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陈力祥
【摘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但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气本论为代表的素朴唯物论，二者之间存有四个契合点。“萌芽”契合点：二者成型“前夜”均为素朴唯物论“胚胎”；“诘难”契合点：二者于“唯物与唯心”的论辩中证成；本体普遍意涵之契合点：二者在形而上层面具有普遍性义涵；“实践”契合点：二者均注重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物论的四个契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唯物论 契合点
【中图分类号】A81/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8.009
陈力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文化、湖湘哲学、中国传统伦理、船山学。主要著作有《民本论》《王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王船山礼学思想研究》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两个结合”，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相互契合的，也是可以相互贯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可以契合，他们之间的契合点表现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期，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从中华文化的开端一直延续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1]的文化现象。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时间来看，二者没有多大交集，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诞生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根发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观念，在中国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生根发芽，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契合”之处。所谓“契合”，是指两件或者是两件以上的事情，没有任何主观意识的参与，没有任何主观性的约定，没有任何规划，最终却不约而同地在方法、目的及其价值旨归层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与相洽性。契合性的典型特征为：存在着几乎没有时空交集的事物；作为认识的主体，没有任何主观性意见去掌控事物之间的相通性或共同性；最终却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共通性之处。
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契合性的研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内在精神的契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契合性相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契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之间的契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传统文化素朴唯物主义的契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中国传统人学契合性相关研究等。综观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研究现状可知，研究主要呈现两个基本特点：其一，研究相对来说视域宏大，学术界均是从宏观层面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契合性，尚未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的契合点；其二，学术界尚未从马克思主义内在特色层面开展契合性相关研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所涵盖的三个层次进行探讨。
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体涵盖四个层面：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传统文化素朴唯物主义的契合性虽然有相关研究，但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忽略了微观层面。从微观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素朴唯物论思想存在着四个契合点，即两者在成型前唯物论思想的来源契合；形成过程中唯物与唯心的派别斗争契合；关于世界本源的解释在形而上层面具有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内涵相契合，二者于实践层面相契合。这些契合点为进一步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前提与基础，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萌芽”契合点：二者成型“前夜”均为素朴唯物论“胚胎”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人类社会某些共同性的哲学思维与哲学方式，有着“百虑而一致”的基本结果，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形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在形成过程中有着一致的契合点，两者成型前均建立在素朴唯物论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的唯物论成型“前夜”均为素朴唯物论“胚胎”。之所以提及“胚胎”之说，因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素朴唯物论，还是传统文化的素朴唯物论，均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提供了前提与基础；易言之，古希腊的素朴唯物主义为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提供了基础，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唯物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的“源头活水”。恩格斯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他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2]故此，寻找马克思与传统文化中的唯物论的契合点，首先可以探寻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唯物论成型之前的“萌芽”契合点，因为“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3]。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形成之前，就存在着素朴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形成与转换。在古希腊哲学中，存在着素朴唯物主义与其他学派之间的斗争，从而使素朴唯物主义在与其他学派的论争中取得其合法性一极的地位。素朴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世界的一切均由素朴的物质所构成：在古希腊米利都学派“三杰”中，泰勒斯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认为“水”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与基点；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的根源在于“无定”；而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气”，“气”乃一切的根源与根本。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关于世界本源的阐释，有“气”、“无定”以及“水”三类本源。其中泰勒斯与阿那克西美尼属于素朴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唯物主义带有明显的生活经验的痕迹：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美尼分别关于“水”“气”是万物本源的基本说法，是他们基于生活实践而形成的。在生活实践中，泰勒斯通过观察，认为人类社会以及万事万物均不能离开水，因此，他认为“水”是万事万物之本源；同样，阿那克西美尼通过观察，认为万事万物的存有不能脱离“气”，因此“气”乃是万事万物之本源。素朴的唯物论一极的确立，从未脱离与其他流派进行“斗争”而凸显自己，如与阿那克西曼德的关于世界本源的“无定”的论辩彰显唯物主义，就属于此类。当然，古希腊素朴唯物主义的确证，不仅体现在学派内部的斗争中，同时还体现在不同学派之间的斗争中，如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爱菲斯学派以及埃利亚学派的斗争，是彰显素朴的唯物论，或是彰显“无定”说，或是彰显“存在”说等，这些都说明了素朴唯物论的哲学根基，他们之间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并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奠定了根基与方向。
与古希腊时期素朴唯物论相适应，中国古代学说中也存在着素朴唯物论与其他哲学流派论争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哲学家就提出了与西方相应的素朴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邹衍提出了五行说与五德终始之说，这是最初素朴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与典型观点。木火土金水五行，乃是万物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很显然，邹衍五行学说，亦是具有一定素朴唯物论的基本倾向。关于唯物论基本立场的探讨，包括孔子、荀子等哲学家均有唯物论的基本价值倾向。孔子提出了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荀子则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等素朴唯物主义思想。
综上可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产生的“前夜”，古希腊与中国古代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素朴的唯物论思想，存在着共通性的地方：即他们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唯物论思想，主要来自于对所生活的世界，尤其是对自然世界的考察并进行简单比附而得出的关于世界本源问题。因此，在西方素朴唯物主义世界当中，还存有或多或少的物质原型成分，此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邹衍、孔子、荀子等人的素朴唯物主义倾向惊人的形似，并存在着契合点。当然，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素朴的唯物论者，还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素朴物质的抽象性层面，均比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性稍逊一筹。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唯物论成型之前，在“萌芽阶段”存在着契合点。
“诘难”契合点：二者于“唯物与唯心”的诘难中证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西方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乃至近代这1000多年的哲学史中，哲学界大多探讨世界的本源问题，讨论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开始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探讨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相互辩论，相互斗争、相互诘难的场景。
在古希腊时期，米利都学派本身内部就存在着原始的素朴唯物主义“水”本论、“气”本论，以及唯心论的“无定”说，此乃典型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彰显出哲学上相反相成的两种逻辑进路。不仅仅是某个学派内部，在不同学派之间关于唯物与唯心的诘难与斗争更加明显：如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柏拉图的“理念论”之间的辩驳，亦彰显了二者之间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诘难。在西方中世纪时代，出现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在恩格斯看来，“唯名论”代表的是唯物论为主的一方，恩格斯认为：“唯名论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4]“唯实论”则是唯心主义的体现，由此，“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在中世纪仍然体现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列宁也持相同的观点，他提出：“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5]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斗争与冲突虽然不像西方思想界那样明显与激烈，但的确是实际存在的。先秦时期，各种哲学流派可以归结为“九家”，套用西方关于唯物与唯心的概念，中国先秦时期的“九家”中，不好明确地将哪一家规约为唯物与唯心，但其背后也确实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汉唐以降，这种论争就更加明确了。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与王充的气本论之争讼，其本质就是唯物与唯心的斗争。
宋以降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形态亦存在气本论与陆王心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宋明理学中有以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程朱为代表的理本论；以胡宏为代表的性本论；程颢、张九成以及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论。宋明理学时期四大主流派别，表面看来，它们平行发展，互不相涉；而从其本质上来说，哲学学术流派之间存在着相互诘难的矛盾与冲突。具体彰显为理学派与心学派之间（朱陆之辩），气学派与理学派之间（王夫之与朱熹），气学派与心学派之间（王夫之对王阳明的诘难与斗争）的矛盾与冲突。宋明时期不同学派之间的斗争，不仅彰显为唯物与唯心之间的斗争，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交叉性的特点。
综上，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最终确立，还是传统文化中素朴唯物主义的最终挺立，都没能脱离基本的哲学问题，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相互关系中，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传统文化素朴唯物论的确证，均是在唯物与唯心的斗争与角逐中得以彰显的，因此也体现出二者的契合点。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6]本质上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还是中国宋明以来的气本论哲学，均是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相互斗争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
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阵营问题，列宁认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7]唯物主义者最先认定的认识是从物到感觉，这条路线以当时的列宁为代表；而唯心主义者则主张从感觉到物，以马赫为代表。这两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彰显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历史长河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长时间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列宁等对唯心主义学派进行无情的打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唯心主义存在的原因所在。唯心主义对事物间异常复杂的联系可能采取的认识方式是直线式或者用已有的成见去认识万事万物，这种认识的后果是盲目的主观性认识，由此而形成唯心主义的思维认识。这种思维认识遭到了列宁的驳斥。列宁认为：“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8]唯物主义倾向的列宁对唯心主义思想倾向的马赫予以不遗余力地攻讦，从而在此基础之上确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本体“普遍”意义契合点：二者于形而上本体层面具有普遍性义涵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认为“物质”与“气”乃是世界的根本，这是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与观点。马克思主义“物质”本体论与传统文化“气”本体论之间的契合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和传统文化的“气”均并非具象的物质形态，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内涵的基本设定，是从普遍性意义、或者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的，列宁关于物质内涵的解释是这样说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9]从列宁关于物质的基本概念可知，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是不依赖于人的感官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的；对列宁物质概念的基本把握，有人认为列宁所说的“物质”指的是活生生的感性世界的东西；也有人认定列宁所说的“物质”与古希腊的素朴唯物主义，如米利都学派具体的物质形态没有差别，仍然带有联想与假设的约定，实则不然，这些理解大大降低了列宁关于物质范畴的抽象性。列宁关于物质概念的界定，与古希腊关于“水”本、“火”本等概念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简单地认为列宁所说的物质是单一的、具象性的物质存在，在这里，列宁所说的物质应该是宇宙世界所有物质总和的代称，因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物质；易言之，列宁关于物质概念的设定，乃是现象世界所有物质的总称，而不是单一的具象事物。列宁的物质概念既包含宇宙间有形的物质形态，也包含由物质形态派生出来的精神世界，由此，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可见，物质乃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不依赖于我们意识的客观性的存在，但同时又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总之，列宁认为有形的、具象的物质形态是抽象意义上物质范畴的分殊，物质概念可以规约为普遍意义上的一般，与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概念相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唯物论的“气”本体，亦不是从具象上来说的，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本体意义上来谈的。因此，中华传统唯物论所说的“气”，与马克思主义“物质”范畴本身是相契合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传统文化唯物论的第三个契合点。中国哲学史中，哲人们很早就关注“气”的问题，到了新儒学时期关于哲学本体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气”本学说是中国哲学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之一。张载、罗钦顺、王廷相以及王夫之，他们均持“气”本论的观点，他们所认为的“气”，不可简单规约为现象世界所说的具象化的“气”，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气”，或者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气”。“气”是宇宙世界的一切与前提，一切因气而派生，最后又复归于“气”。由此，万物的产生，我们可以将之规约为“气一分殊”之模式。“气”既是可见的物质世界的本源，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根本与源头。基于此，我们揭橥传统之“气”并非是从具象上来谈的，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谈的。故此，马克思主义物质概念与传统文化中“气”本体论在形而上的本体层面义涵是相契合的，因为他们均是从一般意义上、并非从具象意义上来谈唯物论本体世界的。
“实践”契合点：二者均注重实践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气本论的生成，二者均是唯物主义的最终体现，唯物论的确证催生了实践哲学的盛行，提振了人的生活哲学层次，也即提升了人的道德伦理水平。
无论是在西方哲学界，还是在中国哲学界，不同哲学流派有不同的哲学思维，一些哲学家把观念性的东西视为第一性的存在，故而，这种观念性的理念往往与实践相去甚远。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传统气本论的凸显，改变了以往在观念形而上层面的玄思，重新将哲学拉回了人间，从而使唯物论彰显出其实践性、大众性、生活性之特色。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实践”。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者不懂得“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而唯物论却恰好弥补了此种缺陷，唯物论正好是在现实的、经验的层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故此，唯物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0]。可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建立在实践层面上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注实践相呼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本论也关注实践，具体表现在知行观层面的重“行”。以气本为核心的知行观彰显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11]的重行之实践观。在实践层面，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唯物论者更多关注“行”。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与开新者、湘籍哲学家王船山，他是典型的气本论哲学家，其实践论思想更是具有湖湘文化的代表性。“知而不行，犹无知也”[12]，表现出典型的重行观点。此外，湖湘学派的左宗棠亦提出了重行的实践观。他提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13]由此可知，在传统文化中，重行的实践观乃是其显著特色。
综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本论哲学中，两者都注重实践是其契合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传统文化在气本论实践层面相契合，与之相适应，还有一个重要的契合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传统文化的气本论的契合之前提下的革命实践，亦即在唯物论实践基础之上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列宁等关于物质概念的前提与基础之上，产生了革命性的实践，即是我们常说的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在唯物论的指引之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无疑是正确的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取得的胜利。与之相适应，在中华民族这个华夏之地，在唯物主义气本论、气化流行说的大前提之下，中国革命的实践成功开展，从而取得了中华民族革命的历史性胜利。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的志士仁人均在不断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各个阶层人士均在进行不同层面的探索：以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革命进行不同层次的探索，最终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胜利。究竟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于气本论视域下的革命实践。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中国革命，与湖南人、亦即湖湘文化存在直接联系。因为这种革命实践与“气化”日新的思想息息相关，王船山之“气化日新”的实践思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魏源有言曰：“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14]魏源乃是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气化日新”思想，本质上是在王船山思想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推进。船山思想不仅影响了魏源，而且更多地影响了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观。回过头来，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传统文化的气化日新思想，在一定层面上存在殊途同归之道，也即均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实践。
结语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结出累累硕果，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长并非是在异质土壤中生长，而是在同质土壤中茁壮成长，这种同质元素即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素朴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与茁壮发展，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另起炉灶”，而是在本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物论土壤中得以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生长的土壤属于同质土壤，这种同质土壤的背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物论之间的契合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朴唯物论具有惊人的契合点：“萌芽”契合点，成型过程中的“诘难”契合点，以及唯物论确定以后，马克思主义本体层面的物质概念并非是指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共相意义的物质范畴；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气本论为代表的唯物论，也绝不是讲具体的、有形的气，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论说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唯物论，二者在本体层面均具有普遍意义的契合点，且二者最终都关注实践，在实践中彰显其魅力。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朴唯物主义具有四个层面的契合点，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探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何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展现出蓬勃生机的内在原因。
（本文系湖南省“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WTA19）
注释
[1]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时间节点问题：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时间上的界定应为文化最开端的地方一直延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时间上的界定为文化最开端的地方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本文持第一种观点。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6、52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页。
[5]《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220页。
[8]《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11页。
[9]《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11]王夫之著、王孝鱼点校：《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8页。
[1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第408页。
[13]《左宗棠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19页。
[14]《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48页。
责 编∕李思琪
Marxist Mat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Naive Materialism: An Exploration of the Matching Points
Chen Lixia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two ideological cultures, Marxism and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re exists four matching points between Marxist mat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naive materialism represented by qi-ben theory 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first matching point is their "origin": since both, in the "eve" of their formation, are the "embryo" of Simple Materialism. The second is the "Query" point: both come into being in debating on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The third is their universal meaning of ontology: both have universal meaning on metaphysical level; the fourth is the "practice" point: both focus on practice. These four matching points have lai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arx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ls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Marxism,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Materialism, matching p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