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郇庆治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不仅在于它所依托嵌入的新时代以来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家的当代中国背景和语境，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和“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以及这二者连接所带来的巨大的理论创新潜能。其理论意涵同时包含着事实归纳性和理论规范性维度，因而至少可以从如下三重意义进行理解：基于近代中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现代化历史经验总结反思的生态现代化观、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的“美丽”目标任务的新构想与愿景，我们面向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现代化发展绿色转型或重塑大趋势的理念认知与自觉追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像其他独特“五观”一样，“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仍将是一个不断诉诸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现实实践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逐渐形塑自身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生态观 分析性（规范性）研究 理论意涵 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D64/X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8.007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政治、欧洲政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有《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环境政治国际比较》《欧洲绿党研究》等。
从普通术语学的角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这一复合词汇包含了两个构成性元素或概念，即“中国式现代化”和“生态观”。鉴于其偏正式组合结构，“生态观”无疑是更为主体性的或更需要揭示阐发的构词元素，但“中国式现代化”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修饰限定作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受到（值得）当前中国学界的关注与研讨，[1]不仅在于其所依托嵌入的新时代以来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家的当代中国背景和语境，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和“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以及这二者连接所带来的巨大的理论创新潜能——就像现代化还并不是已然走向终结的人类文明实践一样，现代化理论也远未成为属于过去的“落日余晖”。在本文中，笔者将在解析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问题的基础上，尝试概括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理论意涵和时代意义，并希望有助于学界深化与拓展对于这一议题的讨论。
理解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方法论进路
就其方法论进路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概念）化有两个基本取向或选择：分析性的和规范性的。[2]“分析性研究”致力于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即对研究对象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过程作出客观性叙述并对其中包含的规律或因果关系作出系统科学的理论阐释；“规范性研究”侧重于回答研究对象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以及如何成为所期望的样态图景，即对研究对象趋向（践行）先进理念或理想目标的现实推进与逐步实现作出合理有效的理论阐释。
这种研究方法论差异导致的学科认知或追求上有所区别的典型实例，是政治学界经常论及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显著不同。[3]政治科学主要是分析性的，即着力于在提供对政治现象（活动）的客观准确描述的同时，对结果（事实）的成因作出科学合理的阐明，尤其是因果规律意义上的阐释论证，因而有着相当程度的过往追溯质性特征。相形之下，政治哲学更多是规范性的，即聚焦于某种信奉的政治理念或目标的实践推动，尤其是如何实现期望变革所需要的大众性社会政治动员，因而有着较为明显的瞻望参与质性特征。
严格说来，一方面，上述划分并不能完全对应我们通常所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定性与量化研究意义上的技术方法区分。也就是说，分析性研究或政治科学研究离不开自己的规范性认知或基础，而规范性研究或政治哲学研究也可以采用实证或量化的技术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对于任何议题的完整性研究其实都应该包括这两个侧面，即同时是分析性的和规范性的，或者说应呈现为这二者之间的建设性互动或相互支撑。比如，对于当今世界所聚焦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问题，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综合考虑如何动员世界各国的、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行动，还必须做到将这些行动置于系统科学的、逻辑严密的理论分析及其成果的基础之上。
当然，现实中人们往往会侧重于或偏爱某一方法论进路下的思考研究，并且难免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其研究结论相对于整体而言的或更大观察视域内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笔者认为，这里的要点不在于放弃这种研究方法论进路的偏重或选择本身，而是要守持一种更具反思性的方法论理解或心态。比如，分别侧重于或偏好“政策议题（话语）性研究”或“理论话语（议题）性研究”的研究者，需要特别留意所倚重的分析性方法或规范性方法的内源性弱点，尤其不能偏执到对于对方所提出或坚持的一些常识性观点的无视或拒斥。
在笔者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化或理论化研究，同样要特别注意观察与讨论时的分析性和规范性视角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其理论意涵认知理解上的显著不同。具体地说，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题的系统性论述，同时包含着其分析性和规范性维度，因而，我们也需要遵循这两个不同的方法论视角对其阐述内容作出更精准的概括诠释。
就分析性方法论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题的系统性论述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实践所塑造或凸显的关键特征展开论述的。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4]。不难看出，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百年长期实践探索、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取得的重要创新突破所创造或成就的，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个鲜活生动的历史事实，然后才是一种建基于历史事实的理论概括。相应地，也就很容易理解，这种中国式现代化既呈现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的共同性表征，也有着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时在成就成效和困难挑战的意义上。
因而，可以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论述，更多是一种事实归纳性或理论阐释性的分析。也就是说，尽管这几个方面都还依然呈现出强烈的处于不断完善或形塑过程之中的质性，“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都是现实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原则、制度框架和政策举措的主流与本质体现，而绝非仅是某些价值观表达或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修饰。比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同时体现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按劳分配主体架构与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对于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到社会福利政策的与时俱进意义上的较大幅度调整，其目的则是不断制度化展现与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质性。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既要防止任何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特征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话语的扁平化诠释，也要充分估计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会带来的“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特征的渐进生成性质。
就规范性方法论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题的系统性论述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追求所提出或蕴含的系列本质要求展开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并未作出更具体的说明阐释，而是直接列举了如下九个方面的规范性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5]。
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些本质要求理解为对“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特征的规范性意涵的进一步归纳凝练。也就是说，这九个方面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主要特征在社会整体和未来实践中得以进一步展现巩固的规约引领。比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明显是三大对应特征的另一种形式表述。
另一方面，这些本质要求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加整体性的规范性系统阐述的“承上启下”节点。本质要求的“上”是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而提出的“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表述的规范性意涵，同时包括了“社会主义”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两个侧面，前者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后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目标的凝练提升——其中“美丽”所对应的是作为五位之一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要求的“下”是紧接着展开阐述的“分两步走的总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即是最终让“中国式现代化”形神兼备。当然，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战略构想或安排绝不意味着未来发展图景将会自动吻合或顺遂我们的愿景想象，而是需要现实生活中的奋发努力与卓绝斗争，包括对于系列方针原则或规范性要求的恪守遵循。
因而，分析与规范双重方法论视角的引入或并重，有助于我们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或理论的既成性和建构性、现实性和未来性、国内立场和国际视野。[6]简言之，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历史性成就的经验归纳与理论总结，也体现了我们处在新的历史起点所拥有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景想象与理想追求。相应地，“中国式现代化”既意指一个相当程度上已然存在的经验性事实，也意味着或指向一种依然具有巨大想象与形塑空间的未来潜能；它将既是当代中国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实践与理论创造，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发展及其可持续转型智慧的自觉吸纳聚合。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理论意涵
如上所述，进一步彰显或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与理论所包含的规范性维度，是深化和拓展这一议题领域研究的一个亟待强化的侧面。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7]很显然，这独特“六观”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既往成就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面向未来实践规范性要求的精辟概括。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这六个方面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接下来，笔者将围绕其他五个方面来概要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理论意涵。
生态世界观。广义的生态世界观，可以理解为生态学科学知识以及生态思维在世界观层面的映现、拓展与统摄。[8]尽管古代（远古）人类社会大都信奉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有机自然观或世界观——人类存在与活动被理解为身处其中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或衍生物（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但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却显然建基于人类主体性乃至主导性观念的逐步确立，即自然界及其万物苍生不过是人类社会不断得以发展的依赖（外部）条件。相应地，无论是现代社会（作为结果）还是现代化（作为过程）视野中的自然界，都日渐成为一个物质资源的世界或作为人类认知实践活动对象的世界，而近代自然科学及其技术体系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下建立起来的，并在不断强化着这一理念本身。只不过，随着生态学的兴起以及生态思维向整个科学认识与社会实践领域的散播、渗透和占领，这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论世界观和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才开始走向分崩离析。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所基于或蕴含着的生态世界观，正是这样一个发生中的世界性认知变革进程的结果和呈现，当然，它还深深植根于近代中国以来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实践和悠久博大的中华历史文化。笔者认为，这一生态世界观的明确表达或精髓要义就是“三个共同体”的本体论核心理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哲学伦理观念态度。[9]“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或“地球生命共同体”[10]，一方面，从不同尺度上重新界定概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人类在整个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即人类社会、将包含人类物种在内的自然界、地球自然生态整体意义上的大自然，进而是恢复或重建了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的本体论重要性；另一方面，诉诸于“共同体”概念而不是“本原归属”追溯，认可甚或强调了人类存在及其活动在这样一种共存共生整体中的物种或社会文化重要性，从而规避了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思考与认知的极端化取向以及相应的理论（实践）缺憾。
因而，这种生态世界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承认承诺了我们理应表现出21世纪人类文明高度之上的、基于丰富生态学知识与思维实践能力的自然生态世界感知与行动，即努力做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1]。但与此同时，它也明确坚持不应抛弃或无谓贬低人类社会可以追求实现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而这意味着不断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发展）的新形式或路径。这种理解对于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尤为适当的。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理据的生态世界观认知与愿景，是持续努力推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而绝不是浪漫化或庸俗化理解的“去现代化”或“回归伊甸园”。
生态价值观。当代生态价值观的宗旨要义，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存在及其发展的多维度价值（功用）的再次彰显或重新确认。[12]因而，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一价值观上的重大变化。其一，它是由现代工业文明经历其自身数个世纪的全球性扩张所带来的严重自然生态困境或危机所催生激发的。无数事实表明，近代社会以来逐渐被建构或贬称为“改造对象”或“物质资源”的自然，其实有着不容忽视的基础性、多元价值，否认这一点，就会导致危及人类社会生存延续意义上的消极后果。其二，它是对生态价值丰富性或多维性的重新认知与形塑，要求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架构尤其是生产生活方式必须进行围绕体现与实现这种价值认可与尊重的深刻调整，也就是实施一种关涉整个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或社会生态转型。
很明显，“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托或蕴含的生态价值观，是当今世界广泛萌生成长中的这种新型生态价值认知态度的中国化版本。在笔者看来，这种生态价值观的最具权威性表述形式，就是意涵丰富并且充满辩证精神的“两山论”[1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14]一方面，明确承认自然生态所拥有的多方面功用或价值，因而在人类社会活动尤其是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努力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重视强调实现不断创造自然生态经济价值的合理形式与新路径，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经济体制所提供的、运行较为顺畅合理的关涉资源、资产、资本、生产力、产业（品）、经济等诸多要素及其整合的制度政策，从而使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逐渐从一种价值守持性活动转向一种价值创造性活动。
因而，这种生态价值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明确接纳了作为现代化进程或结果伴生物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框架的必要性，以便确保现代生产生活条件下的人们仍然可以享受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质量，而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尤为重要。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拒斥、而是更加关注与强调自然生态多维价值的实现，特别是其经济价值实现的多种形式和多元路径。这其中，“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5]。当然，这种生态价值观的充分践行与实现，绝非仅是经济政策问题或个人生活风格选择问题，更同时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或政治问题。
生态历史观。生态历史观的核心意旨，是将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因素考量纳入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察与思考之中，也就是从生态环境及其要素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历史，或实现自然史与人类史研究的有机统一。[16]这一视角之下的主要理论认知进展，是近年来迅速兴起的（生态）环境史学。按照这种新历史观，人类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史，离不开其所处的周围自然生态环境或整个地球生境，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演变而演进的历史，而这在以农牧业为主的古代社会或文明中尤其如此[17]——气候气象条件的突发性或长期性改变都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国家或区域冲突的直接起因，比如，中国明末清初时期即是灾害频发与人祸横行并存。生态历史观给予当代人类社会的最主要教益或醒示是理解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视野或尺度，同时深刻改变着我们既存的或现代的历史观和生态观——即便在人类中心主义霸权的现代历史中，自然生态世界其实也从未“缺席”，包括现代社会版本在内的人与自然关系构型都是暂时的和特殊的或历史性的，而历史尤其是全球历史的经验和智慧也许更有助于人类走出现今时代的生态环境困境。
不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秉持或蕴含的生态历史观，与上述这种进展中的世界性历史观变革有着天然的一致或“耦合”，而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无疑在其中扮演一种发挥着基因传承与催化融通促动作用的角色。笔者认为，这种生态历史观的深层意涵和最清晰表述就是既有浓郁历史韵味、又有强烈时代气息的坚持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8]。“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19]，一方面，充分认识到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演进的历史，这当然不是在古人所理解或信奉的天人合一或天地人交互感应的意义上，而是说，任何自然灾变或社会事件都是一个复合型社会生态关系架构之下的综合性动力机制所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表明强调人类历史上始终发挥作用的生态规律及其客观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律。“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0]更进一步说，不仅人类社会或文明对大自然的肆意掠夺、无节制索取等非理性行为是违反生态历史规律的，而且对于各种具体性自然生态规律、经济价值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无视或背离，也是违反生态历史规律的。
因而，这种生态历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同时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站在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以历史自觉性和主动精神来回应化解生态环境挑战。就前者而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既要科学全面认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存在的社会历史性和多元复杂成因，又要充分发挥经济制度变革与重构在消除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还必须看到，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挑战同样是历史性的，既与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过的情形有着历史的相似性，也具有我国自身和现今时代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或简单化；就后者来说，要在把“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一生态历史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基础上，努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1]。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下定决心、花大力气彻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及其主要战役，还要主动出击、未雨绸缪地预判应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将会凸显或新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挑战。比如，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阐明的，“双碳”目标及其战略实施就是一个同时具有现实重要性和未来决定性影响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急不得、但更缓（等）不得。
生态文明观。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体系之下对“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复合术语或概念的理解，而是当代人类社会对于文明与生态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更深刻认知，[22]尤其是日益认可强调生态对于文明的根本性、表征性和促动性意义。具体地说，所谓“文明的根本性意义”是指，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不会有文明的自主生成与持续繁荣，或者说，随着其生态环境破坏而来的将是某一文明的衰败或消亡，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都发端并昌盛于世界大江大河流域和自然生态禀赋优越地区就是明证；所谓“文明的表征性意义”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也往往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达繁荣国家或地区的伴生性表现与相得益彰，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认定的高发展指数国家，也都是生态环境舒适度较高的国家，尽管这一关系的反面结论未必成立（比如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文明的促动性意义”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觉改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努力可以促进其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换言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社会文明整体进步的正向推动性元素和动力。当然，“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受使用，也印证表征了“生态”与“文明”关系的新认知或新文明观的历史性生成。
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或蕴含的生态文明观，是这种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得到传播、认同并付诸实践的新文明观的最主要倡导者、引领者和贡献者。依据国内外学界的考证分析，[23]“生态文明”这一复合学术概念尽管在世界各国已有或长或短的历史——比如英语世界是罗伊•莫里森在他1995年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最早使用，而德语世界是伊林•费切尔在他1978年发表的《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中最早使用，都强调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应该成为当前陷入严重生态环境困境的工业文明的历史性替代，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作为系统性学术话语体系、作为执政党及其领导政府全面主导之下的制度与政策创新实践，无疑首先（主要）是发生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4]一方面，明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及其未来的现实性、历史性和全球性重要性，“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理应成为新时代文明认知与文明创造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方面，重视强调生态文明重在“建设”，也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5]。
因而，这种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在更高、更深刻的意义上肯定了“生态”与“文明”的互证互成、彼此镜鉴，就此而言，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和工业文明形态可以被视为一个长周期的“否定之否定”历史过程中的必要的“否定”阶段，或者说走向生态文明更高阶段（形态）的必要的“准备”——同时在物质与精神的意义上。与此同时，它也指认了这种关系的历史性生成或构建特征，尤其是一种不同于“后现代”背景语境之下实施“绿色转型”的、在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观，既不简单等同于生态（环境保护）观，更不等同于“后现代化”或“去现代化”，而是一种基于时代文明认知的新文明形态或道路追求，也就是努力实现生态优先前提下或基础上的绿色发展。
生态民主观。生态民主的本意，同样不是谈论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及其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质性，而是一个环境（生态）政治学术语，聚焦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的政治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政治民主体制的生态化转型或重构。[26]概括地说，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逐渐形成与发展的生态民主观，包括如下两个主要议题领域或观点。一是现实需要的或更为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要求现代政治民主制架构及其运作方式作出关涉诸多方面的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二是建基于生态学科学知识或生态理性原则的新民主形式及其运作方式，应该成为当代（未来）政治民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生态环境问题防范与有效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至少从理论上说，生态威权甚或生态专制也是应对解决生态环境难题的一个“工具选项”，[27]但在现代政治学的认知基线内，威权体制或专制需要首先作出更为复杂的政治合法性辩护。因而，被广泛接受的共识是现代政治民主制的绿化或转向生态民主，这也同时是真正可靠的生态环境问题解决之道，并代表着民主政治的未来。
很显然，“中国式现代化”所信奉或蕴含着的生态民主观，是与这种生态民主的世界性主流，而不是与更多作为反面参照的生态威权或生态专制相一致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补充、丰富与拓展。在笔者看来，这种生态民主观的核心意涵和最明确表述形式，就是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28]一方面，明确坚持生态民本、民生和民主的理念原则，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既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和民主权利，也是对党和政府履行其新时代治国理政职责、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民主要求，换言之，更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民生与民主权益保障，是当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绿色契约”，当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走向发展进步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关注肯定大众民主参与或创建生态审议民主的重要性，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要让每个人都成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还要努力使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中表现出主体意识、主人翁责任感和自主创造精神，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和辩证互动。
因而，这种生态民主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不仅高度认可并致力于制度化推进生态环境议题及其应对所带来的政治民主绿化效应，尤其是努力实现执政党及其领导政府的更加职业化、完善和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从而更好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民生与民主权益，而且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和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家所提供的巨大政治民主化发展空间和潜能，而科学理论引领和先进政党带领之下的最广泛大众民主参与和最深刻民主推动，将会最终促成一种影响深远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政治重塑。换言之，这种生态民主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倡导或指向的同时是真正的生态审议民主和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29]而追求与践行这种生态民主观也将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的重要政治表征或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时代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理论意涵当然不局限于上述五个方面，比如，还应包括其生态经济观、生态政治观、生态社会观、生态文化观等构成性要素，而且可以作出不同方法论与逻辑架构下的系统性阐述。[30]但对于五个主要层面即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的简要分析已足以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不仅有着极其宽广丰富的理论意涵，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规范性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规约与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直接规范价值，是对新时代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挥规约与形塑作用。一方面，它连接畅通“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新“两步走”的生态文明建设阶段性任务举措，对于前者主要是一种细化展开，而对于后者则更多是一种参照约束；另一方面，它还在现实践行过程中不断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维度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征的经验性呈现和历史性生成，相应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将同时是一个持续性的中国特色形塑和与时俱进革新过程。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要理解和把握好如下三点。
一是整体统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述生态观五个主要层面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在于，必须整体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层面（自然生态一体化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治理、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整体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目标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体目标的协同互动、相得益彰。
二是明确坚持弘扬社会主义国家与政党领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生态学。事实一再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与执政党不仅可以确保更公正社会基本价值（制度）的政治选择，还能够带来更高水平的公共政策管理成效。因而，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作用，是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力量和动力机制元素。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突出特征和第一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必须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学的核心论点。
三是以开放进取的全球视野建设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必须看到，美丽中国建设和清洁美丽世界建设，不仅都是“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内在构成部分，还是一个彼此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整体实力的逐步增强，我们理应承担影响日益增大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责任与引领者角色。
世界现代化理论与模式的内源性绿化。应该承认，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始于欧美地区的少数工业发达国家，并由此扩展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实践及其理念模式，而同样不容回避的是，正是这种先行性或霸权式理念模式造成了当今世界严重的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31]因而，摆脱这种困境的根本性出路有两条：一是彻底弃置现代化本身，二是实现现代化理论与模式的内源性绿化。鉴于前者缺乏现实可能性的实际，后者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规范性价值恰好在于此。具体地说，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是超越“生态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二元对立的、“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共同体构建而不是本源追溯的本体论立场和彼此间和谐共生（共处）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人类当代社会（文明）条件下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型认知方式和哲学价值伦理理解。换言之，真正重要的已不再是古代（典）唯物主义所关注或探寻的自然世界的唯一性源头，或者是人类主体与自然物质客体之间的认识实践辩证关系，而是已经借助现代经济技术体系实现一体化的两者成为一种社会生态意义的有机统一体（“共同体”）。
二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诉诸“后现代”或“去现代化”的方法论革新。毋庸置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思潮，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兴起及其世界性扩散有着历史合理性和内在逻辑，而且对于这一地区乃至全球的生态意识觉醒或重建也确实发挥了一种新启蒙的作用，但对于处在以欧美为中心世界体系的外围或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后现代”或“去现代化”的话语政策则有着严重误导性的后果——比如对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成千上万饥民来说。更为严重的是，现代化的生态批评或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性，已成为欧美少数发达国家维护其既存竞争优势或垄断性权利的托辞借口，同时却又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一种维持经济落后抑或破坏全球生态的两难地位。因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有意无意制造的“现代化”抑或“后现代（去现代化）”方法论困境的突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致力于实现二者的统合才是“人间正道”。
三是摆脱“欧美中心论”地域偏见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倡议。就像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也有其生态环境重要性认知与实践一样，欧美国家的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参考借鉴。但问题在于，近代社会以来的经济政治霸权优势，以及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文化（种族）偏见，使得欧美国家日渐走向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乃至自以为是的发展趋向。按理说，作为世界现代化区域性理念模式的发源地，欧美各国尤其需要参考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或绿色现代化的做法与经验，但现实中却往往相反，欧美国家更惯常于用自己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或生态化努力。因而，我国主张呼吁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生态体系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倡议，是对欧美国家长期霸（欺）占的“绿色高地”的重大挑战，其中包含的核心信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才）是地球生命共同体构建的中坚或主体力量。
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另一个规范性价值，是促进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应该说，与（生态）环境自然科学、（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相对应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国内外都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整体上还依然处于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群的地位。“生态观”理论意涵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阐释理解就像“中国式现代化”讨论本身一样，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对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人文社科维度的深入思考，从而推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32]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其包括如下三点。
一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主体孕育功能的凸显为其提供的重大发展机遇。与传统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通常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所提供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机会不同，生态观五个主要层面理论意涵所展示的是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伞形概念之下可以达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全新格局与实践境界——其根本性特点绝不在于理论上的激进或极端，而在于拥有或创造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复合性现实条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足够数量的社会先驱性主体的生存生活观念变革以及大多数民众的不断响应追随。毫无疑问，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一过程中将会扮演极其重要的“生态新人”创造角色并发挥培育作用，而它自身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
二是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到生态文明建设人文社会科学所彰显的视角转换。就像环境政治学一样，大多数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是基于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否定性认知与被动性回应而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红绿”理论（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少数性的例外。结果是，大多数学科的主体性理论都是关于如何限制人类社会活动包括现代化实践的思考与政策。相比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或“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赋予了这样一种进取性实践以正向性进程与结果的巨大政治想象空间，同时也提供了从更加重视分析性研究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转向更加强调规范性研究的生态文明人文社会科学的现实可能性。这某种程度上像环境政治学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经历的由最初主导性的“生存危机论”转向“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而它们的共同点则是一种更积极的观察认知视角与心态。
三是从西方中心到聚焦东方所表明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与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与实践的必然性结果，将是世界现代经济政治秩序、架构及其文化基础的根本性、历史性改变，也将是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尤其是长期被奉为圭臬的基本理念模式的根本性、历史性重构，而这同时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以及各个维度上的主要特点（比如生态观五个主要层面的基本意涵）所共同决定的。相应地，作为上述变化的理论成果或文本呈现，将是我们现今憧憬期盼的中国现代化（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就其现实样态还是理论知识而言，这一新的体系都将是更加科学民主开放的，而不会是区域垄断性或霸权性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必定走向固步自封或自以为是。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包含着事实归纳性和理论规范性维度，因而至少可以从如下三重意义上理解：它是基于近代中国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现代化历史经验总结反思的生态现代化观，它是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的“美丽”目标任务的新构想愿景，它是我们面向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现代化发展绿色转型或重塑大趋势的理念认知与自觉追求。因而，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特征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领域的理论呈现与概括，也是世界现代化理论中地位日益凸显的绿色化或生态表征的典型体现。相应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像其他独特“五观”一样，“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仍将是一个不断诉诸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逐步形塑自己的历史过程。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始终明确，最终造就与形塑这种“独特”生态观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处在人类文明现代（化）发展总体背景、进程与成就之中而非之外的。因而，它不仅蕴含着对于中国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式”生态环境议题及其应对或人（社会）与自然关系适当构型的认知和实践潜能，呈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具体特征，而且承载着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淀和文化认知特点的对于“当代世界的”生态环境议题及其应对或人（社会）与自然关系适当构型的认知与实践潜能，呈现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特征或经验智慧。也正因为如此，就像“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性、方向性体现一样，“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也将是面向和引领人类文明未来绿色新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媒介、路径、机制及其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JZDZ011）
注释
[1]截至2023年2月28日，中国知网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论文，分别为22106篇和108篇。但总的来说，对于如何开展这一议题讨论的方法论探讨仍显不足。
[2]扬·图罗夫斯基：《转型话语与作为话语的转型》，载郇庆治主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第五卷，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年，第61～62页。
[3]王炳权：《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姚尚建：《政治学的双重分野——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概念辨析》，《理论导刊》，2009年第8期。
[4][5][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24、49～50页。
[6]刘东：《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综述与展望——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建设》，2023年第1期；武豹、吴学琴：《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7]《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8]胡友峰：《生态世界观的演进与生态美学的建构》，《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2期。
[9]郇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样态、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
[10]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12、267、291页。
[11]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25页；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12]刘雪：《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合理性及其意义》，《汉字文化》，2019年第10期；刘宇楠、高欢欢：《生态价值观的理论嬗变与实践演进》，《创新》，2016年第2期。
[13]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学习论坛》，2016年第5期。
[14]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0、11、10页。
[15]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13、215页。
[16]李勇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与“美丽中国”的理论基石》，《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7]王利华：《中国环境史概略》，载龚维斌、乔清举主编：《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建设》，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3年，第267～281页。
[18]可以说，这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系列重要论述的哲学统领性主题。比如，他早在1998年1月调研邵武市龙斗村时就已提到“人和自然要和谐共生”，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19]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139页。
[20]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页。
[22]于冰：《生态文明观变革的逻辑演进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马桂新：《生态文明观解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3]卢风、王远哲：《生态文明与生态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79～205页。
[24]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1、294、10页。
[2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0页。
[26]郭瑞雁：《当代西方生态民主探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
[27]罗伊·莫里森：《威权主义：生态民主的对立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1期。
[28]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1、12、69页。
[29]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政治哲学视角》，《江海学刊》，2022年第4期。
[30]马德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涵》，《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31]杨宏雨：《现代化与西化关系辩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2]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生态文明》，2013年第1期。
责 编∕桂 琰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View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uan Qingzhi
Abstract: What "the ecological view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or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ttracts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f Chinese academia lies not only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background and contex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n all aspect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in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colog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the hug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otential brought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include two dimensions of factual induction and theoretical normative dimension. Therefore, it could be interpreted at least from three aspects as follows: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view based on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historical experienc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ew vision of "beauty goal and task" of the grand blueprint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aspects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recognition and self-conscious pursuit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r reshaping trend facing the world today. In the perceivable future, likewise other five unique views, ecology view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mains a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resorts to Chinese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develop itself in the great practice gradually.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view, analytical (descriptive) resear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