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亚太多层次、自主性的自贸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新区域主义正在形成。但由于东亚缺乏区域整合力，原本应该发挥火车头作用的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受到民族主义的阻击，亚太地区多层次、自主化的自贸体系可能存在“中心塌陷”的问题，“小马拉大车”的现象短期内难有改观。广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有赖于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为了夯实这个基础，亚太国家间除了签订自贸协议，还需要开展广泛、持久的人文交流，建立各种层次的对话渠道，从而实现更好、更快的区域整体发展。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 自由贸易 亚太地区 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亚太正在进入区域主义的新时代，其特点是多层次、自主性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出现。
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区域主义是重要分支。战后区域主义的发展以西欧最具代表性，经历了煤钢共同体、欧共体以及欧盟等发展阶段。欧盟成功地化解了成员国之间的纷争（最严重的状态是战争，这在西欧历史上司空见惯），促进了欧洲经济发展，并且正在走向政治和外交共同体。欧盟的进程基本符合康德在《永久和平书》里的理想状态，也就是“共和国的共和国”。区域主义是对民族国家集合体的升华，使国际关系从机械摩擦状态走向融合状态。
对于东亚（乃至亚太）来说，区域主义进程远远落后于西欧。这里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美国对战后东亚秩序的深度介入，二是东亚国家之间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一切使得东亚难以真正“走入战后”。
美国曾经是战后东亚秩序的重要设计者和领导者。冷战格局下，美国在安保领域确立了日美同盟、韩美同盟。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提供市场、技术和资本，扶持东亚国家（地区）进入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并实现了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作为结果，战后东亚继日本之后，先后出现了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印度和越南等一系列发展型国家的赶超奇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相继爆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事物有两面性——在客观上，经济和金融危机也促进了区域性自由贸易体制的大发展。东亚地区国家间相互理解和尊重的趋势加强，经贸秩序自主性得到提升。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东盟（ASEAN）。东盟形成于冷战正酣的20世纪60年代，原本是一个反共政治联盟，冷战结束后转型为经济合作组织，陆续吸纳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参加。尽管域内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但东盟一体化进程有目共睹。
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出现的多层次、自主性的自贸体制，是内外条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外部，金融危机促使各国抱团取暖；在内部，东亚国家有产业升级换代的内驱力。与此同时，美国的“东亚撤退”留下真空，东亚的自主性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在整个亚太自贸体系的架构中，存在“中心塌陷”现象，主要是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波三折、尚未完成，亚洲地区“小马拉大车”现象短期内难有改观。中日韩的合作困境是亚洲新区域主义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东亚区域主义的实现需要火车头，三国自贸区的形成将成为标志。可以说，中日韩自贸区既是三国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区域性大国责任的体现。
新亚太主义：从东亚模式到亚太自贸区
东亚模式的时代
对东亚模式的认识一般有两个层面：从某个具体国家（地区）角度看，这是一种政府积极介入经济发展（主要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实现赶超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从区域的角度看，东亚模式被描述为一种“继起型的雁行发展模式”——通过先发国（地区）对后发国（地区）的投资和技术转移，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这两大特点助推着东亚继欧洲、北美之后，成为世界经济第三极。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关注也达到了极盛期，一时间褒贬不一。
一部分学者认为，东亚模式不但爆发了惊人的经济赶超力，还因为雁行模式的存在，实现了区域内的共同成长。相较于全球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南北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扩大），东亚实现了共享型的发展。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对东亚模式提出了担忧和质疑，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东亚模式中的美国因素。如前所述，美国是东亚国家（地区）技术、资金和市场的提供者，其市场规模和开放性具有不可替代性。尽管到了后期，东亚国家自身的资金积累逐渐充足，且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有较多的提供者，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对于泰国、韩国等“震源地”来说，来自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金救助依旧显得非常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大部分国家（特别是韩国）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外资的依赖非常大，同时自身金融系统也相对脆弱。
第二，关于东亚模式的成长动力。事实上，在东亚模式蓬勃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就有批判和质疑的声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批评东亚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以及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技术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等等。
东亚模式并不完美，但忽视东亚模式带来的数量级经济增长等具体成果，只是因为与欧美模式不同而想当然地加以挞伐，显然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式的傲慢。即便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风靡的凯恩斯主义也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当下，为了刺激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美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刺激政策。例如，美国国会先后通过基建法案（2021年11月）、芯片和科技法案（2022年8月）、降低通胀法案（2022年8月）等，前所未有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补贴清洁能源和国货、扶持重点产业（如芯片）等。欧盟和澳大利亚对此表示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直言美国新出台的《通胀削减法》相关措施对欧洲企业而言“极具攻击性”，是在以损害欧洲利益的方式解决美国的问题，澳大利亚清洁能源委员会认为这是挑起产业领域的“军备竞赛”。
亚太自贸区的时代
那么，东亚模式下一步会如何发展？随着东亚国家的成功赶超，内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需求增强，这就对广域的经济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自贸区建设成为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危机反向成了自贸区建设的加速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相继爆发，抱团取暖、抵御风险的需要和稳定增长的需求叠加在一起，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各种区域性自贸体制的大发展。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功能发挥不足，受到普遍质疑，区域性和双边自贸区方兴未艾。这些自贸协定往往在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展开，它们的形成和实践，对WTO下一步的改革也具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曾是战后东亚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但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贸秩序的自主性不断提升，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各国纷纷提出倡议，打造新的亚洲经贸合作体制。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历经8年、31轮谈判，最终在2020年11月缔约，2022年1月生效。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构想。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宣布退出TPP，随后对中国、欧盟等展开贸易战。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路线招致各种批判。美国退出后，日本接力并最终促成了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TPP的改进版）的签署，显示出亚太各国深化自由贸易体制的决心。
目前，东亚已经进入多层次、自主性的自贸体制新时代。考验也接踵而至。新冠疫情对全球化背景下极其分散的国际产业链产生了重大影响，产业链重构正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重点。这意味着今后产业链布局的原则需要从“效率至上”转变为“兼顾效率和安全性”，供应链的本土化、区域化将得到促进。
对亚太新区域主义的思考
回顾从东亚模式到亚太自贸区的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第一，东亚（乃至亚太）经贸秩序的演化符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提出的文明的“挑战-应战”模式。两次金融危机从外部推动了亚太区域性自由贸易体制的形成；新冠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效率至上”的全球化模式带来警醒，产业链调整势在必行。这些举措并非“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合理化”。就像生产行为可能会造成负外部性，所以必须立法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样，健康的全球化也需要强化风险和责任意识，通过制度重构消除负的外部性。
第二，美国对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消极态度反过来促进了东亚经贸秩序的自主化进程。东盟主导了RCEP，日本在美国退出后，主导了CPTPP进程。
第三，亚太自贸区建设成绩斐然，但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经济的“领头羊”，目前只有中韩于2015年签订了自贸协定，亟需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步伐，改变东亚地区“小马拉大车”的现状。
亚太经贸秩序的自主化进程：进入“后美国”时代
亚太地区多层次、自主性的自贸体制的诞生与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关系密切，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RCEP构想和TPP构想相互促进的时期，二是回应美国退出TPP的冲击，走向自主化的时期（“后美国”时代），三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相继申请加入CPTPP，政治、经济、外交多个板块交互时期。而2013年正式开启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走走停停，相对停滞，亚太经贸体制“中心塌陷”问题凸显。三国之间的历史、领土、地缘问题以及伴生的民族主义挥之不去，成为深化经济合作的障碍。
“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但要真正进入“后美国”时代，并不简单。中日韩自贸区是一块试金石。
RCEP构想和TPP构想相互促进时期
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亚洲自贸区构想。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过“东亚经济集团”（EAEG）设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提出创建“亚洲货币基金”（AMF），以提高区域内国家金融体系的互助性和韧性，但因为美国阻拦未能付诸实践。1997年还诞生了亚洲广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构想。当时，中国提出“东盟+3（中日韩）”方案，日本建议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吸纳进来，提出“东盟+6”方案，双方分歧难以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形下，东盟率先与日本方案中的其他六国分别签订了自贸协定。但由于这六国之间没有自贸协定，东盟成了亚太贸易“中转站”，地位凸显。2008年金融危机后，建设区域性自贸区的紧迫性加强。2011年，东盟提出RCEP构想。随着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日本-东盟等自贸协定的成功签署，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2005年，新西兰、新加坡、文莱、智利四国共同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这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前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SEP。在美国的主导下，2009年底TPSEP被更名为TPP。美国的初衷是扩大出口，改变过度依靠国内消费刺激经济的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猛增，奥巴马政府制定“重返亚太”战略，TPP成为重要手段。2010年，8个国家（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率先启动TPP谈判。后来，马来西亚、日本加入谈判。2016年，12个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签订TPP意向性协定。
东盟的RCEP倡议和美国的TPP倡议叠加在一起，客观上使得RCEP谈判迅速升温。
美国退出TPP的冲击和回应：“后美国”时代的到来
2016年是英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收割政治的非常时期。在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而英国则通过了脱欧公投，英国和欧盟的贸易一体化体制破裂。自由贸易的两个大本营走向孤立主义。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美国退出TPP谈判，并对中国、欧盟（EU）等发起了贸易战。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转向令传统盟国大失所望。在亚太地区，各国抱团取暖的意识提升，TPP和RCEP作为亚太地区多边自由贸易守护者的意义凸显。
2017年11月，TPP改名为CPTPP（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谈判。2018年3月，11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协议，同年12月协议生效。2021年，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先后提出加入CPTPP的申请。同年12月13日，韩国也宣布启动申请加入CPTPP的程序。亚太自贸区建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尽管日本等国不断通报相关进展，并希望美国重返TPP谈判，但特朗普政府漠然置之。
2019年11月，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召开，宣布RCEP成员国已结束所有谈判并将在2020年签署协定。2020年11月，15国（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RCEP自贸协议。这是一个GDP、贸易额和人口各约占全球约三成的超级自贸协定。考虑到彼时全球疫情还在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流行，RCEP成功签署的意义显得更加重大，它给充满未知数的全球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值得一提的是，协议签署之前，中日韩三国与东盟之间的自贸协定已历经十余年，“零关税”商品已达90%以上。考虑到中日韩自贸区至今尚未达成，中日韩三国加入RCEP协定，不仅对RCEP有重大影响，也将促成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新格局。
中国申请加入CPTPP：经济和外交分析
中国先后与东盟（2004年签署《货物贸易协议》， 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签署《投资协议》，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韩国（2015年6月1日）以及澳大利亚（2015年6月17日）等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相比之下，RCEP协定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大型自贸协定，有利于中国拓展区域贸易和全球贸易。同时，中国也在加紧和欧盟展开自贸谈判，并于2020年签署了中欧投资协定。2021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
与RCEP相比，CPTPP是一个门槛更高的自贸协定：其一，RECP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比例为91％，低于CPTPP的95％～100％；同时，RCEP取消关税所需时间跨度较大（约92%的协定商品将在未来20年内逐步取消关税），根据日本瑞穗研究技术2020年11月的预测，RCEP协议之下，即时撤销关税的产品比例占日本对中国出口的25％，对韩国出口的41.1％。与即时撤销关税比例高达约九成的CPTPP相比，RCEP的关税效应的发挥，还需要很长时间。其二，RCEP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但各国可以将特定领域视为例外，相关规定比较宽松。其三，CPTPP在国有企业、环保要求、知识产权方面有更高标准。
CPTPP的创始国是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11国。新成员的加入需要现有成员国的一致批准。对各成员国来说，中国加入CPTPP是一个经济和外交绑定的大问题。出于各种复杂原因和对国际局势的观望，短期之内中国加入CPTPP并不现实。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加入CPTPP需要谨慎，因为一旦快速实现零关税，不少企业可能因为竞争激烈而被淘汰。
尽管各国存在各种经济和外交考量，不断拓展和提升亚太自贸区的范围和质量已成为共识。“后美国”时代的亚太经贸新秩序正在形成中。
RCEP和亚太经济前景
RCEP这个超级自贸协定会给区域经济带来哪些效益和变化？以下三点值得期待。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界也应该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
低关税效应。根据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估算，RCEP对GDP的推高效果约为15万亿日元，是CPTPP的2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员国之间原本的关税水平较高，协议生效后产生的经济效应自然也更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显示，包括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内的平均关税率，韩国为13.6％、中国7.5％、越南9.5％、印度尼西亚8.1％，均处于较高水平。预计10年后，中日韩间约七成商品将取消关税。20年后，成员国相互免税的商品将占86%～92%。另外，RCEP生效后，原来的双边自贸协定依旧有效，各国可以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关税条款进行交易。
域内贸易扩大效应。据联合国贸易发展署（UNCTAD）估算，RCEP对区域内贸易额有2％的扩大效应，增额420亿美元（其中，因关税下调、域外贸易转移到域内贸易的效益为250亿美元；成员国间关税下调带来的增进效益为170亿美元）。国别来看，日本受益最为明显。得益于日本优势产业（如汽车零部件、钢铁产品、化工产品等）的出口增加，日本受益约200亿美元。排在第2位的中国受益约110亿美元，第三位的韩国受益约70亿美元。
产业链合理布局效应。RCEP实施“原产地累积原则”——即使分散加工和组装，只要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部分属于15个成员国，且累积增值超过40%，即可享受相应关税优惠。这一规定有利于关联产业复杂程度高的汽车业，厂商可以适当分散布局，以降低疫情等各种风险。相比之下，美墨加协定中的汽车原产地规则要求必须有超过75%的部件产自北美地区，才可享受零关税优惠。
对中国来说，面对一个新的广域自贸体系以及产业链重组趋势，要有“危”和“机”的双重考虑。随着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一部分制造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不可避免会向东南亚转移，这个进程难以改变（过去也一直发生在东亚，是“雁形模式”的内在机理）。中国产业界必须有升级换代的能力，才能从容应对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挑战。所有发展中的问题都在呼吁制度和政策的演化，也就是深化改革。传统产业政策已落后于现实，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以制度红利替代传统要素红利（比如人口红利），架构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以迎接亚太新区域主义的到来。
这个制度体系的着力点是扩容增能。比如，围绕生育率和创新力，需要制定缓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培育创造性人才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科研政策；围绕活跃市场交易、扩大就业容量，需要完善中小企业的造血机制，加快实施金融创新；围绕增加内需，需要完善分配政策，实现分配正义（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社会主导的三次分配）；围绕在全社会弘扬契约意识和诚信原则，需要夯实法治社会的地基；等等。
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呼唤开放的制度。在这个亚太新时代，中国的核心作用不可或缺。
拜登政府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
如前所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向推进了亚洲各国自贸区谈判进程，也提高了“后美国”时代亚洲经贸体制的自主性。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都没有如有些国家期待的那样“重返TPP”，作为替代性举措，美国与日韩两大东亚盟国陆续签订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2012年生效）、《美日贸易协定》（2019年签订）、《美日数字贸易协定》（2019年签订）等。
2021年1月7日，约瑟夫·拜登就任美国总统。拜登时代的美国继承了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重返亚太。2021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亚峰会上提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力图把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农产品、环境等多种政策组合在一起，并扩展到整个印太地区。紧接着，2021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戴琪先后访问日本等亚洲国家。同年1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力访问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推销这个经济框架。
2022年5月，美国等13个印太国家和地区在东京正式启动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合作机制，成员国经济合计占世界GDP的40%。IPEF将专注深化美国与其亚洲伙伴在4大支柱上的合作，包括公平而具有韧性的贸易，供应链弹性，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脱碳，税收合作和反腐败。一般认为，印太经济框架具有很强的遏中色彩，如供应链重构（半导体产业是核心）、重要技术的出口管制、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的共同规则制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提出了名为“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的全球基建倡议，并在2022年7月召开的七国峰会（G7）上达成了一致。此前，2019年，美国也曾提出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于一体的合作网络——“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目的是打造高标准的基础设施项目。就目前来说，“重返更好世界”全球基建倡议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态势。
拜登时期的印太战略可以说是奥巴马时期“重返亚太”战略的演化版，体现出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了“安全和经济发展”兼顾。这里的安全，既包括传统军事安全，也包括经济安全。另外，尽管在美国国内，企业和农户都普遍希望扩大出口，但印太经济框架（IPEF）没有涉及降低关税，这让它显得缺乏吸引力。
在美国之外，虽然有国家对美国重返亚太感到高兴，认为能够遏制中国，但更多国家感到不安。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通用机械、电子设备以及基础设施的重要提供者，当然，这些国家同时也希望增加对美出口。中美脱钩将导致全球产业链被完全打乱，经济秩序陷入混乱，这与长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识背道而驰。遗憾的是，中美经过多轮高层谈判，尽管在2020年1月签订了《中美政府经贸协议》，但落实情况并不理想。美国对中国脱钩（主要是高技术领域的脱钩）已成战略方向。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困境
“小马拉大车”的东亚经济格局
中日韩分列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十大经济体。东亚最发达的三国之间缔结协议，无疑可以推动三国更快、更好地发展，并带动东亚区域的整体发展，最终走向东亚共同体（犹如当年的欧洲共同体）。然而，在种种复杂因素作用下，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长期受阻，RCEP也是在东盟的倡导下成立的，东亚“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一直未有改观。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三国自贸区构想。2013年谈判正式开启，历经16轮，但至今未取得成果。
RCEP签署前，中国自日本进口的“零关税”商品仅占8%，日本自韩国进口的“零关税”比例也只有19%。因为高关税，三国的域内贸易比率难以突破20%，远低于欧盟的64%、北美自贸区的50%和东盟的24%。
RCEP的签署首次将中日韩纳入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的自贸体制中。中日韩三国的GDP、贸易额占到了RCEP整体的80%以上。RCEP将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大幅增长，带来蓬勃商机。但是，要实现成员国之间90%以上货物贸易的零关税，需要20年时间，这对于中日韩三国来说，犹如“快马搭上慢车”，也就是说，仅仅签署RCEP仍然满足不了三国的发展需求。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曲折历程
中日韩自贸区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共同抵御风险，三国把自贸区谈判列入政策优先选项。2013年谈判正式开启，总共进行了16轮，虽达成不少共识，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3年3月，中日韩在韩国首尔举行第一轮谈判，同年7月在上海举行第二轮谈判。韩国于2015年3月宣布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成为创始会员国之一。2015年12月20日，中韩自贸协定生效。中国为韩国企业打开了市场，而中国企业则利用韩国和美国、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借道出口，减少目的地国的市场壁垒。不少韩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跻身世界一流，文化产业也有声有色，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实现合作双赢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然而，三国间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一直是经济合作的“隐形炸弹”。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的“国有化”。2013年2月，日韩围绕独岛（竹岛）问题关系紧张。随后又发生了安倍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12月）、韩国部署萨德系统（THAAD，2016—2017年）等一系列事件，中日韩三国的政治和外交风波不断，自贸区谈判走走停停，陷入僵局。
2017年，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为改善对华关系，表达了“三不”立场，即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系统，以及不发展韩美日三国军事同盟。2018年，中日关系也有了回稳迹象，两国总理实现互访，中日签署了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2019年大阪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晤安倍首相，达成十项共识。中日军舰还在2019年实现了友好互访。
2019年4月，在中日韩第15轮自贸区谈判上，三方同意打造“RCEP+”框架，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展开进一步磋商。但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强制劳工和慰安妇问题一直横亘于日韩两国之间。2019年7月，日本宣布限制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对韩出口，韩国则以废止日韩军事情报共享系统作为回击。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引发贸易制裁，并影响到安全领域的合作。自贸谈判停摆。
2019年底，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为中日韩经贸关系的提质升级定下基调。然而，新冠疫情不期而至，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和经济局势再度紧张。这一切使得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再次搁浅，直到今日。
2022年5月，韩国新一届政府开始执政。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中国《环球时报》、韩国《每日经济新闻》共同实施的“中日韩经营者问卷调查”显示，对韩国新政府的期待，日本回答比例最高的是“包括历史问题在内，改善日韩关系”（59.8％），韩国最高的是“加强韩美关系”（42.2％）。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难以平息，韩国企业希望借助美国摆脱困境，纷纷配合美国的“新经济框架”增加对美投资（比如，三星电子计划在美国建设半导体工厂）。
中国国土广大，产业链相对完整，但是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上受到美国的限制，改善中美关系也是重中之重。海关数据显示，自2020年来，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这是中美贸易摩擦下的表象。因为美国对中国货物征收高关税，迫使原来在中国生产的企业不得不绕道东南亚之后再出口，而从最终出口目的地来说，美国依旧是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一点短期之内不会改变。对日本而言，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是美国，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是中国。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日本一直试图在美中之间寻找平衡点。
美国虽非RCEP或CPTPP成员国，但其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后美国”时代的到来，并不简单。
日韩贸易摩擦和韩国的“国产化”战略
如前所述，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同时，日韩之间也出现了贸易摩擦和“脱钩”问题——韩国政府提出“国产化”战略，摆脱对日依赖。
本文开头提到，东亚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域内相互投资、扩大分工。日韩企业间一直存在很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在韩国的国际贸易收支中，最大的逆差对象国是日本，对日逆差比对沙特阿拉伯（原油进口来源国）的逆差还要大。原因在于，尽管韩国拥有半导体和显示器的巨大产能，如年销售额达10万亿日元的三星电子、年销售额3万亿日元的SK海力士和2万亿日元的LG等，但其关键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商来自日本。日本拥有以铠侠控股为代表的一大批半导体原材料和设备供应厂商。日韩之间在半导体领域是互补关系。日本提供材料和设备，韩国制造半导体、显示屏、智能手机和电视等成品。分工体制给日韩双方带来了巨额利润。
然而，围绕历史问题的政治和外交摩擦引爆了两国的贸易战。日韩半导体产业链曾经是国际分工合作的成功案例，现在却面临两败俱伤的局面。
日本对韩国政府在强制劳工和慰安妇问题上出尔反尔的态度表达强烈不满，认为已签订的两国间政府协议不能被简单推翻。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就二战期间日本强征劳工诉讼做出判决，韩国政府还冻结了《韩日慰安妇协议》，双方的信任降到冰点。日本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称，韩方在强征劳工、慰安妇赔偿等问题上频繁做出违背两国友好关系的举动，严重损害了双方的信任关系。2019年7月，日本采取对韩出口管理严格化措施，把韩国从“出口白名单”（出口可用于军事用途的产品时无需单独审查）中剔除出去。韩国认为此举攻击了韩国的核心产业，民族主义持续发酵，民间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韩国政府随即作出废止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诉讼等一系列反应。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大力提倡“国有化”战略，补贴相关企业。目的是提高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的国产化率，减少对日依赖。2021年5月13日，文在寅出席在三星平泽工厂举行的战略会议， 宣布未来十年将在税收、人才培养等环节投入510万亿韩元，推动“K-半导体战略”。
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离摆脱对日依存的目标还很遥远。国产化战略宣布后的两年中，来自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原材料进口继续增加，韩国的对日本贸易逆差反而扩大。三大关键原材料分别是：用于半导体电路生产工序的氟化氢、EUV用光刻胶（感光材料）和智能手机OLED面板保护材料氟化聚酰亚胺。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021年6月28日和8月9日）的报道：氟化氢的对日依存度明显下降，被三星电子的旗下企业的产品部分取代；EUV用光刻胶来自日本的进口增加，对日依存度持续超过八成；氟化聚酰亚胺的对日依存度没有明显下降。
相较两国政府，两国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更为务实。三星电子为了在半导体领域缩小与台积电（TSMC）的差距，一直谋求加强与日本供应商的合作。日本企业为了绕开本国政府的管制，应三星的要求，提高了在韩国的产能。东京应化工业位于韩国的光刻胶工厂的产能提高到了2倍。大金工业也打算与韩国企业合资成立生产半导体制造用气的新工厂。
尽管短期内国产化成效有限，但从长远看，韩国的对日依存度有望进一步下降。在高额补贴刺激下，三星电子、SK、LG等企业已投身半导体材料、设备等的相关研发。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后续发展值得持续关注。
日韩外交关系近两年出现了若干回暖迹象。两国部长级对话等渠道一直保持着畅通，日本后来放宽了对韩出口管制措施。韩国也续签了《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暂停向世贸组织提诉日本。2022年7月，韩国外长访日，新总统尹锡悦在8月的光复节致辞时表示愿意改善韩日关系。
结语：亚太新区域主义及其未来
总体上看，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亚洲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正在形成亚太新区域主义，具体表现为多层次、自主性的自贸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亚太新区域主义有以下特点：一是参加的国家不限于东亚，甚至也不限于亚洲，而是更广泛的亚太地区。一个“开放的亚太自贸区”正在出现。二是域内相互贸易和投资进程加快，有利于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这一点和既往的“东亚雁形模式”的发生机制相似，但由于涉及的地域范围更为广阔，产业链重新排列组合后产生的经济效益自然也更大。三是与欧盟不同，亚太自贸体系呈现碎片化“制度重叠”现象（成员国在不同类型的自贸协定间游走、交叉重叠），而不是像欧盟那样呈现整体设计、阶梯推进的态势。原因主要是东亚缺乏区域整合力——原本应该发挥火车头作用的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受到民族主义的阻击，不能发力。四是亚太地区多层次、自主化的自贸体系存在中日韩自贸区推进迟滞的问题，由此可能造成“中心塌陷”的后果。
广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有赖于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关系是国际合作这个金字塔的底座，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外交关系，无不如此。为了夯实这个基础，亚太国家间除了签订自贸协议，还需要开展广泛、持久的人文交流。对于既存的历史和领土问题争端，要有理有节地展开协商，建立各种层次的对话渠道。既要以史为鉴，也要合作向前。
事实上，战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历史和领土纠纷，甚至更为严重。欧盟成员国基于良好的愿景和务实的对话机制，实现了民族和解。在此基础上，欧共体和欧盟相继诞生。欧洲地域主义的范本值得亚太国家学习和借鉴。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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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金潼、朱旭：《东亚区域主义的缘起与未来——评〈经济区域主义的政治学〉》，《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
[3]陈云：《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模式”——分配正义的启示》，《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2期。
[4]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马孆：《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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