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区是城市建设的基本单元，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对城市的价值不言而喻。未来社区是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务需求，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自2019年浙江省政府首次提出“未来社区”概念以来，一些先发地区围绕未来社区建设展开了积极实践，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标准和规范，探索出了一些新的机制和模式。在建设共同富裕基本单元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基于这些建设经验和创新成果，将未来社区建设作为推进城市社区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打造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服务、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人民幸福美好家园。
关键词:未来社区 基层治理 以人为本 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未来社区力求在一个特定生活圈内，建立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坐标，以邻里、教育、健康、交通、建筑、低碳、创业、服务、治理九大场景为载体，健全完善全链条、全方位的社区生活服务体系。“未来社区”这一概念在2019年被浙江省政府首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2年浙江省又制定了《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规划建设集成改革方案》，自此未来社区上升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战略高度。
未来社区研究述评
社区概念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期待。未来的社区是什么样的？对此，既有研究或是展开大胆的理论想象，或是从当下实践中寻找并阐发能够反映社区变迁趋势的要素，形成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共享社区、生态社区、零碳社区、虚拟社区、网络社区、智慧社区等一系列概念或者命题。尽管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观察视角各异，但都从不同方面指向了未来社区的核心要素，即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
人本化是未来社区存续的核心价值
无论对社区的未来作何种憧憬，居民必然是社区及社区服务的核心。“以人为本”既突出了社区存续的根本价值，即在维系公共利益基础上满足居民的差异化诉求，同时也显示了该价值的实现路径——居民自治。
一方面，社区是重要的直接面向居民的公共服务载体，未来社区建设应与居民生活直接相连，并叠加高品质公共服务，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归根结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刘建军，2019）。另一方面，一个好的社群应充分把“自治性”与“服务性”结合起来（邹永华、陈紫微，2021）。社区治理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单一部门或系统所能化解的，需突破主体的边界和局限（王名，2019），充分发挥居民的主体性、能动性、志愿性、创造性，才能更好地保持社会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李友梅，2017）。简言之，未来社区应积极吸纳社会各方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提升居民的归属感。
生态化是未来社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
1898年，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提出了“花园城市”的概念，标志着社区生态意识开始萌发，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今，其重要性愈发凸显。现有文献主要围绕生态社区的内涵、建设路径、评价指标展开分析。
首先，生态社区与可持续社区、健康社区、可居性社区、生态村等诸多概念在内涵上都存在交叠之处，概言之，已有研究分别从生态社区的物理构成、人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沈清基，2000；吴智刚、缪磊磊，2005）。其次，关于生态社区的建设路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建设生态社区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以现代生态技术为主要手段，设计、布局城市社区内外的空间环境，最高效、最少量地使用资源和能源，追求社区内部环境与自然生态系统的高度协调与匹配（赵清，2013）；建设生态社区可遵循“自然-利用”“社会-功能”“文化-意识”的内在逻辑，既要重视制度设计和技术开发，也要重视因地制宜与居民认同、参与，还要重视社会伦理和文化的驱动力量（刘忠超，2015）。第三，生态社区概念界定的多样性决定了其评价指标的多元性，研究者通常根据不同的地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并赋予不同的权重。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都给出了具有显著差别的评价方式和指标体系。
数字化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工具与手段
美国城市学家威廉·米切尔（1999）提出未来社区的概念并指出，未来社区一方面指代人民生活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硬社区”里，另一方面指代由互联网、传感器等构建的“软社区”。美国学者罗杰·菲德勒（2000）将未来社区进一步描述为以各种电子媒介为核心，并运用建筑技术建造的现代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可完成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等活动。可见，未来社区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与维系。当前很多学者从“赋能”和“风险”两个视角进一步检视了数字技术在现实社区场景内的应用与效果。
“赋能”视角侧重分析数字技术如何既助力治理活动提质增效，又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智慧化生活环境。例如，关婷等（2019）通过案例研究指出，技术赋能创新正在形成一套以应用为基础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治理水平；徐林（2022）的田野观察表明，居民、商户、社会组织等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有效有序地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实现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陈天祥等（2021）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核心机制界定为“双向激活”。一方面，通过基层治理前后端的需求牵引，数字技术将公务人员、企业和公众的多元需求成功灌注到全链条的基层治理过程中，激活精准、高效的基层治理；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内外部资源重组，数字技术将党建、群团、行政和市场等分散的社会力量和闲置社会资源再组织化，激活社会内生动力。
“风险”视角侧重关注数字技术诱发的非预期现象以及背后的各类风险。例如，吴旭红等（2022）的案例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主导社区治理，短期内会带来显而易见的效果和显示度，但也存在权力和权威被“架空”的可能性，社区居民被技术“绑架”的现象更是屡有发生；董石桃等（2022）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可能会滋生出“完成任务式”“政治联合体”和“向下考核激励式”等类型的数字形式主义。
综上，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作为未来社区的价值追求已被学界深入讨论，基于这些价值理念，我国一些先发地区展开了创造性实践探索。
未来社区的实践探索及成效
实践中的未来社区建设如火如荼。四川省成都市2021年4月提出了“未来公园社区”的建设愿景，并在2022年2月15日启动了首批25个项目；浙江省已经完成了两批共108个未来社区的命名工作。在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这些先发地区探索出了一些新的机制和模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标准和规范，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深入探讨。
形成多方参与、统一高效的未来社区运行机制
作为未来社区建设的先行者，浙江省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思路，先后组建了研究支撑平台、专业服务平台、创新交流平台、数字服务平台等四大支撑平台，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以市场为主导，探索实现建设运营一体化。在试点过程中，浙江省将源头创新与迭代更新有机结合。一方面，不断创新未来社区的运行机制，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空间无偿使用-开发收益回馈”模式，合理布局公益性、惠民性、盈利性场地，政府重点打造社区的“三公”功能，即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市场和社会主体聚焦于社区运营，形成了诸多新模式，如创新“拿地+建设+销售+运营”的系统开发服务链条，不断提高运营比重；引导第三方以“普惠+抵偿”商业模式分级运营，减少政府直接投入等。另一方面，初步建立起覆盖全省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据库，构建可操作的公共服务设施评价体系，发布“市-县-街道-社区”四级社区公共服务评价指数，并在实践中根据现实发展需要不断迭代更新、优化提升指数和指标体系。
打造有代表性的未来社区商业运营模式
浙江省秉承未来社区不是以造房子为导向而是以“造生活”为目标的宗旨，将未来社区的职能结构设计成“一体两翼”的格局，“一体”即社区生活，“两翼”分别是社区文化和社区经济，强调“产居融合”，一体化发展；注重“居住类用地、商业类用地、公共类用地”三大功能适度均衡，链接城市商业、文化等资源，探索打造嵌入式、立体式 2.0 版社区商业运营模式。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杭州市瓜山未来社区。瓜山未来社区周边有省级特色小镇“智慧网谷”，吸引了360、新浪、58同城等多个互联网头部企业进驻。瓜山未来社区在建设和运营中打破了“社区=住区”的思维定势，坚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发展方向，率先引进朗诗集团，创新了“政府统筹+专业运营”的模式。展开来说，朗诗集团以较高的收益标准签下原住民的房屋，经过统一设计、合理规划、改造升级、统一经营、精细管理后，以较为低廉的价格租给周边高新企业的员工。运行以来，已有8万多高层次青年人才、白领入住，大大提升了社区的文明程度，带动了周边服务业、休闲娱乐业和社区商业的发展，瓜山社区也从原先集体经济薄弱、社会治理低效、生态环境恶劣的城中村，逐步成长为国际青年人才生活创业集聚地，实现了政府节资、企业盈利、居民获益、产城融合的共赢目标。
创建具有文化认同的未来社区精神家园
社区在本源上就是生活共同体，无论是再造式更新还是织补型改造的未来社区都应该重视“留人留形留文脉”，加强社区居民良性互动，构建新型和谐邻里关系，将邻里文化、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作为社区的精神纽带，涵育和提升未来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田毅鹏，2020；郭子成，2021）。我国地域广阔，人文历史悠久，未来社区建设运营应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打造社区精神家园。成都市府河社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府河社区是一个拥有3.6万居民、23个民族的融合型社区，既有商品房业主群体、安置房回迁群体，也有租客群体，这些居民在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成长环境、社会关系、职业类别、身体状况、年龄阶段等多方面的差异容易形成“社会分隔”，并且直接引致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府河社区是中国近代音乐家叶伯和的故居，社区充分利用音乐文化这一元素和纽带，拉近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培养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如今府河社区共成立了34个音乐自组织，每个组织的规模都在10—100人之间，活动频繁，“月月有主题”，“府河音乐文创中心”也成为目前成都市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隶属于社区的音乐文创中心。通过这一平台，居民自主创作了10多首歌曲，这些歌曲被广泛传唱，社区还将这些诗歌作品汇编成册出版了《府河心居》一书。
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社区生活家园
打造低碳场景、践行低碳生活是未来社区的宗旨之一。浙江省将垃圾分类、节水节电、低碳出行等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未来社区的评价体系中，并且构建了智能化的垃圾收运体系，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成都市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提出了“未来公园社区”的理念，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成都市跃进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对多个小区院落进行微更新，将绿意搬进居民生活区，社区中大大小小的公园绿化不计其数，“熊猫绿道”穿区而过。依托良好的环境，跃进社区进一步挖掘“文旅+”特色模式，致力于建设一个新型的“一半生活，一半艺术”的未来公园社区。在实践中，跃进社区还充分吸取川西小青瓦、林盘建筑特点，与天府美术馆、当代艺术馆及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串联为一体，形成低密度街区形态且具有川西特色的综合性消费场所，创建了一个集展览、阅读、社交、休闲和商业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兼具开放式街区、滨湖商业、公园商业和艺术人文属性的商业街区，目前已经成为成都市最大、最具特色的滨湖公园式商业体。成都市一些社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还体现在建筑物绿化改造上，坐落于金牛大道的标志性建筑——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采用了新风系统等多项智能节能科技，实现了绿色节能、低碳环保。
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社区运营与社区服务
浙江省是数字化改革的先发地区，在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也注重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社区运营与社区服务。一方面，运用数字化手段构建空间、服务、治理等多领域社区智慧环境，拓展各类线上优质服务，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服务的完整性和便利度；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基建等先进技术，构建智慧服务平台，打通数据壁垒，推进公共资源下沉，为社区治理和服务赋能，用“键对键”替代“面对面”，大大提升了优质服务的可及性。例如，义乌市鸡鸣山社区整合“四个平台”数据，围绕“赋权、减负、增效”构建社区层面的“数字驾驶舱”，在“浙里办”“我的家园”上线健康、养老、文化、救助等27个应用；再如，杭州市海珀社区通过做好社区公共空间的线上线下整合工作，为入驻企业提供了全方位创业辅导与创业空间，并实现了社区居民身份数字互认，进而做到了跨社区、跨小区服务共享。这些数字化应用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为辖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
总体而言，经过几年探索实践，我国的未来社区建设已经初见成效。作为最早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省份，截至2022年底，浙江省未来社区创建数量累计达到783个，覆盖全省15%的行政社区，未来社区建设入选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最佳实践名单，省建设厅“高质量推进未来社区建设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被评选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最佳实践，为其他地区建设未来社区提供了经验和案例。
未来社区建设启示与思考
未来社区是一项系统化、整体性的社区建设工作，既有物理空间硬场景建设，又涉及服务功能软场景建设。在建设共同富裕基本单元的时代背景下，将未来社区建设作为推进城市社区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有必要系统梳理未来社区与其他社区建设理念之间的异同，充分认识未来社区的特殊性、前瞻性，打造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服务、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人民幸福美好家园。
首先，未来社区建设应把握好“未来性”。未来社区建设是动态发展的，其建设标准不可能一成不变，相关部门需要不断更新调整未来社区的创建指标要求，使其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未来社区建设规划中，“一老一小”成为关注点，一些先发地区已经在这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宁波市骆驼街道在明晰老幼友好型社区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将氛围和文化建设作为重要考量。针对儿童的“独立+安全”“运动+艺术+自然+探索”需求，以安全（可信赖）、多元（可探索）、开放（可持续）为硬件设施建设定位，营造“勇敢，向前一步”的儿童友好氛围；针对老年人“被关注”“老有所为”的需求，在空间建设上遵照老年人的习惯，加强硬件设施的方便性和适用性，营造“我们在乎您”“包容、关爱、愉悦”的老年友好氛围，以期降低老年居民的“疏离感”。
其次，未来社区建设应重视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实现优质公共服务普惠共享。这是实现未来社区建设工作由“硬”到“软”转向的契机。城乡社区服务内容与水平关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建设未来社区应以人民为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均衡、可及的公共服务。这些目标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作为“元治理者”，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机制引导市场、社会、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运营。目前有些社区正在试图通过“积分换商品”的方式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但是要让企业主体参与进来，单纯依靠政府买单是难以持续的，尚需进一步探索思考。
第三，未来社区建设既要有“规定动作”，也要有“自选动作”。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大，文化特色鲜明，未来社区建设显然不能用一个模子打造、一个尺子衡量，而是应在配齐未来社区“标配”的基础上（完成邻里、教育、健康、服务、治理、创业、建筑、低碳、交通场景建设），深入挖掘地域气质和文化沉淀，并以此为纽带推进社区融合、社区建设。在实践中可考虑按照城市、城镇、城乡联合体、农村，经济、文化、政治，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商服务业等类别及元素，分类引导、精准施策，突出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
第四，未来社区建设应重视数字化改革。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数字社会的基本单元，未来社区理应具备万物互联、主动感知、场景智能、服务协同等功能，通过开发智慧民生、智慧医疗、数字生活等各类综合应用场景，将“无人技术”与“有人服务”相结合，使更多的资源和服务精准、便捷地送达居民端。并且，应通过构建科学决策系统、数字化运营服务体系，提升社区监测评估、预测预警、实时响应和战略目标管理能力，做到数字社会场景应用“一次集成、全省复用”，避免重复建设，使社区治理更加超前、精准、高效。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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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罗 婷／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