的具体可落实的区域合作、区际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等机制。
要在实施差别化区域发展政策的过程中，有效权衡区域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既要切实推进要素和资源的全国统一的市场化效率配置，也要将欠发达地区承担的生态维护、耕地维护、劳动力育成等特殊要素成本纳入市场交易中，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进行市场化的合理的利益协调，促进政策实施过程中区域间的长期合作和发展利益共享。
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好大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效应。挖掘大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可或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的战略目标，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具体方向。
要在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经济主体积极参与中国主导的并以人民币为基础的投资、贸易和金融活动，是中国经济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增长点。比如，中国市场主体主导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由这些基础设施所带动的产业投资；再如，中国市场主体主导并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国制造相关联的产业贸易活动、中国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形成的贸易活动、互联网商务平台所形成的贸易活动、资金信贷支持平台关联的贸易活动等；又如，中国市场主体主导并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活动，与中国制造、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产业相关的金融投资产品，“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金融活动，以支持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为目的的人民币信贷等金融活动。
实体经济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挖掘大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无论是用好市场需求规模、市场主体规模、创新创业规模等特征，还是发挥改革、创新转型、开放、差别化政策效应，都应主要围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来推进。要利用好消费需求规模化的特征，着力提高各层级消费群体的生活品质，促进消费的质量提升和消费升级，根本在于实体经济（特别制造业）的质量提升和产业升级。要利用好规模庞大的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价格竞争不应成为主要方向，而应转向质量竞争，以质量竞争推动各产业以及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处于产业链核心地位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庞大规模的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构建起合理分工、良性合作竞争的产业体系。要利用好数字经济巨大的发展潜力，以数字经济融合实体经济为主要方向，不能使数字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虚拟化方向。要利用好庞大的财富规模、金融规模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切实防范庞大的金融规模过当介入实体经济产业企业而造成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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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Dynamic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Zhong Maochu
Abstract: The economy of a large country has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large population and an extensive territory, which in turn can create such effects as the economy of scal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and endogenous growth. In the new era, China's economy has begun to demonstrate new features such as new types of market demand, large number of market players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 and large scales of infrastructure,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wealth, as well as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se features 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trinsic development dynamics for reform,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open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above-mentioned features and their effects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promote innovation, establish a large unified market across the country, develop regional synergy and urban-rural synergy, increase openness, and develop the real economy.
Keywords: large economies, new era, intrinsic dynamics, development effects, development economics
责 编／肖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